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工作:找不到职场意义的35岁高管

找不到职场意义的35岁高管

张志刚

211大学毕业,野鸡MBA,混迹于上海,经历过美、意、法、德,以及民营企业的折磨,走在创业路上,自认为年轻的文艺中年。

文中主人公David系前500强外企同事,其人对工作的热爱、思考之深常让我等觉得汗颜。

我与David年纪相仿,年近40。10年前我们曾是同事,离职后也一直保持联系。

去年年末,我们时隔两年再次见面,明显感觉他沉郁了不少。几杯酒下肚,他自嘲道,“这两年我3次裸辞,却还是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

以前他话不多,但这次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住了——

1

2018年之前,我是没感受过所谓的职业困顿的。

211知名大学毕业,工作之余还读了在职MBA。从猎头的角度看,也不乏过得去的职业经历——先后任职于知名法资汽车零部件和世界500强美资企业,继而是业内强势、有话语权的德资企业,再到业内隐形冠军德企某公司,跟随其在华拓展。30岁前,我已是500强外企里最年轻的部门经理;35岁前,做到了中国区供应链高级经理——这些年,我自认为运气不错,自己也比较拼,得到的一切不过是顺理成章。

然而,2017年的9月的一天,刚开过早会,我的直属领导——中国区COO[1]刘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简短寒暄几句,就开门见山了:“把你叫过来,是要和你通通气,我的工作要有所变动了。”

“刘总升职了,恭喜恭喜。”

“哦,也算吧!”他淡淡地一笑,“我会负责公司新成立的一个BU[2]。”

我隐觉不妙,刘总负责中国区工厂的运营,绩效连续几年都很亮眼,慕尼黑总部对其业绩和为人都赞赏有加,此前一直盛传刘总将会接任中国区CEO,现在怎会仅负责一个BU呢?

还没来得及仔细琢磨,刘总就将话题转到了我的身上,“集团外招了一个新的COO来接我的位置,虽然我推荐了你,大家也认可你的能力和业绩,但收购方有自己的安排……”刘总望着我,直言不讳地讲出了这个结果。我顿时心下一沉,疑惑、失望、愤慨、尴尬,一股脑涌了上来。

半年前,按照公司中国区的潜力人才接班人计划,我已经通过全方位的人才测评。此后,集团被一家央企收购,公司内部开始有组织架构调整的风言风语传出,但一直没见实际动作。2个月后,我那整整40页的中英文测评报告发到了集团HR总监、刘总和我的邮箱,结果也是不错的。此后,公司也开始有意让我以COO继任者的姿态参与到更多业务中。我满以为,晋升不过是时间问题。

而现在,一切计划都被打乱,恍若一梦。只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领导尚且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又能怎么样呢?

新任COO很快就职,D总,40岁左右,据说此前在某外企做亚太区运营总监,CEO亲自招的,闪电入职。我承认自己心有不甘,但出于职业操守和现实的考量,起初我也并未有抵触情绪。

没几日,运营交接开始了,我整理出现有供应链状况与绩效和D总做交接,刘总和HR总监也在。那天我打开PPT,刚说到生产计划的状况,D总忽然突兀地来了一句,“这边生产上工人有哪些是刺头?给我个名单吧。”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公司高管应该问的问题,或者,至少不应该是在这种场合问。刘总隐约笑笑,看了看一旁的HR总监,意味深长地说:“如果要找刺头,就一定能找出来的,不过我不建议这样去做。”

HR总监随即跟上,“是的,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嘛,就事论事。”

D总“哦”了一声,低下头去翻手头的资料了。这虽是个小插曲,但我暗自摇了摇头。

星期一通常是比较忙碌的一天,上午连着两个会议,回到办公室已是中午了。正准备去吃饭,我下面的采购经理闪了进来,似面露难色:“早上D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以后有事可以直接向他汇报。”

“嗯……”我有点意外,抬起头来,但马上意识到这不是表达意外的时候。

“我说您才是直接向他汇报的,我这样恐怕不太合适,但D总说都是为了工作,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采购经理字斟句酌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觉得有必要跟你沟通下。”

“这事啊,”我表面上尽量轻描淡写试图打消他的顾虑,“是我说过,最近自己出差太多,如果我不在的情况下,急事你可以直接向D总汇报。”心里却兀自一沉——才入职半个月不到,如果够聪明,初来乍到不是要先摸清状况、稳定团队吗?

