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当那样的作家，一大早就长吁短叹：“哦，果戈理，哦，契诃夫，哦，萨克雷和狄更斯啊，若是你们看到一座装饰着四只石膏鸭子、一个喂鸟盆，还有三个长胡子、红帽子的塑料地精的防空洞，不知会作何感想？”就像我说的，我不想像这样开始一天的生活，但我常常会琢磨，那些逝去的作家对此会如何应对。但这座防空洞就跟悬崖上生长的山毛榉和七叶树一样，已经是我日常景观的一部分。我从现在写作的这个窗口望出去就能看到它。防空洞是帕斯腾家建的，所处的地面跟我家地界紧紧相连。防空洞在地面上隆起一个包，上面覆盖着薄薄的一层新草坪，如同身体上长出来的某种令人尴尬的赘疣，我想帕斯腾太太摆出来的这些塑像什么的，大概是希望能将它存在的意味柔化一些。这像是她做的事。这位妇人脸色苍白，无论她坐在门廊上，坐在客厅里，还是坐在任何地方，都仿佛是在打磨一柄妄自尊大的利斧。你请她喝杯茶，她会说：“哎哟，这茶杯真像我去年送给救世军的那套瓷器。”带她参观你的新游泳池，她会拍着脚踝说：“看来你家那些大蚊子就是这里养殖的。”给她递上一把椅子，她会说：“哎哟，这是仿的安妮女王时代的家具，我家德兰西奶奶遗赠给我一套正宗的。”她这些辉煌的战绩别的不说，倒是让人觉得可怜，似乎她家的夜晚漫长难熬，她家的孩子忘恩负义，她的婚姻生活莫名其妙地陈腐乏味。若是二十年前，她这样的可能会被人叫作高尔夫寡妇 [353] ，她的这种行为举止说到底可能都是因为缺爱。她总是穿着丧服，若是陌生人看到她登上火车的样子，可能会猜想帕斯腾先生过世了，但其实帕斯腾先生活得好好的。他在青草坡高尔夫俱乐部的更衣室里大跨步地走来走去，高声嚷嚷着：“轰炸古巴！轰炸柏林！给他们扔点核武器，让他们看看谁说了算。”他就是俱乐部更衣室里的轻步兵团的准将，不止一次向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还有中国宣战。
一切始于一个秋天的下午—几百年以来，有谁能够形容出秋日之美？你可以假装从来没有见到过，再不然，也许假装这样美的秋日不会再有会更有说服力。阳光明媚地照在草坪上，仿佛将一年最亮的光都从这里扫过。某处有人烧树叶，烟火的气味充满氨酸，闻起来像是某种开端。天蓝得无边无际，像鼓上的皮面，笼罩四野。帕斯腾太太傍晚出了门。这天是为传染性肝炎募捐的日子。帕斯腾太太拿到了十六户人家的姓名，一堆文案，还有一本印刷好的收据。她的工作是要到邻居们中间，找他们收款。她家的房子建在一块高地上，上车之前，她看了看下方的房屋。据她所知，慈善是很复杂的工作，讲究相互支持，互惠互利，放眼望去，她触目所及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代表了某项慈善。巴尔康姆太太为大脑工作，坦恩·艾克太太主攻精神健康。特伦查德太太为盲人效力，霍洛维茨太太负责的是耳鼻喉病症。特伦普勒太太管肺结核，瑟克里夫太太为出生缺陷基金会 [354] 募捐，克雷文太太管癌症，吉尔克森太太管肾病。休利特太太领导着计划生育团队，莱尔森太太负责关节炎，远远地可以看到艾塞尔·利特尔顿家的石板房顶，他们家代表的是痛风。
帕斯腾太太满怀一个诚实而又传统的苦力那种不假思索的坚决，一家接一家地开始了她的工作。这就是她的宿命，这就是她的生活。在她之前，她母亲做过这样的工作，甚至她的老祖母也曾为天花和未婚妈妈募捐过钱。帕斯腾太太预先给大部分的邻居都打过电话，因此大多数人都为她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她完全没有感到那些可怜的陌生人兜售百科全书的那种忐忑心情。她在这家停一会儿，那家喝一杯。募捐到的钱数比她前一年收到的要多，当然这钱不归她，但荷包里装着一大笔钱，渐渐饱满，还是让她很兴奋。日暮之后，她到了瑟克里夫家，在他们家喝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她待得有点晚，离开的时候天都黑了，该是回家为丈夫做饭的时间了。“我为肝炎基金筹到了一百六十美元，”丈夫进门的时候，她兴奋地说，“我名单上的所有人家都去过了，就剩布莱文和弗兰纳根家。我想明天早上就把钱交上去—可不可以麻烦你，趁我做饭的时间，代我去一下这两家？”
