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现代德国历史迎来了被称为“零时”的一天。这一天，美军第103步兵师和第10装甲师开进阿尔卑斯山中的疗养胜地加米施—帕滕基兴[1134]。那个地方几乎完全未被战火触及。盟军的二百架轰炸机本来已经准备将那座城市及周边地区夷为平地，但空袭行动在一位投降的德国军官恳求下被取消了。
那天清晨，一支治安分队来到加米施一座大宅的门道上，准备将指挥所设在这所房子里。分队指挥官米尔顿·魏斯中尉走进房子，一位老年人从楼上下来迎住他。那位老人说：“我是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与《莎乐美》的作曲家。”施特劳斯揣摩对面军人的表情，寻找同情的迹象。魏斯曾经在卡兹奇的犹太人休养地弹钢琴，他点头表示知道。施特劳斯接着讲述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刻意提到家人中的犹太人遭受的苦难。魏斯决定指挥所去别处选址。
上午11时，几辆吉普车驶入门道。这次的指挥官是隶属第103步兵师的军管部门的约翰·克莱默斯少校。克莱默斯限令那家人家十五分钟以内全部搬离。施特劳斯走到少校的吉普车前，手中拿着证明他是西弗吉尼亚州摩根城荣誉市民的证书和《玫瑰骑士》的一部分总谱。他说：“我是理查·施特劳斯，那位作曲家。”克莱默斯脸上泛出光彩，他喜爱施特劳斯。结果房前的草坪上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得侵扰”。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施特劳斯站在那儿让别人拍照，在钢琴上为人弹《玫瑰骑士》中的圆舞曲，冲着那些指着贝多芬雕像问那是什么人的大兵们苦笑。他嘟哝说：“他们要是再多问一遍，我就告诉他们那是希特勒的爸爸[1135]。”
在整个欧洲，年纪轻轻的老兵们从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开始走入成年期。他们中间有即将涌现的战后音乐舞台的领袖人物[1136]，青春期的经历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的父亲是一个精神上备受折磨的纳粹党员，开赴东部前线以后就再没有回来，他的母亲被关在精神病院中好几年，最后被纳粹的安乐死夺去了生命。到了16岁的年纪，施托克豪森就在西部战线后方的一个流动医院工作，他在那里设法挽救被盟军燃烧弹伤害的士兵。他回忆说：“我会在嘴部的地方寻找一处能插一根管子的口子，以便给这些人的体内输进一些液体。他们的身体还在动，但是原来脸部的位置现在只剩一堆黄颜色的球状物。”在一天时间里，施托克豪森和战友们要搬三十至四十具死尸到几所临时改为太平间的教堂去。
汉斯·维尔纳·亨策受训成为德军坦克师团的无线电报务员，1945年上半年曾经在被毁坏的原野上漫无目标地各处走动。贝尔恩德·阿洛伊斯·齐莫尔曼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注定失败的战役中在前线作战。卢奇亚诺·贝里奥被征召进了墨索里尼的萨罗共和国的军队，因为不会用枪险些打掉了自己的右手。伊阿尼斯·泽纳基斯加入了希腊共产党的抵抗武装，结果不仅与德国人作战也要与英国人对抗。那些英国人那时就开展了冷战时期的实用政治学，在占领希腊的时候就与当地的法西斯勾结到一起。1944年底，英国人的炮弹打中了泽纳基斯藏身的建筑，他眼见自己同志脑浆溅满了墙壁，自己也失去知觉。醒来时发现自己失去了左眼和半边脸。
1945年7月，刚刚在伦敦因为歌剧《彼得·格莱姆斯》取得成功的年轻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陪伴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在战败的德国作一次短暂的巡演。他们两人到了贝尔根—贝尔森的集中营[1137]，在那里为原来的囚徒演奏。他的所见让他的内心无法平衡，布里顿决定用他所知道最能洗净灵魂的诗句，约翰·邓恩的《神圣十四行诗》，创作声乐套曲。8月6日这一天，他为第14首十四行诗谱曲。这首诗起首的字句就是：“砸烂我心，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在同一天的几个小时之前，第一颗实际使用的原子弹被投在广岛。这两件事有着令人寒心的巧合，因为领导美国核武器计划的罗伯特·奥本海默也同样热爱邓恩这首诗，显然是心中有它，才将第一个核试验场地命名为“三位一体”。
