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包，她整理了好几天。她的东西都摊在他们卧室的地毯上。为了走到床边，她得在那堆东西之间绕来绕去才能找到下脚的空隙——衬衫、内衣、卷成球的袜子、折出裤缝的长裤、几本在路上看的书：最近所有人都在热议这几本书，但她一直没时间看。还有一件厚毛衣，一双她专门为这次旅行新买的冬靴——毕竟，她要在冬季去那么冷的地方，堪称探险。
它们只是身外物——如同神秘而柔软的一层层皮肤，可以一次又一次蜕下，如同保护罩，为这具五十多岁的脆弱肉体挡住紫外线和窥视的目光。在她的多日旅途中，它们将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她刚下飞机时就会派上用场，毕竟，她要在世界的尽头待上好几个星期。她花了好几天，利用稀少的空闲列了份随身物品清单，一板一眼地照单收拾，把所有东西摊在地上，心里明白时候到了，她该去了。话说出口，就该说到做到。
谨慎地往她的红色旅行箱装东西时，她就知道自己并不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随着岁月流逝，她已发现自己需要的东西变少了。至今为止，她已弃用了裙子、摩丝发胶、指甲油以及和指甲有关的所有小玩意儿、耳环、便携式熨斗。香烟。就在今年，她还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卫生巾了。
“你不用送我。”她对半梦半醒地朝她扭过头来的他说道，“我可以叫出租车。”
她用指背轻抚他柔软白皙的脸皮，再亲吻他的面颊。
“落地了就给我打电话，否则我会担心死的。”他刚咕哝了一句，头就回落到枕头上去了。他刚在医院值完夜班。好像有什么意外发生，病人死了。
她套上黑色长裤，穿上黑色棉麻长上衣。她套上靴子，把随身包斜挎在肩上。现在，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厅，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站着。她的娘家人以前常说，出远门之前，你得安静地坐上一分钟——波兰乡下人的一种古老习俗；但在这个巴掌大的门厅里没地方好坐，没有椅子。所以，她就站在那儿，在心里设定了时间，开启了体内的计时器，也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根据呼吸频率启动的血肉计时法。然后，就像刚刚发现自己走神的孩子，她突然清醒过来，抓起行李箱的把手，拉开了大门。是出发的时候了。所以，她出发了。
出租车司机是个深肤色的男人，把她的行李箱小心地放进后备厢。她觉得他有些多余的小动作，也过分亲昵了，比方说，他弯腰搬起她的箱子时，她觉得他的手势像是在温柔的拥抱。
“这是要出远门了，是不是？”他微笑着说道，露出洁白的大门牙。
她表示赞同。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他的笑容也更夸张了。
“去欧洲。”她补充了一句，出租车司机用一种又像惊叹、又像叹气的声音表达了他的敬畏之情。
他们的车沿着海湾行驶；早潮正在慢慢后退，露出石头遍地、蚌壳散布的沙地。太阳很耀眼，感觉很热。你必须养护自己的皮肤。现在，她想起了自家花园里的植物，感觉希望渺茫，不知道丈夫会不会像他保证的那样给它们浇水；她想起那棵蜜橘树，不知道等她回来时会不会结出好果子——如果结了，她就要做蜜橘酱；她还想起无花果刚要成熟，香草被挪到了花园里最干燥的角落，那儿的土里几乎都是石块，不过，那些香草似乎还挺喜欢那儿的，因为今年的龙蒿草长得特别茂盛，史无前例。就连她晾在花园上方的衣服收进来后，都留有龙蒿的清新、辛辣的香味。
“十块钱。”出租车司机说。她把钱给他。
进了本地机场，她在柜台出示了机票，拖着行李去海关安检口。办好托运后，她随身只有双肩背包，直奔登机口；已经有睡眼惺忪的乘客登机了，带着孩子，带着狗，带着塞满了吃食的塑料袋。
这架小飞机会带她去大机场，飞机升空后，她看到一幕极其美丽的景象，让她一下子兴高采烈了。
兴高采烈，这个词挺有趣，也挺高雅，字形字义里都有“升高”的意思，和此情此景非常契合，现在，她是不折不扣的被“升高”到了云间。这些小岛、沙滩俨然就是她的一部分，俨如她的双手双脚；碧海扬波，波浪碎溅，变成卷卷细沫推送到海边，零星的大船小船，波浪形、柔曼的海岸线，连同群岛上的绿波般的丛林都是属于她的。人间天堂，岛民们就是这样昵称此地的。这是上帝亲临之地，还带来了世间所有的美好。此刻，祂将那种美散播四方，赋予这座岛上的每一个人，不求任何回报。
到了大机场，她去洗手间洗了把脸。然后，看了一会儿使用公用电脑的人，还有人在焦虑地排队等候。旅行者们在这里短暂停留，让或远或近的别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她也有过一个闪念：也许她也该坐在一台电脑前，输入邮件服务商的网址，再输入她的账号和密码，再查看谁给她发了电子邮件——但她不用看就知道：不会有重要邮件的。可能是手头的工作项目的进展，一个澳大利亚朋友发来的笑话，也许她的某个孩子破天荒地发一封信。但，促成这次远行的发件人已沉寂许久了。
安检的流程让她非常吃惊；她有一阵子没飞了。他们不仅扫描了她的背包，还扫描了她本身。他们没收了她的指甲钳套装，这让她很难过，因为她很喜欢那套工具，用了很多年。机场的工作人员审视着旅客，试图用专业眼光去鉴别谁可能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尤其会对那些肤色较深、裹着头巾、叽叽喳喳说笑的姑娘们多看几眼。此刻，她就站在国境线上，感觉黄线另一边，也就是她要去的那个世界是由另一套法则约束的，其严苛无情、其愤愤不平从四面八方而来，嚣张地扩散到了这一边。
检验过护照后，她顺便在免税店里买了些东西。然后找到了登机口——9号，她正对着登机口坐下来，打算看会儿书。
一切顺畅，飞机准点起飞。奇迹再次发生：大楼般的庞然机械体竟能如此轻盈优雅地飞翔，摆脱地球引力，慢慢升高，再升高。
吃完塑料餐盘里的飞机餐后，大家都开始酝酿睡意。只有几个人戴着耳机看电影，电影讲述了一段科幻奇旅：几个勇敢的科学家被某种“激速装置”缩小到细菌那么小，从而进入病人的身体。她没戴耳机，但看着屏幕，很喜欢那些奇妙的画面——仿佛在海底，血管变成深红色的长廊，动脉收缩形成脉动，酷似外星来客的好斗的淋巴细胞，还有柔软、凹陷的血球宛如无辜的小羊羔。提供饮用水的空中小姐小心翼翼地走在过道里，一大罐水里漂着一片柠檬。她喝了一杯。
