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探索朝鲜发生的这场“被遗忘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美国在亚洲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间接导致今天韩国经济的腾飞，以及一个闭关锁国的和美国敌对的朝鲜。[1]
为了构建好这部作品的框架，1987年1月到5月我都在美国采访相关人员、搜集整理档案材料。研究任务十分繁重，“米奇”·迈克罗尼——《战争之神》中一名关键人物的现实原型，成了我的助手，给予了我非常宝贵的帮助。光在美国，我们就采访了二百余人，其中包括马修·李奇微将军——他是我最喜欢的司令官之一，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团第三营营长罗伯特·塔普雷特中校，此外，还有罗伯特·塔普雷特中校征召的八名士兵、两名军官，以及十余名美国海军辅助人员。在朝鲜半岛，“米奇”事先给我做好了安排。我在朝鲜半岛的第一次采访是1987年9月。当时我采访了韩国的第一个陆军上将白善烨，他陪同我到汉城附近的“保龄球道”。当年他就是在这里成功地阻止了朝鲜方面的进攻。通过白善烨将军，我又首次深度采访了战争初期大韩民国陆军参谋长丁一权将军。此外，白善烨将军还为我介绍了许多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平民百姓。其中一个便是菲利普·克罗斯比神父，他是朝鲜版“死亡行军”的一名幸存者。
在中国台湾，我们又采访了五十多名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在中国大陆，我不仅见到了一些选择在战后回到祖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还成了第一个获批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档案室阅读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的西方人。
在汉城被抓的新闻记者1987年初，我在美国找到了六名当年的战地记者。这些战地记者生动地向我描述了朝鲜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突然袭击韩国那段令人痛苦的时光。当时，大韩民国军队装备非常落后，防线正逐渐崩溃。李承晚及其政府放弃了首都汉城。朝鲜则以苏联制造的坦克为先头部队，其势头似乎不可阻挡。
1950年6月27日傍晚六时许，一架飞机飞抵汉城城西数英里之外的金浦机场，机上载着四名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纽约时报》的伯顿·克雷恩、《时代周刊》的弗兰克·吉布尼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这些记者看到下方的美国人正拼命地挥舞床单和枕套，这些信号表明金浦机场仍在韩军掌控之中。飞机着陆之后，他们坐车穿过了汉江大桥。汉城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于是他们径直来到（美国驻）韩国军事顾问团司令部。“我提议晚上就待在那里。”凯斯·比奇回忆道。当晚深夜有人喊朝鲜军队已经开进汉城了。四人匆忙穿好衣服，收拾好各自的打字机和行李。这时，一位美军少校告诉他们，敌人的坦克要到汉江大桥了。“如果我是你们的话，”少校提议道，“我也会赶去那边。要是抓紧的话，你们还有时间捕捉一些新闻素材。”
在冷战后卫星和电视直播覆盖到世界每一块事发地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这些勇敢的记者，是如何在战争现场报道着汉城的绝望防守，以及之后汉城的沦陷的。这些记者身处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有的甚至受了伤。他们和韩国的士兵、百姓一样，无法逃脱战火对生命的威胁，深陷战争的旋涡之中。我在书中描绘他们的故事时，很好奇他们是如何多次死里逃生的，也很敬佩他们坚持对外报道战况的可贵精神。作为记者，他们要竭尽所能，在战争现场无论利用何种通信设备，都要将最新战况报道出去。
朝鲜半岛战争初期，在联合国的最大限度的支持下，美国以“世界警察”的角色参战，而这次行动注定造成美国官兵的伤亡人数多于后来的越南战争。遭到围攻的是美韩联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将军和列兵弗兰克·迈尔斯。