“可我不认识弗兰纳根家的人。”查理·帕斯腾说。
“谁也不认识，但他们去年给了我十美元。”
他很累了，生意上的事让他操心，看到妻子将猪排往烤箱里摆的样子，他只感到烦闷的一天仍在继续。他很高兴将敞篷车开出来，飞速开到山顶的布莱文家，以为他们可能会给他杯酒。但布莱文夫妇出去了，他们的用人直接给了他一个装着支票的信封，然后关了门。转向弗兰纳根家车道的时候，他试图想自己到底有没有见过这家的人。这姓名给了他一定的信心，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能对付爱尔兰人。这家的大门是玻璃的，透过玻璃他能看到门厅，一个红头发的丰满女子正在那里整理花束。
“传染性肝炎。”他大喊一声。
她揽镜自照，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迈着小碎步，朝门口走来。“哦，您请进。”她说。语音少女一般，轻得如同耳语。她可不是什么少女，这他看得出。她的头发是染色的，姿色渐衰，看起来快要四十岁的样子，但她似乎属于那种女人，做派姿态始终都保持着漂漂亮亮八岁小孩的样子。“您妻子刚刚打电话来了，”她说，讲话时一字一句分得很清楚，就像小孩子，“我拿不准我有没有现金—有没有钱—但是如果您愿意等一分钟，我这就给您写张支票，如果我能找到支票簿的话。您不如移步到客厅来，这里舒服些。”
炉火刚刚点着，他发现，饮酒用的器具都摆了出来，就像任何一个流浪在外的人一样，对于种种舒适的安排，他立刻有了反应。弗兰纳根先生去哪里了？他想。搭乘晚班列车在回家的路上？在楼上换衣服？冲澡？房间远端有张书桌，上面堆满了纸张，她开始在里面翻拣，一边发出少女般任性的叹气和咕哝声。“非常抱歉害您久等，”她说，“您不如先坐会儿，给自己倒杯酒喝如何？东西都摆在桌上了。”
“弗兰纳根先生乘哪班火车回来？”
“弗兰纳根先生不在家，”她说着，声音也降低了，“弗兰纳根先生出门有六个星期了。”
“那我就喝一杯，如果你陪我的话。”
“你得保证帮我弄杯淡点的。”
“坐下，”他说，“好好喝酒，等会再找你的支票簿。要想找到东西，首先得放松才行。”
前前后后他们一共喝了六杯。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和自家的处境和盘托出。弗兰纳根先生生产的是塑料压舌板。他到世界各地旅行。她不喜欢旅行。她晕机，那年夏天她去了东京，早饭居然给她吃生鱼，于是她立刻就飞回家来了。她跟丈夫从前在纽约住过，在纽约她有很多朋友，但弗兰纳根先生认为万一发生战争的话，乡下会更安全。可她宁可生活在危险之中，也好过死于孤单和烦闷。她没有小孩，也没交到什么朋友。“可我见过你，”她无限娇羞地说，一边拍拍他的膝盖，“我看到你星期天出来遛狗，有时候开着敞篷车路过……”
他被这个孤单的女子坐在窗前的景象打动了，可其实更加打动他的是她丰满的身段。他知道，纯粹的丰满并非是身体的关键部分，也不具备任何生殖方面的功能。它仅仅是为躯体提供更为丰腴的软垫而已。既然明知其价值和意义之微小，那么为什么在他人生的这一刻，他几乎会甘愿为了这丰满出卖自己的灵魂？开始她说的那些孤单女人如何受罪的话听起来太宽泛，他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如何应对，但喝了六杯酒之后，他终于伸手搂住她，提议两人上楼去找她的支票簿了。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后来她说，那时他已经在整理衣装准备离开了。她的话音颤抖，饱含情感，他觉得很可爱。