下雨时，公园里的小路就会被水淹。雨水冲刷着路面，细沙被水聚拢。你可以用小树枝在沙面上写字——波浪起伏的表面巴不得有点铭文落款呢。你可以在上面画几个方块，跳房子；再画一个腰肢很细、穿蓬蓬裙的小公主；再过几年，就能写个谜语，诉句衷肠，发明一些浪漫的方程式，诸如：M+B=GLs，意思是：马雷克或马西克爱上了芭芭拉或鲍日娜，GL代表“伟大的爱（Great Love）”。飞行时，她也总能感受到伟大的爱，她会用鸟瞰的视角纵观一生，看到一些你在地面上完全忘却的特殊时刻。平庸的闪回机制，机械的记忆跳转。
最初收到电邮时，她根本想不出来发件人是谁？那个名字代表谁？为什么会给她发来如此不拘礼节的电邮？记忆的缺失维持了几秒钟——她真该为此羞愧。后来她明白了，乍一眼看去，那只是一封祝福圣诞快乐的信件。时间是十二月中旬，刚好赶上第一波的圣诞季祝福。但信件的内容显然不是司空见惯的假日问候。好像听到了传声筒的另一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含糊不清的呼叫声，她惊呆了。她完全读不懂那封信，有些词句甚至令她不安，譬如讲述“生命似乎是一种恶习，很久以前我们失去掌控生命的能力了”的那些段落。
“你戒过烟吗？”他还补了一句。是的，戒了。真的很难戒掉。
接着的好几天，这封奇怪的电邮让她陷入深思，发件人是她三十多年前认识、之后再也没见过的人，时至今日已被她彻底忘却，但终究是她爱恋过的，年轻时，疯狂地爱过两年的人。她的回信有礼有节，和以前的口吻完全不同，就从那时开始，她每天都能收到他的来信。
这些电邮打破了她内心的平静。很明显，它们唤醒了她大脑中特定的储存区，里面填满了那些岁月的记忆：一幕幕场景，对话的碎片，丝丝缕缕的气味。现在，每天都是，她开车去上班时，只要一发动引擎，那些回忆就像录影带般跟着转动起来——不管手头有怎样的摄影机，当场就录下来的画面，如今已褪色，甚至本来就是黑白的，没头没尾的片段，随兴拍下的瞬间，片段与片段间毫无关联，没有因果，没有秩序——她完全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比方说，他们走出了城区——不妨说是走出了小镇——走进了山里，走到了高压电线连绵起伏的山峦间，从那时起，他们的对话就伴随着一种嗡嗡的电流声，好像有一个合唱团在为这场谈话画重点，低沉的单音调，既不升高也不降低地持重延续。他们手牵着手；那是初吻的时节，只能用“奇怪”去形容那种感受，再也不可能找出更恰当的词汇。
他们的中学在一栋阴寒的老楼里，教室分布在两个楼层的宽敞的走廊两边。教室看上去都差不多：三排长椅，面对着老师的教台。深绿色的黑板可以上下推动。每堂课前，会有一个学生负责把海绵黑板擦浸湿。墙上贴着几个男人的黑白肖像画——整所学校里，你只能在物理课教室里找到一张女人脸：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夫人；唯一一张能证明男女平等的头像。科学家们的头像高悬在学生们的身后，无疑旨在提醒他们：尽管这是所不起眼的乡下学校，却也奇迹般地跻身于知识和学习的大家庭中，也是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也属于一个万事万物都能被描述、解释和证实的世界。
中学一年级时，她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她找到了一篇关于线粒体的文章，大概是她爸爸拿给她看的。文章里说道，在最古远的时候，在被称为“原始汤”的远古海洋中，线粒体是作为独立的生物存在的，后来才被其他单细胞生物截获，在此之后，线粒体就一直被迫寄生在宿主体内繁衍生息。进化纵容了这种奴役——我们就是这样变成人类的。要描述这个过程，就要用到“捕获”“强迫”“奴役”这些字眼。实际上，她从来都无法接受这种假说：假设从世界伊始就有暴力。
读书时她就知道自己想当个生物学家，因而非常卖力地苦读生物和化学。她用俄文写八卦，把小纸条掩在椅下，让同班同学传给她最好的朋友。波兰语让她烦得要死，直到六年级，她爱上了一个和她同龄、但被划分在另一间教室的孩子，和那些邮件的发件人同名同姓的人，至于那孩子的面容，她现在要很吃力地去回忆。她对实证论和青年波兰运动知之甚少，肯定就是因为他。
平日里，她的通勤路线如钟摆，从家到办公室，八公里海岸线，早去晚归，摆弧优美。走这段路，始终看得到海，你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她是沿海通勤。
上班时，她不会去想他的电邮。她又回复为平日里的她，况且，一旦工作起来也没工夫陷入朦胧的回忆。只要她把车开出自家车道，汇入高速公路的车流，她的兴致就会高昂起来，满脑子都是实验室、办公室里等着她处理的各种事情。接着，那栋围着玻璃幕墙、低矮但坚固的办公楼就会把她的知觉重新调正，她的大脑开始更有效、更专注地运作，就像一台上了油的引擎，动力十足，值得信赖，保证能将你送达目的地。
目前，她参与了消灭害兽的大项目，目标是鼬鼠、负鼠之类的有害动物——它们是人类鲁莽引进的外来物种，现已严重危及本土鸟类的生存状态，很多鸟蛋会被它们吃掉。
她所在的团队负责测试毒死这些害兽的毒药。先把毒药注射到鸟蛋里，作为诱饵放在木笼子里，再散布到树林和灌木丛中。这种毒药必须见效快，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并具有高度可降解性，在害兽被毒死后，不会殃及大量昆虫。一种干脆利落、目标明确的毒药，对人畜草木皆无祸害，只会毒死特定的有机物种——害兽，并在完成任务后自动失效。生态界的007。
这就是她的工作。她只创造这种化合物，辛勤研制了整整七个年头。
他不知怎的知道了。他肯定是在互联网上发现的，一切都挂在网上。如果你不存在于互联网，你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你至少要出现一两次，哪怕只是在校友录的名单里。而且，她没有改过名字，他要追查到她是很容易的。所以，他肯定是在谷歌搜索引擎里键入她的全名，就看到了很多页面跳出来：她的论文，她教的课程，她参与的环保活动。一开始，她以为他是对这些事感兴趣。就这样，她天真地卷入了电邮往来。