我从沃克将军昔日手下那里得知其人其事。我们这位司令官不屈不挠，富有感召力。一些参战的将士曾在战后严厉地批评过沃克将军，而我碰到沃克将军的专机飞行员麦克·林奇上尉等人之后，听到了与之前的叙述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林奇回忆道，有好几次沃克将军让他把飞机飞得很低，这样将军可以直接从飞机上大声发出命令，鼓励在地面上作战的将士。在一系列残酷战斗中，沃克将军指挥手下阻击，撤退，再战。1950年9月，沃克将军终于守住了自己的防线。此时，其上级“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发动了一次两栖登陆行动，后来有人称之为天才的军事行动。不过，林奇却告诉我，在麦克阿瑟选定仁川为登陆点与实际登陆的这段时间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沃克将军反对选择仁川为登陆点。当时截获的无线电情报表明，朝鲜共产党领袖金日成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在“联合国军”站稳脚跟之前攻克釜山。如果这样的话，朝鲜部队的主力就会部署在大田至大邱一线以南。换言之，如果按麦克阿瑟的计划登陆仁川，朝鲜的主力恰好处于仁川与朝鲜半岛顶端之间。当时，朝鲜的大量战术部队和后勤部队从北面和南面都可以绕过汉城，但他们若要影响战局则必须经过大田。因此，大田才是整个战局的关键，而不是汉城。大田的防守力量远远弱于仁川，因此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可以在登陆次日抵达大田。登陆部队若要抵达汉城，则至少需要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更何况届时汉城必定守备森严。
再者，只要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进入大田，试图把沃克将军的军队赶入大海的朝鲜部队主力将会被困住，便于美军利用空军和炮兵将其歼灭，付出的代价就相对较少。一旦歼灭了朝鲜部队，美韩联军朝分隔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三八线挺进就不会遇到多少阻力。到那时，韩军可接替美军，守在前线，美军则可以派往后方，以应对朝鲜军队后续攻势，而政治问题则由联合国解决。
然而，麦克阿瑟将军坚持选择仁川。于是，大规模的美国海军登陆便按计划实施了，景象颇为壮观。仁川登陆只遭到朝方的零星阻击。尽管种种迹象表明，朝鲜军队并未因美军成功登陆仁川而一溃千里（事实上，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已准确推断出美军会在仁川登陆），但人们都交口称赞麦克阿瑟为军事天才。美军在登陆仁川过程中，只有二十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阵亡，一百七十九名受伤。不过，从仁川到汉城的情形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美军耗时十二天，才扯下飘扬在汉城国会大厦旁的朝鲜旗帜，美军的伤亡十分惨重。而且，正如沃克将军所预测的一样，朝鲜军队退到了北方，以便在联合新盟友后卷土重来。
就当时无人欣赏沃克将军的卓越成就一事，我和麦克·林奇交谈了数小时，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沮丧。他伤感地说：“当时我既恨沃克将军的所有上司，也恨他的所有手下。我心想，这就是我们浴血奋战所得来的结果，在和平时期弄来一大帮行政人员来指挥部队，这样他们日后就能得到提拔了。”
只可惜，沃克将军并不能为自己辩护。在韩国部队的协助下，他率领第八军击溃了汉城附近的朝鲜军队。沃克率军冲过三八线、攻克平壤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命令他率军向鸭绿江挺进。沃克将军担心这会迫使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保卫自己的边境。事实证明，他的判断一点也没错。1950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形成了对沃克将军的军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歼灭的态势。美国海军陆战队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一路北上，在鸭绿江与沃克将军的军队会合。
从长津湖撤离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历经的磨难实在难以用言语描述。沃克将军设法暂时阻止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势，并将其麾下的第八军撤到三八线以南，在汉城北约三十英里处构筑了防线。1950年12月23日早晨，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在一段结冰的路面上发生了意外。正如他的恩师乔治·巴顿将军一样，沃克将军也丧生于一场车祸。当时，沃克将军是在去前线给他的儿子山姆颁发第二枚银星勋章的途中。
