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搭乘开往青海西宁的慢车，我需要先坐车去西安，途中我遇到了登山家克里斯•波宁顿297。他说自己来中国是为了攀登乔格茹峰，这座山峰位于珠穆朗玛峰附近，海拔几乎和它一样高。
“我们还期待遇见‘雪人’298。”他说。
他身体强健、勇气十足，扭头扫视周遭时如老虎般神气，一副青春焕发的模样。他脸上总是洋溢着纯真而坚毅的笑容，他是个快乐的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登山探险事业。他对待喜马拉雅山雪人的态度是认真的。在以前的一次珠峰探险中，有人拍到过’雪人’在眠龙冰河上留下的脚印。
“你要抓一个关进笼子吗？”
他笑了。他的眼里是不是闪过了一道光？他答道：“不，我们只想拍照。”
想来那一定很值钱。攀登23000英尺（7千米）的高峰可是一分钱都赚不到，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但如果能弄到一张喜马拉雅山大毛怪的照片，就可以成为新闻的焦点，还会有可观的收入。经费是登山者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波宁顿的登山队规模很小，只有四五个人，但却携带了四十箱物资，因此需要雇佣许多夏尔巴人299和牦牛来搬运。
同新疆的猎熊和辽宁的游钓一样，为登山探险配备物资也是中国旅游产业中的一项。
波宁顿说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山都没有被征服过，其中有许多海拔都超过了20000英尺（约合6千米），但他说在中国登山要花很多钱。
“比如，租一头牦牛要30元一天，”他告诉我，“但我很好奇，牦牛的主人能分到多少钱？”
我表示到了青海会找人问问，那里有很多养牦牛的人。
* * *
西安笼罩在一片冬日的迷雾之中，到处都是光秃秃、灰蒙蒙的。阳光下的城市朴素而单调，虽然城里的建筑平淡无奇，但它四周的城墙却雄浑古雅，城门上还矗立着气势恢宏的塔楼。事实上，西安的城墙似乎真的可以抵御入侵的军队。我又来到了兵马俑。跟上次一样，这里仍然透露出诡异的艺术氛围，陶俑的表情动作栩栩如生，宛若真人一般，真叫人匪夷所思，好像一支庞大的军队凝固在了时间里。卖古董的小贩们无聊得快疯了，因为现在是淡季，冬天很少有外国游客来这里参观。至于中国本地游客，看起来则更像衣衫褴褛的朝圣者。他们不会在这里花钱，因为根本没钱可花。他们的单位租了些破旧的巴士，把员工们一股脑儿都塞了进去，然后便拉着他们行驶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参观宝塔或陶俑。他们甚至认为外国游客住的酒店也值得多看一会儿。于是，他们就站在60英镑一晚的西安金花大酒店门口，看着老外们进进出出。天真的中国人至今仍以为，看老外也算是一种观光。
同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一样，西安并不干净，但街上却空无一物。中国人不爱冲洗街道，但却会不知疲倦地扫地。扫地并不能让一座城市容光焕发，它只会带来一片光秃秃的景象，让人看了心里不安，就像这个地方被人蹂躏洗劫过似的。
我走进城里的一些小巷，身边的院落里都是摇摇欲坠的房屋，潮湿而多尘的环境中飘来阵阵恶臭，同时夹杂着做饭的香味。我徘徊在亮着灯光的窗边，看孩子们做功课，看主妇们在灶台边忙碌。途中我遇到一家又小又脏的餐馆，里面的人围桌而坐，桌上摆着蒸锅和水壶。我很想进去，但是一个空位也找不到。早晨散步时，我给自己买了油条，这是一种经过油炸的面团，有点像长条形的约克郡布丁300，中国的行人常把它作为冬日的早餐。油锅一般都在户外，人们会在去工厂的路上买几根，然后边走边吃。
第二次来西安，我见到的是一个没有游客的繁华都市。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发展着同其他内陆省会一样的经济，主要经营工业和农业产品。兵马俑的发现让当地旅游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现有经济却也与旅游经济并行不悖。对待游客，中国奉行的是速战速决的策略——把他们运过来，陪着转一圈，再赶紧把他们运走。至于那种流连徘徊，不但要找便宜房间，而且只愿意四处乱逛、偷窥别人窗户的人，他们是不喜欢的。他们真的一点也不想我待在那里。但他们能做什么呢？再也没有保姆跟着我了。他们可不能一路追踪旅行者。到了中国之后，你或多或少都能在他们眼前消失一阵子。现在我成功做到了这点，而且一路上都有和我一样的老外，他们总是出现在当地邮局附近。我见到过不少身材高大、鼻梁高挺的老外，个个都是风尘仆仆的。除了交换眼神，我们之间没有更多交流，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灵魂。他们也在写关于中国的书吗？也许吧。似乎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而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在于，旅行者在书中自我表达的成分，往往要多过他对于所到国家的介绍。