对于她的真情，他没有半点疑心，虽然说他曾上百次听过这样的说法。“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她们总是这么说，一边将裙摆从雪白的肩头甩下来。“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她们总是这么说，在酒店走廊里等电梯的时候。“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她们总是这么说，然后又倒上一杯威士忌。“我从没干过这种事。”她们总是这么说，一边穿上长袜。在出海的船上，在行驶的列车上，在窗外就是山景的避暑酒店里，她们总是说：“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你去哪儿了？”他进门的时候，帕斯腾太太伤心地问道，“都十一点多了。”
“我跟弗兰纳根两口子喝了一杯。”
“她跟我说丈夫去德国了。”
“他突然回家来了。”
查理在厨房吃了晚餐，然后去电视房看新闻。“轰了他们！”他喊道，“给他们扔点核武器！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但上床之后，他却睡不着了。他先想到了离家读大学的一儿一女。他爱他们，“爱”这个字对于他来说，只有这一个意义。然后他又在想象中开始打九洞高尔夫，选择自己的差点 [355] ，挑选要用的铁杆、站位以及对手和具体的天气状况，但球场的一片翠绿被他对生意的忧心忡忡所遮蔽，变得没了光彩。他的钱都被套在了拿骚的一家酒店、俄亥俄州的一家陶瓷工厂，还有一家生产擦玻璃清洁剂的厂子里，他运气也越来越糟糕。这些忧虑烦扰着他，他终于下了床，点上一根烟，走向窗边。在星光点亮的夜色中，他看到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夏天的时候，他曾试图在马场上找补回部分损失，那些光秃秃的树木让他联想起他买的那些赌马彩票，此刻想必也像落叶一样，飘落在贝尔蒙特和萨拉托加附近的水沟里吧。枫树，水曲柳，山毛榉，还有榆树，押三号马第四场胜可以赢一百块，押六号马第三场胜可以赢五十块，押二号马第八场胜可以赢一百块。孩子们放学回家走在路上，可能会像踩树叶一样，从他那些马票上踏过。然后他回到床上，毫不羞愧地想起了弗兰纳根太太，计划起他们下次要在哪里见面，见面要做些什么。他想，人这一生难得有办法真正忘记烦恼，那么为什么要拒绝这忘忧药呢，仅仅因为这药稍稍有点粗鄙？
一次新的征服总是能带给查理极佳的疗效。一夜之间他变得慷慨大方，善解人意，拥有了似乎无穷无尽的幽默感，态度松弛，对猫猫、狗狗、生人统统很友好，豪爽又富有同情心。当然，每天傍晚还是会有帕斯腾太太那充满责怪的身影在等待着他，但他认为自己已经好好服侍老婆二十五年了，如今这些天，倘若他温柔地抚摸她，她很可能会说，“哎哟。这就是我在院子里碰伤的地方。”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她似乎有意选择展现自己个性中那些最生硬的角度，打磨她的利斧。“你知道的，”她说，“玛丽·奎斯特打牌出老千。”她的话音仿佛落在距离他很远的地方。如果这是失望的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那么这种失望已经无法对他产生任何触动了。