思来想去,我自己言行并未得罪这位D总,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他知晓我此前是这个位置的后备军,欲除之而后快。不管怎么样,我决定当面找他谈谈,看是否可以缓和,毕竟,工作而已,不是来搞斗争的。

第二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找了个话题,随后直言:“D总,您刚过来,如果哪些情况还需要了解或我的工作有失误的地方,还请直接指出来,我好改进。”

“没有没有,我还准备问下你今年做的预算和人头数呢!”说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就说要去开会了,我追问向他汇报的时间,他也点点头,“再说再说”。然而,随后一周,他也没再提起。

再后来,类似情况频繁出现,公司悬而不决的事多了,气氛也慢慢变得紧张起来。人事变动相关的各种小道消息纷纷扬扬,几个经理也都面色沮丧,据说也都被D总叫到办公室挨了骂。很快,大家就寻找到了此前完全不适宜外企的“生存之道”:宁可少做事,也不能做错事。

即便如此,也总有超出想象的事发生。

一天下班后,COO助理跑到我的办公室,透露了一个秘密:上周五,D总私下问她,关于我的背景以及“负责的采购有什么问题没有”,助理莫名其妙,拣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回答。结果反倒被骂“不贴心”,D总威胁要把她换掉,随即还拉黑了她的微信。

我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顺利晋升,果然还是与这次收购后高层在人事方面的多种博弈有关,但这其中何尝没有中国区CEO对我的看法?而我也从这一幕预见了自己之后的结局——即便现在的COO不及格,也不意味着我可以取而代之。

思虑再三,我递交了辞呈。

消息传得很快,好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闻讯来劝我。汽车事业部的生产总监老崔说得更直接:“我在这家公司待了12年了,来来去去看得多了。你人不错,相信老哥一句话,忍一忍,不要浪费了你的前途,这家伙(D总)乱来一气,待不长的。”就连德国总部的集团COO得知情况后,也临时调整出差计划提前来到中国,找我单独聊了半小时,说如果我的离开是中国管理层的意思,他将一票否决并“Fight for me(为我争取)”。

但当时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蹚这浑水了。自然,诚如老崔所说,3个月后,D总就被撤职了。

2

辞职后,我带家人去了一趟海南,平日和妻儿在上海,正好趁此机会和父母共同出游。11月的海南很舒适,躺在沙滩上,看着潮起潮落,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外企生涯,似乎也到了一个可以改变的时候了。

之前一路高歌猛进,这一两年倒是在原地踏步。如果再找一家相同的外企,做差不多的内容,熬几年期盼升职,有意思吗?况且,如今外企确实不比10年前。反观民企,也越来越规模化了,何不试一试?妻子听了我的想法,虽有些担心,但还是表示了支持。

年后,我就接到一个猎头公司的电话,说外地工程机械行业一家大型民企在找集团的供应链部长/总监。历经猎头来回沟通、董事长的单独面试、分管运营的副总裁及部长的面试,再走完背调流程,3个半月后,我终于拿到了这家公司的offer。当时我还想,这算是我职业生涯中历时最长的一次跳槽,可我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2018年“五一”过后,我正式报到。

入职手续就办了2个小时,签保密协议、竞业协议、劳动合同。其他流程更是混乱,每一件事都需要找不同部门的人,而在和每个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的反应显然说明这里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流程。

相较之下,在外企,几乎能在新员工入职前一周就将信息分发到IT、行政和业务部门。入职当天,根据一张完备的流程表,能在小半天内迅速完成入职程序,当天就开始办公。等到中午,入职程序依然未完成,我被交给了一位同事,介绍称是营运部的小陈,先带我去办公室。

这是一栋年代颇为久远的楼,穿过幽暗的走道,两侧办公室全部房门紧闭。当我坐在笨重的老式皮椅上,看到被蹭得肮脏的白墙、积满灰尘的座机和面前空荡荡的办公桌,忽然有点怀疑,自己这个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临近中午,小陈敲开我办公室的门,“李总,我带你去食堂吃午饭吧。”说实在的,第一次被这样称呼,我非常不习惯,但想了想,也实在没法让他改口。小陈年纪比我还大,一路闲聊,得知他原是一位副总的司机,人热情又手脚利落。后经副总协调,调动到运营部做些杂七杂八的事。

走进餐厅,布局类似大学食堂,里面黑压压地排满了穿着蓝色工作服的车间工人和办公室同事。我正准备找个地方排队,小陈却径直把我领到了一个楼梯口,向上一指,“李总,总部你这个级别的领导在上面的小食堂吃饭,员工在下面的大食堂。”