在这架飞越洲际的大型客机上很难睡着。她的脚踝肿胀，脚都麻了。她打了几次瞌睡，反而让她更恍然，愈发没了时间感。夜晚真的有这么漫长吗？远离地面的人体在困惑，身体远离了属于它的落脚点，远离了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平线，而深藏不现的第三只眼睛般的松果体还在老老实实地对照天空中的日轮行径。天光终于亮起来，飞机的引擎声也变调了，本来是耳膜已习惯的男高音，现在音域降低了，男中音，男低音；最后比她料想得还快的，巨大的飞行器开始降落了，灵巧、顺畅地落地了。在登机桥上走进机场大楼时，她就能感受到这里有多么炎热，热气从桥身的缝隙里钻进来，黏糊糊，很潮湿——肺部鼓起来，想吸足这样的空气。但幸运的是，她不用应付这种气候。差不多再有六小时，她就要飞下一段航程了，她打算在机场里把这几个小时熬过去，小睡片刻，抓紧时间休整体力。还有一段十二小时的飞行在等着她呢。
她时常想起那个男人，出人意料地给她发电邮，之后是更多的电邮，达成了某种充满暗示和揣测的通联方式。有些话不会被写下来，但和那些曾与你有亲密身体接触的人，哪怕时过境迁，到最后仍会留存些许忠诚，她是这样理解的。他找到她就是因为这个吗？显然就是。失去童贞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事件，不可能再重复一遍；似乎就因为这一点，不管你想不想，不管用什么观念去想，破处都好像是意义重大的。她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短暂的刺痛，切入，划破——造成这一切的竟只是毫不锋利、那么温和的局部肉体，实在让人吃惊。
她也会想起大学周围那些米灰色的楼群；不管在什么天气、什么季节，阴暗的药房里总是亮着一盏灯，老式的褐色玻璃瓶，瓶身标签上煞费苦心地注明了药品的成分。治头疼的药片，黄色包装盒，六盒一捆，用橡皮筋扎在一起。她想起那时候的电话机，可爱的椭圆形，硬塑料材质，模具压制成型，通常都是黑色或红木色——那时的电话机甚至还没有拨号盘，只有一道小小的曲柄，里面传出的声音像小龙卷风，在电缆深处聚气而成，只为了送来你想听到的声音。
她能清晰地回想起这些画面——人生中第一次——这让她惊诧莫名。她准是在变老，因为人要老了，似乎才能听到脑海深处的回响，那些幽深的角落里记载着曾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此之前，她从没花时间想过那些早已随着时光流逝的陈年往事；往昔是斑驳不清的。现在，电影放慢了回放速度，披露了种种细节——人的脑海容量无限。她的大脑甚至还保留了很久以前的褐色小手包，曾是她妈妈的，战前的款式，包面有橡胶绲边，配了金属扣，看上去就像是珠宝；内层很光滑，摸上去凉丝丝的：你把手伸进去，就会感觉触摸到了一段死去已久、封存在那里的时间。
转乘去欧洲的下一架飞机比上一架还大，感受也完全不同。机舱里满是晒得黑红、度完假的游客们，都想把奇形怪状的纪念品塞进座位上的行李舱里——绘有民族图案的长手鼓，草帽，木雕佛像。她的座位在正中间，左右各有一个女人，恰是最不舒服的位置。她把头靠在头枕上，但心下清楚，这一程是睡不成了。
他们从同一个小镇出发，一起去念大学，他是哲学系，她是生物系。他们每天相约在课后，都有点害怕那座大城市，有点迷失。有时候，他们会偷偷把对方带进自己的宿舍，有一次——现在她想起来了——他甚至攀着排水管爬到了女生宿舍的二楼房间。她记得自己宿舍的门牌号码：321。但城里的大学生活只有一年而已。她坚持到了期末考，考过后就走了。她爸爸把诊所卖了，牙科椅，金属柜，玻璃柜，高压灭菌器和各种器具，一家一当全卖了。想到这里，她不禁好奇起来：那些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垃圾堆？白色漆皮还在掉吗？她妈妈把家具卖了。没有悲情，没有感伤，把所有东西都处理掉之后，仅仅有点不安，因为那毕竟意味着从头开始。当时的父母亲比她现在还年轻几岁（但她当时觉得他们都好老啊），他们早想开启崭新的历险了，去哪儿都好——瑞典，澳洲，甚至马达加斯加——只要能离开那个烂透了的、让人幽闭恐怖的北方小国就好，离得越远越好，远离那种六十年代末荒唐透顶、恶意满满的生活。她爸爸说那个国家不是人待的地方，话是这么说，他却为之倾尽一生。她也想走，真心真意地想远走高飞，就像所有十九岁的少年——想要走向世界。
那不是人待的地方，只适合小型哺乳动物、昆虫、蛾子。她睡着了。飞机悬空在洁净、冰寒、足以杀死细菌的高空。每一次飞行都在给我们消毒。每一个夜晚都将我们彻底净化。她记得儿时看到过一幅画，印刷品，但不知道画名是什么：一个老男人跪在年轻女子面前，她的手指按住了他的眼皮。那是她爸爸书房里的一张画，她知道那本书藏在哪儿：书架最下层的最右角，和其他艺术书籍摆在一起。现在，她可以闭着眼睛，走进那间书房，站在凸窗边就能看到花园。往右看，视线放平，就会看到黑色硬橡胶质地的电源开关，你要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圆柱形的旋钮，再转动。拧动起来的时候会有些阻力。吊灯亮起来了，五只玻璃灯盏就像五片花萼，也构成了飞轮的模样。不过，天花板下的这盏吊灯太高了，灯光太黯淡，她不喜欢。她更喜欢打开有黄色灯罩的落地灯，尽管——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灯罩里面有几片草叶，她会坐在灯下那把破破烂烂的老椅子里。小时候，她总觉得“黑怪怪”就住在那把椅子里，那种小妖怪很吓人，但谁也描述不清。接着，她会在膝头摊开一本大书——她至今仍记得——是毛切斯基②的画册。她翻开到那一页：美丽的年轻女子一手举持镰刀，镇定又带着爱意地，用另一只手按下了跪在她身前的老翁的眼皮。
她家的阳台朝向宽广的草坪，草坪后面就是蔚蓝的海湾；涨潮时的水浪嬉戏光影，五光十色瞬息万变，给浪尖镀上一层银白的光泽。她总在晚餐后走出来，站在夜色中的阳台上——那还是她抽烟时养成的习惯，远远地望着人们各有各的玩法，但都尽情尽兴。如果你要把这场景画下来，必定是欢快的、阳光的、或许还有点勃鲁盖尔式的小淘气。南方的勃鲁盖尔。很多人在放风筝，有一只风筝是鲜艳的大鱼，纤细的鱼鳍很长，在高空中飘荡出纱罗尾金鱼般的飘逸气质。还有一只是熊猫，巨大无比的椭圆身形高高飘浮在微小的人影上方。还有一只风帆，推动着小船在地上缓缓前行。想想吧，风筝可以玩出多少花样啊！想想风是多么有用。真棒。