三月的空气潮湿阴冷，即便是在周四的深夜，火车总站里也是人头攒动——那情形绝不是“拥挤”二字就可以形容的。我几乎无法从车站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这里的人已经密集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程度：有人在长椅上睡觉，有人在角落里泡面，有在人四处乱转，有人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还有人在给孩子喂奶。这是一个巨大的车站，但我仍然无处可坐点空间都没有。未来几小时，有八趟列车将要发车，而且都是长途客车，但这也不能解释此地的人潮拥挤。那么多人一起赶车的场面真让人震惊，但这对我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我便可以跟着大家走，而不用担心迷失方向。
在车上跟谁住一个隔间全凭运气，而我被分配给了三名军人。即便里面穿了厚厚的秋衣秋裤，他们的制服仍然显得很大。这几个人挺年轻，只有二十来岁，而且人人都有一张招人喜欢的脸。他们开始泡茶，同时彬彬有礼地说了些“很幸运和美国朋友同行”之类的话。
我说：“我想知道，你们是管自己叫'兵'还是'战士'？”
过去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毛泽东主义者们往往要对这两个词加以区分——有人告诉我“战士”是为大家所接受的称呼。他们对此表示同意，告诉我“战士”是经常使用的词，而且如今再也没人关心这两个词的区别了。顺便说一下，“同志”这个词已经不常使用了。
战士们缩进了自己的床铺，掏出爱情小说来读，读着读着就打起了瞌睡。
“这茶很好。”过了一会儿，一位战士边说边拿起了我的龙井茶。
“我喜欢喝绿茶。”我说。
“我们爱喝红茶，”他说道，“我曾经生活在一个种茶的公社。当时我太小，没法采茶，但我的父母亲会采。”
“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时被送去的吗？”
“确实是’文革’期间的事，但他们是自愿过去的。”他说。
就在这节卧铺车厢内，离我们稍远的地方，有一名男子在吸雪茄。那雪茄和丘吉尔的一般大，但吸烟者本人却很矮小，而我把他吸烟的行为视作一种冒犯。整个车厢都弥漫着烟味，虽然吸烟的确有害健康，却没人前去阻止。
“我讨厌这种烟味，”我对这名战士说道，“我想叫那人别吸了。”
听了我的话，战士变得不安起来。
“最好别去。”他说，接着他笑了笑——这是在告诉我：让我们假装吸烟的人不存在吧。
我正在读桑晔和张辛欣301合著的访谈集《北京人》。刚来中国时我在北京见过桑晔。这书读起来很愉快，它的内容很简单，却揭示了许多道理。通常大家都以为中国人高深莫测，但我觉得他们有时也很坦诚，对什么都直言不讳，完全不知道拐弯抹角，这本书则证实了我的想法。这就是它如此具有新鲜感的原因。
整夜都有人不停地进进出出，隔间的门也跟着开开关关。有个人连着打了好几小时呼噜，上铺还有个人一直没关灯。房门不时发出砰砰的声响，车厢过道上总有人聊天。站台上的夜灯偶尔将一条条黄色的光斑投进隔间，但不久我们又会重新陷入黑暗之中。早晨起床时，我看到下铺有个男人在小口喝茶。
“你要去哪？”他问。
“先到西宁，再去西藏。”
“你在西藏会喘不过气来的，因为那边海拔很高，呼吸非常困难。”
“我会尽力而为。”
我们进入了甘肃的峡谷区，眼前尽是黄色碎石堆成的土山，这是全中国最粗糙的地貌之一，如今我算是领略到了。这里没有树，除了浑浊的黄河之外，几乎见不到水。在去往兰州的路上，有一段铁路就是沿着黄河修建的。地上的土壤又干又脆，颜色和质地都很像放了很久的车打干酪302——就是在捕鼠器上放了整个冬天而且没人碰过的那种。
我饿醒了，于是决定去“登记”吃早餐。我花大概十二便士买了一张早餐券，他们告诉我七点半去报到，我便老老实实地照做了。时间刚到七点半，餐车里就坐满了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戴着头罩、身系围裙的女孩端着托盘在车厢里来回穿梭，一次又一次重重地把碗搁在桌上。车厢里突然一阵缄默，大家都不出声了，随即又响起一片狼吞虎咽的声音。他们像在织毛衣一样迅速地夹着筷子，过了一分钟左右，大家就起身把座椅推了回去，然后纷纷离开。早餐就这样结束了。