8月19日，布里顿为邓恩的十四行诗《死亡你不可以骄傲》谱曲，并以它为声乐套曲的结束。歌唱家在上扬的音阶上激越地诵咏“死将不再来”的诗句，在一个“死”字上盘亘了长长的九拍，在最后的由属到主的过渡中，掷地有声地疾呼：“你去死！”
1945年的德国倒退到欧洲自中世纪以来未曾经历过的初级社会。前希特勒千年帝国的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们在弃物中搜刮最后残存的食物，从排水管里饮水，取木器生火烧煮食物，在被毁坏的房屋的地下室或临时搭建的拖车或小屋里栖身。1948年，意气风发的美国年轻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到慕尼黑指挥一场音乐会，他给家里写回这样的报告：“人们在挨饿[1138]，他们在挣扎，他们抢东西，乞讨面包。工钱经常是以香烟支付的。付小费全是给香烟。到处所见惨不忍睹。”
数以百万的战俘仍集中在战俘营，又有数以百万的流民在道路上逃亡，他们或者是逃离被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或者是被相邻国家的种族清洗政策驱逐离境。联合一体的英美工业实力，刚刚出力一座接一座地夷平德国的城市，现在变成重建德国的引擎。德国将再次被发明，将被建成一个民主的、美国式的社会，变成抵御苏联的壁垒。这一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推行非纳粹化与开展再教育的文化政策。这对战后的音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德国和奥地利被分解为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区。管理美占区的美国军管政府公署简称OMGUS，最高长官名叫卢西乌斯·克雷，他是一位秉公办事、从不懈怠、讲求效率的人。克雷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背景中结合了严格的西点教育与一些罗斯福新政的理想主义态度。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任职期间他与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协调建筑项目，一份早期的评审报告称他办事有“布尔什维克作风[1139]”。这位军管总督要像罗斯福再造、振兴美国那样再造、振兴德国。在曾经是希特勒的一处堡垒的贝希特斯加登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克雷说：“我们要让德意志的思想[1140]获得自由，我们要让德意志的心灵珍惜这一自由，为它而生为它而死，而再无其他目的。”
让德国思想获得自由的任务被称为“再定向”。这个词是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辖下的心理作战部提出的。心理作战部的指挥官为罗伯特·迈克鲁尔准将。心理作战就是要通过非军事手段达到军事效果，适用到音乐，那就是通过介绍推广爵士乐、美国音乐、国际现代音乐以及其他音响来抵消那种雅利安文化至上论。
迈克鲁尔将军手下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流亡中的俄罗斯作曲家尼古拉·纳博科夫。有个军官描写纳博科夫的热情、魅力和他的圆滑为人时说：“音乐上的事他是内行[1141]，他能支使那些德国鬼子。”回溯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早期，纳博科夫是聚集在谢尔盖·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周围的作曲家之一。他写的音乐相对来讲意义不大了，但是他在文化与政治的上层社会发掘拓广人际关系的本领真是十分娴熟。在战后时日里，他显露出变色龙似的本领，出入任何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