人们和狗一起玩，把五彩缤纷的小球抛向它们。小狗们带着无穷尽的热情跑去接球。奔跑的，骑单车的，玩滑轮的，打排球的，打羽毛球的，练瑜伽的……全是些蚂蚁般的小人影。海滩边的高速公路上，拖着拖车房的小汽车徐徐行驶，车顶上还绑着小船、长筏、单车。清风吹拂，阳光闪耀，小鸟在树下争食洒落的面包屑。
她是这样理解的：每一个有机体的原子都自带能量，正是因由这种汇聚而成的强大力量，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才得以发展。目前尚且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能证实那种力量——哪怕在精度最高的显微成像或原子光谱摄影中，你都把握不到物理性的实证。那是一种爆发出去、向前猛冲的力量，无休无止地突破原本的界线，超越自己。那是推动变化的原动力，一种盲目但强大的力量。如果你以为那是为了达成目标或者说企图，那就完全误解了。达尔文尽其可能地领会到了这种力量，但他还是误解了。说是物竞天择，其实没有竞也没有争。越是资深的生物学家，审视生物体系间的复杂结构及关联的时间就越长，越用心，也会得到越来越强的直觉，知道所有生命体都在这种发展中互相协助，促进彼此勃发。有生命的有机体将自身奉献给别的有机体，允许别的有机体加以充分利用。如有竞争对手，那也是局部现象，是大平衡机制中的小波动。没错，树枝互相推挤，每一根枝杈都想冲出重围，获取阳光，树根也是错综交织，争先获取水源，动物界也是弱肉强食，但这一切之中有一种自愿自发的特性——令人类觉得恐慌的特性。这就好像在说，我们都是一座巨大的肉身剧院里的演员，我们发动的那些战争都不过是内战。生命——还能用别的词替代吗？——有千百万种特点，乃至涵盖了一切，没有任何物事能游离在生命之外，一切死亡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因而从某种角度说，根本没有死亡。没有差错。没有过错方，也没有无辜者，没有功德，也没有罪孽，没有善，也没有恶；不管是谁想出了这些概念，都已将人类引入歧途。
她回到卧室，读他的邮件，那是刚刚发来的，清脆的电子提示音响了一下，突然让她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人，邮件的撰写者，在她心中激起的那些无望之情。绝望到无望，因为她要走，而他会留下来。临走时，他去火车站了，但她现在不记得他站在月台上的场景了，尽管她知道，自己曾用心记取那个画面——然而，现在她只记得火车动起来，越来越快，华沙的冬景也随之一幕幕往后闪退；也记得他们已认定“此生再不能相见”。如今听来未免矫情，说实话，她不能理解那种痛苦。那是一种好的痛苦，就像生理期的疼痛。一件事快告终了，内部的变化已完成，那就应该消除所有不再需要的东西。所以会有疼痛，但那只是清除带来的。
他们通了一段时间的信；他的来信都装在淡蓝色信封里，邮戳是全麦面包的那种颜色。当然，他们对未来有所计划，有朝一日，他会到她所在的地方去。但，又是当然，他一直都没去成；她以前怎么会相信他真的会去呢？原因有很多，现在都记不清了，甚至让人难以理解：没有护照，政治因素，漫长的寒冬——那会让你寸步难行，俨如坠入地缝。
移民来这里之前，她有过一阵离奇的乡愁，如一波波拍崖的海浪让她心旌荡漾。离奇，是因为那乡愁都和过于琐细、并不真值得怀恋的物事有关：人行道的小坑积水，混入汽油后，水面上就七彩斑斓了；通向黑漆漆的楼梯井的木门古旧而沉重，一推动就吱吱嘎嘎。她还怀念起他们在大食堂里盛波兰水饺的釉面瓷盘，棕色的镶边上印着思波伦合作社的商标，饺子上面淋了融化的黄油，还洒了糖粉。但随着时光流逝，那种乡愁就像洒了的牛奶似的，完全渗进了新家园的大地，一星半点的踪迹都没有。她大学毕业，拿到了研究员的职位。她周游世界，嫁给了至今仍是她丈夫的男人。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马上就会有孙辈了。如此看来，记忆就像塞满纸张的抽屉——有些一次性的文件是完全没用的：干洗店的发票、购买冬靴或烤面包机的收据，那只烤面包机都已不知去向了。但有些东西还是有用的，证明的不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过程：孩子的疫苗接种手册；她自己的学生证：如同迷你护照，大半纸面上都敲了每个学期的签到章；还有她的学历证明；还有一张裁缝课的结业证书。
在她收到的后一封信里，他说虽然自己现已住院，但医生说会在圣诞节前让他出院，之后他就不会再住院了。医生们已经仁至义尽，做出了诊断，扫描了一切可以扫描的，实施了一切可以实施的治疗措施。所以，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家了，他的家在华沙城外的乡村，会下大雪，整个欧洲都深受寒流之苦，甚至有人冻死。他也写明了自己患了什么病，用波兰文写的，但她完全不懂，因为她不知道那种病在波兰语里怎么说。他还写道，“你记得我们的承诺吗？”
“你还记得你离开前的最后一夜吗？我们坐在公园里的草地上，天气非常热，是六月，我们已经考完所有科目了；一整天的炎热消散后，城市像在出汗似的，散发出一种混杂着水泥味道的暖意。你记得吗？你买了一瓶伏特加，但我们没能喝完。我们承诺彼此，还会再见面。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会再相见。还有一件事，你记得吗？”
当然，她是记得的。
他有一把骨头刀柄的随身小刀，刚用附带的开瓶器打开了酒瓶（那个年代的伏特加酒瓶也带木塞，外有蜡封），然后，他用螺旋状的尖头往自己手心里钻——如果她没记错的话，那在他食指和拇指之间留下一道很长的伤口，然后，她从他手里接过那把刀，也用螺旋状的金属刀刃在自己手上划了一道。然后，他们把伤口交叠在一起，让彼此的鲜血交融。这种年轻人的浪漫表态被称作“兄弟血盟”，肯定是从当时的某些热门电影里，或是小说里学到的，很可能是卡尔·麦那些描写阿帕切酋长的系列小说。
现在，她摊开手掌去查验，左手，再是右手，因为她不记得当时划的是哪只手了，但是，她当然是找不到了。时间只会去纪念其他种类的伤痕。
不过，她记得那是六月的夜晚——年纪上去后，记忆就会慢慢敞开包容万象、深不可测的裂口，每一天都能拖出一点新的记忆，易如反掌，好像顺藤摸瓜，从一天天的记忆到时时刻刻、再到分分秒秒。静止的画面动起来，起先很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同一些瞬间，就像从沙子里抽取出古老的骷髅：起先，你只看到一根骨头，但拂去一些沙子后，露出来的骨头就会多一点，直到最后整个复杂的骨架裸露出来，构成骨架的关节与接缝也扶持了时间。