他在城中跟弗兰纳根太太见面，一起吃午饭，两人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离开酒店的时候，弗兰纳根太太在展示香水的橱窗前停下了脚步。她说她喜欢香水，扭着肩膀撒娇，还管他叫“猴子”。他想到对方少女般的举止、声称自己忠诚的态度，不禁觉得她这做派未免太过熟练，但他还是买了一瓶香水给她。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她喜欢上了一家商场橱窗里的浴衣，他买了。第三次见面，她得到了一把丝绸阳伞。他在餐厅里等着他们第四次会面，希望这次她不会跟自己要珠宝，因为他的储备金不足了。她答应了一点钟跟他会面，于是他笃笃悠悠等着，享受着周边酱汁的气息，美味的金酒，还有红色的地毯。她总是迟到，一点半钟，他又叫了第二杯酒。一点三刻，他发现服务生在跟同事窃窃私语—咬耳朵，大笑，还朝查理的方向点头。他第一次想到，自己可能被放鸽子了。可她是谁啊—她以为自己是谁啊，居然敢这么对他？她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寂寞的家庭妇女；除此之外，她屁都不算。两点钟，他点了自己的午餐。他简直崩溃了。过去几年里，他的感情生活一无所成，只有一系列的有时还很猥琐的一夜情，但是没了这些，他的生活又不堪忍耐。
一点到两点之间，在城中餐厅里被人放鸽子，这种体验中有些共通的东西—这种精神的无人区，树木枯萎、沟壑纵横、鼠穴遍地的去处，我们都曾体会过，因为心软上当，失去了防备。服务生了解这一切，查理身边的餐桌传来各种嬉笑闲聊的声音，更加磨折他的感受。他仿佛无助地被自己的失望之情高悬在空中，好像坐在旗杆顶端表演耐力的人，在这拥挤的餐厅里，他的孤独感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后来他看到了镜子里映出来自己浮肿的形象，头发花白紧贴在头皮上，就像艳事过后狼藉的现场，他沉重的身材有点像圣诞老人穿上了消防员制服，肚子里还塞进了凯利太太家次好的沙发靠垫，又加大了一两号。他将桌子推开，朝大厅的电话亭走去。
“您的午餐有什么问题吗，monsieur [356] ？”服务生问道。
她接了电话，用她最为小女孩气的腔调说道：“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仔细想过，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是因为我不想，因为你是个非常刚猛的男人，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
“我可以今天晚上过来，跟你谈谈吗？”
“这个……”她说。
“我从车站直接过来。”
“如果你愿意帮我个忙的话。”
“什么？”
“今天晚上我见到你再跟你说。但是请你将车子停在房子后面，走后门进来。我不想让这里那些碎嘴婆娘有话说。你一定得记住，我以前从没干过这种事。”
当然她是对的，他想。她要维持自尊。他想到，她的骄傲都是那么的孩子气，那么单纯！有时候，他傍晚时分开着车子经过新罕布什尔州的某座工业城市，就会看到某条巷子里、车道上，或是河边，有个孩子身披一块桌布，坐在一个破凳子上，向着他的王国挥动权杖，国中所有尽是些杂草、煤渣，还有几只瘦骨伶仃的鸡。这种单纯和他们骄傲的荒唐可笑恰是这场景的动人之处，他对弗兰纳根太太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天晚上，她放他从后门进来，但起居室里的场景依旧。炉火在燃烧，她给他弄了一杯酒，在她的陪伴中，他感到自己仿佛放下了所有重负。但她欲拒还迎，娇羞扭捏，勾得他心头火起，自己却又跑开了，到房间对面去欣赏镜中自己的身影。“我想先要你帮我个忙。”她说。
“到底是什么？”
“猜。”
“我不能给你钱。我没钱，你知道的。”
“哦，我才不想要钱呢。”她很愤慨。
“那是什么？”
“你戴的一样东西。”
“可是我的手表不值钱，我的袖扣是黄铜的。”
“别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不跟你讲，除非你答应给我。”
这时，他将女人从身边推开，知道自己很容易就会陷入傻蛋的境地。“我不能答应，除非我知道你要什么。”
“是件非常小的东西。”
“有多小？”
“一丁点大。”