随着军管公署的建立，心理作战部也演变成情报控制局，负责管理占领区的一切文化活动。根据“再定向”的方针，各方的军职与文职的专家被请来指导现存的团体和组织，同时也扶助放眼未来的新起社团。情报控制局的音乐分遣小队[1142]中很多都是受过当代音乐的严格训练、对当代音乐态度积极的人。两位最有才干的人就被派驻在纳粹党的发源地慕尼黑，一位是1946年到任的约翰·伊瓦尔茨，他原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黑山学院任教，在该校师资中就有勋伯格的学生海因里希·雅罗维茨。另一位从1948年开始与伊瓦尔茨共事，是出生于密西西比的钢琴家卡尔洛斯·莫斯莱，在位于伯克郡的库塞维茨基音乐学校曾经和伦纳德·伯恩斯坦是同学。
莫斯莱经手情报控制局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就是1948年5月伯恩斯坦轰动慕尼黑的指挥活动。这些演出的结果使得一些很有经验的音乐会听众赞叹这位美国青年比德国人更懂德国音乐。伯恩斯坦在给家人的信中非常兴奋地说：“这对于美国军管政府来说[1143]意义大极了，因为音乐是德国人自认为‘优越种族’的最后防线，而在慕尼黑它首次被攻破了。”
半个世纪过后，莫斯莱与本书著者在曼哈顿一家餐馆见面时仍然对在军管公署服务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莫斯莱在冬天的一个雨夜到达慕尼黑，甚至来不及换上干衣服就赶去听取上级特派员的通报。一位资深的将军告诉他，一项紧要的任务就是“查清贝拉在搞什么勾当”。这位将军说的贝拉就是拜罗伊特，那时有人开始散播恢复瓦格纳音乐节的说法。莫斯莱去到拜罗伊特[1144]，他走上绿丘上的节日剧院。他看到漏雨的屋顶，水滴进剧场；乐池中乐器东倒西歪；杂乱之中也有一副铃铛。年轻的时候，《帕西法尔》的录音他听过很多遍，而且听的就是卡尔·穆克的唱片，他在铃铛上敲出C、G、A、E，那正是圣杯的动机。
莫斯莱随后到了瓦格纳的故居旺弗利德。盟军轰炸给那里也造成损毁。温妮弗雷德·瓦格纳，也就是瓦格纳之子齐格弗里德的未亡人，不得不屈尊接受非纳粹化审讯，她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剧院被用来演意大利歌剧、娱乐节目和其他“亵渎神圣”的东西。士兵们在旺弗利德的钢琴上弹爵士，在节日餐厅里烤甜甜圈。节日剧院一度被用来做美军黑人士兵的营房，温妮弗雷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的地方加了四个惊叹号[1145]。她带领莫斯莱在废墟中参观，领他看了大师的坟墓。“她开始说到‘我们的闪电战’，开始动情地回忆起希特勒的年代。我僵住了。我无法容忍，撇开她而去，全身血脉充满恐怖。”
在马里兰州学院公园的国家档案馆可以找到心理作战部的档案。一份题为《第一号音乐管理步骤》的文件将军管公署的音乐政策总结得清清楚楚。这份备忘录说：“居最首要地位的[1146]，是不能给人留下印象我们在用纳粹手段掌控文化。”相反，“对德国的音乐生活必须通过正面措施而不是负面手段施加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要鼓励我们认为有益的音乐，让它们在比重上超过我们认为危险的音乐”。被列入“危险”一类的只有两个人，他们是理查·施特劳斯和汉斯·普菲茨纳。“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作曲家通过专门演出他们作品的音乐会或是他们亲自指挥的音乐会来‘积蓄力量’”。文件在结论中说，通过这样的双重措施，“我们就不会在德国音乐生活中注入新的国际方向这一任务中遇到任何阻力”。这份没有作者署名的文件还提到西贝柳斯，指出他的某些作品会煽动反俄罗斯情绪，为此《芬兰颂》应该避免上演。
如果施特劳斯、普菲茨纳、西贝柳斯都要避免，那么哪些作曲家在新德国是可以被接受的呢？第一步要做到的是恢复保留曲目中出于种族或意识形态原因被纳粹禁演的作品。但是这一策略的早期结果好坏参半，正如1945年8月的一份报告所示：“因为有了规定[1147]，每套节目必须包括至少一首‘遭禁’作品，导致每场交响音乐会都千篇一律以门德尔松的序曲开场……这种门德尔松状况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极为荒唐，必须纠正。”这份报告的作者是爱德华·基伦伊，是格什温的那位音乐理论教师的儿子。