他们离开波兰后，先去了瑞典。那是1970年，她十九岁。不出两年，他们就觉察到瑞典还是太近了，波罗的海会带来熟悉的洋流，乡愁，让人浑身不舒服的瘴气。她爸爸是一流的牙医，她妈妈是牙科保健医生，世界各地的人都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只需要把人口总数乘以人均牙齿总数，你就能估摸出牙医有多少生意可做。走得越远越好。
她回复了那封信，用惊讶的语调再三肯定她记得那个奇特的承诺。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好像他一直在焦急等待，还提前写好了下一封信的内容，保存在电脑桌面，就等她发来回信，他就能拷贝、复制再发出。
“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持续不断的疼痛，还有日复一日扩散的麻痹感。但这还是可以忍耐的，只要别去想：疼痛过去后就什么感觉都没了，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个钟头都会比上一个钟头更难熬，也就是说，你只能一头栽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坠入幻觉拼凑成的某种十层地狱，遭足十次罪。你找不到任何人为你指明前路，不会有人拉着你的手，向你解释眼下发生的事——因为解释是不存在的，没有惩罚或奖赏这种说法。”
在下一封信里他抱怨说，哪怕只是写几句陈词滥调都会让他难受到不行。“你是知道的，在这里，对任何事不能有任何质疑。我们的传统不倡导这种思路，再加上我的同胞们（他们仍然是你的同胞吗？）天生就对任何形式的反思都提不起劲儿，因而加剧了这一点。这尤其要归咎于我们不堪回首的历史，因为历史总是对我们不够好——凡事一旦走上正轨，就总会脱轨，再次崩溃，所以我们就公认地对整个世界保持警惕，心有余悸，我们一方面坚信颠扑不破的法则有能力拯救我们，另一方面又想打破这些我们所坚持的法则。
我的个人情况是这样的：离异，而且我和前妻没有任何联系了——现在是我姐姐在照顾我，但她不会照我的要求做。我没有孩子，为此抱憾终身——这辈子真正想要的不外乎就是这件事。不幸的是，我是个公众人物，而且不是人见人爱的那种。没有医生敢帮我。有很多政治冲突都牵涉到我，其中一次则害我身败名裂，现在恐怕也没什么好名声。我知道，也不在乎。住院期间，偶尔会有人来看我，但我猜想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来探望我，或出于同情心（我也只是想想罢了），其实——哪怕他们自己都未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想看看我的下场。瞧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儿了啊！他们会坐在我床边直摇头。我明白，那是人之常情。我自己的心地也显然算不上纯洁无瑕。这一辈子，我搞砸了太多事情。只有一件事是为我自己好的，那就是，我做事一向有条不紊。现在，我要好好利用这个优势。”
要看懂他的波兰文，对她来说是很困难的——好多单词她都忘光了。比方说，她不明白osoba publiczna是什么，必须停下来好好想想，然后才反应过来，那肯定是“公众人物”的意思。但他所谓的“搞砸”又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办事不力？还是说他伤害了自己？
她试图想象出他写那封邮件时的模样，是坐着还是躺着？外表如何？穿着睡衣吗？但在她的脑海中，他的形象始终只是一圈轮廓，没法填满，只能空空如也，她仿佛能看穿他，直接看到外面的草坪和海湾。读完这封长信后，她搬出了一只纸盒，她把在波兰时的老照片都收在盒里了，翻到最后，她找到了他——年轻的男孩，发型很得体，稚嫩的须发投下稀疏的阴影，戴着样式滑稽的眼镜，穿着高地人的高领厚毛衣，一只手拢在脸颊边——抓拍这张黑白照的时候，他肯定在讲话。
共时性：总有些事是同步发生的。比如：几小时后，她收到一封附有照片的电邮。“对我来说，写信也越来越困难了。请抓紧。这是我现在的样子。你是应该知道的——不过照片已是一年前了。”那是个魁伟的男人，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脸面光滑，五官柔和，对焦有点虚，他坐在一个房间里，墙上的搁板都被纸张压弯了——是出版社吗？两张照片没有半点相似之处，要是你以为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也情有可原。
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病。她在谷歌页面上键入波兰文的病名，一下子就找到了答案。原来如此。晚上，她向丈夫询问，他详细解释了这种病的来龙去脉，为什么无法治愈，何为渐进式的退化和瘫痪。
“你为什么问这个？”他最后问道。
“只是好奇。有个朋友得了这种病。”她避重就轻地给出答案，继而顺口一提——甚至让她自己都吃了一惊——在欧洲有场国际会议，临时通知的，很紧急，她要出席。
从伦敦到华沙只有一个小时，这最后一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她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还要转一次机。很多年轻人是结束工作回家去的。感觉好怪——每个人都极其自然地讲着波兰语。一开始，她非常惊讶，好像不小心撞见了一群古希腊人。他们都穿得很厚实：帽子、手套、围巾、羽绒服，像是要去滑雪似的——直到这时，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即将降落在寒冬的中心。
平躺在床上的人有如身陷囹圄，让人想到一把骨头。她走进房间时，他当然没能认出她。他端详了她一会儿，知道肯定是她，但并不能说是真正地认出了她，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你好。”她说。
他淡淡地一笑，闭了会儿眼睛。
“你真让人惊喜。”他说。
