国王威廉……外表英俊，仪态威严，身体发福，身材高大，对荣誉傲慢而贪婪。他是一位陆地和大海的征服者。在王国之内，比起喜爱，人们更惧怕他。虽然他挖空心思地想获得财富，分配财富的时候却略显勉强。忠于他的人会得到提拔，得到财富和荣耀；背叛他的人则会遭到折磨，或者被逐出王国。他恪守规定地参加宗教法庭，对所有教会人士都极为尊重。
——萨莱诺主教罗穆亚尔德
通过独特的绰号和孤零零的罗马数字区分在位君主的做法，从未在英格兰真正地流行过。“无备者”“忏悔者”“征服者”和“狮心王”是英国历史中仅有的4个不会被张冠李戴的国王绰号。然而，在中世纪以及中世纪之后的欧洲，还有过一批“醉酒者”“口吃者”“魔鬼”“哲学家”“航海家”“捕鸟者”，有一些“英俊者”“秃头”“争论者”“残酷者”“殷勤者”“糊涂者”“胖子”。也许其中最有趣的是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一世（Romanus Ⅰ）的父亲（尽管他未被加冕），他一般被同时代的人称为“难以忍受者”塞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 the Unbearable）。然而，在这群歪歪扭扭、痴痴傻傻、摇摇摆摆的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中，只有两人的身上永远贴着最不体面的标签——“坏人”。这两人一个是纳瓦尔（Navarre）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另一个则是西西里国王威廉一世。
不能说新国王完全配得上这个恶名。他在去世约200年后才得到这个绰号，这主要是由于他没能克服两桩不幸的事。一是他完全比不上其父，二是他统治时期的主要编年史家抓住一切机会诋毁他。尽管《西西里王国史》（Historia de Regno Sicilie）作者的真正身份依旧是西西里王国历史中最难解的谜团之一，但是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①我们只知道他叫作雨果·法尔坎都斯，但是几乎可以确定这不是他的本名，实际上4个世纪之后才有人这么称呼他。他是一位复杂而又优雅的作者，所以最权威的爱德华·吉本才会说：“他的叙述简练明了，他的文风大胆而有说服力，他的观察很敏锐。他研究人类，研究人的感觉。”但是，他缺少两种美德：作为个人，他缺少宽容；作为史家，他缺少精确度。他笔下一页页都是恐怖的阴谋、反阴谋、诡计、刺杀和毒杀，比起这些故事，波吉亚家族（House of Borgia）的历史读起来都像是教人向善的道德训诫故事。雨果认为魔鬼无处不在，几乎把所有的行动都归结为某些阴险的动机，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恶人。但是，其中被写得最邪恶的是国王威廉。
记载中威廉的形象也不佳。除了钱币上的肖像，没有同时代的肖像流传下来。但是当时一部修士的编年史②说他是一个巨人，“浓密的黑胡须让他显得野蛮而恐怖，使人们非常恐惧”。他力大无穷，可以徒手拉开两个钉在一起的马蹄铁。我们得知有一次过桥的时候，一匹驮满东西的马被绊倒，而国王没借助别人的协助，自己就把马扶了起来。这样的特点肯定在战场上对他有利，他可以在战场上展示不败的勇气，而且按照当时的陈词滥调，他总是出现在战况最激烈的地方。但是这些特征不会增加他的受欢迎程度。
即便在肉体和军事天资上超过其父亲，威廉在政治能力上却远不如他。正如之前所有奥特维尔家族的人，罗杰二世一直对工作抱有很大兴趣。在任何时间，他都可以腾出手来去处理任何政务。他的儿子却完全相反。威廉出生时，他和王位之间还有3位兄长，威廉几乎没有在早年接受过政治和政府管理的训练，而需要肩负重要责任的公爵罗杰、坦克雷德和阿方索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过了。当兄长们英年早逝，30岁的他被推向王位时，他毫无准备。他懒散而耽于享乐，喜欢跟养在宫廷里的智士探讨艺术和科学，在宫殿里和后宫的女人们调情。按照一位旅行家的说法，这些宫殿像项链一样环绕着巴勒莫，它们是：法瓦拉和帕尔科，暂时在夏天待的米姆涅尔莫③（Mimnermo），后来威廉自己新修的豪华宫殿齐萨（Zisa）。而罗杰二世只会将一小部分休息时间花在这上面。他比父亲更像东方人，“东方”已深入他的骨髓。他在年轻的时候迎娶了纳瓦尔国王加西亚四世·拉米雷斯（Garcia Ⅳ Ramirez）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即位之后，他似乎对妻子或者妻子为他生的4个儿子都不感兴趣。他活得更像苏丹，而不是国王。他的性格是感性和宿命论的结合，也就是许多东方统治者的性格。如果能避免，他就从不做决定；如果某个问题有一丝自行解决的可能，他就不会去处理。但是一旦他受到刺激，采取行动，就会以惊人的精力去完成目标——夏朗东略显刻薄地说，这是为了尽快回到平常的享乐生活中去。
