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右图所示,1978—1995年,智利经历了典型的通胀性去杠杆化周期。
泡沫阶段1978—1981年,智利处于泡沫阶段。大量资本流入,债务不断增加,股市回报丰厚,经济增长强劲,这些因素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促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周期。在这一阶段,智利的债务达到危机前的峰值,占GDP的145%,升幅为GDP的86%。在本案例中,很大一部分债务以外币计价(占GDP的32%),这使智利很容易受到外资撤出的影响。在泡沫阶段,智利的投资流入强劲,平均约占GDP的14%,这有助于其填补经常账户缺口(此时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11%)。在债务和资金不断增加的支撑下,智利经济增长强劲(增速达到7%),经济活力处于高位(GDP缺口达到11%的峰值)。此外,股票在泡沫阶段的平均年化回报率为36%,高资产回报率鼓励更多借债,刺激经济增长。因为智利的实际汇率达到了36%的峰值,其竞争力变成一个问题。智利面临这些泡沫压力,依赖外国资金流入,相关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局势。
萧条阶段最终,形势出现逆转,导致了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持续时间为1981—1985年。在危机前的最高峰,智利的偿债总额达到GDP的45%,这使智利容易受到冲击伤害,而此时其面临的冲击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智利的外资流入减少(资本流入降幅为GDP的40%),导致货币政策收紧(短期利率上调31%),货币大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50%)。同时,智利的GDP和股价均陷入自我强化式下跌,跌幅分别为14%和74%。此外,由于货币疲软,智利的通胀率高企且不断上升,在萧条阶段最高达到33%,这与其他类似案例相比是正常水平,尽管当时智利存在大多数导致通胀率螺旋式上升的典型“风险因素”(其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是智利长期忽视对通胀的管控)。智利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央行动用了外汇储备来维持货币稳定(外汇储备减少了53%),但最终决策者放弃捍卫货币。如上页中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尽管智利需要去杠杆化,但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了73%(年化增幅为19%),原因是货币贬值(这导致以外币计价的偿债负担加重),以及政府需要举借新债应对危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峰值)。
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处理不良资本流动:是允许金融环境收紧(这往往是解决危机必要的措施,但会带来痛苦),还是通过印钞弥补资金外流(这可能导致通胀)。在本案例中,智利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痛苦的去杠杆化阶段的持续时间略长于平均水平。之后,决策者实施了充足的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支出(经常账户余额增幅为GDP的11%),提高本国货币的吸引力。智利积极地管控金融机构和处理坏账,使用了9个典型政策工具中的5个。特别是,智利提供流动性,并购买不良资产。智利还受益于一项IMF援助计划,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左边的去杠杆化归因图所示,在这段调整时期,智利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129%(年化降幅为13%)。债务与收入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名义收入增加。同时,由于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在这段和谐的去杠杆化时期,实际汇率跌至–32%的低点),智利重新获得竞争力。其实际GDP在5年后达到之前的峰值,以美元计算的股价在9年里恢复。
智利1978—1995年分类图示附录
负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