马修·李奇微将军接过了沃克将军的指挥权。正是通过李奇微将军，我才结识了沃克将军专机的飞行员麦克·林奇。沃克将军死后，麦克·林奇又成了李奇微将军专机的飞行员。李奇微将军跟我说：“我相信林奇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场朝鲜战争。”凭借他们的描述，我在书中重现了他们当年在飞行中所遇到的一些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完成的一些几乎不可能成功的降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降落在一条河堤上，这条河堤和飞机的起落架差不多宽，而且全长就三百英尺。他们好不容易降落之后，就遭到轻武器和迫击炮的袭击。李奇微将军坚信，自己应该和当年在诺曼底时一样，和手下的将士们待在一起，第一时间亲眼见证最新的战况。那天，奇迹果然发生了：林奇竟然把飞机头掉转了过来，这样他们就可以重新起飞了。当时，迫击炮炮火越来越猛烈，而林奇居然从中找到了空隙，成功将飞机掉头。
1950年7月底，列兵弗兰克·迈尔斯用实际行动向沃克将军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可以信赖的部下。沃克将军的部队曾在河东郡（朝鲜半岛顶端附近一个重要的公路交会点）遭到伏击，损失惨重。虽然当时双方人数悬殊，朝方占据十五比一的绝对优势，但沃克将军及其遭到严重减员的残部还是设法成功突出重围，撤到韩军的防线之后。迈尔斯正是我苦苦寻觅的那段历史的目击者。正如李奇微将军让我结识了林奇之后，我才得以了解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沃克将军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引领我找到了迈尔斯。
河东郡之战正酣时，麦克阿瑟将军从日本飞抵朝鲜半岛，宣称美军不会从朝鲜半岛撤军。沃克将军也决心不再后撤。休整了两天后，迈尔斯得知朝鲜军队即将攻破美军防线。一名上尉觉得迈尔斯有勇有谋，便把一百二十五名士兵交由他指挥。
朝鲜军队炮火的持续猛烈进攻，迫使他们缓缓后撤。最终他们得到了一些空军和炮兵的支援，开始猛攻朝鲜军队。迈尔斯休息了一天，并在野战医院接受了针对脚踝疼痛的治疗。朝鲜军队又接二连三地发起进攻。周围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继续撤退到前线唯一尚存的阵地。迈尔斯一瘸一拐地拖着几乎动弹不得的腿，想方设法到达了相对安全的地方，之后他又被送到了另一个野战医院。迈尔斯的脚踝肿得十分厉害。然而，他刚一躺下，就有人冲进来，大喊：“敌人正在包围这个地方！”迈尔斯立马一跃而起，抓起一杆步枪，瘸着腿冲上了大街。“我一下子看到了五六名朝鲜士兵，不由得大吃一惊，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其中一名朝鲜士兵挥舞着刺刀斜着朝他刺去，幸好只擦到了他的大腿。迈尔斯坐着向朝鲜士兵开枪，迫使他们找掩护。之后，迈尔斯步履蹒跚地跑到火车站，伤兵们正在上火车。迈尔斯刚挤上车，就看见朝鲜士兵朝自己冲了过来。迈尔斯和伤员们便从火车车窗朝着外面的朝鲜士兵开火。“我算了算，火车开动前，光我一个人就至少击中了七个敌人。”
迈尔斯记得的另一件事是后来火车又遇到一次伏击，他继续朝着窗外射击。途中他昏了过去，醒来时人已躺在担架上了。一名护士想把他手里的枪拿开，他却低声咕哝着要回部队。随后，他听到一声奇怪的巨响，猛地坐了起来。他发现自己在一间干净的白色房间里，身边是新洗的床单，外面阳光明媚。这时，他看到一个身着一袭白裙的漂亮姑娘。“我爸妈在哪？”迈尔斯问道，“我这是在哪？天堂吗？”一旦迈尔斯意识到自己依然活着，他便一心想知道，临时受命指挥了这么一次之后，自己到底算不算军官。显然，他依然只是一名大兵，没有人为他撰写报道，为他的勇敢美言几句。
一场胜负未决的战斗罗伯特·塔普雷特中校，南达科他州人，三十二岁，长得又高又瘦。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团第三营营长。塔普雷特的战争经历和刚强的性格，使他能够代表朝鲜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战士的形象。塔普雷特营里的军医对我说：“他就是一幅活的征兵海报。他铁石心肠，说话时一板一眼，不带一丝感情。”不过，这只是塔普雷特的一面，我打算去探索他的其他特质。
1950年9月3日，塔普雷特中校参加了争夺洛东江山脉东侧的五峰里岭的战斗。沃克将军最终在此守住了自己的防线，阻止了朝鲜军队占领釜山。当天下午，沃克率领部队越过山岭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处露营区，地上尸横遍野，不少士兵都是在睡梦中饮弹身亡的。塔普雷特中校及其手下战士开始挖战壕。次日黎明前时分，团长默里上校让塔普雷特联系陆军部队，因为这些部队应该已经抵达他们的右方。不久后，塔普雷特中校发电报告知默里：“除了朝鲜人，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在接下来的数日混战之中，朝鲜官兵伤亡惨重，但他们还是不断向前推进。参与了这场战斗的官兵们都说这是一次典型的拉锯战，各部队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朝鲜的天气使得空军无法提供支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坦克和朝鲜的苏制T-34型坦克直接交锋，抢占扼洛东江之路的咽喉五峰里岭。在双方拼命争夺这一目标的最险要关头，朝鲜部队离美军的一支部队非常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士们几乎一刻不停地朝他们扔手榴弹。
