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念一场经会有一个中场休息。飞儿趁着其余的人打盹、喝茶的当儿，跑进主家的厨房里取了一只蓝花碗出来，从内袋里掏出一个比火柴盒子大一些的纸包。
纸包里包着的是磨得碎碎的、颜色暧昧不清的粉末。飞儿把粉末抖进碗里，加了点温开水搅拌了几下，拧着眉头，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
有人很好奇，问他喝的是什么东西。
飞儿擦擦嘴角的浮沫，说：“药呗。”
“治哪里的药？”
“肝不好。”飞儿笑眯眯地说，毫不在意的样子。
飞儿二十岁，皮肤白净，个子高高的。笑起来，一双月牙儿似的眼睛像盛着闪光的星星，睫毛又密又翘。这样的如花少年，要是白衣蓝裤地站在大学的校园里，该是多么引人注目。但是，他身上穿的是黄色的僧袍，挤在一队和尚的中间。
那一队和尚年纪大的有六七十岁，年纪轻一些的也有四五十岁。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暗淡、油腻、满是褶子的僧袍连带着把人也衬得皱巴巴的。不像飞儿，戴上僧帽，披上袈裟，活脱脱的一个小唐僧。
村子里的几个大姑娘说是来看法事的，眼睛却蜻蜓似的围着飞儿点来点去。
平原上的和尚不住庙，不出家，甚至不烫戒疤。他们剃了光头，但照样娶妻生子，抽烟喝酒，得空了还能打打小牌。人们都习惯这样的和尚，并不觉得他们有违清规。和尚骑着自行车去人家里念经做道场，穿的是平常的衣服（中山装或夹克衫），自行车的后座上夹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包，包里是他们的行头。和尚还是要有真本事的：写毛笔字、吹笛子、打鼓、敲锣、拉二胡。规模小的法事，几个和尚简单地吟唱敲打一番，半天的时间足够了；排场大的，十来个和尚坐在两三张拼接在一起的八仙桌边呜里哇啦地念经，吹吹打打，白天连着黑夜，抑扬顿挫的唱诵声传出去好远。
和尚挣钱不少，也没有赊账的规矩，都是当天拿了现钱走人。可是，在乡下，愿意做和尚的孩子却很少。初中毕业的小男孩，嘴唇上的绒毛刚起，敏感而骄傲，剃了个青昂昂的光头，跟在和尚师父的后面四处赶场子，一不留神就碰到了原来的同学——说不定还是自己悄悄喜欢过的女生，那滋味能好受吗？有的孩子勉强学了个头，就再不愿意继续下去了。
和尚也不是随便能做的，要入行得先拜师，托熟人去老和尚那里递个话，交一笔学徒费。严格的，还要当着中间人的面写好一张“契约”，规规矩矩地行跪地磕头的“拜师礼”。和尚的学徒期是三年，每年的端午、中秋和春节，徒弟必须去师父家送四样头的“节礼”：肉、鱼、烟、酒。麦子或稻子成熟了的农忙季节，徒弟哪怕自己家的活儿干不了，也得先去师父家帮忙。
学徒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飞儿已经学满了两年。给飞儿看病的郎中要飞儿别熬夜，肝不好，休息顶重要，夜里卧倒在床，血才能返回肝脏里去解毒。飞儿说，和尚赚的就是熬夜的钱，这家熬完了，那家马上接上来了，几乎是连轴转的。而且学徒的也不能不听师父的话。停下来不做了，前面的两年不是白白浪费了吗？
爸爸中风在床，半个身子动弹不了。妈妈体弱多病，有哮喘，常年不离药罐子。飞儿是独子。爸爸妈妈从没有问过飞儿愿不愿意做和尚，飞儿也从没有和爸爸妈妈说过做和尚的不好。一家人都盼望着时间能过得快一点，三年的学徒期一满，飞儿就能从师父的手里领一份工钱了。
飞儿总是感觉很累，腿灌了铅似的沉，时时刻刻想靠着墙闭一会儿眼睛。他的脸色一天天地萎黄，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紫红色的痘痘。郎中配的药他一天不落地喝。他想，只要坚持喝药，身体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村里最富的炕房老板的娘过世，连做了三天三夜的水陆道场，和尚们的眼睛都熬得红红的。飞儿终究没能扛到最后——他大口大口地吐着黑血，晕倒在地。众人七手八脚地把昏迷的飞儿抬上了拖拉机，送到乡里的医院抢救。
那一天，离飞儿满师还有二十八天。飞儿拎着他的包跨出家门时，还回头冲妈妈笑了笑，说了一句：“妈，你等着啊，我下个月——就能往家里拿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