和父亲不同，威廉乐于将王国的日常事务交给大臣处理，这些臣僚几乎都是中产阶级的专业办事员和政府官员，他们的地位和升迁皆由国王一人控制，所以他们的忠诚毋庸置疑。他甚至尽量不插手他们的选举活动，只是简单地承认了父亲统治时期主要公职人员的等级和职位，仅有两个例外。
其中第一个是英格兰人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他的父亲或叔叔叫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或者勒布兰（Le Brun），曾效力于国王亨利一世。当时还是孩童的托马斯于1130年左右抵达西西里，他或许是作为随从跟随塞尔比的罗伯特而来。我们第一次听说他是在1137年，从那时起，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流传至今的官方文件中。④罗杰二世统治时期，托马斯似乎一直受到国王的信任和喜爱。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他在1140年绘出了王宫礼拜堂的建设草图。但是在威廉即位后，因为某些不甚清楚的不愉快，他失去了高位，返回英格兰，在英格兰成为亨利二世国王的施赈官（Almoner）。⑤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托马斯突然离开西西里不是因为国王的缘故，而是新任埃米尔中的埃米尔——巴里的马约（Maio of Bari）的缘故。马约的升迁是威廉对他的顾问队伍所做的（除了托马斯的离开）唯一重要的改变，也是他整个统治时期最为致命的举措之一。这毫不奇怪。马约已为王室服务了至少10年，已经达到了首相的级别，所以威廉选他代替不幸的马赫迪耶的菲利普，担任王国的最高行政职位。马约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巴里的成功的橄榄油商人和廷臣，而马约在年轻的时候接受了完整的古典教育，能够在高雅的宫廷文人环境中立足。此外，他还是一位眼光敏锐的赞助人，赞助艺术和科学事业。甚至有一篇他自己的作品流传下来：《论主的祈祷》（“Exposition of Lord’s Prayer”）。即便这部个人作品不算杰出，他至少学习过经院哲学和早期教父的作品，拥有令人艳羡的基础。但是马约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在新王在位的前6年制定政策的人是他而不是他的主人。他施行自己认为公平的政策之时，严厉、冷酷而坚定。他从不害怕受到他人讨厌，尽管他确实有时试图赢得他人的喜爱。所以，尽管雨果·法尔坎都斯等人严厉地批评他，但他的政治嗅觉无疑是敏锐的。在他眼里，威廉能在王位上坐上几个月就已经算很幸运了。
现在国内已度过10年的和平时期，但是还有很多男爵没有和西西里王国和解，尤其是普利亚的。罗杰残酷镇压叛乱的记忆开始消散。其他人将筹码押在罗杰身上，前往首都，希望获得权力或得到青睐时，他们感到失望。罗杰终其一生都不信任诺曼同胞。那些半文盲的诺曼男爵傲慢自大，追逐名利，只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其素质无望帮他们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中谋得肩负责任的职位。他们作为封臣的记录过于恶劣，所以他们无法在西西里岛得到任何大型封地。因此，当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撒拉逊人这些出身卑微，其族群也在他们眼中逊于诺曼人的人升迁到显赫的高位时，这些诺曼男爵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一边看，一边在心里燃起不满的火焰。经过多年的斗争，罗杰最终赢得了他们不情愿的尊重。但是，既然罗杰的铁腕已经不在了，那么麻烦可能也就不远了。威廉和马约都对此心知肚明。