“音乐管理”还大力提高美国音乐的地位，不仅阿隆·科普兰、罗伊·哈里斯、维吉尔·汤姆森的主要作品得到推广，水平有争议的作品诸如罗伯特·迈克布莱德的《草莓酱序曲》也有介绍。作曲家哈里森·科尔本来不为人知，他的一首交响曲忽然被频繁演出，科尔正巧是在文化事务支队的纽约办公室工作。审查机关中负责关注德国人通信的信检部门报告说，美国音乐在总体上受到欢迎，虽然交响音乐作品不如通俗歌曲产生的影响更大。“我在无线电上[1148]听到非常动听的美国音乐。”一位德国妇女写信给她在费城的朋友说，“我真是非常喜欢它们。我不懂为什么他们原来总是说这些东西空洞没有价值。其实，我们的音乐更厚重、冗长，而你们的歌曲和流行音乐总是那么欢快、清新。”
以《三毛钱歌剧》为代表作的风格开朗、染有爵士特征的魏玛时期的音乐，出于政治与种族原因被纳粹禁演，作为新德国的“安全”音乐本应合格。但是在这时，魏尔已经成为享有声誉的百老汇作曲家，不愿返回德国。他在1950年早逝之后，就更不再有人关照那种可能性。其他左翼年轻作曲家如汉斯·艾斯勒和史蒂芬·沃尔佩，虽然20年代一度在柏林受欢迎，但是显然因为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这时不能考虑。魏尔一派的以歌曲为中心的作曲阵营整体，或者因为某些人的左派立场，或者因为另一些人对古典风格与流行风格过于大胆的结合，在“音乐管理”的通盘考虑中也没有地位。相反，卡尔·奥尔夫的运道却好了起来，尽管他的《布兰诗歌》受到过戈培尔的钟爱。他误导别人称自己与反纳粹抵抗力量有关，军管公署判定他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健康状况良好。纽厄尔·詹金斯是当地负责戏剧与音乐事务的军官，他在战前曾随奥尔夫学习，当然是一个有利条件。
美国方面将最大信赖寄托在既没有纳粹牵连又没有共产党关系的音乐革新派人士身上。卡尔·阿马多伊斯·哈特曼，那位在1935年将自己的交响诗《求主垂怜》献给达豪集中营遇难者的慕尼黑作曲家，受到“音乐管理”的赞扬，被说成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1149]，并且具有正确、开明的音乐概念，对于一个纳粹统治的幸存者来说极为可贵”。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哈特曼就在慕尼黑开办了名为“音乐万岁”的系列音乐会，重点在于演奏“遭禁”的现代派作品。军管公署有关“音乐万岁”的文件注明该项目为“再定向第1号工程”，所有材料都集中在一个硬邦邦的文件夹中，但那个文具显然是从纳粹档案柜中得来的战利品，因为在美国人[1150]手写的笔迹下面还看得见NSDAP（“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缩写）的水印。
遗憾的是哈特曼的系列音乐会没有引起慕尼黑音乐爱好者的热烈反响。约翰·伊瓦尔茨写道：“他们对于，比如说，基于1900年以后的风格所创作的艺术非常有保留[1151]。”有一次演出只吸引了不到三十名听众。卡尔洛斯·莫斯莱决定用军管公署的经费购买三百五十张票，分发给年轻的音乐家和作曲家。美国占领当局不仅出资举办音乐会，还要花钱买座位，哪里还有赞助人能做到像这样慷慨？
达姆施塔特这座城市在1944年9月的一次轰炸行动中几乎全被夷为平地，这时承办了美国人赞助的又一项现代音乐实验活动。音乐评论家沃尔夫冈·斯坦奈克提出建议组建一个夏令营，目的是给青年作曲家们提供机会熟悉被纳粹禁止的音乐。斯坦奈克说服当地政府准许他使用克拉尼赫斯坦狩猎城堡，那是城外一处大建筑，周围景色优美。夏令营就定名为国际新音乐暑期研讨会。美国当局热情支持这一提案。按照学者埃米·碧尔的估计，军管公署负担了夏令营预算的大约百分之二十。美国大兵甚至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载了一台斯坦威大钢琴[1152]，将它运到城堡。
“达姆施塔特”很快将成为受人敬畏的一个项目，而积极促成它的一个人是埃弗雷特·赫尔姆，他是黑森区负责音乐的指挥官，本人也是一位作曲家。他骄傲地声明在达姆施塔特“除当代音乐以外[1153]其余既不传授也不演奏，即使当代音乐也必须是先进的一类。诸如理查·施特劳斯和杨·西贝柳斯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兴德米特被指定为“自然的起点”，但是勋伯格很快就跃升到年轻一代德国音乐家的指路明灯的地位。