上午十点左右，黄河河道在干酪般的峡谷中变得宽阔起来，列车到达了兰州。由于以前来过这里，我并不想在此停留。趁火车锅炉添水的功夫，我买了一些花生在月台上边走边吃。我注意到大部分人都在兰州下了车，但上车的人极少。兰州刚下过小雨。中国的雨水总会让一座城市看起来比以前更脏，有时甚至会带来许多灰尘。兰州的雨便是如此，细雨过后的城市不但极其阴沉，而且相当干燥。等到蒸汽机重新启动，我们便再次出发了，火车开得很慢，一路上还有许多站要停靠。
大约50英里（80千米）过后，我们进入了青海省。有中国人告诉过我：“青海什么也没有。”这反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们的周围就只剩下了又大又滑的泥土堆——放眼望去，哪里都是成堆的硬土。窗外像一座没有边际的垃圾场，这是我在中国见过最贫瘠的地方——比内蒙古还不适合植物生长，甚至比吐鲁番盆地和甘肃的峡谷还要干燥。经过此地的是“湟水”，它几乎与“黄河”同音，但只是后者的一条支流，河水看起来有毒，无法充当生命之源，这也是此地寸草不生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当地人却找到了生存之道。他们用竹子搭框架，盖上一层塑料膜，做成了简易的温室。他们在温室里种蔬菜，青海仅有的作物都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夜间的温度会达到零度以下，所以要在大棚上加盖草席。白天时，阳光会透过塑料薄膜给它们提供温暖。但即便在正午时分，我也能在壕沟里见到冰。
他们太穷了，穷得连驴子和水牛都养不起。犁地时，通常是一个人在前面拉犁头，两个人在后面推，虽然弄得尘土飞扬，但又不得不继续往前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有人亲自拉犁头耕地。青海人还会自己拉推车和货车，完全用人力代替了动物。我感觉他们把地耕完之后，就会在犁沟上立起一片塑料大棚。
随着列车的行进，路边堆积如山的泥土越来越红，先是呈现出棕褐色，然后又变成灰色，直到上面爬满沟壑。再往前走，岩石代替了泥土，石头越来越多。然而，它们贫瘠的程度却丝毫没有减少。因此，无论是见到人们整理土地，还是看到这里有生命存活，都会让人觉得怪怪的：为了种庄稼，人们在田间劳动着——用铲子挖，用犁头拉，用耙子耙；红旗下的操场上，有学生在嬉戏打闹；不上学的孩子则用桶挑着水，或是在碎石间捡着煤渣。我还看见有个男人信步走在茫茫荒野之中，不但满脸笑容，手里还用皮带牵着一只蹦蹦跳跳的猴子。
住宅区由一片片低矮的平房构成，每栋房子都带有土墙围起的院落。建围墙似乎是这一带约定俗成的规矩。除了房屋，还能看到一些灌溉设施以及暴露在外任凭风吹雨打的菜园。然而刚到青海的这段时间，我最深刻的印象却是这里每一座村庄看起来都像一个劳改场。实际上，很多人正是通过劳改的方式开始了在当地的生活——他们最初是被送来青海受罚的。用当时的话说，他们要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然而，最后犯人却变成了开拓者。
车站标牌上有三种文字：中文、蒙文和藏文。我看不懂，所以全然不知列车已经走了多远，但它依旧在慢慢地开着。青海的面积比整个欧洲都大，但却空旷得很。树上的叶子落光了，没有一丝生气，一棵棵跟简笔符号似的，仿佛出自哪个小孩的画笔。地面上寸草不生，房屋和山峦是褐色的，河水是灰色的，岸边结的冰也是脏脏的。我们经过的这个峡谷有20英里（32千米）宽。由于见识过新疆的状况，如今我也有理由猜想：眼前的这些田地或许并不像看起来这般干燥，到夏季时它们可能也会变得绿意盎然。然而，身处这样一个棕褐色的、死气沉沉的世界总觉得怪怪的，目之所及竟然没有一样能吃的东西。它就像一颗死亡星球。眼前的风景可以吓坏来中国的游客，而中国人自己也会心生恐惧。在中国人眼中，它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它处于世界的边缘，什么也算不上。
同其他旅客交谈后，我确定北边的山脉就是达坂山，山的那边就是甘肃。有的山坡上凿有住人的窑洞，其中一些还修得挺精致，有门窗和简单的排水管道。我见到有人在窑洞的上层搭了阳台，阳台向外突出，代表着建筑的正面。
列车嘎吱嘎吱地行驶着，越往前走地势越高。我们现在爬到了海拔7000英尺（2千米）的地方，窗外严寒刺骨、空气稀薄，风力非常强劲。铁轨上方的悬崖间有许多窑洞，人们在窑洞的每一面墙上都凿了开口，将搁板和摇摇晃晃的梯子嵌入岩石之中。窑洞的居民中有的在坐着晒太阳，有的在晾衣服，有的在犁地——那些槽形的菜地，看起来就像是因为磁性而被吸附在山坡上的。除此之外，他们也做饭。与其说这是一座山，倒不如把它当作住宅楼来的容易些，不是吗？这根本不是悬崖峭壁，而是一栋大楼的西侧，最高的地方则是阁楼。青海就是穴居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