“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说完他一把将妇人揽入怀中，就是这种时刻他感觉最为自在：郑重威严，雄风犹在，沉着冷静。
“除非你答应，否则我不说。”
“可我不能答应。”
“那就走吧，”她说，“走吧，再也别、永远也别回来了。”
她简直太孩子气，居然这样发狠下令，但他倒是真吃这套。难道他要回到自己的家，空洞冷寂，只有那么个老婆，永远磨刀霍霍，利斧在握？回去，等在那里，等着时间和机遇转变，新朋友出现？
“请你告诉我吧。”
“保证。”
“我保证。”
“我想要，”她说，“一把你家防空洞的钥匙。”
这要求如同大锤从天而降，一下子击中了他，突然他仿佛全身都感到巨大的懊悔沉重地压下来。所有那些他对这妇人的温柔想象—工业城镇中小女孩统治着鸡群的场景—现在看来简直是愚不可及的自作孽。大概从一开始她想的就是这个，当她第一次点上炉火，找不到支票簿，给他递上一杯酒的时候。这要求浇灭了他的欲火，但只持续了一小会，因为现在妇人又回到了他的怀中，将手指在他肋骨间穿梭轻搔，一边说：“鬼鬼祟祟小耗子，住进查理家屋子。”他需要她，这种需求导致了严重后果，仿佛膝盖后方承受了残酷一击。但在他那糨糊一般的脑袋里的某个地方，他看得出自己肤浅的渴望之愚蠢和陈旧老套。但是他又怎么能改造自己的筋肉骨骼，去适应这样一个新世界；引导着他那三心二意、贪欲甚多的肉体去投身政治、地理、大屠杀、大灾难？她胸前浑圆，芬芳，柔软，于是他将那枚钥匙摘了下来—一块一英寸半长的小金属片，承接着他双手的温度—丢进了她连衣裙的领口中。
帕斯腾家的防空洞是那年春天完工的。他们想要保密；至少想对其存在稍加掩饰；但是那些大卡车、推土机在他们家车道上进进出出，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了。一共花了三万两千美元，建有两间化学厕所，一套供氧装置，还有一间图书室，由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选定书目，这些书是为了激发希望、幽默以及宁静之感。里面有可供三个月的生存食物，还有几箱烈酒。帕斯腾太太买了那些石膏鸭子、喂鸟器以及地精矮人的雕像，是为了让自家花园里这个鼓起来的大包显得人畜无害；显得可以接受—至少自己看得下去。毕竟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优美的家居环境中显得很突兀，而且它要是投入使用，就必然意味着至少世界上一半的人口要死亡，她发现，尽管顶上覆盖着茵茵绿草，这东西仍然无法与蓝天白云和谐映衬。她喜欢将家里朝着那个方向的窗帘拉起来，第二天下午，当她为主教大人呈上金酒的时候，那窗帘就是拉着的。
主教大人是位不速之客。她的牧师打电话来，说主教就在这附近，想过来跟她道谢，谢谢她对教堂的奉献，他是否方便现在带主教大人过来。她赶紧准备上茶，换上裙子，然后门铃响起的时候，她刚刚下楼走进门厅。
“您好，主教大人，”她说，“您请进可好？大人？您要来杯茶吗，大人—还是给您上杯酒呢，大人？”
“我想要来一杯马提尼。”主教说。
他天生一副清亮有力的好嗓子，身材优美，头发黑得就像染的，皮肤紧致晦暗，宽大的嘴巴周围一圈皱纹，他的眼睛很亮，却显得憔悴，她觉得，就像吸毒的人那样。“请您稍等，大人……”
主教要一杯鸡尾酒，这让她很迷惑；总是由查理来调酒。她将冰块失手掉到了厨房地板上，足足将一品脱的金酒倒进了摇酒器，她觉得这下做出来的酒简直要命，于是矫枉过正，往其中兑了更多的味美思。
“这位路德盖特先生跟我讲过，您可是教区生活不可或缺的人物。”主教说着，接过了他的酒。
“我尽力而为。”帕斯腾太太说。
“你有两个孩子。”
“对，萨莉在史密斯，卡尔基在柯尔盖特大学。现在家里显得空荡荡的。他们都是老主教给主持的坚信礼。汤姆林森主教。”
“啊，没错，”主教说，“哦，对。”
