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拉尔夫和劳拉·惠特莫尔夫妇具有寻宝猎人那不可救药的弱点和特质，未免有失公允；可是若是说金钱的光泽和气味、它那特有的力量以及可能发财的指望对他们的生活具有不幸的影响，倒是实话实说。夫妻俩总像是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发财的门槛儿，他们总像是在谋划着什么。拉尔夫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拥有永不疲倦的商业想象力，对于经营成功的浪漫传说和魔法般的秘诀具有一种宗教般的信念。虽说他不过是在一家服装公司里做着个默默无闻的小工作，这在他眼里一直都只是他鹏程万里的那个卑微的起点罢了。
惠特莫尔夫妇并非那种一味钻营或是盛气凌人的主儿，他们倒是一直坚定不移地奉行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文雅做派。劳拉虽说不上有多么出众的美貌，却也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她从威斯康星来到纽约的时候，拉尔夫前后脚也从伊利诺伊来到了这里。不过两个人来来去去地过了两年的时间才算是碰到了一起，那是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分，他们在第五大道南端一个办公楼的大堂里偶遇了。那时，拉尔夫的内心还是如此纯真，在他的胸膛里跳动得如此平稳而有力；当他看到劳拉那浅色的头发和她那张愠怒的俏脸时，他一下子就被她迷住了。他跟着她走出大堂，奋力地挤过人群，由于她什么东西都没掉下，由于他实在没有任何正当的借口可以跟她搭讪，他就在她背后大喊：“露易丝！露易丝！露易丝！”他那急切的语气使她停下了脚步。他说他认错了人，他说他实在是很抱歉。他说她活像是一位叫作露易丝·哈彻的姑娘。那是个正月的夜晚，黑暗的空气中有股子烟味儿，而因为她是个知趣而又孤单的姑娘，她就让他请她喝了一杯酒。
那是在三十年代，他们的恋爱匆忙而又草率。三个月后他们便结了婚。劳拉把自己的东西搬进麦迪逊大道上拉尔夫租住的那套没有电梯的公寓，楼下是一家熨烫裤脚的小店和一家花店。她做着一份秘书的工作，她的薪水加上他在服装厂的收入，在维持生计以外只略有盈余，可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把这种节衣缩食而又一无所得的单调生活放在心上。他们在药房 [78] 里用餐。她动用父母留给她的一小笔遗产买了张沙发，在沙发上头挂了幅凡·高《向日葵》的复制品。逢到他们的叔舅姨婶们到纽约来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已经亡故—他们就请亲戚们到里茨饭店去吃大餐，还到剧院里去看戏。她自己动手缝制窗帘，给他擦皮鞋，每逢礼拜天就在床上一直赖到中午。他们像是就站在了富足生活的大门口；劳拉经常跟大家说，她真是感到万分激动，因为拉尔夫马上就能谋到一份绝佳的工作了。
在他们婚后的第一年里，拉尔夫每天晚上都为一个计划加班加点，这个计划一旦成功，肯定就能为他在得克萨斯谋到一份薪酬优厚的工作，可是由于并非他本人的过错，这个希望却落了空。一年后锡拉丘兹 [79] 有了职位空缺，可是又被派给了一个比他年长的同事。在这两个机会中间，还有很多其他有利可图却终究跟他失之交臂的空缺和计划。在他们结婚的第三年里，有一家在规模和性质上都跟拉尔夫供职的服装厂相差无几的公司易主，他们主动跟拉尔夫接触，问他是否有兴趣加盟这家推倒重来的新公司。他现在的职位，即便是经过几次缓慢的升迁之后也难说有多么稳固，所以他很高兴有这么个金蝉脱壳的机会。他跟那家公司的几位雇主见了个面，他们对他的兴趣似乎相当地浓厚。他们准备让他负责一个部门的主管工作，提出的薪酬是他现有收入的两倍。他们说好这一人事变动在一两个月内先不要声张，等新雇主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再正式宣布，不过他们可是为了这一安排热情地跟他握了手，还一起干了一杯的，那天晚上，拉尔夫带劳拉去一家昂贵的餐厅吃了顿饭。
他们在餐桌上决定去找一套更大些的公寓，决定生个孩子，买辆二手汽车。面对他们的好运，他们表现得极度平静，因为这正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心理预期。这个城市在他们看来就是个梦想成真的慷慨之地，人们不是碰到这种突如其来又理所应得的发展机遇的惠顾，就是因为诉讼案件那反复无常的慷慨奖赏、古怪反常而又无关紧要的商业冒险、出乎意料的遗产馈赠以及其他从天而降的机遇而大发横财。饭后，他们乘着月光在中央公园漫步了一遭，拉尔夫吸了根雪茄。后来，当劳拉已经睡熟之后，他还穿着睡衣坐在卧室敞开的窗前。