然而，心知肚明不等于缴械投降。马约受过罗杰的训练，没人比他更清楚西西里政府的任何一部分落到封建贵族手里将产生什么后果。他一如既往地无情，将他们排除在外，而找来阶层和背景都与他自己相似的人，也就是找成功而专业的中产阶级，其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意大利人。似乎他不太愿意将希腊人安排到握有大权的职位上。他是意大利人，但他的家乡巴里却是希腊人口占多数的城市，所以他可能从小就对希腊人抱有偏见。但是在西西里，希腊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马约自己坐上的高位，之前都是留给希腊人的，这件事就能说明问题。而且这不可能在巴勒莫的希腊人中增加他的受欢迎程度。此外，西西里王国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种环境下，首相无疑会倾向于其他人群。
与此同时，有能力的人不断从西欧移居西西里，拉丁教会的力量也随之增长。不仅诺曼贵族屈从于巴勒莫的巨大吸引力，诺曼教士也是如此。威廉即位之时，绝大部分西西里的主教，以及大量在意大利本土担任主教的人，都半永久地定居于巴勒莫。这一无故缺席的行为后来愈演愈烈，甚至需要教皇干预。但是在此时，还没有几个人讨论这一行为，而马约将教会看作对抗男爵的主要帮手，所以加以鼓励。所以一批有能力的教士到了巴勒莫，其中有两位英格兰人将在西西里王国的事务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叙拉古当选主教（Bishop-elect）理查德·帕尔默（Richard Palmer），前切法卢总执事长、后来的巴勒莫大主教米尔的沃尔特（Walter of the Mill）。但是，这会导致教士团体在西西里政治实体中的影响力日渐增长，他们必定会给王国造成伤害。究其本质，这个团体不会容忍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不会容忍王国赖以建立的宽容体系。马赫迪耶的菲利普遭到迫害的时候，宽容的体系已经受到了第一次具有破坏性的打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进一步的打击也紧随而至，直到诺曼西西里的政治基础和哲学基础发生动摇，最后彻底崩溃。
因此，当“坏人”威廉在1154年4月4日复活节这天被大主教休第二次加冕的时候，在场群臣的正式欢呼拥护声或许是震耳欲聋的。但在此刻，他至少可以部分控制心怀不满的封臣。王国面临的直接危险并非来自他们，而是来自3个宿敌：西方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教皇国。威廉是不幸的，在他的统治时期，还有两位能力卓著的皇帝统治帝国，有12世纪最伟大的两位教皇统治教皇国。但威廉又是幸运的，他的敌人联合起来的话他就无法抵挡，但是他们之间的互不信任多于对威廉的担忧和憎恨。
他们有充分理由互不信任。腓特烈·巴巴罗萨当时还很年轻，仅有32岁，在当时德意志人的眼中，他是条顿骑士的个中翘楚。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长相不英俊，却非常迷人，在他红棕色的、厚厚的头发下，一双眼睛闪闪发亮。按照一位非常了解他的编年史家⑥的记载，他似乎总是在微笑。但是在随和的表面之下，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完全会为了一个目标而献身。他在致教皇的书信中简洁地说：“我的愿望就是恢复罗马帝国过去的伟大和辉煌。”这个构想没有任何妥协余地，更消除了任何与君士坦丁堡结盟的可能性。自1148年起，曼努埃尔·科穆宁就毫不遮掩地把南意大利看作拜占庭的领土。康拉德知道自己非常需要曼努埃尔的友谊，已经做好了划分领土的准备，并在去世时恳求自己的侄子执行同样的政策。但是年轻的巴巴罗萨却不认同康拉德的主意。即位不到一年，他与教皇在康斯坦茨签署了一份协议，按照该协议，不得允许拜占庭分割意大利的领土。如果拜占庭皇帝试图用武力得到，就会被武力赶走。两个帝国之间短暂的蜜月期结束了。
对曼努埃尔而言，康拉德的去世不只是意味着失去了一位朋友和一位盟友。因为他即将打响一场大型战役，意图为君士坦丁堡收复丢失已久的意大利行省，所以康拉德之死也代表着一次严重的政治倒退，腓特烈的行为不久就会展示这次倒退究竟有多严重。虽然曼努埃尔很快发现他不能再期望西方帝国提供任何援助，却不了解《康斯坦茨条约》的准确条款，认为还有分割意大利的可能性。唯有一件事非常明显：若他想夺回什么，就要用武力去取。德意志军队很有可能进攻威廉的西西里王国，如果此事成真，最好能有强大的拜占庭军队在场，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如果此事未成真，他就打算自己采取行动。所以，西西里王国的使者于1154年初夏来见他，想以归还所有希腊战俘以及所有安条克的乔治在底比斯远征中掠走的东西为条件，与曼努埃尔讲和，却被他全部拒绝了。新国王提出这样的建议，只表明他害怕帝国入侵；如果他害怕入侵，就说明他很弱小；如果他很弱小，就说明他会被打败。