主教的出现搞得她很紧张。她希望自己能让这次拜访显得更自然些；她希望至少自己在自家的客厅里可以表现得真实些。有时候社区集会的时候，她会感到强烈的不适，那种议会式的气氛仿佛会让她的个性土崩瓦解。这时这种不适又出现了。她坐在折叠椅上，却仿佛是四脚着地，满屋子爬行，将破碎一地的自我一块块收敛起来，用某种道德力量再聚合在一起，比如说，我是个好母亲，再比如，我是个宽容的妻子。
“你们二位是老朋友吗？”她问主教。
“不！”主教叫道。
“主教只是开车路过。”牧师无力地解释。
“可以看看您的花园吗？”主教问道。
他手持马提尼酒杯，跟着她走侧门来到了露台上。帕斯腾太太是个勤奋的园丁，但花园的景象令人失望。鲜花盛放的周期快要结束了，园中无甚可观，只有菊花。“真希望您能春天来看，尤其是暮春时节，”她说，“星花木兰是最先开花的。然后就是樱花和李子。这些花刚败，我们的杜鹃就开了，然后是月桂，杂交杜鹃。我们这棵紫藤底下种着青铜色的郁金香。丁香开白花。”
“我听说您有个防空洞。”主教说。
“是的，”她的鸭子和地精矮人背叛了她，“是的，我们的确有，但其实没什么可看的。这边种的全都是幽谷百合，这一片都是。我觉得玫瑰做鲜切花比种在花园里装饰效果更好，所以我把玫瑰种在房子后面了。篱笆是fraises des bois [357] 。非常甜美，充满酒香。”
“你们的防空洞建了有多久了？”
“我们春天才建的，”帕斯腾太太说，“那片篱笆是海棠。那边是我们的色拉小菜园。种的生菜和香草，这一类东西。”
“我想去看看防空洞。”主教说。
她感到很受伤—这种伤痛仿佛一直能追溯到她的童年时光，那时她曾发现她的朋友们之所以雨天来访并非是喜欢她，而是来吃她的饼干、搞坏她的玩具的。她从来都不擅长掩饰自私，她沉着脸，跟他们一起穿过喂鸟器和彩绘鸭子。头戴睡帽的矮人们鄙夷地望着他们三个，她就这样从脖子上取下钥匙，打开了防火门。
“很迷人啊，”主教说，“真迷人。哇，你这里连图书室都有。”
“是，”她说，“挑选这些书是因为它们幽默，宁静，令人心生希望。”
“教会建筑有个很不幸的特点，”主教说，“圣坛下方的地下室，或者地窖，都非常狭小。这样一来，我们就极少有空间可以救活那些虔诚的人—可能我还得补充一句，这也是我们教派的一个特点。有些教堂的地下室很宽敞。可是我就不占用您更多时间了。”他大踏步穿过草坪，朝屋子走去，将鸡尾酒杯放在了露台的矮壁上，给她做了祝福。
她心情沉重地在露台的台阶上坐了下来，目送着车子开走。他不是为了赞扬她才来的，这点她知道。她疑心主教是在辖区内探访，选择可用的避难所，这样想是不是不够虔诚呢？有没有可能，他这样做就是想利用自己的神职身份为自己谋利呢？现代生活的负担，即便散发出塑料味儿—真是这样—也残酷地压垮了上帝、家庭还有国家的根基和信念。这负担头重脚轻，她仿佛能听到地基松动的声音。她这一辈子都对神职人员的神圣身份毫不怀疑，如果她的信仰是真诚的，那么为什么她没有第一时间向主教提出，许他到自家的防空洞避难呢？但是，如果他相信死者会复活，相信未来世界的新生，那么他何必还需要什么防空洞呢？
电话铃响了，她勉强做出轻松愉快的语气接了起来。打电话的是个女人，名叫比阿特丽斯，她每周两次到帕斯腾太太家来打扫卫生。
“我是比阿特丽斯啊，帕斯腾太太，”她说，“有件事我想应该告诉您知道。您知道，我不是那种碎嘴的人。我可不像那个阿黛尔，从一个太太家跑到另一家，不是说谁跟谁没有同床睡，就是谁家的垃圾桶里藏着六个空威士忌酒瓶，要么就是谁家举办的鸡尾酒派对根本没人来。我可不像那个阿黛尔。我不是个碎嘴的八婆，您是知道的，帕斯腾太太。但是有件事我觉得您应该知道。我今天去弗兰纳根太太家干活，她给我看了一把钥匙，说是你们家的防空洞的钥匙，还说是您丈夫给她的。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但我觉得应该让您知道。”
“谢谢你，比阿特丽斯。”