二楼的小餐厅与一楼由工作人员打饭不同,是自助式的取餐,我刷了卡,端了盘子找个地方坐下来后,忍不住感慨,自己的确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在公司待了一周,到总部的各个部门都去拜了码头,总算基本连上线了。

我原本的计划是去下面各个工厂跑一跑,了解公司实际的供应链运作状况。便问小陈公司出差要填什么申请。不料小陈却说,不用,省内他开车送我去,“下面的工厂地址分散,不好找。您第一次还不熟,我带您。我让公司人事部门也通知下工厂,这样会好些”。我本想拒绝,但转念一想,自己还不熟悉内部流程,也就没有坚持。

次日一早吃完早饭,我刚走出公司高管宿舍的门,就见小陈从一辆停在对面的别克商务车里钻出来。我有点意外:“这么早,不是说好在公司碰头吗?”

他嘿嘿一笑:“反正我也睡不着,干脆就直接过来了。”

说快也不快,一路高速3个小时才到,下高速一转弯,就看到了公司的大LOGO,这就是集团的生产基地了。车行到门口,门卫“唰”地敬了个礼,电动门徐徐分开,一行五人正列队等在公司办公楼下面,打头的一位满脸堆笑。下车后小陈介绍是工厂的唐总。

“李总,欢迎来指导。”唐总热情地伸出手,转头骂了句小陈:“你小子不仗义啊!这么长时间也不请李总先到我们工厂来视察。”其实从我正式入职起,满打满算还没到两周。唐总介绍一旁的同事,基本都是该公司的“要员”,其中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看年龄得有60多了。唐总介绍,“这位是公司的纪委严书记,以前是我们市的文化局局长。”

随后唐总大手一挥:“请,我们先到办公室喝口茶?”唐总在前一路引导,我走在后面,一行人跟在后面鱼贯而入,分宾主在偌大的一个会议室里就座,会议室中间还摆着水果。见我们坐定,一位阿姨赶忙过来将放了绿茶的杯子里倒上开水。

我心里琢磨,其实自己无非是来工厂熟悉下情况,犯不着这么兴师动众的。但小陈肯定事先和总部行政沟通过了,总部的人事又通知过工厂,这就成了一次“接待任务”。

随后,唐总安排了负责生产、质量和运营的副总经理给我介绍各条生产线、实验室、仓库等,带着我逐一过了一遍,各个模块的经理也都与我详细地聊了聊,很快就到了下午5点半了。唐总定了包房,力劝我晚上不要走,大家为我接风一醉方休。我以明天一早有会,要赶回去做些准备婉言谢绝了,一行人依旧像迎接那样,逐一握手互道感谢,把我送走。

随后的其他几家工厂调研,我特意没让小陈再提前通知,但似乎也都一样。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觉得这哪里是熟悉情况,分明是机关领导搞视察嘛。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工作,CEO办公室忽然发来一份接待通知:五粮液集团副总朱总一行六人明天下午要来拜访,根据接待规格为“第二级”——相应由集团副总裁刘总负责接待,而接待路径和人员中赫然出现了我的名字。

我大惑不解,这与我业务内容应该不相关的,怎么我还需要参加?电话打到总经办,小姑娘直言:“李总,据我所知您不需要准备什么,只是常规拜访,按照集团的规定,这个级别客户的接待,部分总部高管需要陪同参加。”

这倒是第一次见,不需要知道拜访的内容,就随同参加就行。抱着一丝好奇,我参加了这个我在外企多年、几乎没有过的与业务无关的纯接待任务。

那天,客人在公司待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驱车前往预订的酒店,觥筹交错自不待言,晚宴一直到晚上10点才散去,宾主尽欢,我也喝得微醺。

本以为这是特例,殊不知后来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应酬,接待的部门的人员也五花八门,大众集团、中车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也有经信委、外经贸等等,零零总总不一而足。那几个月里,我喝了职业生涯中最多、最频繁的酒,见了职业生涯中最多样的公司和政府部门——但那里面没有任何一个酒局与我负责的业务相关。

日子就这样到了9月,我内心开始升腾起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表面上,我耳闻目睹全是各种“总”,走到哪里都会有接待,有簇拥;而这个人是不是有真正的才能,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似乎也不是能够让大家关注的点。作为一个总部的业务负责人,大家所期望的是你在总部的话语权,是资源层面上的支持和倾斜。我所得到的尊敬,更多是平台赋予的。

