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拉千年枣

布哈拉千年枣

阿拉伯大军首次出现在布哈拉长城(Kanpirak)下,可能在674年(唐高宗咸亨五年)春。前一年的年末,呼罗珊的阿拉伯军从阿姆勒渡过阿姆河,攻陷、抢掠并摧毁了泽拉夫尚河下游的最大城市拜坎德(Paikand,唐人译为毕国),然后继续北上,就到了保护布哈拉绿洲的长城外面。布哈拉,唐人译为安国,又音译为布豁或捕喝。这时统治布哈拉的王朝是布哈尔胡大(Bukhar Khudah,khuda意为“君主”)。阿拉伯人来时,国君别顿·布哈尔胡大(Bidun Bukhar Khudah)刚刚去世,继位的儿子是还没断奶的婴儿,别顿的遗孀可敦(Khatun)以母后身份执掌国政。阿拉伯早期史书有关这个可敦的记载颇多抵牾,英国学者吉布(H. A. R. Gibb)《阿拉伯征服中亚史》对此有专门讨论。据纳尔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可敦掌权长达十五年。

可敦本是内亚游牧政治体最高首领可汗的妻子的称号。过去研究者怀疑可敦的语源是伊朗语,不知怎么传给了突厥人。不过根据汉文史料,可汗与可敦最早都是出现在阿尔泰语系古鲜卑—蒙古语族的拓跋和柔然人群中,突厥从柔然借入,后由西突厥带到中亚。在阿拉伯征服之前,和泽拉夫尚河流域的其他粟特绿洲国家一样,布哈拉先后经历了贵霜、嚈哒和西突厥的统治,还一度面临萨珊波斯的进攻。有研究者认为,正是萨珊的威胁,使得更靠北、距离阿姆河较远的布哈拉逐渐重要起来,与此相应,更容易承受南来威胁的拜坎德(毕国)开始衰落。在军事形势上,阿拉伯征服与萨珊侵略是非常接近的。只是以前布哈拉人在突厥帮助下击退了波斯,现在阿拉伯人就不那么好对付了。

674年春的阿拉伯入侵并没有进入布哈拉。二十五岁的乌拜杜拉·齐亚德(Ubaidallah b. Ziyad)是呼罗珊阿拉伯军队的主将,塔巴里(Tabari)《先知与帝王史》说他是第一个率军渡过阿姆河的阿拉伯大员。阿拉伯军在拜坎德击败了紧急赴援的突厥与各粟特城邦联军,摧毁城镇和果园。据雅库比(Yakubi)《历史》,这支阿拉伯军共四万人,拜拉祖里《各地的征服》(又译《战纪》)说是两万四千人。既然打不过,布哈拉可敦只好纳贡求和:纳尔沙希和拜拉祖里都说,她献上价值百万迪拉姆的金银珠宝。纳尔沙希还记了一个细节,阿拉伯人大肆掳掠时,连可敦的一只靴子和一只袜子都抢走了。可能是在她出席谈判时,阿拉伯人盯上了她那闪亮的、嵌满宝石、价值二十万迪拉姆的金靴,对骑在马上的可敦强行拉拽,连带把袜子也扯下来了。塔巴里说这只袜子是阿拉伯人事后捡到的,可以想见当时一片混乱。纳尔沙希说阿拉伯人带着战利品和四千俘虏(可转换为奴隶的战俘也是重要财产),退回呼罗珊首府梅尔夫。这批俘虏(即奴隶)的命运,拜拉祖里说是被乌拜杜拉带到了巴士拉。雅库比说,巴士拉的一条名为al-Bukhariya的街道,就得名于这批奴隶,因为乌拜杜拉把他们安置在这里。

以粟特地区的富裕繁荣和贸易地位,阿拉伯人很快就不满足于只是偶尔抢掠一下了。过了一两年,新任呼罗珊总督赛义德·伊本·乌斯曼(Said ibn Uthman)再次兴军北上。据拜拉祖里,赛义德是第一个渡过阿姆河的呼罗珊总督。可敦想与赛义德谈判,希望用上一次的价格再次求和,同时派人外出求援。出乎可敦的意料,她刚向阿拉伯人送上第一笔求和款,来自突厥、撒马尔罕(康国)和竭石(史国)等地的援军纷纷抵达,总人数多达十二万。可敦决定撤销和谈。赛义德说,我也后悔了。于是赛义德派人把先已收到的财物送还可敦,挥师进击。和上次一样,数量并不占优的穆斯林一战而捷。纳尔沙希的解释是神学的:“崇高的神在异教徒心里布下恐惧,使他们未战先溃。”拜拉祖里则进行了历史解释:“盟军头领的一个奴隶带着手下临阵脱逃(这里奴隶其实是臣属的意思),余人跟着全都溃散了。”眼见大势已去,可敦只好再派人求和,大大提高了纳贡数量。拜拉祖里写道:“于是赛义德进入了布哈拉城。”这个布哈拉城,应该就是可敦居住的王宫城堡(Ark)。