最终，他们被赶到的陆军部队所解救。之后，塔普雷特及其海军陆战队又在仁川登陆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还在麦克阿瑟的“天才军事行动”带来的后果中幸存了下来，即海军陆战队员们口中惨痛的“冰血长津湖”大撤退。
随着我对这场战争的深入了解，以及和参与这场战争的战士们的交谈，我对麦克阿瑟将军的看法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我不仅开始质疑他的“天才军事行动”，而且开始质疑他的地缘政治观，至少他对朝鲜和中国的尊重程度存疑。
冰封长津湖与血战长津湖1950年9月下旬，麦克阿瑟将军重新将韩国总统李承晚扶上台之后，接到美国总参谋部的指令：下一个军事目标是摧毁朝鲜的武装部队，但在任何情况下，他的部队都不得进入中国东北或苏联边境。麦克阿瑟回复道：沃克的第八军的目标是突破三八线，占领朝鲜首都平壤，而他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将与美国第十军在朝鲜东海岸联合发动一次两栖登陆行动，然后向朝鲜半岛西部推进，协助沃克攻克平壤。
然而，麦克阿瑟将军的目标远远不只是平壤，他想拿下整个朝鲜。当时，麦克阿瑟将军的威望正处于巅峰，因此，他坚信自己占有绝对优势。阿尔蒙德参谋长接到指令，派所属海军陆战队沿着离平壤东北一百五十英里远的长津湖西进，接着转战西北，与沃克将军的军队会师。然后，他们一起冲到鸭绿江，结束战争。然而，本应与阿尔蒙德参谋长的海军陆战队会合的沃克所部的主力当时正在撤退。一支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在夜色中秘密地跨过鸭绿江。所以，本来就反对深入敌后的沃克将军在阿尔蒙德参谋长率领的军队到来之前就被击退了。
对于这场败仗，阿尔蒙德将军完全不知情。1950年11月27日，他按原计划出发，打算与沃克会师，但他随即撞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大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增援部队陆续赶来，美国海军陆战队被迫后撤。此时，塔普雷特中校的营被派去攻占通往后方的道路两边的制高点。塔普雷特中校刚开始攻占这两个制高点，便接到默里传来的命令，要他们向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报告。计划有变，他们的任务不再是占领制高点，而是担任开路先锋，突出重围。这就意味着，他得扫清通往后方的障碍，并保障大军能撤到安全地带。
那天晚上，塔普雷特中校所辖的艾特姆连拿下了1520号山冈上的第一个目标——一个大山嘴。“我准备发动突击，穿越这座高原，直抵我前面的另一个山嘴。”塔普雷特中校将他的作战计划电告艾特姆连连长施里尔上尉。半夜时分，施里尔上尉从山上呼叫塔普雷特：“我们在山上遭遇了敌人的交叉火力网，这将是一场灾难。”
“好的，我知道了。”塔普雷特说道，“撤回你们原先的位置，构筑工事，做好夜间防御工作。”这时，团部又传来另一道命令：“重新发动通向后方的进攻！”“今晚我不打算再发动任何进攻，”塔普雷特中校说道，“因为我对这儿的地形一点也不了解。”然而团部再次命令他发动进攻。他只好不情愿地呼叫施里尔：“两位联军指挥官都给我施加了压力。你能再次发动进攻吗？”
“那我试试吧。”施里尔说道。但是，他们很快又陷入了交叉火力中。地面冻得结结实实，掩体根本挖不了多深，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挡敌人迫击炮、手榴弹和轻武器的狂轰滥炸。艾特姆连里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们都说当时的情况比硫黄岛更加惨烈。艾特姆连伤亡惨重，施里尔只得呼叫塔普雷特中校：“塔普，我们正被敌人猛烈攻击。我们的前方和左右两侧都是敌人。”
整个夜晚，施里尔一直在向塔普雷特报告战争的惨烈情况，塔普雷特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塔普雷特指挥部队，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接近艾特姆连，向其提供支援，但都失败了。数小时后，塔普雷特在急救站里看到了施里尔，他咽喉中了弹，只能勉强说出这几个字：“不可能了。大家都阵亡了。”最后整个艾特姆连只有大约二十名士兵活了下来。
“我呼叫了默里：‘上帝啊！艾特姆连已经被敌人吃掉了！我们这里简直一团糟！’”此时，和塔普雷特一道在路上的只有指挥部人员和后勤人员，营里的其他人都陷入了苦战。
“我们要重新发起进攻。”默里说，并承诺会派人增援。
然而，只来了一辆坦克。“我钻出急救站的帐篷，默里上校正朝我走来。他问我有什么新情况。‘我在电话里都已经告诉过您了。’”
“好吧，”默里说道，“我们要继续进攻。”