他曾上百次地出轨，污了她的好名声，坏了她的好德行，将她的爱弃之不顾，可是她绝对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人为世界末日做的准备中背叛她。她将为主教做的鸡尾酒的剩余部分倒进杯里。她讨厌金酒的味道，但烦恼越积越多，就像某种病痛，而金酒可以让痛苦减弱，却更加让她心头火起。外面天色暗了下来，风也转了方向，开始下起雨来。她该怎么做？她不能回娘家。娘家没有防空洞。她不能去祈祷，求上帝指引。主教显然凡心未了，大大降低了天堂的抚慰作用。不再多喝些金酒，她简直无法思考丈夫愚蠢放荡的事。后来，她记起了那天夜里—那个大审判之夜—他们一致同意，任由艾达姨妈和拉尔夫叔叔活活烧死，她牺牲了自己三岁的侄女，他放弃了五岁的外甥；他们就像杀人犯一样谋划着，甚至决定对他年老的母亲也毫不留情。
查理进门的时候她已经喝得很醉了。“我绝对不会跟那个弗兰纳根太太在任何一个地洞里待上两个礼拜的。”她说。
“你说什么呢？”
“我带主教下去，领他去看防空洞，他还—”
“什么主教？主教到这里来干吗？”
“别打岔，听我把话说完。弗兰纳根太太有咱家防空洞的钥匙，还是你给她的。”
“谁告诉你的？”
“弗兰纳根太太，”她说，“有我们家防空洞的钥匙，还是你给她的。”
他冒雨冲到外面，去了车库，开门时还挤伤了手指。他又气又急，将车停下，等待化油器启动，他在车库里集聚起来的那些家居生活的废品直接暴露在车前大灯的映照之下。这里堆满了坏掉的露天桌椅家具，还有各种电动工具。车子终于启动，他立刻冲出车道，在第一个路口就闯了红灯，在那个片刻，他曾命悬一线。他才不管。他横冲上山，他紧紧抓着方向盘，仿佛已经将双手勒在了她那丰润愚蠢的脖颈上。她破坏的是他孩子们的名誉，是他心灵的平静。她伤害的是他的孩子，他最爱的孩子们。
他在门口停下了车。房子亮着灯，他能闻到木柴的烟火气，但那里很安静，从玻璃门窗望进去，他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除了雨声也什么都听不到。他试着推门，门锁上了。随后他用拳头猛击门框。她过了很久才从起居室的方向出现，他猜想她一定是睡着了。她身上穿着查理买给她的浴袍。她理了理头发。她一把门打开，查理就冲进了大厅，大叫起来：“你为什么这么干？你为什么会干出这样的蠢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跟我老婆说你有钥匙？”
“我没告诉你老婆。”
“那你告诉谁了？”
“我谁也没说。”
她扭着肩膀，低头看着鞋尖。就像许多无可救药的撒谎精一样，她把真相的作用看得太夸张，于是身体就释放出一些信号，透露出她在撒谎。他这时候看出来，从她嘴里是听不到实话的，任凭他用尽双臂的力气去摇她，也晃不出任何真相，而且即便得到她的坦白，对他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给我弄杯喝的。”他说。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走吧，过些时候再来，等你感觉好些的时候。”她说。
“我很累了，”他说，“我累了。哦，上帝啊，我累了。我一整天都没坐下来过。”
他进了起居室，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他看到自己的双手，因为一整天的操劳，乘火车、拉楼梯扶手、门把手和摸纸张而灰黑染尘，他看到镜中自己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他走出起居室，穿过书房，去了楼下的浴室。她发出很轻的一声，几乎算不得哀叫。他一打开浴室的门，就发现自己跟一个全身赤裸的陌生人迎面而立。
他关上了门，接下来就是冲突爆发之前，那几乎节奏分明的沉默。是她先打破了沉默。“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一直想打发他走……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不在乎。毕竟这是我家，我没有邀请你进来，而且我不需要把发生的一切解释给你听。”
“滚开，”他说，“从我这里滚开，不然我拧断你的脖子。”