勋伯格从一开始就在达姆施塔特各项节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夏令营在1949年的举行期间适逢勋伯格的75岁诞辰，组织者们非常希望这位作曲家能亲自来访。约翰·伊瓦尔茨在纳粹上台以前曾经在柏林会见过勋伯格，他在为这件事安排协商方面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因为在纽约的一些同事明显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他对他们写道：“在这位老人[1154]最终辞世之前，美国促成这次访问不论在历史意义上还是在个人意义上都是极为重要的最后举动。”这项计划受到各项规章制度的阻挠。当时以访问专家的资格去德国，意味着必须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并且要通过军事体检。勋伯格写信给伊瓦尔茨说：“以我先前有过的参军经验来看[1155]，我在军医面前运气总是不好。”最终，因为感到身体不适，勋伯格没有成行。
即便这样，1949年的达姆施塔特还是完全被勋伯格的影响所笼罩。当时演奏了《乐队作品五首》《乐队变奏曲》《小提琴协奏曲》《第四弦乐四重奏》和《弦乐三重奏》。值得一提的是，《弦乐三重奏》出现在军管公署编排的介绍美国室内乐作品的系列中，与查尔斯·艾夫斯、瓦林福德·莱格尔的四重奏结伴为邻。又过了两个夏天，就在勋伯格逝世前不久，达姆施塔特上演了《摩西与亚伦》中的〈围绕金牛的舞蹈〉，这标志着那部歌剧中的音乐选段在全世界的第一次演出。
一些官方观察家们对于达姆施塔特的方向表示不安。拉尔夫·A. 伯恩斯上校是军管公署教育与文化关系局下属的文化事务支队的负责人。他在1949年6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暑期学校“有了某种一边倒的声誉[1156]”。前一年的夏天，旅居巴黎的波兰裔作曲家兼理论家，也是《西贝柳斯：世界上最坏的作曲家》一书作者的勒内·莱博维茨在达姆施塔特宣讲十二音体系的福音，在年轻德国作曲家当中引发狂热[1157]。1949年莱博维茨再次出席夏令营，还带来同样激进（虽说不那么教条主义）的奥利维埃·梅西安。伯恩斯在他的《1949年7月活动报告》中提到法国团队造成的不协调局面。他先是表彰了刚刚在德国巡回演出并取得成功的耶鲁大学合唱团，接下去写道：
达姆施塔特暑期新音乐课程[1158]7月10日宣告结束。在本次活动的收益问题上，不同看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学生和教员的多数认为暑期学校的想法是好的，那也就是通过演奏、演讲、授课的途径推动发展新音乐，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缺陷。在最后四天时间里，有五场以“年轻一代人的音乐”为标题的音乐会。与会人总地认为这些音乐多数没有价值、不演奏应该更好。对于十二音音乐的过分强调被认为是不应该的。一位批评家［《新时报》］将这几场音乐会说成是“一知半解大获全胜”。这次活动的一个令人遗憾的方面是来自法国的团队与学校其他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国学生以导师莱博维茨为领队，疏远其他同学，表现出高傲自大。在一次音乐会上，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公开对抗。莱博维茨［原籍奥地利（原文如此）］代表了最激进的音乐，只承认那类音乐具有合法性，对其他音乐公开表示蔑视情绪。他的学生们也效仿老师的立场。大家普遍感到下一年度的暑期新音乐课程必须采取不同的、更加兼收并蓄的方式。
这里我们看到下一步事态的征兆。这些年轻法国人、勋伯格吹鼓手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加上皮埃尔·布列兹这个在一切作曲家中最能“公开表示鄙视情绪”的人，宣称仍然没有接受勋伯格方法的作曲家都是“废物”，预示出随后几年音乐艺术将会分道扬镳。那一年夏天布列兹本人没有在达姆施塔特，但他已经是莱博维茨的学生，已经在巴黎的一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会上挑起一次哄场。