“那我需要援兵。”塔普雷特答道，“我现在只剩下两个连了。豪连只剩下大约六十人，乔治连剩下大约八十人，而艾特姆连已经拼光了。”他得在路上投入兵力，前方有不少路障，路障后都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火力把守。“我已经着手布置了，局面非常棘手，我要派人去前面探一下路。”
默里说他会派一辆坦克过来：“我们将把海军陆战队第七团剩余士兵、炮兵以及工程兵整合成一个连。”
塔普雷特叹了一口气。情况多半是不会变好了，至少接下来的一天一夜还会如此。第二天，也就是12月2日，虽然伤亡惨重，塔普雷特依然带领手下向通往安全地带的山口推进。每前进一步，他们都不得不拼命。中午时分，沿着1520号山冈前进的乔治连攻下了既定目标，但被称作“诅咒”的合成连（第七团的残部），他们本是负责扫清路障的，却在一座被炸毁的桥梁附近受阻。于是，塔普雷特呼叫海盗战斗机[2]给予火力支援，海盗战斗机有效地清除了峡谷之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塔普雷特命令豪连穿过路南边弯道中的高地，但豪连的官兵在试图越过一条溪流的时候，很快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火力压制得动弹不得。
塔普雷特和无线电通信员斯威迪·斯文森沿着路往前走，无线电吉普车跟在后面。突然，机枪从右方嗒嗒嗒横扫了过来。“我意识到子弹来自豪连上面的高地。我听到了一声奇怪的喘息声，但我继续往前走。这时，更多的子弹飞了过来，我趴在了地上。”
塔普雷特转过头看向身后，没有看到无线电通信员，他发现斯威迪倒在路旁的雪地里。“你究竟怎么啦？”塔普雷特问道。此时，对他来说，斯文森是不可或缺的，他需要斯文森在危急时刻随时待命。
“我情况不妙。”斯文森含糊地说道。一梭子弹打穿了他背上的无线电设备，进入了他的肺部。塔普雷特找了找通信车的驾驶员，发现驾驶员就在他身后，也在流血。“我喊来了担架和医护人员。”当工兵在前方炸毁的桥旁成功地搭好便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塔普雷特派他的唯一一辆坦克在队伍前面开道。几分钟后，他便得知，坦克滑到路边了。“让汽车排派点人手来，”塔普雷特对电话那头说道，“让这该死的东西动起来。”
坦克终于就位了，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但是，乔治连却遇到了麻烦，他们的连长受了重伤，全连士气低落，甚至影响了全营，战士们战斗的意愿正在消失。塔普雷特和一名新通信员重新上路后，发现坦克停在离壕沟不远处，几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懒散地坐在坦克附近。“合成连的连长在哪？”塔普雷特问。
“坦克里。”
右边山上又有机枪开始朝下扫射，一颗颗子弹飞溅到雪地里。塔普雷特连忙趴在地上，紧贴着地面慢慢爬到坦克另一边，拿起坦克后的对讲机，冲坦克里的合成连连长大吼。
“我出不来了。”合成连连长说完便没声了。
“如果你不出来，我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塔普雷特吼道。
对方没有回答。
“行啊，你个婊子养的东西！你就躲在里面不出来吧！”
塔普雷特回头时，从山上射来的一颗子弹擦到了他的钢盔，头盔立刻飞了出去。他听见有人在喊：“塔普雷特！塔普雷特！”他转头一看，雪地里冒出了一个人。
“我是艾迪中尉！”他喊道，“我带来了默里上校的命令。”
“你可以告诉他，让他等一下亲自把命令下达给我。”抵达德洞山口之后，艾迪向塔普雷特解释，原本是打算让塔普雷特把进攻的任务转交给海军陆战队第七团第一营，但第七团的指挥官利曾伯格上校要塔普雷特立即继续发动进攻。“德洞山上的雷·戴维斯及其部下正朝你部方向进攻，他们就要把中国军队赶到你们的枪口下了。”
“告诉利曾伯格上校，他就是在放屁！我们正在追击我们前面的大量中国官兵，但压根儿没人撞到我们的枪口下。如果他不信的话，他和默里上校可以亲自来看看。”
并没有人来。塔普雷特重组了自己的指挥部人员和后勤人员，然后把乔治连拉到了山下的左边。当他再次接到自己的团长派人下达的命令时，塔普雷特告诉那名传信员：“你回去转告雷蒙德·默里，就我个人而言，我想不断进攻，直到直捣长津湖南岸东南角的小镇下碣隅里。”攻克下碣隅里是他们的既定目标。“我不想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我手下的双脚就会被冻僵。我想我们已经突破所有封锁线了。我们可以不放一枪地走到下碣隅里。”
次日（即12月3日）黎明时分，地面上又覆盖了六英尺厚的雪。塔普雷特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突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封锁线，中国人民志愿军要堵住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往下碣隅里的通道。乔治连用一辆坦克在前面开路，工兵紧随其后。两天前乔治连出发时总共有四十八个人，现在只剩十七个人了。塔普雷特走在他们的前面。在高地上苦战一夜的豪连则努力地跟上了大部队。