分裂了两个帝国的相互猜疑，以及他们对西西里王国的共同厌恶，均完全被教皇所享有。尤金的下一任教皇阿纳斯塔修斯四世（Anastasius Ⅳ）是一个年老而无能的人，主要关心的事是自己的荣耀。他的在位时间很短，在1154年最后几天，他的遗体被安置在之前为皇后海伦娜准备的巨大斑岩石棺之中。数月之前，该石棺按照他的命令被搬到阿拉科埃利（Ara Coeli）的一座简朴的坟墓里。⑦他的继任者是一个才干非常不同的人：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Ⅳ），也就是唯一坐上教皇之位的英格兰人。
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Nicholas Breakspear）大约于1115年出生于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阿博斯－朗格里村（Abbot’s Langley），当时这座村庄附属于圣奥尔本斯修道院（St Albans Monastery）。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移居到法国，后来在阿尔勒（Arles）附近的圣鲁弗斯修道院（St Rufus Monastery）短暂地出任院长，在院长任上不算很成功。然后他前往罗马。因为出众的口才、能力和外表，他不久就获得了教皇尤金的关注。他很幸运，教皇是一位坚定的亲英派。教皇曾告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他发现无论给英格兰人指派什么任务，他们都能出色地完成，所以他喜欢他们胜过其他族群。但他又补充说，英格兰人行为轻佻的时候除外。不过，似乎尼古拉斯的品质里没有轻佻这一项。早在1152年初，他作为教皇使节被派往挪威，去重新组织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教会。两年后返回罗马的时候，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在阿纳斯塔修斯于当年12月去世后，这位有魄力、精力充沛的英格兰人被一致推选为继任者。
这是一个明智的人选，因为教皇国此时急需他的能力和力量。阿德里安即位之时，腓特烈·巴巴罗萨就已经越过阿尔卑斯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意大利战争。他一旦抵达罗马，肯定会要求教皇为他加冕。纵使他能得到教皇的加冕，教皇也几乎不会把他当作盟友来信任。鉴于腓特烈的绝对君主制的观念，教廷的担忧只会与日俱增。另外，东方的拜占庭帝国也有发动入侵的危险。在南方，威廉一世的西西里王国或许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阶段，但是它的外表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和繁荣。最糟糕的是罗马城的局势。因为尤金和阿纳斯塔修斯处事温和，所以元老院越发傲慢。同时，元老院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而有一位伦巴第修士在过去的10年中娴熟地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他此时已经在事实上成了罗马城的主人，他的学说极大地削弱了教皇的精神权威。
这位修士就是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他在年轻的时候曾求学于巴黎的学校，他的老师可能是巴黎圣母院的阿伯拉尔（Abelard）。在巴黎，他彻底服膺于新的经院哲学的原理，这种原理远离老式的神秘主义路径，更接近一种逻辑、理性的探询精神。对中世纪的教皇国而言，这种激进的观念颇具颠覆性。但是阿诺德把这种观念与一种更不受欢迎的特征，即对教会握有世俗权力的极度厌恶相结合。对他而言，国家必须享有至高权力，基于古代罗马法的公民法必须高于教会法。在他看来，教皇应该洗去世俗的浮华，宣布放弃权力和特权，回归早期教父的清贫和简朴。只有这样，教会才能与羊群中的普罗大众重建联系。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道：