重新复盘自己过往的经历,我依旧认为,自己曾经得到的赏识和尊重,与所处的平台固然有关,但很大程度上是还是取决那些实打实拼出来的业绩。

“业绩、专业和责任感,是能够获得职业尊重的唯一。”——这是我在长期的外企经历里,已经深深被烙印,融化在我的职业价值里。相反,在这里,可能“做人”才是第一位的,适应公司的文化和规则,维护好工作相关的人际网络才是关键。至于业务能力,可能至少是两年后的事情。

然而,让我花上两年以上的时间,以牺牲业务能力的代价来建立这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接受并融入这些文化和规则,虽是生存关键,却让我倍感荒唐和虚幻。更何况,时间上也耗不起啊。

当然,如果是打定主意职业下半场就要与这个平台绑定在一起,这么耗下去也未尝不可。只是,我心里还是有个声音,提醒自己“这不是你想要的”。犹豫再三,那声音还是占了上风。于是,入职刚满5个月,我跟董事长提了辞呈,在众人诧异和惋惜的眼光中,带着一车行李,我重新回了上海。

3

如同大多数在外企待了数年出来的人一样,我既想创业,又总觉得项目时机、准备工作还不成熟;想重新回公司,却又说服不了自己回到老路上。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机会,把所有之前没来得及看的电影、电视剧、书都统统看了一遍,一晃3个月就过去了。虽然粮草拜前些年积累,撑个半年一年也没问题。但心里的焦虑却如野草一般,开始漫山遍野生长起来。

其间,约前同事一起吃饭。他原本在一家小公司,刚刚经历一个项目失败,老板自己的问题,因为怕被公司开除,就让他背了锅。出来后也动了心思想自己干,可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交织着前途的未知,进退为难,很是焦虑。我跟他干了一杯,说,我也一样。

我的焦虑,既来源于中年来临的职业处境,更是因为我依旧没有想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在这样的迷茫中,春节我接到了一家公司发来的面试邀请。创业型企业,过了C轮,希望找一位在外企有过全面而丰富经验的供应链负责人。我想试一试,对方很快就发来了邀约。

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我足足面试了5次,几乎见过了公司的所有的创始人和核心管理团队。这也好理解,一则,没有人真正懂得供应链,多个人来把关,自然不容易出岔子,即便不合适也是团队一起来招的,法不责众;二则,与核心团队都接触下,之后也能让我更快融入。

现在看来,如果说之前的国企,我只是觉得像是温水煮青蛙,可能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无益,那这份创业公司的经历着实挑战了我不少的底线。

公司的CEO年纪比我小,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的基层职位做了两年就与人合伙创办了这家企业。第一次与CEO的面试中,他几乎一言不发,途中时不时拿出手机拨弄一下。入职之后才知道,这就是他的习惯,后来工作汇报中也时时如此。

工作多年,我曾汇报的对象有外企工厂总经理、集团副总裁、百亿民企董事长,各有习惯和脾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尊重人方面都有基本的底线。外企是文化和制度使然,而民企则更多基于创始人的格局和人情练达。虽然提醒自己不要过于在意这些细节,但心中还是隐隐有些不快。

除此以外,这里的加班文化也让我颇感困惑。一天下午6点,对面的采购经理过来,悄声跟我请假:“李总,我今天早点回去了,老人在医院,得过去看看她。”

“好的,”我笑了笑,“不是5点半就能下班了吗?还用专门过来说啊?”

采购经理却尴尬地笑笑,我抬头一看,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埋头在格子间里,乌压压一群,毫无下班的迹象,我心说996果然是创业公司的标配啊。

接下来一个周,我发现不到晚上8点半,办公室几乎没有人离开。专门花了点时间仔细梳理了部门每个人的工作,我却惊奇地发现工作量其实并不大。

公司的加班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应付其他部门的紧急要求,而这些要求,往往是由于上一道工序没有做完整或者没有一次性做好;没有一次性做好在于沟通不畅而时间又太赶;时间太赶的原因又在于平常“救火”消耗太多——譬如时间紧迫,研发对客户的需求没有理解透,导致频繁的设计变更,变更又会造成供应商的生产和供应问题,连锁导致交期的紧张;再譬如沟通不畅,之前没有准确的消息,一旦信息传到部门来时,却已经是客户十万火急了。

如此看来,这不就是典型的恶性循环吗?