这一仗打得非常艰难，塔普雷特再次请求默里上校，批准他带领所部从德洞山口继续前进，不要让其他部队接手。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塔普雷特则留在后面，把零零散散落在后面的海军陆战队官兵聚拢在一起，然后穿过山口。
三个星期后，即1950年圣诞节，此时在朝鲜半岛尾端附近海军陆战队露营区的原来筋疲力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正渐渐恢复元气。然而，塔普雷特根本闲不下来。他和自己营里的其他军官已经决定派人去东京弄点白酒回来，让官兵们一起举杯同庆，活跃一下节日气氛。有个叫哈普的军官自愿前往东京，并带回了好几箱白酒。得知哈普去了趟东京，带回了白酒后，默里第二天上午打电话给塔普雷特，称哈普没有请假就擅自离队。
“不，他并非擅自离队，”塔普雷特纠正道，“我知道他去东京这件事。”
“应该有人为此接受军法处置。”
“雷蒙德，随便你想干什么。但是，要不是有我这个营，你今天就到不了这个地方，这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我所做的事，我营里所有官兵都赞同。我觉得派哈普去东京买点酒并没有什么错，没有任何人从中捞钱获利，也没有人私自把大部分酒给喝了。这些酒是作为圣诞节礼物供全营官兵分享的，也是对全营官兵在长津湖之战的犒劳。”
于是，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根据罗伯特·塔普雷特原来的一些下属（他们后来都被擢升为将军）所述，塔普雷特是最出色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之一，但他一辈子都没当上将军。
死亡行军我知道，还有一些非战斗人员被卷入这场战争之中，在我的韩国调研之行中，我和“米奇”·迈克罗尼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这些人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名叫菲利普·克罗斯比的澳大利亚神父。他是在三八线附近被俘的。克罗斯比与其他八十六名不同国籍的平民一道被关押在鸭绿江附近。这些人包括一个名叫赫伯特·洛德的英国人，他是救世军的副长官；三名英国驻汉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十二名鞑靼商人及其家属；六名开城卫理公会的信男信女；其余大多为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这些人由帕特里克·伯恩主教带领。1950年10月下旬，他们被押送着冒雨行军了三天。“你们要严格遵守军纪。”一名朝鲜少校告诫他们，“我们要行军到中江郡。”这就意味着大家要徒步走一百多英里（相当于一百六十多公里）。
为了了解在严寒的1950年11月发生的这段不可思议的旅途中的故事，我又于1987年和1988年分别采访了十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和平民。他们向东行军的时候，克罗斯比神父看到一大群被俘的美军在排队等候，准备加入这次行军。这些被俘的平民便落在这些战俘的后面。他们接到命令，第一天必须行军十六英里。这种让大家疲于奔命的急行军让每个人都感到吃力，尤其是那些面容憔悴的年轻士兵。由于筋疲力尽，他们老是掉队，之后总会被催促或推搡着前行。
贝阿特丽克斯修女已经七十六岁高龄，她和其同伴欧仁妮修女在朝鲜关爱孤儿、穷人长达五十年之久，而她也不幸死于行军途中，其尸体滚下了陡峭的山坡。尽管这次行军超过了所有人忍耐力的极限，大家仍然不忘竭力相互帮助：救世军副长官洛德一路上用一根绳子拽着芳德拉特夫人（一名俄罗斯寡妇）；几名年轻的牧师则一路搀扶着八十二岁高龄的维勒莫特牧师。负责押送战俘的朝鲜少校被俘虏们称为“老虎”，他喜怒无常，有时也会让俘虏们搭乘过路的汽车。
后来下雪了。所有的牧师都尝试着给这些弱不禁风、摇摇欲坠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心灵慰藉。
这次行军以1950年11月8日到达目的地中江郡而宣告结束。战俘们在极度严寒的雪天中，越过崇山峻岭，完成了一次一百多英里的长途跋涉，沿途留下了接近一百名死者。如今，这次长途跋涉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死亡行军”。
我一直与克罗斯比神父保持联系，他现在仍然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教区，这个教区靠近朝鲜的边界。我的脑海里依然能够看到他和他的同伴在疲于奔命的急行军中的身影——他们正如我想象的那样相互扶持。要是我当时在场的话，我也会做同样的事。