子夜过后，当这个城市的生活落入守夜人和醉汉的手中以后，空气中所弥散的那种特别的兴奋，总是令他心荡神驰。对于深夜街道上的种种声响，他算是了若指掌：公共汽车的刹车声，远处传来的警笛声，空气中高高扬起的水流声—像是流水在驱动磨坊的水轮—他猜想那是多种回响的总和，尽管他经常听到这种声响，他却总是无法断定声响的源头。所有这些声音在他听来显得更加真切了，因为这个夜晚在他看来似乎危机四伏。
他二十八岁了；在他的经验当中，贫穷和青春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两者即将共同走向终结。他们行将告别的生活还谈不上“艰苦”二字，他不无留恋伤感地想起他们在吉庆场合常去的那家意大利餐馆污渍斑驳的台布，想起在雨夜劳拉从地铁站奔向公交站的勃勃兴致。可是他们就要从这一切当中抽身告别了。百货公司地下层里的衬衫特卖，肉类柜台前排起的长队，没滋没味的淡酒，趁着春天便宜从地铁站买给劳拉的玫瑰花—这些无疑全都是身为穷人的纪念品，然而在他看来又都是那么亲切美好，他很高兴它们很快就将成为过往的记忆了。
劳拉怀了身孕后就辞职不干了。那家公司的重组和拉尔夫的新职位仍旧是未定之数，可是跟朋友们在一起时，惠特莫尔夫妇说起来却毫不含糊。“我们对于事情的进展非常满意，”劳拉总是这么说，“我们只需耐心等待即可。”事情一拖再拖，他们怀着正义终将得以伸张的耐心一等再等。转眼到了他们俩都需要添置衣物的时候，有天傍晚拉尔夫建议不妨动用一些他们的存款。劳拉拒绝了。他再次提起这个话题时，她干脆一声不吭，就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他提高了嗓门，发了火。他开始大喊大叫。她哭了。他想起所有他可能与之结婚的其他的姑娘—那个皮肤黝黑的金发女郎，那个值得景仰的古巴姑娘，那个右眼有点斜视的有钱而又漂亮的姑娘。如此看来，他所有的欲望似乎都在劳拉一心经营的这套小小的公寓之外。第二天早上，两个人还是不说话，为了加强他的地位，他给未来的雇主们打了个电话。他们的秘书跟他说他们都出去了。这不禁让他担心起来。他又从他公司所在的那幢办公楼大堂的电话间里打了好几次电话，但电话里不是说他们正忙着，他们出去了，就是说他们正在跟律师们开会或是正在接长途电话。这些花样百出的借口把他给吓坏了。那天傍晚他什么都没跟劳拉说，打算第二天再打过去试试看。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经过多次尝试之后，他们其中一位终于接听了他的电话。“我们把那份工作给了别的人了，孩子。”他道。就像个心里也很难过的父亲，他用沙哑而又柔和的声音对拉尔夫说道：“别再给我们打电话了。除了接电话以外，我们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去做呢。我们找的另外那个人似乎更适合这个岗位，孩子。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别再打电话找我了。”
那天晚上拉尔夫步行了好几英里，从办公室一路走回家，希望用这种办法可以纾解掉部分失望带来的重负。对这次打击他真是毫无准备，直感觉一阵阵头晕目眩，他就像个老人一样每一步都抬得很高，就仿佛人行道上铺的都是流沙。他在他公寓所在的那幢楼下伫立良久，考虑着该怎么将这一灾难讲给劳拉听，可是他一走进家门，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她。“哦，我很难过，亲爱的，”她温柔地说道，吻了他一下，“我非常非常难过。”她从他身边走开，开始整理起沙发上的坐垫。他的沮丧是如此强烈，他已经完全成为他种种谋划和期盼的囚徒，看到劳拉竟能如此平静地看待这次失败，他禁不住大感意外。没什么好担心的，她说。她在银行里还有好几百块钱，那是从她父母留给她的钱里面存起来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他们的孩子，一个女孩儿，出生了，他们给她取名叫蕾切尔。产后一个礼拜，劳拉就回到麦迪逊大道他们那套没有电梯的住房。她独自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并照常做饭和操持家务。
拉尔夫的想象力仍旧丰富而又活跃，不过看来他总是想不出个什么高招儿，能让他的计划适应他既缺时间又无资本的现状。同任何地方的贫穷夫妇一样，他跟劳拉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仍旧陪着来纽约观光的亲戚们去看戏，偶尔仍旧去参加几个派对，不过劳拉跟他们周围那灯火辉煌的富裕阶层保持联系的唯一渠道却只是替代性的，是通过她在中央公园认识的一个朋友间接与闻的。