在部门周会上,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要看结果,不看苦劳,强调加强协作,要一次做对来提升效率。很快,整个团队加班就减少了,士气却明显高涨了不少。

然而,一个月后,HR总监找到我,几句寒暄后转了话题:“最近有其他部门反映,他们有急事要配合,结果找不到你们部门的人。”

“是吗?都是什么事,真有紧急任务可以直接找我啊。”

“哎呀,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搞不清楚你们业务上具体的事情,”她隐约有所指,“你们团队下班好像都比较早吧……”

我一下子明白了,其实具体并没有什么投诉,只是在HR看来,我们部门并没有严格遵守“996”的公司潜规则。而我似乎是打破了公司内某种心照不宣的平衡了,没有人会在明面上否认我们要的是效率和结果,但结果很难短期被量化和看到,但加班则不同——宁可一个表格加班做3个小时,至少,在公司能被大家看到。

我只能苦笑,想来最不应该讲究形式的公司,却最在意表面的“努力”和“奋斗”。而类似这样的“形式”,在公司里随处可见。

公司管理层每周会开业务对接会,时间就定在中午12点。第一次参加我很是诧异:不大的会议室,满满当当坐了11人,围着办公桌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开会,空气中满是菜和饭的味道。

我以为只是偶尔为之,后来才发现,会议总是定在午饭时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开玩笑问HR,得到的答复却是:“大家的时间都很难凑,只有利用吃饭的时间了,反正可以同时进行,也不影响。”

我一时间竟然无话可说。就好像不“996”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创业公司一样,如果不在吃饭的时候都开会,怎么体现出“争分夺秒”“筚路蓝缕”的创业氛围呢?

虽然我依旧认为,任何不追求结果的过程,都是形式主义。

日常工作中,大家几乎不用邮件沟通,钉钉和微信就成了唯一的沟通工具。

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临时拉个群;有单独的话题,就再拉个群,为了搞清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时常得前前后后翻上几十页。

没多久,我的微信和钉钉群就达到了60多个,好多甚至都是同一拨人。生活从此成功地与工作完全融为一体了。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回到家也离不开手机——晚上九十点还有老板或其他部门的同事在群中发声,不回自然是不合适的。绝大多数时候,也并没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身心却时时刻刻处在待命状态,让人着实有些疲惫。

有一段时间,我将信息设置为每天晚上9点后免打扰,同时强迫自己不去看手机。仅仅不到3天,HR总监便用开玩笑的语气委婉地提醒我,“大家都在群里讨论,就不见你发声,你是新同事,要加强与大家的互动,融进来啊。”

实际上,大家所谈的事情每条我都看过、考虑过,这些事放在工作时间,当面沟通可能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安排得明明白白,可在微信中,至少要用将近1个小时来来回回。我又一次痛切地感觉到,不同的文化和做事习惯的适应实在让人痛苦。

在一次回家途中,开车在外环高速上,群里催得紧,我见缝插针回复问题,旁边突然冲出一辆土方车,我明显感觉得到车身强大的气流,猛地打一把方向盘,一个急刹差点撞上路边的护栏,车停了下来,我握着方向盘大口喘气。

那一瞬间,我的情绪一下上来了,心里既后怕又愤怒——没完没了的加班,不得不回的信息,我真是他妈的受够了。

我甚至想,是不是撞上了路边的护栏会更好,这样也让公司觉得这么做有代价。但我立马就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怎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不间断地工作出了车祸,受伤甚至危及生命的是你自己,公司却不会因为这个受到任何惩罚甚至做些许改变。

我也终于明白,自己不能再继续接受以健康和安全来换取报酬的工作,也实在无法说服自己,认可看似忙碌、实际效率低下的所谓996的创业氛围。那种完全混淆了生活和工作界限的全天候待命的状态,更不是真正的投入。

第二天一早,我就提交了辞职报告,虽然入职尚不满8个月,出于职业习惯,我主动提出额外延长2周交接后再离职。人依旧在公司,心态却一下轻松了。最后一天,我和较为要好的几位同事、财务总监和运营总监一起吃了午饭。

分手的时候,望着蓝蓝的天,运营总监自顾自叹了口气:“妈的,这是我这半年第一次看到的蓝天白云,每天起得比鸡还早,下班比狗还晚啊。”

我调侃他:“别跟狗比啊,信不信我家的拉布拉多比你舒服多了。”他哈哈大笑。

“哎呀真羡慕你啊,说走就走,期权都放弃了,”财务总监望着我,脸色因疲惫而略显浮肿,“我希望这是我的最后一家公司,快拼不动喽。”