阿诺德经常出现在卡庇托山和各种人民的集会中，到场演说。他公开谴责枢机主教们，认为被荣耀、贪婪、伪善、耻辱所困扰的枢机主教团不是上帝的教会，而是做买卖的房子，是贼人的巢穴，其中有头有脸的人只不过是基督徒中的抄书吏或者法利赛人而已。甚至教皇本人也名不副实，他不是传至宗徒的灵魂牧羊人，而是通过火与剑获得权威的嗜杀者，折磨各个教堂，压迫无辜的人。他们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是搬空别人的钱箱，填满自己的金库……罗马是帝国宝座的所在地，是自由的源泉，是世界的主人，想将枷锁套在罗马头上的人是不可原谅的。⑧
教皇自然会做出反击。他也自然利用明谷修道院院长作为先锋，按照后者无可置疑、无可撼动的信念，阿诺德的观点称得上恶毒。结果，早在1140年的桑斯会议（Council of Sens）上，阿诺德就与他的老主人阿伯拉尔在会上遭到谴责，被赶出法国。然而，他在1146年回到罗马。罗马元老院被他炙热的虔诚所感染，认为元老院对共和的追求也体现在他的精神中，于是敞开怀抱欢迎他。
另一名苦行主义者——尤金三世教皇或许暗中同情阿诺德，允许他回到罗马。被夏朗东描述为“热爱和平、性格温和的老人”的阿纳斯塔修斯，对阿诺德的大声吼叫充耳不闻。但是阿德里安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即位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阿诺德的支持者限制在圣彼得教堂和利奥城之内，他开始的做法只是命令煽动者离开罗马而已。不出所料，阿诺德不仅没有理睬，还允许他的追随者发动进攻。受人崇敬的圣普登奇亚纳教堂（Church of S. Pudenziana）的枢机主教圭多（Guido）从圣道（Via Sacra）返回梵蒂冈的时候受到攻击，因此负伤。教皇打出了王牌。在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上，罗马城第一次受到禁行圣事令。
这个行动需要莫大的勇气。这位仅仅做了几周教皇的外国人，对这座城市以及城中日益排外的居民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几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竟然凭一纸法令，将罗马城内大大小小的教堂悉数关闭。在此禁令之下，仅有新生儿的洗礼和临终者的赦罪可以进行，其余的仪式和圣事一概不得进行。没有弥撒，没有婚礼，死去的人也不能下葬到祝圣过的坟墓里。在中世纪，宗教还是每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道德封锁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此外，复活节快到了。这个基督教全年最重要的节日没有得到庆祝便过去的话，未免过于凄凉。更何况每年在节日中进城的朝圣者是罗马城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没有他们的话，城市的收入则更凄凉了。罗马人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到圣周的星期三，他们无法再坚持下去了，于是涌往卡庇托山。元老们知道自己失败了。阿诺德和他的追随者被赶出城，禁行圣事令被取消了，教堂里开始传出钟声。星期日，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得偿所愿，在拉特兰宫庆祝了复活节。
与此同时，腓特烈·巴巴罗萨正在帕维亚过节，并在当天举行加冕礼，戴上了伦巴第人传统上的铁王冠。就像之前的不止一位国王一样，他被北意大利城镇的共和氛围，被他们去除旧的封建义务、拥护城市独立和公社自治的决心所震惊。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此地进一步展示帝国的力量，所以推迟了原先的计划。米兰常年是叛军的中心，对他而言太过强大，但是米兰的盟友托尔托纳（Tortona）似乎是个软柿子。小城托尔托纳英雄般地抵抗帝国、帕维亚和蒙费拉（Montferrat）的联军，但是到围城战开打两个月后，水井已经干涸，居民口渴难耐，只得投降。他们为自己的英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生命得以保全，他们的城市却被夷为平地，片瓦不存。