蕾切尔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间，劳拉在中央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度过了许多个下午。那既是迫不得已，也是苦中作乐。她怨恨自己的手脚被牢牢地锁住了，但也很享受那开阔的天空和新鲜的空气。有个冬天的下午，她认出了一个曾在某个派对上见过的女人，天色渐暗的时候，当劳拉跟别的母亲们收拾起毛绒动物玩具准备在寒风中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家时，那个女人穿过面前的儿童游乐场，走过来主动跟她搭起讪来。她说她叫爱丽丝·霍林斯赫德。她们在加尔文夫妇家里见过一面。她人很漂亮又很友善，陪着劳拉一直走出公园。她有个男孩儿，跟蕾切尔差不多大。第二天，两个女人又碰到了一起。她们就成了朋友。
霍林斯赫德太太的岁数比劳拉大，可她看起来却更加年轻，相形之下她也是个更加标准的美人儿。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她那苍白的完美鹅蛋脸上妆容化得非常精致，她的声音非常清亮。她用鹳鸟俱乐部 [80] 的火柴来点烟，数说着带着个孩子住在宾馆的种种不便之处。如果说劳拉对于自己的人生感觉有任何遗憾的话，它们都在她跟这个漂亮女人的友谊中表现了出来，看看人家，是何等自由随意地出入于昂贵的商店和餐厅之间。
除了在加尔文家里的那一面之外，她们的友谊只局限于中央公园那凄凉而又动人的乡野之间。两个女人谈的主要都是她们的丈夫，而这是劳拉钱袋空空就可以玩得起的游戏。含糊其词，自吹自擂，这两个女人讨论着她们的男人同时在忙的那多少件大事。她们带着孩子坐在一起消磨了一个又一个灰蒙蒙的黄昏，此时南面的城市烧得就像个贝塞麦炼钢炉 [81] ，空气中弥漫着煤烟的气味，一块块湿漉漉的巨大砾石像是燃烧的炉渣般闪着光，公园本身就像一座煤城边上的一带树林。每到这时候，霍林斯赫德太太就会想起她又迟到了—她总是忘了及时赶赴某个神秘而又辉煌的地方—然后这两个女人就会一起走到公园边上。这种跟舒适生活的替代性接触使劳拉很开心，这种愉悦会伴随她推着婴儿车回到麦迪逊大道，然后开始做晚饭，听着楼下熨烫裤脚小店里蒸汽熨斗的砰砰响声，闻着清洗液的气味。
蕾切尔差不多两周岁了的一天夜里，拉尔夫因为内心烦乱而无法入睡，他一心想找到一条能将他和他的家庭带入殷实的富足生活的羊肠小道，但却屡遭挫折。他亟需睡眠，当他发现实在睡不着的时候，索性从床上起来，坐在黑暗里。子夜过后街道上特有的那种魅力和兴奋，他已无缘感受。麦迪逊大道上一辆公共汽车爆炸一样的刹车声吓得他差点儿跳起来。他把窗户关上，但车辆的噪声继续透进来。他感觉这个城市那无孔不入的喧嚣对于城市居民的宝贵生命具有致命的影响，实在应该把它给压下去。
他想到，如果百叶窗帘外层表面能涂上一层可以反射或是吸收声波的物质就好了。有了这种窗帘，春夜来访的朋友们说话时就不必为了能盖过楼下大街上卡车的噪声而大声喊叫了。卧室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安静下来—卧室最为要紧，因为在那时的他看来，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一心想能睡好，可是只有一半的人能够睡着。黄昏时分，街上所有那些备受折磨的面容都一心想能睡个好觉，甚至在有漂亮姑娘跟他们说话时都不例外。夜总会的歌手以及他们那些亲切友善的顾客，雨夜里华尔道夫大饭店门外等出租车的人们、警察、收银员、橱窗清洁工—无不缺乏睡眠。
第二天晚上，他跟劳拉讨论了这个百叶窗帘的想法，她也觉得这个想法值得一试。他买了一幅跟他们卧室的窗户相匹配的百叶窗帘，用各种不同的油漆配方一一做了试验。最后，他误打误撞地碰上了一种油漆配方，干了以后就会像毡子那么密实，还有气孔。这种油漆的气味实在难闻，在他一道道为窗帘叶板的外层表面反复上漆的那四天里，他们那套公寓里全都是这种令人作呕的气味。等油漆干了以后，他把百叶窗帘挂上去，然后打开窗户试了试。宁静—一种相对的宁静—让他们的耳朵倍感舒畅。他记下油漆的配方，利用午饭的时间拿着它去找了位专利律师。那位律师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才发现，几年前就已经有人为类似的配方申请到了专利权。专利的拥有者—一个叫费洛斯的人—有一个纽约的地址，那位律师建议拉尔夫跟他取得联系，尝试跟他达成某种协议。
寻找费洛斯先生的工作始于拉尔夫下班后的一天傍晚，他先是按照那地址找到哈得孙大街一家寄宿舍的阁楼上，房东太太拿了双费洛斯先生搬走时落下的袜子给拉尔夫看。拉尔夫从那儿向南，找到另一家寄宿舍，然后又往西来到了为船具商和海员们提供膳宿的家庭旅馆区。夜间的探访足足进行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他跟随费洛斯先生的行踪向南一直追寻到鲍厄里，然后又来到了上西区。他爬着楼梯经过大敞着房门、里面正在教西班牙舞蹈的房间，经过妓女们的房间，经过女人们在里面练习皇帝协奏曲 [82] 的房间，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天晚上找到了费洛斯先生，此君当时正坐在一间阁楼的床沿上，用一块蘸了汽油的抹布擦他领带上的污渍。
