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好几年的拆迁开始之后，很多个周末，我和何器都会跑到那堆断壁残垣里面“寻宝”——断头的娃娃、七彩的马赛克瓷砖、黑色花边的胸罩、面目清晰的无名结婚照和全家福，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被撕烂的粗制印刷杂志，封面上一个穿薄纱的女人妖娆地靠着床头，当时那些看不懂的字眼后来都在迟成的本子里得到复现。
倾圮废弃的墙壁千疮百孔，挖掘机刮开雪白墙壁露出的红棕色砖头宛如自残的手臂。成山的建筑材料和垃圾堆在烈日下，掺杂着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体味，和我家的味道一样，现在才明白那是贫穷的酸涩。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相信这里日后会变成游人如织的森林公园，还有迟成家光鲜亮丽的海鲜酒楼，我和何器、迟成也会因为这堆废墟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当我告诉何器，我胳膊上三个圆形疤痕是因为我爸爸小时候曾想杀死我，她哭得比我还厉害，过了一会儿，她掏出水彩笔，在自己胳膊相同的位置上也画了三个圆点，口齿不清地说，“你看，我们一样了。”
我蹲在那堆废墟上，看着何器为我哭到通红的脸颊，竟然释然了这三个疤痕带给我的痛苦。我以为我人生的苦难就此可以结束，可以相安无事地慢慢长大，和何器成为永远的朋友。但是，如果我的童年可以重新来过，如果我有权利在剪接出错的地方重新醒来，我会毫不犹豫在小学毕业典礼的后台按下暂停。
那天原本是我最快乐的一天，结束了痛苦的小学生活，和何器约好了一起去离家最近的初中继续我们的友谊，这是我和爸爸磨了很久才换来的，因为以我的成绩，到这个学校还是要交一笔几千块的择校费，这笔钱已经上升到了我家重大决策层面，我跟他保证以后绝对好好帮家里干活，相当于预支的工资，他才勉强同意。
那天却是何器最难过的一天，她的父母经过漫长的冷战终于决定离婚。她很大可能会判给爸爸，因为她妈妈要去日本做生意，不可能带她走。为了让她开心一点，我把毕业礼物提前给她，是一对红樱桃头绳。她立刻把马尾辫散下来，两手灵巧地编成两个麻花辫。我从小就羡慕她有这样一头长发，还有一个会教她编辫子的妈妈。何器果然开心了许多，神神秘秘地说给我的礼物要放学之后才能给。
当迟成甩着刀片划破手指，用一种自以为壮烈的方式跟何器告白，我们的短暂的快乐结束了。何器被吓得眼睛蓄满泪水，我当场怒不可遏，一把推开迟成，他先是呆住，接着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穷鬼”，我上前紧逼一步，“你说什么？”
周围都是看热闹的人，迟成不想下不来台，继续叫嚷，“我说你是穷鬼！你们全家都是穷鬼！”我一拳挥到他的鼻子上，他难以置信地捂着鼻子，看了看比他高半头的我，气势上输了下去，但嘴上不依不饶，“俞静，你爸爸就是穷鬼命！你不知道吧？我家拆迁的水产仓库之前是你爸爸的，他自己卖了。”
我愣在原地，他接着说，“现在后悔死了吧？不然现在就是你家开大奔了！穷鬼！穷鬼！”
周围的起哄声也变成了声调一致的“穷鬼”，那些人都或多或少收过他的好处。
我先于何器一步把迟成踹翻在地，夺过刀片抵住了他的喉咙。
周围一片哗然的尖叫。
在我出生之前，盐洋市渔业局开始推广南美白对虾的水产养殖，当时传统捕鱼业日渐式微，再加上私人小渔船根本无法跟驰航水产的大渔船相抗衡，我爸爸动了心，说服妈妈把姥爷留在大泉港村的两栋老宅改造成一个对虾养殖场，为了达到国际标准的养殖环境，引进最优质的虾苗和养料，他们俩前前后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一大笔钱。
