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总结秦能统一的原因，说了八条：
一、地理优势；
二、农业和灌溉水平领先；
三、军事技术比较发达；
四、崇尚阳刚武德；
五、打破传统做得比较彻底；
六、吸收外来人才的决心最大；
七、统治者长寿；
八、高效率的行政。
这里面，第二条和第三条，作者自己也觉得不是很有把握。因为秦国重要的灌溉工程（郑国渠和都江堰）完成得很晚，距离秦统一不过二十五年，所以这个经济优势显然不占重要地位。至于所谓军事技术比较发达，更具体说是秦掌握了更“先进的冶铁技术”，则完全是一种猜测之词，作者指出，“这个理论没有被现代考古学所证实”。
剑桥的秦汉史是1986年出版的，这话反映的是当时的研究水平，今天更可以明白地说，这个理论已经被考古发现所否定，大量使用钢铁武器的是楚国、燕国、韩国，而秦军的装备，反倒是仍以青铜武器为主。
至于其他几条，当然大体上都是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八条里，没有说到人民群众渴望统一。这是比较审慎严谨的态度。毕竟，各种史料上都没提过这茬。从情理上推想，当时“统一”这个理念还比较高端，普罗大众恐怕也理解不了，更谈不上支持还是不支持。老百姓能理解的，是太平或者战乱。如果各国能和平相处，那就这么着也挺好。
美国学者艾森斯塔得研究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加和阿兹特克、古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当然还有古代中国等一系列“历史上的官僚帝国”，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尽管这些政权的历史文化背景极不相同，它们得以建立的模式，却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所有例证之中，建立这类政权的动力，都必然来自统治者——皇帝、国王，或者某些身居权贵的执政精英成员（例如罗马共和国的显贵之中的某些活跃能干的精英分子）。99
统治者有建立统一帝国的冲动，是很好理解的。说一段战国初年的轶事。学者田子方和魏国太子在路上相遇，太子给田子方伏地行礼，田子方却不搭理。太子火了，问：“富贵的和贫贱的，谁可以更嚣张一点啊？”
田子方回答说：“当然是贫贱的人不妨嚣张，富贵的人哪里敢嚣张呢！国君嚣张就将亡国，大夫嚣张就将失去采地。至于贫贱的士，说话不被接受，行为不合心意，就穿上鞋子走人，到哪里得不到贫贱呢！”说话嚣张的田子方，无意中已经说到了关健。士人能嚣张的基础，就在于随时可以“纳履而去”。而一旦天下一统，你还能到哪里去呢？
在古罗马帝国，有这样的名言。西塞罗对被流放的马塞卢斯说：“不论你到了哪里，记住你同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所以，暴君们如果不希望老是看到别人在自己面前这么嚣张，那他就必须造就一种无远弗届、至大无外的格局。可见专制政府的天性，必然包括追求统一。
大概，如果不是有什么力量来制衡统治者的野心，帝国将不断扩张吞并，直到统一已知世界，总是必然的趋势。
君主要想建立统一的帝国，必然受制于很多条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让自己的人民愿意为这一目标服务。如果守着我的一亩三分地，足以保障老婆孩子热炕头，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去帮助君主征战呢？
当然，通过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参军远征，但那样人民会出工不出力，真逼急了，还可能造反。也可以引爆精神原子弹，抛出一个伟大理想，让老百姓愿意为之无私奋斗和奉献（孙皓晖写《大秦帝国》，就是这么理解秦始皇的）。但这种动力，可以使人冲动于一时，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更实在的，还是要让老百姓觉得，打仗的获益更多更快。商鞅成功地设计了一种体制，除了帮助秦国建立起一个高效的行政系统外，也帮助秦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秦国的经济结构，却是非常失衡的。
李斯《谏逐客书》里有一大段，说你秦王要是只用秦国的土特产，不用外国的进口货，那很多东西都根本不能用。于是他列举了一大堆奢侈品。李斯的目的当然是在暗示秦始皇，你喜欢外国货，却不喜欢外国人，不是重物轻人么？但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秦王要过上显得比较有文化品味的生活，就必须大量进口外国货。
大体上，秦国的农业很发达，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也很发达，但是，它没有轻工业，尤其是，没有第三产业。从国家扩张的角度来说，也许这正是秦国体制的成功之处。再多的粮食储备，也只能保障生存，但不能提高生活质量。要想改善，到崎山以东打仗去，抢来的好东西就是你的，所以秦国人才有听说打仗如饿狼见肉的狂热。