费洛斯先生相当贪婪。除了要一百块钱的现钞以外，还要求拿到百分之五十的专利收益。拉尔夫好说歹说才使他同意将专利收入的分成减少至百分之二十，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降低那一百块的首付款。律师起草了一份明确约定拉尔夫与费洛斯先生各自权益的正式合同，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拉尔夫来到布鲁克林，找到一家大门已关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的生产百叶窗帘的工厂。经理同意按照拉尔夫的专利技术参数生产一些百叶窗帘，但他必须支付不少于一百美元的订金。拉尔夫接受了这一条件，并答应提供了窗帘叶板外层表面的油漆配方。这几项花销已经用掉了惠特莫尔夫妇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三，而现在资金的问题之外又增添了时间的因素。他们在报上登了一则招募家居用品推销员的小广告，拉尔夫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吃过晚饭后在起居室里面试那些应聘者。他选中了一个周末就要动身前往中西部的年轻人。他索要五十美元的预付金，并向他们指出，匹兹堡和芝加哥也跟纽约一样吵。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家百货公司的收账代理威胁要把他们夫妻告上小额索偿法庭，他们当真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再有个头疼脑热或是任何意外发生，无论是他们的身体还是仅有的那几套衣服有任何损耗，都将是性命交关的。他们那位推销员满口答应周末就会从芝加哥给他们写信，他们就掐着指头盼着能有好消息过来，可是那个人一去就音信杳然。拉尔夫给那个推销员发了两次电报，电报肯定是应该送到了，因为那人从匹兹堡回电说：“窗帘无法售出。样品快件寄回。”他们又在报上登了则招聘推销员的广告，录用了头一个按他们门铃应聘的人：一位钮孔里别了朵矢车菊的老绅士。他还经办不少其他的产品—装了镜面的废纸篓，橙子榨汁机—他说他跟曼哈顿所有的家居用品采购员都熟得很。这老头儿是个碎嘴子，在他发现这些百叶窗帘卖不动之后，他就来到惠特莫尔夫妇的小公寓，跟他们详细讨论他们的这款产品，态度中混杂着我们通常谈论起人类来就在所难免的吹毛求疵和宽忍慈悲。
拉尔夫打算去告贷，可不论是他的薪酬还是他的专利都不足以作为任何一笔借贷的担保，除非是借高利贷。有一天他正上班的时候，收到了百货公司的那家收账代理正式提起诉讼的法院传票。他跑到布鲁克林，主动提出把那些百叶窗帘卖回给那家制造商。花一百块生产的货品人家只给他六十块，拉尔夫就用这笔钱还了欠账。他们把样品挂在自家的窗户上，竭力想把这次失败的投机从脑海中彻底抹去。
现在他们比以前更穷了，他们每周一的晚饭都只吃小扁豆，有时候周二还得接着吃。晚饭后劳拉洗碗，拉尔夫给蕾切尔读故事书。等小姑娘睡着后，他就到起居室里的书桌上，搞他的某一项发明创造。总是不断有什么机会涌现出来。达拉斯有了个岗位，秘鲁又冒出来一个。他的发明当中有塑料鞋撑，冰箱门的自动关闭装置；他的计划有盗印海事规范手册和低价出售简氏年鉴 [83] 。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一直想从纽约州北边买进几英亩休耕地来种圣诞树，然后他又跟一位朋友筹划着开一家奢侈品的邮购业务公司，可是没有得到任何财东的支持。尽管如此，当惠特莫尔夫妇跟乔治叔叔和海伦婶婶在里茨饭店碰面的时候，他们倒是好像对于自己的生活都很满意似的。劳拉说，他们非常高兴巴黎有一家代销商要正式延聘拉尔夫，可是他们还是因为战事的威胁而回绝了。
大战期间，惠特莫尔夫妇分开了有两年时间。劳拉找了份工作。她早上步行送蕾切尔去上学，下班后再接她回来。靠了工作和俭省，劳拉有能力给自己和蕾切尔添置几件衣服了。等战后拉尔夫回来以后，他们的生活秩序又重新走上了正轨。战时的经历似乎重又振作起了他的精神，为了能未雨绸缪、出奇制胜，他重操旧业，对于工作的谈论比以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委内瑞拉的还是伊朗的。他们重拾旧有的生活习惯和经济状况。他们仍旧很穷。
劳拉辞了工作，又开始了跟蕾切尔一起下午去中央公园的日子。爱丽丝·霍林斯赫德还在那儿。谈话也还是老一套。霍林斯赫德一家住在一个旅馆里。霍林斯赫德先生是一家生产软饮料的新公司的副总裁，可是霍林斯赫德太太日复一日穿的那身衣服仍旧是战前劳拉跟她认识时穿的同一套。她儿子很瘦，脾气很坏。他穿了一身哔叽料子的服装，就像个英国的学童，可他那身哔叽服装就跟他妈妈的那身衣服一样，看着既旧，而且已经显得太小了。有天下午霍林斯赫德太太跟她儿子走进公园的时候，那孩子在哭。“我干了件糟糕透顶的事儿，”霍林斯赫德太太跟劳拉道，“我们刚去看过医生，可我忘了带钱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借我几块钱，我好叫辆出租回我们的旅馆去。”劳拉说她很乐意帮忙。她身上只带了张五美元的钞票，就把它给了霍林斯赫德太太。那孩子继续哭个不停，他妈妈拽着他朝第五大道走去。劳拉以后再也没有在公园里见到过他们。