复活节过后，腓特烈不能再推迟了。他迅速穿过托斯卡纳，罗马教廷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托尔托纳的命运已经传遍了意大利，亨利四世在70年前对格里高利七世的做法依旧没有被人们忘记。有几位老迈的枢机主教依旧记得，亨利五世于1111年在圣彼得教堂中抓住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将教皇囚禁了两个月，直到教皇屈服。在不断传来的所有关于新任罗马人的国王的消息中，没有任何消息显示他不会做出同样的行为。无怪乎教廷开始感到警觉。
阿德里安迅速派两位枢机主教往北走，前往帝国军队的营地。两人在锡耶纳（Siena）附近的圣奎里科（San Quirico）找到了帝国军队，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们向皇帝讲述了教皇最急切的愿望，请皇帝帮他们除去布雷西亚的阿诺德。阿诺德在坎帕尼亚周围盘桓了数周，最后到布雷西亚的一些男爵那里避难。腓特烈爽快地答应了教皇的请求，他跟教皇阿德里安一样，也讨厌阿诺德的激进想法，也欢迎这个能让自己展示实力的机会。他向一座有可能藏匿阿诺德的城堡派出部队，抓住了城堡的一位男爵，将他作为人质，要求敌人交出阿诺德。逃亡者立刻屈服于教皇的权威。两位枢机主教安下心来，着手下一项任务——安排教皇和国王的第一次决定性的会面。
会面的时间被安排在6月9日，地点是苏特里（Sutri）附近的格拉索平原（Campo Grasso）。会谈的开头对阿德里安而言可算是吉兆，腓特烈派出一大队德意志男爵前来迎接教皇，教皇走在前，他的主教和枢机主教跟在后。他庄严地骑行到帝国大营。但是，麻烦开始了。在此时，按照惯例，国王应该上前牵住教皇座驾的缰绳，扶稳马镫，请教皇下马。但是腓特烈没有这样做，所以阿德里安似乎有些犹豫。教皇自行下马，慢慢走向为他准备的宝座，就座。腓特烈在这时终于上前亲吻教皇的脚，然后站起来，想接受教皇回应的和平之吻。阿德里安却踌躇了，他指出，国王没有去请他下马，没有做这件之前的国王都会做的事，等于对使徒彼得和保罗不敬。除非腓特烈能弥补过失，否则就不会有和平之吻。
腓特烈拒绝了，他认为自己没有为教皇当马夫的责任。争论持续了两天。阿德里安不会动摇。他知道，这表面上只是一件礼仪中的小事，事实上却反映了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这次公开的违抗之举打击了帝国和教皇国关系的根基。不了解这一点，解释和争论就没有用处。令人惊讶的是，腓特烈忽然屈服了。他命令军队大营向南移动，搬到蒙特罗西（Monterosi）的近郊。6月11日早晨，两天前发生的事件又得到了重新安排。国王前去会见教皇。我们得知，皇帝在不远处牵住马的缰绳，扶稳马镫，帮助教皇下马。阿德里安再次坐到宝座上，等待腓特烈。教皇适当地回以和平之吻。会谈开始了。
阿德里安和腓特烈不可能完全信任对方，但这一事件或多或少地增强了彼此间的尊重，保证会谈在足够友好的氛围下进行。双方在康斯坦茨谈好的条件得到了确认。双方都不会单独与威廉、曼努埃尔或者罗马元老院进行谈判。腓特烈承诺保护教皇的所有合法利益。作为回报，阿德里安也宣布，若帝国的敌人在3次警告之后还要作对，就会遭到绝罚。双方的意向均得到确认之后，两人一同前往罗马。
从教皇国一方来看，已经不存在阻止腓特烈加冕的理由了。⑨另一方面，自罗马公社建立以来，还从未举行过加冕礼。罗马城此时会如何欢迎这位准皇帝呢？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而腓特烈最近在布雷西亚对阿诺德的处理让这个问题更棘手。不过，腓特烈和阿德里安心里的疑虑没有保持多久，他们一行距离罗马城尚有一段距离，遇到了元老院派来迎接的代表团，代表团明确表示欢迎他们一行。
主教弗赖辛的奥托当时可能在现场，他在笔下似乎逐字逐句地记载了所发生的事情。刚开始，罗马代表团的首领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演说，虽然他话里没有敌意，却夸夸其谈，自认为高人一等，表示正是罗马城造就了腓特烈的帝国，所以新皇帝最好仔细想想他应对罗马城承担什么道德义务。这里的道德义务明显包括保证罗马城将来的自由，包括提供5000磅黄金。
腓特烈打断发言者说话时，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话。所以奥托巧妙地指出，皇帝“没有预案，却并非毫无防备，他以一如既往的谦逊的魅力”，指出罗马城在古代的所有荣耀和传统都已经传给了他的帝国，传给了德意志。他来罗马不是要得到什么恩惠，而是得到本就应该属于他的东西。他自然会在有需要的时候保护罗马，却没有必要，也无意做出正式的保证。至于金钱，他会在高兴的时候提供。