可敦年幼的儿子、布哈拉名义上的国君,据纳尔沙希,名为Tughshada,据塔巴里,则作Tuq Siyada,唐人译为笃萨波提。笃萨波提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因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大军压境,与康国等粟特君王一起上书唐廷请求派突骑施驰援,这封求援信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信中有“奴在远,叉手胡跪,礼拜天恩威相,如拜诸天”之类的话,明显是汉文直译,反映了粟特书信的用语格套。他除了请军救援,信末还替自己和妻子向唐朝皇帝索要赏赐:“如蒙天恩滋泽,请赐臣鞍辔、器仗、袍带,及赐臣妻可敦衣裳妆粉。”这时笃萨波提已经四十六七岁了,母后可敦早已离世(纳尔沙希说她死时笃萨波提刚到可以治国的年龄),信中的可敦是笃萨波提的妻子。唐朝史料没有提到他的母亲,阿拉伯征服初期的布哈拉可敦,只见载于阿拉伯文史料,其中细节最丰富的是纳尔沙希《布哈拉史》。

《布哈拉史》是10世纪的布哈拉人纳尔沙希为萨曼君主写的,原为阿拉伯文,12世纪译为波斯文,译者对内容有所增损,后来又有学者多次增补。学术界目前流行的是1954年出版的英译校注本,译注者是著名的伊朗语文学家和中亚史家费耐生。据纳尔沙希,可敦是受布哈拉人民拥戴的统治者:“她习惯于每天骑马从布哈拉城堡出来,停驻于雷吉斯坦那个人称‘草料贩子门’的大门外,坐在王座上,前面站立着后宫的宦官和贵人。周围农村的义务是,地主(迪赫坎,dihqan)与贵族之家每天派出两百个年轻人,腰系金带,肩负宝剑,前来听候支使。可敦出现时,人人礼敬,分两派站立,然后她开始处理国务。她发布同意或禁止的命令,喜欢谁就赐给他代表荣誉的长袍,并惩罚任何她想惩罚的人。从清晨到中午,她一直坐在那里。午餐时间她回到城堡,叫人给所有随从送吃的。傍晚她再次出来坐在那里,一些地主和贵族分两排站在她前面,直到太阳西沉。然后可敦上马回宫,余人各回各村。如此这般,人们轮流前来侍候,一队人每年总得这么轮上四次。”就是这样一个勤力政务的可敦,遇上了中亚历史罕见的大变局,成了躬迎阿拉伯征服者进入自家城堡的第一个粟特统治者。

控制布哈拉只是赛义德征服粟特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要利用在布哈拉获得的人力物力,向泽拉夫尚河上游进发,征服一个又一个粟特古国,直至撒马尔罕。因此,拜拉祖里记叙赛义德进入布哈拉城堡之后,紧接着写道:“然后赛义德·伊本·乌斯曼就攻打撒马尔罕,可敦派遣布哈拉人协助他。他在撒马尔罕城门外扎营,誓言不破此城绝不回师。”再也不提布哈拉可敦的事了。可是纳尔沙希却记载了赛义德在布哈拉期间的几个细节,有些被研究者视为不大可靠的传说或逸闻,比如:“据说这个可敦甜蜜貌美,迷住了赛义德。布哈拉人用自己的语言(一种粟特方言)编唱歌谣,讲述这一风流韵事。”还有一条,说可敦爱上了她丈夫的一个侍从,笃萨波提真正的父亲就是这个侍从,军中很多人对此极为不满,打算拥戴布哈尔胡大家族的另一个孩子代替笃萨波提。恰好赛义德准备出征时,要求可敦派人(相当于人质)跟阿拉伯大军一起。可敦趁机把那些心怀不满图谋不轨的人都派给赛义德,及时清除了这些危险分子。除了缺乏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可敦有点像是中亚版的克里奥帕特拉。