拉尔夫的生活仍旧一如既往，一心期待着时来运转。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间，纽约城显得极度富有和繁荣，似乎遍地都是金钱，而冬天里要靠盖着破旧的大衣御寒的惠特莫尔夫妇，距离能够尽情享受这种繁荣昌盛，中间只差了一点耐心、一点资源和一点运气。礼拜天碰上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跟那些富足的人们一起在第五大道北端漫步。在拉尔夫看来，可能只需一个月，最多一年时间，他就能找到通往他们分所应得的富裕之门的钥匙。他们会在第五大道上一直溜达到日暮黄昏，然后回到家，吃一听青豆罐头当晚餐，为了均衡一下这餐饭食，再吃个苹果当作甜点。
有个礼拜天，他们刚从这样一次漫步中归来，正走在通往他们公寓的楼梯上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拉尔夫快步走在头里，接起了电话。
他听到他乔治叔叔的声音，老爷子属于仍旧具有清晰的距离感的那代人，他在电话里说话的嗓门儿，就像是站在岸上冲着一艘驶过的船只大喊。“我是乔治叔叔，拉尔菲 [84] ！”他喊道，拉尔夫原本还以为他跟海伦婶婶搞突然袭击，事先没打招呼就跑到纽约来了呢，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叔叔是从伊利诺伊打来的长途。“你听得到吗？”乔治叔叔喊道，“你听得到我说话吗，拉尔菲？……我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有个工作机会，拉尔菲。我琢磨着没准儿你正想找个工作呢。保罗·汉达姆上周—你听得到吗，拉尔菲？—保罗·汉达姆上周在去东部的路上经过这儿，顺道过来看了我们一次。他可是很有钱，拉尔菲—他阔了—他打算在西部开办一家生产合成羊毛的企业。你听得到吗，拉尔菲？……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就住在华尔道夫，所以你这就去见见他。我曾经救过他的命。我把他从伊利湖里给拽了上来。你明天就到华尔道夫去见见他，拉尔夫。你知道那地方吗？华尔道夫大饭店……等一等，是你海伦婶婶，她想跟你说几句话。”
现在是个女人的声音了，听得很不清楚。他那几个堂兄弟都来吃晚饭了，她跟他说。他们吃了一只火鸡。孙子孙女儿们也都来了，他们都很听话。饭后乔治带着他们大家伙儿出去散了散步。天很热，不过他们都在门廊上坐着，所以也不觉得热。她对于礼拜天各项活动的絮叨被她丈夫打断了，他肯定是把听筒给抢了过去，继续那番叮嘱他去华尔道夫见汉达姆的车轱辘话。“你明天就去见他，拉尔菲—十九层—华尔道夫。他等着你呢。他是个百万富翁。我得跟你说再见啦。”
汉达姆先生在华尔道夫大饭店订了一间客厅和一个卧室的套房，第二天傍晚时分，拉尔夫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见他的时候，房间里就他一个人。在拉尔夫看来他已经很老了，不过是个非常执拗顽固的老头儿；而且从他跟他握手、拉扯自己耳垂、挺直腰板以及用那两条罗圈腿在客厅里轻快地来回走动的架势当中，拉尔夫辨认出一种独立自主、好勇斗狠的精神，而且丝毫未曾衰减。他给拉尔夫倒了杯烈酒，给自己倒了杯淡酒。他正打算在西海岸开办一家生产合成羊毛的企业，他解释说，到东部来就是为了物色几位在推销羊毛方面富有经验的人才。乔治跟他提起拉尔夫的名字，他正需要一个像拉尔夫这么有经验的人。他将为惠特莫尔夫妇找一幢合适的住房，为他们安排好交通工具，给拉尔夫一万五千美元的起薪。正是这薪酬的数目使拉尔夫认识到，汉达姆先生之所以给他这个工作机会只不过是为了转弯抹角地报答他叔叔的救命之恩，老头子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的这种猜想。“这可跟你叔叔救过我的命没有丝毫关系，”他粗声粗气地道，“我感激他—谁不感激自己的救命恩人呢？—可是这件事跟你叔叔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拥有了我这么多的财富以后，你就很难再见到什么人了。我所有的老朋友都死了—也就剩下了乔治。我被合伙人和亲戚们围得铁桶一般，简直他妈的密不透风，要不是多亏了乔治偶尔告诉我个什么人的名字，我就永远都甭想见到一张新面孔了。去年，我碰上了一起交通事故。是我的错儿。我车开得糟糕透顶。我撞上了一个年轻人的车，我赶忙从车上下来，跟他自报了家门。我们得等上二十分钟救援的拖车才能过来，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结果呢，他现在就在我手下工作了，而且还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要是当初我没有撞到他的话，我也就永远都不会认识他了。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的时候，要想还能认识什么人，就只能靠交通事故啦、火灾啦这一类的意外了。”