这样，秦王和一个个普通秦人，就上下一条心，有了不断出击的欲望和冲动。当然，这有前提，就是被征伐的国家必须是个富饶的地方。一旦没东西可抢，统治者的雄心可能不会因此止步，但一般秦国人作战的动力，就大为降低。
这个道理，当然是被事实证明了的：扫平山东六国时，秦军何等横勇无敌，但到了南征百越北击匈奴的时候，面对那些蛮荒之地，秦国人的表现，就大打折扣了。
击百越，秦军本来是想速战速决的，结果被生产力还在丛林部落水平的越人，用游击战术拖进了持久战的泥潭，付出惨重代价才取得胜利。并且，秦王朝实际上也没有对新获得的土地进行有效统治。中原地区一发生动乱，滞留在南方的秦军就立刻主动切断了归途。诸侯亡秦、刘项争帝的动荡岁月里，他们只是冷眼旁观，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与匈奴作战虽然也取得了胜利，但为这个目的而进行的修长城、建直道之类的浩大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民力损失。历来，这是被当作秦灭亡的一大原因的。
商鞅变法，仿佛为秦国造就了最锋利的矛；而秦国，早已天然拥有最坚固的盾。这盾牌，就是秦国的山川形势。到汉朝，贾谊写他有名的《过秦论》，其中特别提到：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
所谓“被山带河”，山指崤山，河指黄河；所谓“四塞之国”，落实了说，四塞是指秦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萧关，北有散关，秦地在这四座雄关之中，所以叫关中。就当时列国争雄的形势而言，秦国很少会有多线同时作战的苦恼，仅在函谷关和武关，秦国会感受到六国的进攻压力，而其中又只有函谷关是主要战场。“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显然就单指函谷关而言。
贾谊的文学才华太高，说话气势太盛，容易给人感觉是辞腴意瘠，举例论证的时候，他往往也很不严谨。就如这一段，贾谊说从秦穆公到秦始皇，秦国的实力长期冠于诸侯，就很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到函谷关前的战斗，把秦军对山东联军的胜利描述得如此轻易，也夸张了。对较真的读者而言，如果他能把文章改得枯燥平淡一点，也许更能显出说服力来。
但其实贾谊的很多基本观点还是相当务实的100，他肯定仁义的作用，却并不信奉“在德不在险”的高论（宋代的儒生常常为此指责他）。上引这段的核心观点，“（秦国之君）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就只是老实承认，很多时候，人和其实不如地利。
迷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好人才能成为胜利者，看似体现了道德信念的坚定，颇具理想主义情怀。但照这观点推论，结果就是只好承认，胜利者一定都是好人，于是反而成了成王败寇的势利眼，只能沦为对胜利者的粉饰和谀辞。
作为一个汉朝人，贾谊对关中的防御优势肯定是体会深刻的。公元前206年，盛极一时的秦王朝覆灭，鸿门宴上的残羹冷炙，也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时摆在亡秦最大的英雄项羽面前的，就是怎么切分天下这块大蛋糕的问题。自己要拿大头，这是必须的，但到底哪块地盘才算大头，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人劝项羽，就留在关中当王最好，理由是：“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关中地理形势特别有利于防御，土地又很肥沃，在这里建都，可以成就霸业。这话项羽没听进去，他想回家，因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于是把出主意的人气得大骂：“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人家都说，楚国人就是穿着人类衣冠的猕猴，果然名副其实。
项羽火了，按照当时君主们的习惯，把这人丢进鼎里烹了。后来事实很快证明项羽错了。楚汉相争时，刘邦先抢得关中，然后以此为根据地与项羽相持。许多次，刘邦的军队被项羽打得溃不成军，但刘邦有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比后勤，项羽却耗不过刘邦。尽管项羽控制的地盘，其实比刘邦更大也更富庶。最终，失败抹脖子的，是项羽。
司马迁写《项羽本纪》，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第一条就是“背关怀楚”，思念楚国而背对函谷关，这是把形胜之地拱手让人。和项羽一样，一旦觉得自己已经控制了局势，刘邦和他手下的小弟们，也动起了大白天穿漂亮衣服逛街，回老家炫耀富贵的心理。关中这个战争年代的革命老区，他们其实是并不想再待的。
刘邦在当时的第一大商业都市定陶称帝，然后决定把都城放在洛阳。