他冒着雨驱车回家。他进门的时候，留意到厨房里传来烧饭的气味与声音。他想这些气味和迹象大约是这个星球上最早的，也是最后的生命迹象之一。晚报摆在起居室里，他抖开报纸，喊道：“给他们扔点核武器！让他们知道谁是老大！”然后，他跌坐在椅子上，轻轻问道：“耶稣啊，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一直等着你说这话呢，”帕斯腾太太说着，悄悄地从餐具室走了出来，“我足足等了有三个月，就等你说这个话。我一开始担心，是发现你卖掉了袖扣和饰钮。那时候我就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你签了造防空洞的合同，却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我就看明白你的计划了。你想要世界末日，对不对？对不对，查理，是不是？我一直都知道，可我不能面对自己，这太残酷了—可是人每天都有新认识。”她走过他身边，进了门厅，开始上楼梯。“煎锅里有汉堡，”她说，“烤箱里有些土豆。如果你想吃绿色蔬菜，可以热热剩下的西兰花。我要给孩子们打电话了。”
如今我们旅行的速度如此之快，大多数人只能记住寥寥几个地名而已。那些形而上的臆想和猜测只能搭乘慢车跟上我们的脚步，也许根本就无法跟上来。故事的其余部分是我母亲讲出来的，她的信寄到基茨比厄尔，才交到我手上，我有段时间就住在那里。“过去的六个星期里，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她写道，“我几乎不知从何说起。首先是帕斯腾一家走了，我的意思是消失不见了。他进了县监狱，他因为严重盗窃被判入狱两年。萨莉从大学退学，去梅西百货工作了，我听说那男孩子还在找工作。他跟母亲一起住在布朗克斯的什么地方。有人说他们现在靠家庭救济过日子。好像大约一年前，查理就把他母亲留下的钱都用光了，原来他们一直是靠借贷生活。银行把一切都收走了，他们搬到了坦斯福德一家汽车旅馆去住。后来他们从一家旅馆搬到另一家，开着辆租来的车到处旅行，欠了好多账还不上。旅馆和租车行是最先追上他们的。有家姓威洛比的好人从银行买下了那幢房子。还有，弗兰纳根两口子离婚了。你记得她吗？她从前经常撑着丝绸阳伞在花园里溜达。男的不需要给女方赡养费什么的，还有人在一个很冷的夜里，在中央公园西大道上看到过穿着件很薄的外套的她。但是她还真回来过。可古怪了。她上礼拜四回来的。天刚开始下雪。当时是午饭时间刚过。你妈妈确实是个老傻瓜，但我老归老，看到暴风雪这种罕见的奇迹，还是难免会激动。我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我决定不去管它，我就在窗前站着，欣赏雪景。天色很暗。雪很细、很干燥，如同洒下一层光，很快就将一切都覆盖起来。然后我就看到弗兰纳根太太从街上走过来。她肯定是乘两点三十三分那趟车过来，然后从车站走过来的。我猜她连出租车都雇不起了，大概是没什么钱了吧，你说对不对？她穿得不算暖和，还踩着高跟鞋，而不是雨靴。然后她沿着街道走过来，一路穿过了帕斯腾家的草坪，到了他们的防空洞，就站在那里看着。她在想什么我可没处猜去，但是你知道，那防空洞看起来有点像个坟堆，她站在那里，看起来就像在悼念死者，雪落在她头上、肩上，我想到她几乎跟帕斯腾两口子都不认识，这让我挺伤心的。然后威洛比太太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个陌生女人站在她家的防空洞前面，问我认不认识她，我说我认识，这是弗兰纳根太太，原先住在山上的，然后她问我，她该怎么办，我说，我猜唯一的办法就是撵她走。于是威洛比太太就打发女佣下去了，我看到女佣让弗兰纳根太太离开，过了没一会儿，弗兰纳根太太就冒着雪又走回车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