我和她握手告别:“别太拼了,股权重要,身体更重要。”

我又裸辞了,但这一次比前两次都坚决。

说也惭愧,与许多初入职场心高气傲的人一样,从职业的最初到之后的数年,我从没有想过自己的职业还会遭遇到困境。甚至年轻时还不自觉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譬如暗暗鄙视那些把自己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加入一家实力雄厚企业上,认为从此就高枕无忧的想法;也认为类似于日本那种终生雇佣制排队熬资历的职业生涯,是非常无聊且无法忍受的——毕竟,在我的价值观里面,体验不同类型的公司和文化,提升自己的能力,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而且,与此前跳槽相伴的职位和薪水的水涨船高,也更加强化了我这一想法。

只是这两年的经历让我觉得,从美企、德企,再到国内知名的民企、创业公司,工作内容实际上都是类似的。更令我感到尴尬的是,当初与我同级的老同事,熬到现在大多在原公司已是高管级别,而自己已然来到40岁的关口,但竟丢失了方向。

是不是很讽刺?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中年失业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只是尽快再找一份工作,这些所谓的迷茫和意义虚无缥缈,解决了或解决不了,都不会对生活有半毛钱的影响。可是我不行。工作越到后来,我越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产生怀疑。

如果工作只是一个赖以生存的手段,那是不是钱赚得越多,这份工作就越有价值?如果不是,那什么才是工作的价值所在?

如果得不到一份基于对专业和责任心尊重的工作,如果它以戕害健康、压榨生活为代价,不如此人生就不配成功,那我们还要不要投入?

为一家公司奋斗到中年,却因性价比被逼着重新走入风雨,那么谈职业坚守、“螺丝钉精神”和责任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以前看过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面有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蘑菇班长(布雷姆)对林恩说,不要持续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让你占据射击点,为什么一定要杀人,“总是要找到答案这种怀疑的心态,会让自己深受束缚,尤其是在这里(伊拉克战场)。”

总是要找到答案,总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再三追问。这无关生存,但即便是在战场上生死决斗之余,也不能不去想。

更何况,人生到了中场,一定是有和吃喝拉撒同等重要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你没有去问,可能只是没有到那个时候而已。

后记

那天,David望着窗外,似乎在问我,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们当年意气风发,自认为能力和努力都不在人下,如今却发现,选择少得可怜,问题却多得要死,到现在都没想清楚,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兀自碰了杯,一仰脖子把剩下的酒全干了。喝得有些高了,两人相对无言。他这两年变动频繁,放弃看起来不错甚至光鲜的职业前景,外人难以理解,我却感同身受。

外企对职业价值的尊重依旧远超国内大小企业,但这些年,在华的外企已经逐渐褪去之前的光环,发展已大不如前;大型民营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实力雄厚敢于放权,也成为很多外企背景的职业经理人的归宿,但比起能力,人脉和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而近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凭着科技和资本的加持,发展速度更是让人咂舌,但制度和管理规范尚且难以跟上,在“唯快不破”的节奏下,996,甚至007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同类型的公司背后隐藏着不同的企业文化。而这些所谓的文化,看起来虚幻,实际上却触手可及,譬如你晚上愿不愿意依旧保持在线状态,或者能不能习惯自己20页的专业分析建议,仅仅因为某个领导的一句话就变成废纸一张……而这些,说到底只基于我们的选择而已。

决定去适应还是退出,这无关能力,只是价值选择。问题是,意义和选择,从来没有人能替你去做。人到中年,除了承受着生存压力,还要找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我们确实要求得太多了?还是在这个阶段注定要承受一些人生重量?我也没有答案。

2020年新年到来之际,疫情忽然来得猝不及防。大批企业现金流吃紧,挣扎在生死线上。我所在的汽车行业更是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4月份,David终于入职了一家医疗行业的民企,职位没变,而薪水却不到原来的2/3。

“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这个时候先求稳定吧。”电话中我安慰他。他却语气平淡:“下一步准备自己创业,毕竟,这个年纪在职场中已经不占优势了。”

在这个时候,生存尚且不易,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一切,眼下再追问工作的意义,已变得苛求且不合时宜。

然而,即便如此,作为David的同类,我依旧固执地想知道,当我们退休的那一天,是否还怀有对所从事的工作一如既往的热爱?除了生存的必须,我们能否从其中找到可以丰富和圆满我们人生的要素?并且自豪于自己曾经这样用力活过,找寻过自己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1]即首席运营官。

[2]即业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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