坐在他床边的女人起身腾出空位，那想必就是他提到过的姐姐。她便可以把手搭在他手背上了。他的手苍白而枯槁；如今，他的鲜血带动的不是火焰，而是灰烬。
“哎呀，你快看呀，”他姐姐对他说道，“有人来看你了！快看看是谁来看你了。”再对她说，“你要不要坐一会儿？”
从他的房间望出去，能看到白雪覆盖的花园、四棵高大的松树；后面是栅栏围墙，再后面就是路，顺着这条路再往下，能看到货真价实的别墅区，那些小楼建得优雅迷人，令她大吃一惊。这和她的回忆有云泥之别。那些小楼有立柱，有游廊，车道两边都有照明设施。她听到邻居家有人在发动汽车，引擎嗡嗡地响，但汽车没有发动起来。空气里隐隐有股烟味，是烧松果的味道。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她，露出微笑，但只是嘴角微微上扬，眼神依然严肃。床的左侧立着静脉注射的吊瓶，外凸的针头插在蓝色静脉血管里，那根血管肿胀得厉害，像是快要爆开了。
他姐姐出去后，他问道，“是你吗？”
她笑了笑。
“我来了，你要不要好好看一眼。”她说出这句在脑海中排演了很多遍的话，很简单的句子。效果还不错。
“谢谢你。”他说，“我没想到——”他干咽了一下，好像快哭了。
她很怕自己会目睹某些令人尴尬的场面，便说道，“别傻了。我没半点犹豫。”
“你真好看。年轻。不过你把头发染了。”他努力装出轻松的口吻。
他的嘴唇都干裂了。她看到床头柜上有个水杯，杯口伸出一根用纱布包起来的吸管。
“你要不要喝点水？”
他点了点头。
她把纱布浸湿，俯下身，凑近这个无能为力的男人。他闻起来有股甜到腐烂的味道。她用纱布为他润唇时，他的眼睛忽闪了一下，闭起来了。
他们想聊，但聊不起来。他合起双眼几秒钟，她就无法确定他是睡了、晕了还是醒着。她想用“还记得那时候……”这样的开场白，但说着说着就没下文了。她陷入沉默后，他抚了抚她的手，说道，“请你讲个故事给我听。请你讲点什么。”
“这样子……”她斟酌词句，“还要多久？”
他说顶多几个星期吧。
“那是什么？”她瞥了一眼吊瓶，问道。
他又笑了。
“超级营养餐。”他答道，“早餐，午餐，晚餐。猪排配卷心菜，甜点是苹果派和啤酒。”
她不出声地重复他用到的那个词：kapusta，卷心菜，一个她当然知道、但早就忘了的词。一个词就足以让她感到饥饿。她握住他的手，小心地摩挲他冰凉的手指。这是陌生人的手，陌生人——现在的他，没有一星半点是她熟悉的。陌生人的身体，陌生人的声音。她甚至可能在别人的房间里。
“你真的认出我了吗？”她问他。
“当然认出来了。你没怎么变。”
但她知道这是假话。她清楚，他根本没能认出她。如果他们有更多时间相处，多一点时间熟悉面容、手势、习惯动作的剧变，或许还能展示出恰当的……但又有什么意义呢？她觉得他现在又昏睡过去了——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她没去打扰他，只是看着他灰白的脸孔、深陷的眼窝，他的指甲是那么苍白，像是用蜡做的，而且做得很粗糙，因为指甲缝、指尖的皮肤都显得含糊不清。
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清醒过来，却像只隔了一秒钟似的照旧看着她。
“很久以前我就在网上找到你了。我看了你的论文，虽然大部分都看不懂。”他虚弱地笑了笑，“那些术语太难懂了。”
“你真的读过了？”她有点惊讶地问道。
“你看起来很好，”他说，“气色很好。”
“我是还好。”她说。
“这一路怎样？飞了多少小时？”
她告诉他要分几个航程，分别在哪个机场转乘。她想算出总共用了多少时间，但老也算不清：从东飞到西，时间显然越算越多。她向他描述自己的家在哪里，海湾的风景。她把负鼠的事也告诉他了，还讲到她儿子要去危地马拉的乡村学校当一年英语老师。讲起她的父母相继去世，两位老人都是一头灰发，心满意足，用波兰语倾诉心事，一个先走，另一个很快也走了。讲到她的丈夫可以驾驭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
“你杀生，对吗？”他突然问道。
她吓了一跳，看着他，继而明白了他的意思。
“很难。”她回答，“但必须做。喝水吗？”
他摇摇头。
“为什么？”他问。
她不置可否地摆摆手。因为不耐烦。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们把宠物带到海岛上，并不知道那些外来物种会侵害本地生态系统。有些动物是很久以前——两百多年前——被人无意间带上岛的，还有些动物漂流上岸纯属意外，怪不得任何人。当时人们放养负鼠和鼬鼠，是为了得到它们的毛皮。植物会从人们的花园里偷偷蔓生出去——前不久，她还看到过路边长出了一丛丛血红色的天竺葵。大蒜也逃出了人的掌控，在野外生长起来；但蒜苗开出的花颜色变淡了——天知道为什么，也许经过了数千年的进化，它们产生了某种自然而然的局部突变。她的同行们努力工作，就为了保护这座岛，别像世界上其他地方那样被污染——别让人们不经意留在口袋里的种子不经意地播散到这座岛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别让香蕉皮上的外来真菌摧毁整条生物链，别让人们的鞋面上、登山靴的鞋底留有的细菌、昆虫和藻类进入这个生态圈——尽除会带来不良后果的所有外来物种。这是一场必须要打的拉锯战，哪怕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输。你不得不心平气和，接受现实：到最后，并不会有所谓的独立生态系统。整个世界会被搅成一锅粥。
但你必须加强海关检疫的管理力度。你不可以携带任何生物物质上岛；须有特别许可令才能带入种子。
她注意到他听得很专注。但，这个话题适合这种场合吗？她这样想着，就渐渐地沉默下来。
“说呀，告诉我。”他说。
他的睡衣领口敞着，露出一截惨白的胸脯和几根灰色的胸毛。她把那领口拉到平整。
“看，这是我先生。这两个是我的孩子。”她说着，伸手从手袋里摸出钱包，透明夹层里有几张照片。她把孩子们的照片给他看。他不能扭动头颈，她就把照片稍微举高一点。他笑了。
“你回来过吗？”
她摇了摇头。
“但我常去欧洲，开会。嗯，三次吧。”
“你就没想过要回来？”
她思忖片刻。
“我的生活非常充实，你知道，要去学校上课，要管两个孩子，还要工作。我们在海边盖了这栋房子，”她如此讲下去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的却是她爸爸的声音，说这个国家只适合小型哺乳动物、昆虫和蛾子，“我想，我只是忘了去想这件事。”她用这句话结束这个话题。