他靠着椅背把身子挺直，品着他那杯酒。他的房间远远地位于车辆噪声的影响之上，非常安静。汉达姆先生的呼吸很大声也很平稳，在谈话的间隙听上去就像一个熟睡之人的沉重呼吸。“唔，我不想催你仓促做什么决定，”他道，“后天我就回西海岸去了。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他掏出一本记事簿，把拉尔夫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记了下来。“我周二晚上，二十七号，大约九点钟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们这里的九点钟 [85] 。乔治跟我说你有位很好的妻子，不过这次我没时间跟她见上一面了。就等着在西海岸再见吧。”他开始说起了棒球，然后又把话题转回到乔治叔叔身上。“他救过我的命。我那条倒霉的破船倾覆了，然后一度恢复了平衡，接着就直接从我脚底下沉了下去。我现在还有它从我脚底下往下沉的那种感觉。我那时候不会游泳。现在也不会。好了，再见吧。”他们握了握手，门刚一关上，拉尔夫就听到汉达姆先生开始咳了起来。是老年人那种亵渎神明的、锤击般的干咳，带着满腹的怨言和戾气，拉尔夫在门厅里等电梯的过程中，这咳嗽声不依不饶地一直撞击着他的耳鼓。
走回家的路上，拉尔夫觉得可能就是它了，起始于他叔叔把一个朋友从伊利湖里拽出来的这一连串荒谬绝伦的意外事件，可能就是那将拯救他们于水火的终极机会。他的经验告诉他，这没什么不可能的。他认识到这个提议不过是一个老头子的异想天开，源自汉达姆先生对于他叔叔怀有的负疚之情和亏欠之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刻骨铭心。到家以后，他跟劳拉讲述了这次会见的详情，以及他自己对汉达姆先生如此举动的看法。听劳拉说她觉得他们时来运转的机会终于是等到了，他还稍许感到有些诧异。考虑到就在眼前的巨大变化，他们俩都表现得非常地平静。谁都没提是不是该庆祝一下，他帮她洗净了碗碟。他在一本地图册上查找了一下汉达姆先生那家工厂的位置，旧金山以北的海岸线上那个西班牙语的地名，给了他对于富足的小康生活的一瞥。
还有八天横亘在拉尔夫的面试和汉达姆先生打来的电话之间，而且他意识到，在星期二之前，一切都还是未定之数。年老的汉达姆先生在横越东西海岸的过程中，在长途旅行那微妙的影响之下改变了心意，不是没有可能。他也有可能因为食用一个鱼肉三明治而中了毒，在芝加哥就被抬下火车，死在那儿的某家疗养院里。在旧金山迎候他的人里面也许就有他的律师，通知他他已经破了产或是他老婆跟人家私奔了。到了最后，拉尔夫再也想象不出还会发生什么新的灾祸，他也无法再相信他胡思乱想出来的那些不测真的会发生了。
这种无力再对自己的时来运转表示怀疑的倾向正显示出他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的弱化。几乎没有一天，他不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金钱的力量，不过他发现，金钱的魔力在装扮成某种许诺的时候最最难以抗拒，而多年以来他坚定不移的克己忘我，非但没有培养起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反而使他比常人更易受到诱惑的摆布。既然他们生活的改变仍旧取决于一通电话，他就强迫自己不去谈论—只要有可能的话也不去设想—他们在加州可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他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只说他想要几件白衬衣，可他又故作姿态地为自己的这一愿望后悔不迭，不敢再跨越雷池一步，他自以为这是在锻炼自己的克制力、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儿，他也确实开始尊重起那些据信能带来好运的大部分的迷信来了。当他说想要几件白衬衣的时候，那与其说是一种卑微的愿望，还不如说他记得—但他又不能把这话跟自己挑明—财神爷秉性善妒，容易被假装的谦逊知足所蒙蔽。他从来都不是个迷信之辈，可在星期二的时候，他一把将他咖啡桌上的钱搂在手里，而当他在浴室的窗台上看到一只七星瓢虫的时候忍不住欢欣鼓舞。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听说过这种昆虫跟金钱具有某种不解之缘了，他同样也无法解释开始左右他一举一动的其他的任何一种征兆。
