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此处指原文页码，下同。——译注
[2] 性挑逗（sexual tension），指两个个体间的一种互动活动，以让一方或双方都感觉到性欲望，但最终的性爱活动会被延宕，甚至根本不会发生。——译注
[3] 史密斯顿（Smithton），美国有多处地方都名史密斯顿，作者是有意在隐藏史密斯顿的具体所指。——译注
[4] 德鲁·福斯特（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美国历史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是一位研究美国南方战前历史和美国内战历史的专家，在美国内战时期反映南方阵营思想的意识形态和南方女性生活方面的研究都卓有建树，并出版了五部相关书籍。莫雷·墨菲（Murray Murphey），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洲文明学院的荣誉退休教授。他的著述颇丰，包括荣获CHOICE杰出学术专著奖的《克拉伦斯·欧文·刘易斯：最后一位伟大的实用主义者》（C. I. Lewis: The Last Great Pragmatist，2005）。——译注
[5] 南希·乔德罗（Nancy Julia Chodorow），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她被认为是重要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psychoanalytic feminism）理论家，著有诸多重要的作品。——译注
[6] 桃特（Dot），桃乐茜的简称。——译注
[7] SPSS是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的简称。——译注
[8] 虽然我依旧对于自己在这本书中所发表的观点略感不安——这主要是源于我害怕这类讨论会被解读为简单的一孔之见，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坚持这一看法。我赞同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英国文化理论家、女权主义者和评论员。——译注）在刊于《女权主义评论》1982年第12期上的《女权主义政治学研究》（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Research）一文中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私人、专业和学术生活是纵横交错的。因此，我想要说明的是，我的个人处境以及附着于已有社会制度和理论对话的状态都是《阅读浪漫小说》成书的可能条件，并且势必构成了它的局限性。
[9] 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应指与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相关的学术流派。该研究中心由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于1964年创办，其研究领域包括亚文化、通俗文化和媒体文化。该中心以及与其相关的理论家在研究中往往会采用跨领域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也不排除传统的社会学和人种志方法论。——译注
[10] 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也称American Civilization），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美国的领域。它的研究内容包括美国的历史、文学和批评理论，但也涉猎如法律、艺术、媒体、宗教、城市、女性、性别、人类学、社会学、非洲裔美国人等主题。——译注
[11] 可以参看诸如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发表于1984年12月30日的《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上的评论文章，第II页；或安格斯·卡尔德（Angus Calder）于1985年2月15日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的评论。
[12] 要想了解这些辩论的通史，请参看吉恩·怀兹（Gene Wise）的《理论框架的演变》（Paradigm Dramas），刊于《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第31期（1979），第293—337页。
[13] 可参看诸如莫雷·墨菲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文明研究》（American Civilization at Pennsylvania），刊于《美国季刊》第22期（1970），第489—502页。
[14] 可参看卢塞尔·奈的《泰然自若的缪斯：美国的通俗文学》（The Unembarrassed Muse: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New York: The Dial Press，1970）。
[15]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英国新左派的元老之一，更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他开启了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译注
[16] 参看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及核心：一些疑问和问题》（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刊于《文化、媒体和语言：1972—1979年文化研究论文集》（Culture，Media，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1979，London: Hutchinson，1980），第19页。也可参看他的《文化研究：两种理论框架》（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刊于《媒体、文化和社会》（Media，Culture and Society）第2期（1980），第52—72页。
[17] 理查德·霍加特，英国学者，涉猎的领域包括社会学、英语文学和文化研究，尤其是英国的通俗文化。E. 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英国历史学家、作家、社会学家与和平倡导者。他最为人所知的著作都是关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激进活动，尤其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译注
[18] 很显然，我们学院当时对于伯明翰中心正在进行的研究一无所知。我也是直到写完《阅读浪漫小说》后才知道这项研究。我现在不太记得自己是如何知道英国对媒体运用（media use）进行了人种志研究，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帕特里克·哈格皮恩（Patrick Hagopian）和伊莱恩·科林斯（Elaine Collins）——他们给我看了他们收藏的，在费城不多见的许多参考资料、影印的章节和文章，并与我就此进行了讨论。
[19] 在此我指的是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英国顶尖的社会科学家，是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的主要人物。他的著作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中被广泛地运用。他的著作大多侧重于消费者文化、社会化、音乐和通俗文化。——译注）的早期作品，包括他刊于《文化、媒体和语言》上的《方法论手札》（Notes on Method），以及伯明翰中心女性研究团体（Women's Studies Group）收录于《女性有话说：女性从属地位面面观》（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London: Hutchinson，1978）中的作品。