这时，一个叫娄敬的齐国人，来面见刘邦。娄敬跟刘邦说：“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您把都城放在洛阳，莫非是想建立一个像周代一样辉煌的王朝吗？
这是捧。刘邦也就顺口答应：“然。”娄敬就说，您这个想法，可不符合实际情况。周朝已经出了好多代圣人，攒了大量的道德积分，这才敢把首都放在洛阳这个“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的地方。后来周朝道德积分降到普通水准，待在洛阳宫殿之内的周天子，对天下局势就失去控制了。其实娄敬还搞错了一个问题，周朝最有“德”也最有权威的时候，首都也根本不在洛阳，而恰恰正是在关中。
可见，定都洛阳，都是道德超人才能干的事情。然后娄敬就分析刘邦成就帝业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道德水平：
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
这是说，刘邦完全靠武力征服而取得的天下，得人心什么的，真说不上。然后娄敬就给刘邦重新推荐了关中：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㨫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㨫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照例，娄敬强调了关中防御形势好，兵源补充容易，粮食产量高这三大优点。他又打了个比方，说俩人打架，最好的攻击方式是掐人家喉咙然后猛击人家的后背。而控制了秦地，等于是已经在掐天下的脖子，猛击天下的后背。
这也是说，关中非洛阳可比，在这里想称帝，缺德点（当然不能缺到赵高、秦二世那份上）也没关系。刘邦还是拿不定主意，于是又去找自己的头号谋士张良商议。张良支持娄敬，除再次强调关中的形势和资源优势，张良还特别分析了在不同情况下，关中可以对关东采取的不同策略：
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列传》）
太平年月，关中可以慢慢从关东抽血；打起仗来，关中的军队出击，后勤不成问题。
到底，刘邦听了张良和娄敬的，把首都定在关中。这个选择的巨大意义很快就体现出来了。比如汉景帝的时候，声势浩大的吴楚七国之乱很快被扑灭。
不妨再做一回无聊假设：即使汉朝方面没有周亚夫将军的杰出指挥，这些叛乱的诸侯国也不大可能足以动摇汉政权的根本。他们的最大成就，也无非就是灭掉梁国（看过电视剧的也知道，汉景帝对梁孝王刘武没什么好印象，也许巴不得他被灭），推进到函谷关前。这之后的故事就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七国之军“困于阻险而不能进，汉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如此而已。
周朝的最后一位天子，是周赧王。“赧”是“惭耻之甚”，丢人丢大了的意思。这位天子丢人，也不光是指亡国而言。周赧王在位时间长达五十九年，光辉事迹没有，倒是留下来一个“债台高筑”的典故。他跟洛阳的老百姓借钱，债多还不起了，债主逼得急，他就躲到一个高台上。至今，洛阳城外还有一个小土墩子，传说就是这个债台的遗迹。
小说《东周列国志》里写这个故事，还添油加醋来了这么一段：周赧王预感到秦国将要伐周，决定先下手为强，约诸侯合纵攻秦（这事是《史记》里真有的），于是：
周赧王……命西周公签丁为伍，仅得五六千人，尚不能给车马之费，于是访国中有钱富民，借贷以为军资，与之立券，约以班师之日，将所得卤获，出息偿还。西周公自将其众，屯于伊阙，以待诸侯之兵。
但等了三月有余，诸侯的军队大多没来，天子也就只好班师。于是“富民俱执券索偿，日攒聚宫门，哗声直达内寝”。天子被有钱的老百姓逼债，历来是被当笑话讲的。
不是说这样的事中国才有，恰恰相反，此类事件搁欧洲，太普遍，太正常，所以不能算笑话了。尤其是小说里添加的那个情节，把天子欠债的原因，归结为为了打仗而借钱。把这一段放到欧洲近代早期以来（即公元1500年以后）的历史背景下，可以惊人地完成无缝对接。
进入近代的那一段，人家也是封建解体、列国争雄的局面，经常打仗。国王要想扩军，就得花大价钱征募军人；钱不够，就要加税；加税老百姓不干，就只好出售公职（搁中国古代叫“卖官鬻爵”，被认为是政治极端黑暗的象征）；出售公职还是入不敷出，就只好跟有钱人借；接下来自然就是钱借得太多还不了，然后国家宣布破产。
但是显然，把故事背景换成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个，这事儿都是不合理的。只有周天子这样落魄到极点的统治者，才会跟老百姓借钱。七雄都是堂堂大国，君主要钱，可以随便从你兜里拿；君主要兵或要人干活，可以直接抓壮丁。别说君主们更习惯的是直接加税、征用、没收而不是借钱，就是他真借了你的钱，你敢这么堵在门口跟他要吗？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百姓被国家的官吏逼得没地躲没地藏，这才是中国人习惯的历史事实。周赧王的那种衰相，是极端反常的现象。