一开始两人没日没夜地看虾苗，测水温，放饵料，对虾长得很好，还被村里当成了养殖标兵。等对虾长到能卖的时候，安监局的人过来抽样，结果发现药品残留严重超标，发现了大量激素成分，当场就把养殖场列入了黑名单，所有产品禁止售卖。我爸百口莫辩，说是被人下药的，但是没安监控，什么证据都没有，只能认栽。等着收虾的客户全跑了，所有的付出血本无归，我妈大着肚子，当场瘫在水池里。
好好的肥虾没人打理终于烂在池子里，苍白的虾壳浮在水面，菌群丛生，散出恶臭。借钱的债主三天两头上门，我在这个当口出生，又成了压在父亲眉头的一朵阴云。
这时，迟宗伟像救世主一样出现了，他说自己也想搞养殖，出了一大笔钱买走了父母的养殖场，这笔钱不仅能还上所有的欠债，还有盈余。为了保住爸爸的面子，迟宗伟还聘请他当技术指导，这样一来，爸爸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
但是迟宗伟买完养殖场之后什么都没做，就放着，直到一年多后，拆迁的红纸贴在村头，爸爸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甚至怀疑药物超标也是迟宗伟搞的鬼。他上门要说法，被迟宗伟的手下打了一顿，威胁他再来就报警。吐在爸爸身上的唾沫也沾着三个字“穷鬼命”。
那天，爸爸匆忙赶到学校后台时，刚好轮到我们班表演，迟宗伟让徐老师先组织表演，就留下我跟迟成，“这是两个大人之间的事，再说底下都是领导，耽误演出进度不好。”徐老师感激地看着他，然后组织同学们依次上台，何器死活不去，但她是领唱，还是被徐老师拽走了。
我们班演唱的是《大海的故事》，隔着厚厚的绒布幕帘，一阵掌声之后，海浪前奏响起。我看见迟宗伟把迟成的脖子亮给爸爸看，上面有一道细微的划痕，连皮都没破，但是迟成哭得像只螃蟹，迟宗伟挺着河豚一样的肚子，仰着头大声说着什么，爸爸一动不动，冷漠地听着。
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耳朵里只有何器带着哭腔的歌声——“大海的故事很多很多/像晶莹的珍珠一颗一颗/从祖父的祖父到外婆的外婆/都讲着大海的渔船，都唱着悠悠的渔歌……”
迟宗伟掏出一条新裤子，用力一扔，裤子搭在了我爸爸的肩膀上。爸爸呆立半晌，缓缓蹲下去，把迟成尿湿的裤子脱下来，拿出湿巾一点一点擦着他的腿，接着给迟成穿上裤子。迟成这才露出笑脸。
这是我第一次打量父亲，他穿着一件薄透的白衬衫，那件衬衫是他唯一一件白衣服，只有比较正式的场合才穿，但早已洗得发黄了。他身材干瘦，白衬衫鼓胀着，像一层脱肉的虾皮浮在他的身上。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一个高大的男人蜷缩起来，会比一个六年级的男孩还要矮小。
那天晚上，爸爸用编渔网的尼龙绳抽了我一个小时，我的背上织起一片淤红，他要让我记住两件事，“当官的，有钱的，这两种人永远不要招惹，不准得罪，他们跟你是两种人。”第二件事，是“认命”。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认清这两个字，他本来以为可以靠着那个虾塘改变命运，但是他忘记了更值钱的东西是“消息”，一张酒桌，一份厚礼，换来嘴巴一动，无数人的命运就会顷刻改变。你无法改变这些，也无法跟这些东西相抗衡，只能说服自己，这些东西自始至终都不属于自己，认命的穷人才能活下去。
但我只记住了第三件事。他气喘吁吁地把尼龙绳扔到墙角，咕咚咕咚喝了一大杯凉透的茶水，从牙缝里啐出一句，“我当时为什么没把你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