因为腓特烈安静地做出保证，所以代表团放松了警惕。腓特烈询问他们是否还有别的话要说的时候，他们只能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们必须回罗马城听取指示。他们刚离开，教皇和国王就展开了紧急的磋商。阿德里安根据自己跟罗马元老院相处的经验，认为前面必定有麻烦在等着。他建议腓特烈立刻派出一支军队，由蒙蒂切利（Monticelli）的枢机主教奥克塔维安陪同，趁夜攻占利奥城，并用利奥城对抗敌手。他还谨慎地指出，不可能完全没有危险，如果想避开麻烦，他和腓特烈最好尽快行动。
这天是6月17日，星期五。两人达成一致时，事态紧急，甚至不像通常的那样等到下个星期日。星期六清晨，腓特烈从马里奥山（Monte Mario）骑马而下，从圣彼得教堂旁边的金门进入利奥城——他的军队早已包围了这里。教皇早在一两个小时前就已抵达，正在教堂的台阶上等待。两人一同进入圣彼得教堂，身后跟着一大群德意志骑士。阿德里安亲自主持了弥撒。在使徒墓之前，他迅速将圣彼得之剑束在腓特烈身上，为其戴上皇冠。
枢机主教博索·布雷克斯皮尔（Boso Breakspear），也就是阿德里安的侄子和为他作传的人，告诉我们德意志骑士拥向圣彼得教堂之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宛如惊雷从天而降。但是没有时间再办进一步的庆祝活动。仪式一结束，皇帝甚至未取下王冠，就径直骑马返回城外的军营，他的众多随从步行紧随其后。同时，在梵蒂冈避难的教皇也在等待事态发展。
此时才到上午9时。元老院正在卡庇托山集会，讨论何等上策才能阻止加冕，却得到了加冕完毕的消息。他们愤怒地发现自己被摆了一道，便拿起武器。不久，一大群暴民奔过圣天使桥，进入利奥城。另一些人则已经过了台伯河，来到台伯岛上，再穿过越台伯河区向北前进。天气逐渐热了起来。德意志军队被迫在夜间行军，又在几个小时前极为兴奋，所以此时已经很劳累了，想要休息，睡睡觉，庆祝庆祝。然而，他们接到了立刻准备战斗的命令。他们的皇帝不是在早上当着他们的面发誓保卫基督的教会吗？基督的教会正受到威胁。在那一天，腓特烈第二次进入罗马，但是此时没有身穿加冕礼时穿的长袍，而是盔甲。
罗马人的皇帝跟罗马人展开激战，从下午打到晚上。帝国军队将最后的叛乱者赶回桥那边时，夜幕已经降临。双方都损失惨重。关于德意志人的伤亡，我们没有可靠的数字。但是弗赖辛的奥托记载称，有几乎1000名罗马人阵亡或者淹死在台伯河中，另有600人被俘。他没有计算受伤者的数量。元老院为它的傲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说之前的事显示罗马人是拙劣的外交家，那么这次至少可以证明他们是勇敢的战士。必须承认，他们的怨恨是有道理的。之前为了加冕而到罗马来的皇帝，通常要向这座城市和城中的机构展示一些起码的尊重，即宣誓效忠其法律，顺从于人民的投票和欢呼拥护。这些事腓特烈都没做，他完全忽略了罗马人。他这样做的时候，罗马人的公社为罗马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公民自豪感，让他们意识到了罗马历史遗产的伟大和壮丽。罗马人之所以会招致惩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以非常不得体的方式对待腓特烈。腓特烈在苏特里跟教皇阿德里安达成的最初协议表明，他在其他环境下其实可以表现得更为顺从。
皇帝也为得到皇冠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胜利甚至不能让他进入古代的罗马城，因为等到次日太阳升起，台伯河上的所有桥梁都被封锁了，罗马城的大门也被封锁了。他和他的军队都没有做好围攻的准备。意大利的暑热在一个半世纪里一直侵蚀着一系列进攻罗马城的军队的士气，这一次再次带着疟疾和痢疾袭击了德意志军队。奥托充满感情地描述道：“水雾从城市周围的沼泽里升起来，从洞穴和城市的废墟里升起来，周遭的空气也变得沉重，形成了对凡人来说致命而有害的气氛。”唯一理性的做法就是撤退，而且因为教皇继续待在梵蒂冈也不安全，所以最好带着教皇和教廷一起走。6月19日，他再次拔营，率军进入萨宾山。一个月后，他径直返回德意志，将手无寸铁的阿德里安留在蒂沃利。
尽管在第一次会面之后教皇就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皇帝公开决裂，但他也有感到怨恨的理由。他亲自冒着风险，为皇帝举行了他要求的加冕仪式，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离开罗马后，他使出浑身解数想劝说腓特烈遵照最初的计划，直接去攻打西西里国王威廉。虽然腓特烈本人愿意照做，但他手下德意志男爵们的身体状况却不允许。他承诺尽快返回，到时候用一支更健康、人数更多的帝国军队把罗马人和西西里人赶到绝境。被腓特烈扔下，孤单的教皇流亡在外，尽其所能地坚持下去。