欧洲这块小小的大陆（有人更会以轻蔑的口吻说，其实不过是亚洲大陆伸出去的一块大点的半岛），山算不上很高，但崎岖险峻，一道道山脉，切割出一小块一小块的平原，天然适合小国割据。在这种环境里，谁打谁都不是那么容易——也就是说，华北平原上的诸侯国必须累得筋疲力尽才能完成的防御工作，老天爷已经帮欧洲人完成了一大半。
在近代早期，欧洲也出现了一系列绝对主义的国家，王权神圣的主张，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鼓吹。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国王们是根脚不牢的，恩格斯就指出：
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的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101
这种情况下，要欧洲人甘愿牺牲自己的很多权益，用于国防建设，实在是不可能了。国王要想人来为自己打仗，那只有下大本钱雇用军队，而下大本钱的结果是，反而欠了人家的钱。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些国王都靠边站了。
而在战国时代的中原，拥有像欧洲国家一样防御优势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周天子的洛阳。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微弱到了极点，从军事角度说，七雄中最弱小的韩国，要吞并洛阳一带的小小土地，也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真要灭它，谁都得掂量掂量，因为：
西周102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
弱小的事实和昔日的荣光，反而构成周地的一道防火墙，在有信心扫平全部劲敌之前，哪个国家都觉得还是别动天子为好。
这种局面的影响是，周地挨打的可能性很小，而它显然又是没有能力出击打别人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利于社会力量发育的环境。洛阳的商业是很发达的，大量洛阳人已经把从事工商业看作最自然的选择，例如《史记•苏秦列传》里写道，苏秦游说失败回家，兄弟姐妹妻妾都笑话他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所谓“什二”，是商业利润的别名，因为当时普遍认为经商获得的利润是十分之二。值得注意的是，苏秦热衷于游说而不好好经商，被称为“释本”,也就是在洛阳地区，已经并不认为只有农业才是“本”，工商业仅是“末”。可见商业在洛阳一带所占的经济比重，已经大到什么地步。所以，周赧王借钱的对象不是列国诸侯，而是洛阳的老百姓。
显然，天子这片小小的王畿，不能代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并且一旦大局已定，这个经济特区，也就会被从地图上轻轻抹去。和欧洲各国形成鲜明的对照，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总体而言都是易攻难守的地方。
中国的地理形势，由高往低三级阶梯，六国的核心地区（首都及其周边）都在最低一级阶梯的大平原上。彼此之间，并没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秦国打六国很容易；二是六国之间，谁打谁也都很容易。所以，六国都很没有安全感。
这也是个连锁反应：要想不挨打，就要建立足够强大的军队；要建立足够强大的军队，就得同意君主增加税额和抓壮丁的权力；有了强大的军队，就发现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与其等别人来打不如自己去打别人；有一个国家热衷于进攻代防守了，于是别的国家也看样学样……
战争就这样逐步升级，慢慢地，国家对社会的汲取能力变得无比强大，统治者的权威被越抬越高，六国人相继割舍了自己的各项权利，以便以更大的力量投入战争。最终，是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战争机器。
早些年疑古风盛行的时候，很多学者倾向于怀疑《史记》中记载的战争规模有所夸大。这几年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研究更深了，不少人倒是回过头来，倾向于认为不能轻易否认《史记》里一些数据（比如军队人数）的可靠性。
专制与恐怖，往往互为因果。专制统治者热衷于制造恐怖，而缺乏安全的恐慌，自然也会成为专制统治的土壤。对六国而言，秦国是最恐怖的存在，所谓秦是“天下之仇,为了免遭秦军的屠戮和掠夺，对很多六国人来说，本国政府的横征暴敛，也就是可以容忍和接受的了。