另一个故事,说赛义德与可敦议和时提出要求:“你必须出来向我致敬。”可敦同意了,出城来向他致敬。赛义德又提出要求:“你还得向我手下的将领们致敬。”于是可敦依次向阿拉伯军的每一个将领致敬。轮到一个人叫阿卜杜拉·伊本·哈斯木(Abdallah ibn Khazim),这是阿拉伯征服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个头领,他自己在呼罗珊有特殊地位,后来他儿子在铁尔梅兹几乎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阿卜杜拉特有仪式感,让人在自己的大帐里生了一堆火,火焰熊熊,帐内又亮又热。阿卜杜拉在火边接见可敦,他的肤色被火光映成了宝石红,双眼也闪烁着火焰的红光。他有一个特大的头,因为大得不同寻常,甚至还产生了专门的语汇用以描述他的巨型脑袋。他本来就是一个凶神恶煞、十分可怕的人,现在身披盔甲,拔剑端坐。可敦前来致敬,见了这副模样,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逃之夭夭。《布哈拉史》记录了她逃走时感喟的一句诗:“你这神的奴隶呀,你的美貌让我大开眼界,愿那魔鬼之眼一直遥远,神啊,你竟然什么都造得出来呀。”承王一丹教授赐示,可敦吓跑时感喟的那句诗,据德黑兰版《布哈拉史》(1983年版)校勘者注,是伽色尼王朝诗人萨纳依一首抒情诗的第一联。如此看来,这个故事并非出自纳尔沙希原文,是后人增补进去的。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只见于纳尔沙希《布哈拉史》,对本文来说,是最重要甚或唯一重要的。书中特别说明这个故事的来源是苏莱曼·赖茨(Sulaiman Laithi),故事发生的时间是赛义德征服布哈拉之后、向撒马尔罕进军之前,驻军于布哈拉时,他生病了:

可敦前来探视。她的腰间挂着一个装满金子的钱袋,她伸手到钱袋里,摸出两件物事,说道:“这两个,我自己要留一个,生病时我需要吃的。另一个,我送给你,你吃了它,病就会好了。”赛义德好奇是什么神物,竟让可敦如此珍重宝爱。等可敦一走,赛义德就来看这个宝贝,发现只是一颗陈年干椰枣。他命手下准备五峰骆驼,满载新鲜椰枣,给可敦送去。可敦打开袋子一看,全是椰枣。她从腰袋里取出剩下的那颗椰枣,跟这些椰枣对比,竟是一样的东西。可敦大感羞愧,连连致歉,说道:“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物事,我保存这两颗已经好多年了,就是为了在生病时食用。”

布哈拉可敦不仅视椰枣为神药,还一点也不知道这种神药产自何方,这才引来阿拉伯人的嘲弄。这个故事的重要,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伊斯兰征服之前的布哈拉,是不容易见到椰枣的。无论故事本身是否出于虚构或附会,如果那时的布哈拉并非难以见到椰枣,故事就会是另一种讲法。可是,枣椰是中东常见果树,椰枣是常见水果,萨珊波斯盛时,覆盖了地球上主要的椰枣产地。在穿过中亚、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丝绸之路活跃时期,椰枣当然也是商队运输的物资之一,即使不是作为商品,也是作为旅行者的食物。那么问题来了,布哈拉在那时的丝绸之路上究竟地位如何?它是不是重要的一站呢?从撒马尔罕前往呼罗珊,是否一定要经由泽拉夫尚河下游诸绿洲呢?

与这个故事相对照,同时及稍早的中国中古诸王朝史料,显示对萨珊波斯盛产椰枣是有了解的。《北史·西域传》波斯条,记波斯食药特产有“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千年枣,即椰枣。《北史·西域传》是唐人汇录《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相关传文而成。《魏书·西域传》早佚,宋人转以《北史》补入,所以今本《魏书·西域传》很大程度上可能仍然是魏收书原文。也就是说,北魏官方已经知道萨珊波斯产椰枣。《魏书》记文成帝和献文帝在位时波斯各有两次“遣使朝贡”,孝文帝宣武帝在位时各一次,孝明帝时有四次。《北史·西域传》记波斯与魏的官方联系,自孝明帝神龟年间(公元518—519年)说起:“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自此,每使朝献。恭帝二年(555年),其王又遣使献方物。”史书不记他们所献的方物有些什么,只在《魏书》的任城王元澄传里说波斯使者送给元澄一匹骏马。不过从史书所记波斯物产可以推测,大概提到的就是魏人见到的。不管这些朝贡使者是不是由商人冒充,他们一定会带来有关波斯的知识,特别是有关他们带来的商品的知识。椰枣就是这些知识的一部分。