腓特烈·巴巴罗萨加冕的故事讲得差不多了，却还没讲完。因为在被加冕的皇帝和为他加冕的教皇之外还有第三个人物，虽然他没有在那个糟糕透顶的日子出现在罗马，却像这两人一样影响了这个事件。他就是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在意大利的历史上，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极为受人欢迎的领导者，他们是狂热分子中的天才，仅用个人魅力，就能如施展魔法一般完全支配追随者，令追随者毫不动摇。阿诺德就是这批领导者中的第一位。这种支配有时有精神基础，如阿诺德和300年后的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有时被历史的使命感所激励，如护民官柯拉（Cola di Rienzo）；有时却彻彻底底地是政治性的，如墨索里尼。这些人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失败了，都为失败搭上了性命。
没有现存记录准确地告诉我们阿诺德在何时何地受刑。我们只知道他面对死亡时的表现。他被宗教裁判所判处异端罪和谋叛罪。他在死前很坚定，镇定地走向绞刑架，没有丝毫恐惧。根据记载，当他跪下做最后的忏悔之时，行刑者也忍不住落下泪水。他们最终把他绞死，砍下头颅，焚烧了身体。为了确保人们不会拿走他的遗体来当作圣髑崇拜，他们把阿诺德的骨灰撒入台伯河。
无论他是对是错，作为殉道者，此荣耀可谓至高无上。
①见参考文献部分的主要史料的说明。
②Chronica S. Mariae de Ferraria. 这是另一部谜一样的作品，根据间接性的推断，它可能出自法尔坎都斯那本史书的作者之手。见Evelyn Jamison， Admiral Eugenius of Sicily， pp.278-297.
③至少这个名字出现在法尔坎都斯著作的早期版本中。不过，这可能是米内尼乌姆（Minenium）的误写。米内尼乌姆源自阿拉伯语的“Al-Menani”。这座建筑的遗存现在被称为乌斯奇贝内宫（Palazzo dell’ Uscibene），位于今天的阿尔塔雷洛（Altarello）村。它最初的结构或许能追溯到撒拉逊人统治时期，但是现在灰泥中的贝壳装饰肯定是在比较晚近的时候添加上去的。
④他出现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档案中，这体现了托马斯的重要性，也体现了西西里王国的政府使用多种语言的特征。1137年，罗杰二世为韦尔吉内山（Monte Vergine）的修士颁发特许状时，就说“per manum magistri Thome capellani regis”。6年后，一次边界冲突中就有一位判决者被称为“μάστρο Θωμᾶ τοῦ Βρόυνου”。1149年，他又以宰德布兰（Caïd Brun）的名号出现在名为奥斯曼（Othman）的大臣属下的文书官之列。
⑤Dialogus de Scaccario， Stubbs，Select Charters， Oxford， 1870.
⑥即洛迪（Lodi）的市政官阿西布斯·莫雷纳（Acerbus Morena），他和其父奥托属于北意大利的第一批不属于教士的历史学家。
⑦这座石棺现在位于梵蒂冈博物馆的希腊十字厅（Sala a Croce Greca）中。然而，海伦娜的遗体已经无迹可寻了。
⑧John of Salisbury, Historia Pontificalis.
⑨一位编年史家（Helmold，Chronica Slavorum）记载，腓特烈从托斯卡纳向阿德里安派出使者，正式请求为他加冕。他们收到了如下回应：“先让他为圣彼得取回普利亚的土地，这是西西里的威廉用武力占据的地方。取回之后他再过来，我们会为他加冕。”这记载属实的可能性很小。阿德里安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跟腓特烈争论普利亚的归属。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必定不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坚持普利亚应属于教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