被秦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专制的接受程度也就不同。紧挨着秦国的三晋显得比较急功近利，那里的学者也喜欢鼓吹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如荀子，韩非子更不必说）。而离秦国比较远，不那么强烈感受到秦国威胁的国家，社会力量相对就强大一些：如齐国还爱讲点个人自由，说说国君要受民意约束的道理；如燕国还能把君主禅让的主张实践一回。
由于六国也很容易互相攻击，所以即使没有秦国，大家也仍是不安全的。因此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秦国，在那个时代，走中央集权路线，总是大势所趋。
本书前面的内容，曾把齐国和秦国对比，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秦国在打造新社会的问题上走得最远；齐国旧社会的成分保留得最多，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文化上能构成真正对立的两极。更宏观地看，则两国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讲一个关于齐威王的著名故事：
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去治理即墨地区之后，每天都有人跟我说你的坏话。但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发现土地充分开发，人民群众生活有保障，政府办事效率也很高，东部地区因此很安宁。人家说你坏话，是因为你不给我身边人送礼搞形象工程。”于是封给即墨大夫一万家。
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去镇守阿地区，见天有人跟我说你好话。但是我派人去阿地区视察，发现田野很荒芜，人民生活很贫苦，当初我国遭到别国的进攻，丧权失地，你也没辙，甚至干脆就不知道。这是你给我身边人送礼，尽追求GDP数据漂亮了！”于是，齐威王就把阿大夫丢进鼎里给煮了，并连带挖出一个贪腐集团，也统统给煮了。
由此，我们可以谈到好多问题。
第一，这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就是齐威王很英明，不让老实人吃亏。阿地的大夫给齐威王身边的人行贿，让他们给自己说好话，完全是白费心机；而即墨大夫踏实肯干、只做不说的老黄牛精神，也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表彰。
第二，战国时代齐王的权威，一样比当年膨胀了好多。照西周、春秋的老规矩，那就是刑不上大夫。阿大夫太不像话，国君也不能杀他，只能指望阿大夫在贵族的尊严意识驱使下，回家自己抹脖子。而现在，齐威王却很干脆地把阿大夫给烹了。显然，国君能有这么大威风，让齐国这个很有自由主义风气的国家很不适应，因此齐国人对严惩了贪腐分子的反应，竟不是欢欣鼓舞，而是“震惧”。
第三，反过来看，要是搁春秋时代，阿大夫根本就不会跟齐威王弄虚作假。因为没有必要。按照封建社会的老规矩，大夫立家，这块地既然封给我了，那就是我的。这里的田野辟不辟，人民贫不贫，关你国君什么事啊！就是说，尽管称呼仍然是大夫，但是，这种大夫已经是战国意义上的官僚，而并非春秋意义上的贵族了。
贵族的采邑和封地，都是他自己的，干好干坏，享福吃亏的都是他自己。所以，只要这个贵族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他就会想法子管理好自己的地盘。
而官僚，仅仅是国君雇用的打工人员（民主国家也一样，只是雇主换成了人民而已）。干得好不是最重要的，让雇主觉得自己干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可以说，热衷于弄虚作假，乃是任何官僚体制的天性。
受监督机制和道德教训制约，这个体制的造假程度可能有别，但天性，却不会改变。
所以才会有阿大夫们这样不用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却热衷于讨好国君身边的人的情况出现；齐威王们才必须修炼出一双监督臣下的火眼金睛，不然他只能被愚弄至死。
末代齐王田建，据说他就是一个被臣下愚弄而亡国，最终活活饿死的国君。但此种弊端，在战国时期，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明显。何况国君们即使想明白了这一点，也会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付出的。
官僚对国君的威胁和制约能力，总归比贵族要小很多。前面说，在齐国，士人的力量相对君主的力量，有时“甚至看起来有点反客为主了”并不错，但毕竟只是看起来而已。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战国时代血流成河，坑一支军队、屠一个城市乃是家常便饭，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比当年更加没有保障，但被谋杀的国君，却明显比号称有“旧时代的温情”的春秋时代，少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