焦灼的期待让她丈夫产生的这种微妙变化，劳拉是看在眼里，却又无话可说。他并不提起汉达姆先生或是加利福尼亚。他很安静，他对蕾切尔很温存，他面色变得更加苍白。他星期三去理了一次发。他穿上他最好的正装。星期六，他又去理了一次发，还修剪了指甲。他一天洗两次澡，晚饭前换上一件干净衬衣，经常跑进浴室去洗手、刷牙，把额前一缕蓬乱的头发沾湿压平。他对于自己的身体和外表异乎寻常的关切，不禁使她想起一个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少年。
惠特莫尔夫妇受到一个周一晚上的派对邀请，劳拉坚持他们一定要去。派对的客人全都是十年前聚在一起的那帮人当中的幸存者，如果有人为最早在这同一个房间里出现过的当事人点个名的话，就像是一个被敌人击溃、伤亡惨重的军团举行的撤退仪式，“失踪……失踪……失踪”将是已进入韦斯切斯特 [86] 的那个班的回答；“失踪……失踪……失踪”将会是惨遭离婚、酗酒、神经紊乱以及灾难厄运杀害或重创的那一排人的回答。由于劳拉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去参加这个派对的，她对于有那么多人缺失的事实感觉尤其明显。
她在派对上待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候，听到有人进来了，扭头一看，看到了爱丽丝·霍林斯赫德和她的丈夫。房间里人很多，她想过些时候再去跟爱丽丝说句话。那天晚上过去很长时间以后，劳拉去了趟卫生间，她从里面出来走进卧室的时候，发现爱丽丝正在床上坐着。她像是在等着劳拉。劳拉在梳妆台前坐下，梳理了一下头发。她从镜子里看着她的这位朋友。
“我听说你们就要去加利福尼亚了。”爱丽丝道。
“希望如此。明天就知道准信儿了。”
“拉尔夫的叔叔救过他的命，这事儿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你们真是运气。”
“我想是这么回事。”
“你们真是运气，确确实实。”爱丽丝从床上站起来，穿过房间把门关上，然后又走回来，重新在床上坐下。劳拉通过镜子看着她，可她并没有看劳拉。她弯腰曲背。她显得举止失措。“你们真是运气，”她说，“你们太走运啦。你知道你们有多走运吗？我跟你说说我那块肥皂的故事吧，”她说，“我有这么一块肥皂。我是说我有过这么一块肥皂。是我结婚的时候人家送给我的，十五年前了。我不知道是谁。某个伴娘，某个音乐老师—就这一类的吧。那是块好肥皂，上等的英国货，我喜欢的那一种，我决定留着它，等拉里赚到大钱的大喜日子里，等他带我去百慕大旅游的时候再用。我先是打算等他在邦德布鲁克找到份工作以后用。然后我想我可以在我们要去波士顿的时候再用，然后是华盛顿，然后是当他得到现在这份新工作的时候，我想也许就是它了，也许我终于可以把孩子从那所倒霉透顶的学校里转出来，可以付清账单，从我们住的那些下等旅馆里搬出来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计划着怎么用这块肥皂。唉，上个礼拜我翻找五斗橱抽屉的时候，看到了这块肥皂。全都裂了。我把它扔了出去。我把它给扔了是因为我知道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用到它了。你懂得那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那是种什么滋味吗？整整十五年里，一直靠着许诺和期待和借贷和赊购过日子，住在那些根本就不是人住的旅馆里，没有一天不背着债，可是还得假装着，假装着觉得每一年、每一冬、每个工作、每次聚会都将成为那个时来运转的时刻。就这个样子生活了整整十五年，然后才意识到这种日子永远都没有个头。你知道那是种什么滋味吗？”她站起身，走到梳妆台旁，站在劳拉面前。她那双大眼睛里涌出了泪花，她的声音嘶哑而又高亢。“我永远都去不了百慕大啦，”她道，“就连佛罗里达我都永远去不了啦。我永远都别想摆脱债务的胁迫啦，永远，永远，永远。我知道我永远都别想能有个光鲜体面的家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无一不是破的、旧的，而且永远都别想会有什么好转。我知道在我的后半辈子里，在我整个的后半辈子里，我都得穿着褴褛的衬裙、破烂的睡衣和内衣，还有夹脚的鞋子。我知道，在我的后半辈子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我身上的衣服很漂亮，因为我根本就买不起那么一身衣服。我知道，在我的后半辈子里，全纽约城的每一位出租车司机和门房和餐厅领班，一眼就能看穿我那个刷了又刷刷了又刷刷了又刷、足足用了有十年的黑色仿麂皮手提包里连五块钱都掏不出来。对此你觉得怎么样？对此你会怎么想？你有什么神奇的地方，竟能让你一下子就交了这样的好运？”她用手指从劳拉裸露的胳膊上一路抚摸下去。她穿的衣服上有一股子挥发油的气味。“我能从你身上抹下一点来吗？这能让我沾上你的一点运气吗？我向耶稣发誓，如果我觉得杀了某个人就能让我们得到一点钱的话，我会去杀人的。我会拧断某个人的脖子—你的，任何人的脖子—我向耶稣发誓我会这么—”