“你知道怎么办吗？”隔了很久，他问道。
“我知道。”她说。
“什么时候？”
“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
他很吃力地动了动，把头扭向窗户。
“越快越好。”他说，“明天？”
“好的。”她说，“明天。”
“谢谢你。”他说完，看着她的样子好像刚刚向她表白了爱意。
她走的时候，一条吃得太胖的老狗走过来，闻了闻她。他姐姐站在门口的雪地里，抽着烟。
“抽吗？”她问。
其实是在询问能不能和她聊聊，她懂。她接下了一支香烟，出乎她自己的预料。烟很细，薄荷味的。吸入第一口烟，她就有点吃不消了。
“他要靠吗啡才能撑住，所以不是很清醒。”他姐姐说，“你是大老远赶来的吗？”
她一听就明白了，他没有把她的事告诉他姐姐。所以，一时间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不，不是的。我们共事过一段日子。”她不假思索地说道；在此之前，她从不知道自己这么会说谎。“我是海外联络人。”她飞快地补上一句，想合理地解释她的口音，隔了这么多年，她讲起波兰语就像个外国人。
“上帝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也太残忍。就这样折磨他。”他姐姐说道，一脸决绝的神情，“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他就这么孤零零的。有个护士早上会从诊所过来。她说，把他送回医院护理会更好些，但他不肯。”
她们不约而同地把烟摁在雪地里。两根烟并不是同时嘶一声熄灭的。
“我明天再来。”她说，“来道别，因为我这就该走了。”
“明天？这么快？看到你来，他这么高兴……可你只待几天啊。”她摆出一个动作，好像很想抓住她的手，好像她想无声地补上一句：请你不要离开我们。
她不得不改签机票——之前，她没想到事情会进行得这么快。最重要的一程：从欧洲回家的那一段航班现在已改不成了，所以，她突然多出一个星期要自己打发。但她决定不留在这里——现在就走也许更好，更何况，在这样的大雪里、这样的黑夜里，她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次日下午有飞抵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位置；她选择了阿姆斯特丹。她要在那儿当一星期的游客。
她独自一人吃了晚餐，然后沿着老城区的大街走了走。路过小店时她会看看橱窗，大多数店家都是卖旅游纪念品的，还有她完全无感的琥珀珠宝。这座城俨然是不可能被走完的，太大了，太冷了。周围的路人们全都穿戴得层层叠叠，大半张脸都遮挡在衣领和围巾里面，从嘴里喷出小云朵般的水汽。一垛垛冻雪堆在人行道上。她本想去当年住过的宿舍看看，现在放弃了。实际上，这儿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在排斥她。她突然困惑起来：在纯粹自由自主选择的前提下，怎么会有人选择回来，重访早已面目全非的年轻时的旧居？这种做法让她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以为能找到什么呀？他们要再三确认什么呢——仅仅是他们在这里住过的事实？还是要确认当年离开才是英明的决策？或许，是希望敦促他们这样做——对这些逝去之所的更精准的记忆会像一道拉链，齿齿相扣，光速般唰的一下，将过去和未来拼接合一，坚固持久，仿佛用金属线缝合过那样。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当地人目不斜视地从她身边走过，绝不多看她一眼，而她也在排斥他们。她童年时很想成为隐身人，现在竟好像梦想成真了。头戴隐身帽——童话里才有的小神器——你就能从别人的视野里短暂消失。
近几年来，她有所发现：你只需要当个没有任何显著特点的老女人，就能成为隐身人，效果自动引发，你什么都不用做。不仅能对男人隐形，也能对女人隐形，因为她不会在任何方面成为她们的劲敌。这是一种崭新的、惊人的体验，清楚地感知到人们的目光就那样飘忽掠过她的脸，从她的脸颊、鼻子前面一扫而过，甚至都不落在脸面上。人们看她时，目光直接穿透过去，毫无疑问是在看她身后的广告牌、风景或时刻表。是的，是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她已经是隐身人了，不过，她现在思考的是：这种隐形效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她只要去学习如何接受就好了。比方说，假设有疯狂的突发事件，根本不会有人记得她也在现场，就算记得，他们顶多只能说出“有个女人”或“那边还有个人……”这种情况下，男人会比女人更无情，女人还会假装称赞一下她的耳环，假如她戴了的话，而男人根本不会掩藏，绝不会多看她一秒钟。偶尔会有些孩子出于不可知的原因呆呆地看着她，小心翼翼、不冷不热地盯着她的脸孔看，但最终也会扭过头去，朝向未来。
晚上，她在酒店里泡过桑拿就睡了，时差让她累坏了，一下子就睡着了，就像从卡座里抽出一张卡，再插入另一个奇形怪状的卡座。清晨，她醒得太早了，而且很害怕。她是平躺的，天还没亮，她想起丈夫半梦半醒地跟自己道别的样子。如果她再也见不到他该怎么办？她想象自己把包搁在楼梯台阶上，脱下衣服，用他喜欢的姿势在他身边躺下，紧贴着他赤裸的脊背，鼻尖抵在他的后颈。她打了电话。那边是晚上，他刚从医院下班回到家。她对他讲了一点开会的情况。还讲到天气有多冷，讲她猜想他肯定受不了。她提醒他去花园里浇水，尤其是长在石头地里的龙蒿。她问起办公室有没有给她打电话。然后，她冲了个澡，洗漱一番后就下楼，她是第一个去吃早餐的住客。
她的化妆包里有一只小瓶子，看上去很像香水小样。今天她带上了它，在路上进了药店，买了一支注射器。好笑的是，她想不起来皮下注射器的波兰语（strzykawka）是什么，只好换一个词，说她要打针（zastrzyk），结果这两个词听上去几乎没差别。