北魏为什么把椰枣称为千年枣呢?与一般水果不同,自然脱水后的椰枣可以经久存放,布哈拉可敦那两颗就是保藏好些年的。那么,是不是因为可以久存,就得了千年枣之名呢?我想不是的。椰枣在中东之重要,差不多相当于橄榄在地中海地区。其营养价值被附着上医药价值,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据说《圣经》提到椰枣超过五十次,《古兰经》提到椰枣也有二十三次之多。即便伊斯兰时代之前,椰枣一定也已被赋予了医药功效。布哈拉可敦珍藏椰枣,就是为了治病,这种医药学知识应该是源于中东,经萨珊波斯传入中亚的。当然离中东越远,供应越不易,其药用功效被重视的程度就会越高。中古早前胡商把这种以甜味见长的干果介绍到东方,肯定要夸大它的药用价值,难免要说久食可以长寿之类的话,这才使得魏人把这种形态近似温带枣(鼠李科枣属乔木果实)的西来果子(棕榈科刺葵属乔木果实)称为千年枣。宋元以下,还把千年枣之名升级为万年枣,同样是强调它延年益寿的功效。

《册府元龟》记天宝五载(746)闰十月“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遣使献千年枣”,时在怛逻斯战役之前不久,属于中亚抵抗大食入侵的联盟成员与唐朝外交活动的一部分。陀拔斯单即Tabaristan,在今伊朗境内的里海南岸与厄尔布尔士山之间,那里是不产椰枣的,忽鲁汗国王所献的千年枣,大概来自阿拉伯人。椰枣成为这次朝献的主要贡品,说明中亚各国都把椰枣看得很重要,或者知道唐人认为这种果实很珍贵。萨珊波斯出千年枣,北朝的这个知识传到隋唐,唐人遂又称千年枣为波斯枣,尽管那时波斯已大大缩小,不再涵盖盛产椰枣的地区。在怛逻斯战役中被阿拉伯人俘虏的杜环,游历中亚和中东后东归,他记录自己西行见闻的《经行记》因族叔杜佑摘入《通典》而得部分保存。有意思的是,杜环称呼椰枣,兼用千年枣和波斯枣两名。他记大食国“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枣”。记摩邻国(摩洛哥)则说:“人飡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这种混用被杜佑录入《通典》,同时,《通典》的波斯条又照抄《北史》,说波斯产千年枣。让人怀疑杜佑是否知道二者实为一物。

杜环记录了椰枣一词的发音“鹘莽”,非常有意思。照说他记录的是北非椰枣,那里是说阿拉伯语的(当然北非的全面阿拉伯化还需要更长时间,但这时精英阶层和商人社会应该已经都在说阿拉伯语了)。阿拉伯语的椰枣,是tamr/tamra/tamur/tamar等,发音明显不同。“鹘莽”是波斯语椰枣一词khurma的音译。北非的椰枣怎么用波斯语的称呼呢?也许杜环的记忆发生了某种混杂。唐人对波斯语的这个发音是了解的。最著名的例子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八《木篇》:“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鎼,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饧,可食。”窟莽与鹘莽一样,都是khurma的音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都专为枣椰树立了条目,他们讨论过的,这里就从略了。需要强调的是,萨曼帝国以后波斯语影响所及之处,khurma一词进入许多语言,比如,几乎所有突厥语族的语言都借入了这个词。

至迟到5世纪中后期,来自萨珊波斯的胡商就把有关椰枣的知识(产地和药用价值)引介到了东亚世界。可是,不可思议的是,到了7世纪后期,布哈拉的统治者还不知道这种果子正是来自阿拉伯地区。布哈拉可敦的这个错误应该不会发生在撒马尔罕,原因很简单,撒马尔罕是丝路贸易的中亚枢纽,椰枣知识必定不是什么秘密。《北史·西域传》记康国“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与康国相比,阿拉伯征服之前的布哈拉大概是僻处中亚的一条后街,未可以萨曼时代的布哈拉来想象8世纪之前的布哈拉。这就涉及两个彼此交织、相辅相成的问题:第一,在泽拉夫尚河的下游诸绿洲中,布哈拉的崛起是比较晚的;第二,阿拉伯征服之前,从撒马尔罕到波斯,主要的道路可能并不是向东经过泽拉夫尚河河谷绿洲,而是向南经过卡什卡河谷。反之亦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时代的到来对布哈拉的崛起影响甚大。阿拉伯征服中亚正是从泽拉夫尚河下游开始的,首当其冲的是传统的下游的最大城市拜坎德(毕国),拜坎德遭受的毁灭性打击使随后各绿洲的抵抗有一定限度、适可而止,不久布哈拉成为下游的中心城市。因为呼罗珊的中心从尼沙普尔(Nishapur)前推到梅尔夫,阿姆勒成为阿姆河最繁忙的渡口,阿姆河也因阿姆勒而得名。由此而北,泽拉夫尚河河谷绿洲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亦显著提高。到目前为止,费耐生的名著《布哈拉:中世纪之光》是理解布哈拉辉煌崛起的最佳导引。如果对中世纪之前的布哈拉知道得更多些,那么读费耐生一定会有更大收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布哈拉千年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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