有人开始在外面敲门。爱丽丝大踏步走向门前，把门打开，走了出去。一个女人走了进来，是个不认识的女人，想上厕所。劳拉点了一根香烟，在卧室里等了有大约十分钟的时间，然后才回到派对上去。霍林斯赫德夫妇已经走了。她拿起一杯酒，坐下来，想跟旁人说上几句话，可她怎么也没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她正说的话上来。
对于金钱的猎取和探寻，在他们刚刚致力于此道的时候，在她看来曾是自然、亲切而又美好的事情，现在却像是凶险的海盗般的航程。当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她曾想到过人的失踪。现在她又想起了这档子事儿。灾厄和失败已经把一半以上的人都给吞噬了，仿佛在这个漂亮的房间那一切的赏心乐事之下，一场激烈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失败者将付出至为惨痛的代价。劳拉觉得浑身发冷。她用手指把酒杯里的冰块捞出来，把它放进了一个花瓶里，可是威士忌仍旧无法给她带来一丝暖意。她请求拉尔夫赶快带她回家。
星期二的晚饭之后，劳拉洗了碗碟，拉尔夫负责把它们给擦干。他坐下来看报，而她则拿起某样针线活。八点一刻的时候，放在卧室里的电话响了，他非常平静地走去接听。是有人跟他说自己手里有两张即将结束此轮演出的戏票。之后，电话就再没有响过，九点半的时候他跟劳拉说，他要给加州打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接听汉达姆先生电话的是个有着清脆嗓音的年轻女人。“哦，是的，惠特莫尔先生，”她道，“今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是给您打过电话，不过您的电话正忙。”
“我能跟汉达姆先生说话吗？”
“不行，惠特莫尔先生。我是汉达姆先生的秘书。我知道他是要给您打电话的，因为他的记事簿上写着这么一条。汉达姆太太要求我尽量不要让任何人感到失望，所以我一直尽量把他记事簿上所有的电话和预约全都照顾到。汉达姆先生上礼拜天中风了。我们觉得他已经恢复无望了。我猜想他曾对您有过某种承诺，但我恐怕他是没办法履约了。”
“我深感难过。”拉尔夫说，挂了电话。
那位秘书讲话的时候，劳拉也走进了卧室。“哦，亲爱的！”她说。她把针线篮往五斗橱上一放，朝壁橱走去。然后她又回来，在针线篮里找什么东西，把针线篮又放到了梳妆台上。随后她又脱下鞋子，用鞋楦把鞋撑好，然后把衣服从头顶上脱下来，整齐地挂好。随后她又走向五斗橱，找她的针线篮，发现它在梳妆台上，就把它拿进壁橱，放在一个架子上。然后她拿上发刷和梳子走进卧室，开始为浴缸放水。
失意如同皮鞭，抽在拉尔夫身上，痛得他几乎昏厥过去。他坐在电话机旁，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他听见劳拉从浴室里出来了。听到她的说话声，他这才转过头去。
“我为汉达姆老先生感到非常难过，”她道，“真希望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才好。”她已经换上了睡衣，她在梳妆台前坐下，就像个熟练而又耐心的女人在一架织布机前安顿下来，她一一将那些发针发卡、瓶瓶罐罐和梳子发刷拿起又放下，就像个经验丰富的织工那样无思无虑而又手到擒来，就仿佛她花在那上面的时间全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操作规程的组成部分。“这可真像是那财宝……”
“财宝”这个词不禁使他悚然一惊，一时间他仿佛看到了喀迈拉 [87] ，那罐金子，那金羊毛 [88] ，那埋藏在彩虹朦胧的光晕中的财宝 [89] ；他猎取财富的原始方式使他大感震惊。带着一把锋利的铁锹和一根自制的探测棒，他翻越崇山深谷，忍受干旱的折磨，甘冒暴风骤雨，依照他为自己绘制的地图，挖遍了可能藏有金矿的所有地方。从那棵枯死的老松向东迈出六步，从图书馆大门往里数第五块嵌板，吱嘎作响的台阶底下，那棵梨树的树根下头，那个葡萄架底下，就埋着那个装满了金币和金条的豆罐子。
她坐在凳子上转过身来，向他伸出瘦削的臂膀，就像她之前已经做过的上千次那样。她已经不再年轻，要是他已经找到了那些金币，省却了她的焦虑和繁重的劳作的话，她也就不会像现在这般苍白和削瘦了。她的微笑，她那赤裸的肩膀已经开始扰乱了那作为欲望的试金石的种种难以捉摸的形状和符号，电灯的光亮似乎一下子变得雪亮，并放射出热量，散发出如春日暖阳为一切疲惫与绝望所带来的那种无可名状的满足和恩泽。对她的欲望既使他高兴又令他迷惘。它就在这里，它全都在这里，此时此刻，在他看来，那金子的光芒就全都笼罩在她的臂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