大卫·莫诺德在论述美军占领时期的音乐史时写道，军管公署虽然不是出于本意但是事实上促成了“现代音乐与流行音乐的隔离[1159]”。达姆施塔特和其他类似组织都是由国家、市政或美国当局全部资助的，对出钱购票的公众不承担任何责任。与此同时，所谓的“古典音乐”活动，即在贬义上说演奏尽人皆知的交响曲与歌剧曲目的事业，像在纳粹时期一样照旧进行。尽管经历了各式各样的非纳粹化过程，把持局面的仍然是同一批大牌指挥家诸如富特文格勒、卡拉扬、科纳波尔茨布什等人。这就造成了两班人马各行其道，一方面是非纳粹化过程未能触动的古典音乐一套班子，而另一方面是与纳粹审美观不共戴天，甚至准备取消公众音乐会的先锋派另一套班子。理想中的中间道路，也就是大众化的现代主义，被夹在革命与反动两极中间，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在与音乐相关的事务上，美国占领军犯下的最严重的过错就是误杀安东·韦伯恩。事情于1945年9月15日发生在奥地利的密特希尔，当时美军前去抓捕韦伯恩的一个亲戚[1160]，那个人涉嫌黑市交易而且牵连纳粹地下活动，一位名叫雷蒙·贝尔的炊事兵在黑暗中与韦伯恩相撞，一时失措，将对方击毙。
在随后的年月里，这位作曲家的声誉经历了出人意料的大逆转。在很长时间里，韦伯恩一直被认为是新维也纳乐派作曲家当中最晦涩、最难理解的一个人，与他相比，贝尔格的作品听起来只是稍有过头的浪漫派。死后的韦伯恩获得了使徒般的先驱者地位，他的作品以其精细的外表与错综的构造预示了先锋派架构的到来。恩斯特·克热内克曾经在维也纳随韦伯恩学习，称他为“新音乐寰宇中的先知[1161]，是丑恶的命运将他从这个世界夺走”。1948年当韦伯恩的《钢琴变奏曲》在达姆施塔特演出时，在场的青年作曲家们陷入宗教狂热般的如醉如痴。至于在主要德奥作曲家中，韦伯恩称得上最积极拥护希特勒这一事实，则并不为很多人知道，或者说是不再有人提起了。
理查·施特劳斯一直留在加米施。门前草坪上的“不得侵扰”告示牌虽然保全了他的财产，却无法保全他的声誉。托马斯·曼之子克劳斯·曼为美军报纸《星条旗》做通讯记者，1945年5月中旬他化名布朗先生采访了施特劳斯。他没有忘记施特劳斯1933年在批判他父亲的文件上署名的旧事。采访之后克劳斯·曼给家人写信，在信中说，理查·施特劳斯“正是一个你所能想象的[1162]最腐朽不过的人物，他孤陋寡闻斤斤计较妄尊自大目中无人，其寡廉鲜耻到了缺乏做人的基本素质的地步”。在《星条旗》上刊出的文章并没有掩去太多的恶语，所用小标题都是在说“施特劳斯仍不悔恨与纳粹的联系”“他仍然跳动着纳粹的脉搏”“一个向希特勒敬礼的老机会主义”。但是有些被归到施特劳斯名下的言论未必可信，例如克劳斯断称施特劳斯不知道德国各地城市和歌剧院遭到毁灭，但是其他途径的报道均提到这位作曲家除了谈论这个话题，很少涉及其他。被触怒的施特劳斯给克劳斯的父亲写信表示不满，但是写好的信最终没有寄出，很有可能是施特劳斯料定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火上浇油。
其他来访者就比较友善了，他们觉得这位老年人有这么多关于美国的回忆很是神奇。列兵罗素·坎皮特立自我介绍来自帕基普西，施特劳斯点头附和：“噢，知道[1163]，就在哈德逊河边。”
士兵中颇有一些有造诣的音乐家。一天，一位名叫约翰·德兰茨的情报官敲开了施特劳斯的家门。德兰茨此来不是审问，而是表达对这位作曲家的管乐作品的赞赏。战争开始以前，德兰茨是匹茨堡交响乐团的双簧管演奏员。他壮着胆子问施特劳斯有没有考虑过为双簧管写一首协奏曲，施特劳斯答曰不曾。几个月过后，德兰茨在报纸上惊讶地读到，施特劳斯应一个美国士兵的要求，写成了一首双簧管协奏曲。这首作品出人意料地轻盈，回响出作曲家青年时期还没有陷入瓦格纳影响之前创作的那些形象生动、门德尔松风格的作品。与美国人交往看来让施特劳斯振作起精神。在晚年的照片[1164]中他多流露出受压抑的神情，而通过德兰茨的镜头捕捉到的形象，却面容舒展、目光有神。
施特劳斯的历久且奇异的创作生涯终以1948年的《四首最后的歌》淡出。在题为〈日落〉的一首歌中，在直接面对死亡的艺术创作上，他以赶超马勒的手段超越了马勒本人。唱词描绘一对年迈的夫妇在漫步中融入黄昏，“甘苦与共，我们携手以行”。降E大调的音乐支撑起落日余晖的穹隆将两位老人笼抱其中。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段文字就像是专门写给施特劳斯这几首最伟大的歌曲：“最伟大的大师[1165]都具有这样一个可以辨别的特点，那就是凡事不分巨细，他们都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找到它的终结，这不论是一支旋律，一缕思绪，还是一出悲剧的第五幕，抑或是政治斗争。二流人物，即使是佼佼者，临到结尾也要变得絮絮叨叨，他们就做不到像波托菲诺近旁的山崖那样带着尊严与端庄的宁静直沉海底，而让热那亚湾在那里唱出结尾的歌。”
施特劳斯于1949年9月8日逝世。他死后三个星期，美国军管政府公署宣告撤销，德国音乐史上的这段美国插曲奏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