旅程结尾 奇怪的出版日期1989年11月30日，我完成了《殊死之战》（In Mortal Combat）的初稿。12月中旬，我把修改后的后半部分手稿送交双日出版社。此时，双日出版社已归一家德国公司所有，这家德国公司名叫贝塔斯曼集团。我以前合作过的伙伴大多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卡罗琳·布莱克默也走了，她凭着自己的能力发展得很好。留下来的人中，我唯一熟悉的面孔只有肯·麦考密克。大名鼎鼎的新主编赫尔曼·戈洛布只和我简单聊了几句。回家后，我在日记本上写道：“奇怪。奇怪。”1990年1月26日，卡尔·勃兰特通知我，双日出版社不打算出版我的书了，其原因是，我这本书的内容跟其他描写朝鲜战争历史的作品内容不一致。五天后，我们收到了莫罗出版社和哈珀出版社的出版意向，我们最终选择了前者。我的新编辑哈维·金斯伯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很热情，只要求我把字数压缩到二十二万五千字。我说没问题，因为我每次都会在最后一稿时压缩自己的字数。一个月后，我去见了哈维·金斯伯格。回来之后，我在日记里吐露自己的心声：“很好！完全没问题！”
卡罗琳·布莱克默帮我把书编辑了一下，卡尔·勃兰特也和以前一样，给我提出了一些很棒的建议。
《华盛顿邮报》评论《丑闻》一书时曾预言《丑闻》标志着我写作生涯的终结，但这一次，它对我的书则褒贬参半：“他对战场上的战术的长篇大论，对于除了铁杆军事迷以外的读者而言，着实是一种耐心的考验。但是，至少在描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仁川两栖登陆的《一赔五千的赌注》那一章中，托兰充分表现了一场漫长而又血腥的战争中的紧张、恐怖和混乱场面……”
有些评论家居高临下地称这本书只不过是“通俗历史”，而其他人，例如罗伯特·艾利根特则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表达了自己的复杂感受：“《殊死之战》采用简短的电影剪辑方式，通过笔墨让数以百计的战争参与者发声，从而重现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这种手法虽常常遭人嘲讽，但这部作品却证明了这种手法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他认为我在书中反复批评了麦克阿瑟将军，并对此十分恼火：“麦克阿瑟将军不仅因为政治和情报上的失误遭到攻击，而且他所取得的战略性胜利竟也遭到攻击。但是，无论如何，这部作品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最喜欢之前我在双日出版社的编辑赫曼所写的评论：
在我们出版社的自助餐厅里，乌鸦肉不是最受人欢迎的一款菜。该死！它都算不上洁净。但是，谁管这些？我就是要咬上一大口，说：祝贺你的大作受到《纽约时报书评》的热捧。为了做好这部作品，你、卡尔以及卡罗琳把屁股都磨出茧子了吧！我向你们的敬业精神致敬！
正如哈罗德·罗斯曾经说过的，该死的，愿上帝保佑你！
祝好，赫曼。
回顾有一次，我在《当代作家传略》（Contemporary Authors）第六卷中偶然看到一条对我写作生涯的评论，标题叫作《杂闻》，概括了评论家们对我作品的评价。条目开头第一段对我描写历史的方式进行了说明：“对于自己写的每一本书，托兰都会采访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有时甚至要采访数百人，以便从这些最清楚事实真相的当事人那里了解到事件的方方面面。他尽可能客观地把这些采访联系起来。‘我认为我的责任是，’他说，‘把一切都告诉你，让你自己得出结论。我尽量不在书中掺入我的主观看法。’”
我从未因别人的否定和批评而感到绝望，尽管我深知批评曾使英国作家《巴塞特郡纪事》（The Chronicles of Barsetshire）的作者安东尼·特罗洛普一生痛苦不堪，甚至让他最终结束了自己的写作生涯；而对《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怀有敌意的批评也迫使托马斯·哈代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转而从事诗歌创作。
我在《丑闻》中尽情揭露真相，天真地以为华盛顿和学术界的朋友们会热烈欢迎我作品中披露的真相，却没料到在雪片般飞来的信件中，好朋友们都指责我犯下了滔天大错，这险些让我精神崩溃。《丑闻》曾让我身心俱疲，但如今我为此感到很高兴，我竟然虎口拔牙（也不管这只老虎是谁）。我在自己的所有书里，都尽力告诉大家我所认为的真相，不管这种真相可能会激怒谁。我记得圣哲罗姆有句名言：“如果冒犯源于真相大白，那就冒犯吧，真相大白总胜过真相不明。”我希望把这句话刻在我的墓碑上，作为我的墓志铭。
曾有人要求我写越南战争的历史，但我拒绝了。于我而言，那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个悲剧的堆砌，对所有的当事人都一样。我没有这么大的肚量，承受不了。所以，我便转而去写这部自传，我一直以为这部书将是我的封笔之作。
我以第三人称开始写《成长的烦恼》的前八章，尽量跟自己的亲身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关于美国与日本的那场战争的最后岁月，我又获得了一些新材料，总有些什么东西一直在促使我再写一部“活的历史”。不过，我已经不再年轻，无法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因此，我只能以挖掘到的新材料为支撑，研究起了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完成初稿之后，我在跟双日出版社的协商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双日出版社即将推出我的《希特勒传》新的豪华平装本。