出租车横穿城市时，她渐渐明白了自己在这里没有归属感的缘由：这分明就是一座新城，和她印象中的那座城毫无相似之处；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勾起她的回忆。没什么是眼熟的。房子都太矮了，占地太大了，街道都太宽了，房门都太坚实了；不同的街道上行驶着不同的车辆，甚至和她习惯多年的右舵完全不同，这里是左舵。所以，她才甩不掉那种感觉：她来到了镜子里的某个虚构的国度，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但不知为何，也容许任何物事存在。不会有人抓住她的手，不会有人拘留她。她沿着这些冰寒地冻的街道前行，俨如从另一个空间维度里来的异星访客，某种更高级的生物；她必须让自己缩小，才能嵌入这里。她在这里只有这一项使命，显而易见的、不染尘菌的，爱的使命。
进入别墅区所在的小镇时，出租车司机一时没了方向。这个小镇有个童话般的名字：Zalesie Górne。字面意思是：翻越山丘，穿过树林。她让司机停在转角的小酒吧前，付了车钱。
她快步走了几十米，走过大门到房门间的小路时，她要艰难地踩过尚未铲清的积雪。打开大门时，门上的雪顶被抖落了，露出了下面的门牌号码：1。
又是他姐姐给她开的门。她的眼睛红红的，刚哭过。
“他在等你。”她说着就转身不见人影了，“他甚至要我帮他刮了胡子。”
他躺在新铺好的床上，意识清醒，面对房门——他真的是在等她。她在床边坐下，靠着他的身体，拉住他的手时，她注意到那双手有点不寻常：冒着汗，甚至手背上都有汗滴。她对他微笑。
“感觉如何？”她说。
“还好。”他说。
他在撒谎，情况并不好。
“帮我贴上那包药。”他说着，用眼光示意床头柜上扁平的药盒，“很痛。我们必须等药起效了再开始。我不确定你什么时候会来，但希望你到的时候我是清醒的。要不然，我可能会认不出你。我可能会想，这不会是你。你这么年轻漂亮。”
她抚了抚他微微下陷的太阳穴。药包贴在他的双肾上方，俨如第二层皮肤，透露着仁慈。看到他的部分身躯时，她不禁感到惊愕：竟是如此饱受摧残。她咬了咬下唇。
“我会有感觉吗？”他问道，她保证，他绝对不用担心。
“告诉我，你想怎么做？想单独待一会儿吗？”
他摇摇头。他的额头像羊皮纸那样枯干。
“我不想做什么忏悔。”他说，“只要你捧住我的脸。”他虚弱不堪地笑一下，笑出一丝淘气的意味。
她没有迟疑，立刻就照做了。她感受着他的皮肤、微妙的骨相、下陷的眼窝。她的指尖感受到他的心跳，微微颤抖，好像很紧张。精巧的骨头交互嵌构，这头颅既是坚固无比的，同时又脆弱不堪。她的喉头一紧，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几欲落泪。她明白，这种触摸会让他释怀；她几乎能触摸到他皮肤下的战栗在慢慢纾缓。最终，她放下了手掌，他却保持原样，眼睛闭着。她慢慢地俯下身子，亲吻了他的前额。
“我是个好人。”他轻声说道，此刻正用深邃的眼神看着她。
她赞同。
“跟我说点什么。”他说。
她清了清嗓子，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他便给了她一个话题：“跟我说说，你住的地方现在什么样。”她就回答：
“现在是仲夏时节，树上的柠檬都长熟了……”
他打断她：“从你的窗户能看到海吗？”
“看得到。”她答，“退潮时，会有很多海贝被浪留在沙滩上。”
但这只是虚晃的一招：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听下去，目光恍惚了片刻，继而再次聚焦，恢复了先前的清明眼神。之后，他仿佛从遥远的地方望着她，她知道，他已经不在她所在的这个世界了。她无法确证自己在他眼神深处读取的含义——是恐惧是惊惶还是恰恰相反的：解脱。他笨拙而微弱地用呢喃表达出一种谢意，或类似的情绪，之后就昏睡过去了。于是，她从手袋里摸出那只小瓶子，用注射器吸空瓶里的液体。她取下静脉注射的针头，慢慢地推入她带来的液体，一滴都不剩。他的呼吸停止了，又突然，又自然，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好像他之前的胸腔起伏本来就是一种异常现象。她抚摩他的脸颊，接着，把静脉注射的针头重新插好，再抚平她坐在床边留下的褶皱。她就这样走出了房间。
他姐姐还是站在门廊上，抽着烟。
“抽吗？”她问。
这一次，她拒绝了。
“你可以再来看他吗？”他姐姐问道，“你能来，对他来说很重要。”
“我今天就走。”她说着，走下台阶，又说道，“你自己保重。”
飞机起飞，同时切断了她的念想。她没有再多想。此刻，一切回忆都烟消云散了。她在阿姆斯特丹待了几天，那座城在那个时节是挺冷的，风很大，整座城市基本上只呈现出三种颜色：白，灰，黑。白天她在博物馆美术馆里闲逛，晚上就待在酒店里。在大街上信步游走时，她无意间看到了一场解剖学展览，展品都是人体标本。她一时好奇就进门参观，在展馆里待了两个小时，慢慢欣赏那些运用最先进技术制造的人体标本，以及你能想到的各种人体姿态的陈列。但是，她正处于一种非比寻常的精神状态，而且非常累，所以，她仿佛是透过一层迷雾在看，三心二意，只能看出个轮廓。她看到了神经末梢和输精管，像是逃脱了园丁之手而无拘无束的异域花草，鳞茎与兰花，又像是花边与绣片，网状脉序，板岩碎片，雄蕊，触角与触须，总状花序，溪流，岩石的褶皱，波浪，沙丘，陨石坑，高原，山脉，山谷，高地，卷绕的血管……
高空，飞越大海时，她在包里翻找出那场展览的彩色宣传页，页面上有一具人体，没有皮肤，摆出了罗丹的著名雕像的姿态：单臂支于单膝，单手撑着下巴，身体紧张，似乎要动用全身的力气去思考，虽然没有皮肤，也没了脸孔（事实证明，脸部确实是人体全身最浮夸的部分），你仍能看得出来那双眼睛有点斜视，有种别致的魅惑感。看过之后，她沉入机舱内的黑暗和引擎慎重的轰鸣中，昏昏沉沉的，开始幻想不久的未来——科技成本下降后，所有人都负担得起塑化遗体的费用。到那时候，你尽可舍弃墓碑，直接竖起深爱之人的遗体，墓志铭可以这样写：“某某在此云游数年后，以几岁之龄离开了这具肉身。”飞机准备下降时，她突然又惊又怕。于是，她紧紧、紧紧地抓住了扶手。
终于，她筋疲力尽地回到了自己的国度，回到了那座美丽的海岛。海关人员例行公事地问了些问题：她在海外逗留期间有无接触过动物？有无到过乡野地区？有无可能接触到生物污染？
她回想自己站在他家门廊上，跺掉靴子上的雪；回想那条被喂养得太胖的狗跑上楼梯，蹭上她的腿。她回想自己的双手打开了貌似香水小样的小玻璃瓶。于是，她平静地回答：有。
海关人员要求她在一旁等待。接着，他们用消毒水把她那双笨重的冬靴冲洗了一遍。
注释①Godzone，新西兰的别称。
②Jacek Malczewski（1854—1919），波兰著名画家，被誉为波兰象征主义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