于是，我又重新捡起自传，改为第一人称视角。直到完成这本书，我才意识到：我自己始终没有解释，为何我花了三十五年描写战争？为何我会欣然接受美国军方的建议，写突出部之役？同样，为何我会如此致力于从各个层面、各个参战方的视角讲述这些战争的故事？
我如此热衷于战争故事，是否是因为自己曾经错过了战争？二战时，我曾经历过生命中最危急的时刻：有一天，一架B 24轰炸机在纽约上空飞行，呼啸着越过我们的办公室上方，轰然撞入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我想，我之所以一开始会沉迷于此，大概是源于我因未能上前线作战而感到羞耻。
我现在认为，我写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我讨厌战争。在我的书里，我们的敌人不是与我们打仗的对手，而是战争本身。过了这许多年，我终于认识到，我打小就憎恨战争。我就读于杰弗逊小学时，听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英雄讲，他所在的连队曾被德军包围，但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了下来。他并没有跟我们讲他的英雄事迹，而是跟我们讲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讲那些倒在他的脚下、嘴里却呼唤着母亲和家人的人。令我们十分尴尬的是，他伤心地哭了起来，后来他被人带走了。大家都很失望，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是个软蛋。数日之后，我们得知他自杀了。（详见《无人区》中有关他的部分。）
当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翅膀》（Wings）以及空战中永无止境的勇敢者的故事，但从未流过一滴眼泪。我的确坚持阅读了《翅膀》一段时间，并遇见了一位空军王牌飞行员，当时我心情无比激动。但是，在我看了《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这部小说之后，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看到了战争的恐惧。
就这样，《男孩同盟》（The Boy Allies）系列小说和《翅膀》中的英雄们都已被我抛至脑后。这就是现实生活。虽然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我永远渴望和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我选择加入了美国和平动员会。我在白宫前抗议，要求和平。然而，和许多美国和平动员会的同志一样，珍珠港事件后我也报名参军。后来，我反对朝鲜战争，并且公开谴责越南战争以及海湾战争。
我当初立即就做出了写突出部之役的决定。如今，我相信这一主题之所以吸引我，主要原因是我对永久的世界和平的渴望。我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书中将战争视作敌人，而非战争的参与者。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书中我既是一名美国人、一名盟军的成员，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站在德国人或日本人的视角审视战争。我在故事中展示了双方官兵的英勇和怯懦。我希望我已遵照了编剧波特·艾默生·布朗的忠告，让我笔下的人物做他们要做的事，说他们要说的话。
我想呈现的是战争的疯狂，并将之留给更年轻的历史学者去评判。
我花了很多年才成就了现在的我，我的学习速度很慢。不过，我写的每一部作品，包括戏剧、短篇小说以及小说，都是我曾经就读过的大学，正如寿子跟我讲的那样：“这些作品都是通往成功的阶梯。”在威廉姆斯学院，我从未修过一门历史课，因此我只能将自己所写的这种历史称作“活的历史”。很快，我便获得了一个个奖项，并且最终凭借《日本帝国衰亡史》获得了普利策奖。
一名十二岁的童子军给囚禁于倾盆大雨的帐篷之中的其他童子军讲述了一个没完没了的故事，如今他已经踏上自己的旅程。波特·艾默生·布朗曾提醒我，我在卖出一本书之前，至少得先写出一百万字。当时，他肯定看到了我内心的热情和决心。这些东西比天赋更为重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希望自己通往成功的漫长旅程能激励其他年轻的作者持之以恒。
[1] 编者注：本书的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在尊重原著、符合国家出版规范的前提下，我们对原文进行了一些删改。
[2] 编者注：即F4U战斗机，代号“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