[20] 戴尔·海姆斯（Dell Hathaway Hymes），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研究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加拿大裔美国籍社会学家和作家，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译注
[21] 潜藏的读者（inscribed reader），指的是作者预设的可以完全接收到其传达的信息和意义的读者。——译注
[22] 将经验主义作品概念化为客观的科学，把阐释性著作定义为主观人文——关于这一做法的固有危险性，请参看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批评理论和研究政治》（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arch）中对此进行的富有洞见的讨论，刊于《大众传播年鉴》（Mass Communication Yearbook）第6期（1987）。
[23]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象征人类学家。——译注
[24] 参看威利斯的《方法论手札》，第90页。
[25] 引自麦克罗比的《女权主义政治学研究》，第51页。
[26] 参看杰里·帕尔默（Jerry Palmer）的《恐怖小说：通俗题材的产生和结构》（Thrillers: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a Popular Genre，London: Arnold，1978）；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批评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London: New Left Books，1976）。
[27] 珍妮斯·拉德威，《关于通俗和精英文学的现象理论》（A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of Popular and Elite Literature），博士论文，密歇根州立大学，1977年。
[28] 塔妮娅·莫德莱斯基（Tania Modleski），南加州大学的弗罗伦斯·R.斯科特英文教授，其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美国研究、性别研究、女权主义理论以及电影和通俗文化研究，主攻电影、通俗文化、文学和肥皂剧中的女性形象。安·巴尔·斯尼托（Ann Barr Snitow），新学院（The New School）文学和性别研究的副教授，女权主义活动家和作家。——译注
[29] 在方法和政治观点上，尤其是关于大众文化的观众这一主题上，我一直都与莫德莱斯基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对此我不想有丝毫的隐瞒。可参看她在近日出版的《娱乐研究：关于大众文化的批评研究》（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ass Cultur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中的引言，第ix—xix页。她在这篇引言中讨论了伯明翰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工作以及相关的方法，并指出这些研究赞美多过批判。
[30]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美国文学理论家、法律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常常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反基础主义者（anti-foundationalist）。——译注
[31] 参看费什的《这个阶层有文本吗？》（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32] 大卫·莫利（David Morley），媒体研究者，尤长于受众理论，曾供职于伯明翰大学的现代文化研究中心。夏洛特·布朗斯顿（Charlotte Brunsdon），伯明翰大学的博士生，于1970年代在现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过。目前供职于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是电影和电视研究教授，同时还在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迪克·赫布迪奇（Dick Hebdige），侨居国外的英国媒体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因其对于亚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于社会主流的反抗而为人所知。——译注
[33] 参看上述提及的威利斯著作；大卫·莫利和夏洛特·布朗斯顿的《每日电视：〈全国〉》（Everyday Television: Nationwide，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78）；大卫·莫利的《〈全国〉的受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1980）；安吉拉·麦克罗比的《工人阶层的女孩和女性化文化》（Working Class Girls and the Culture of Femininity），收于《女性有话说》，第96—108页；安吉拉·麦克罗比的《总论亚文化：女权主义的批判》（Settling Accounts with Subcultures: A Feminist Critique），收于伯纳德·威茨（Bernard Waites）等编辑的《通俗文化：过去和现在》（Popular Culture: Past and Present，London，1982），第263—283页；桃乐茜·霍布森的《家庭主妇：压抑下的孤立》（Housewives: Isolation as Oppression），收于《女性有话说》，第79—95页；以及桃乐茜·霍布森的《十字路口：一部肥皂剧的戏剧性》（Crossroads: 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London: Methuen，1982）。
[34] 参看莫利的《〈全国〉的受众》，第18页。
[35] 见霍布森的《十字路口》，第170页。
[36] 同上。
[37] 见大卫·莫利的《〈全国〉的受众》，刊于《银幕教育》（Screen Education）第39期（1981），第3—14页。
[38] 《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是一部经典的美国恐怖电影，由约翰·卡彭特（John Carpenter）执导及编剧，系列第一集于1978年10月25日在美国上映，并于2006年入选美国国家电影保护局典藏，成为后现代恐怖电影经典之一。——译注
[39] 在此，我得指出的一点是，美国的这股浪漫小说潮最初是由加拿大禾林出版公司开启的。禾林于1950和1960年代重新出版了米尔斯＆布恩出版社的浪漫小说，由此打开了畅销书出版市场，并因此声名鹊起。在禾林开始出版美国女性创作的浪漫小说而其他公司也开始在这一文类中引进露骨的性爱描写后，这个文类很快就在美国大受欢迎。史密斯顿的女性并不局限于单一类型的浪漫小说，事实上，她们广泛阅读了这个文类中的各种题材，并且会欣赏很多新奇的变体。
[40] 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格罗斯伯格在《批评理论和研究政治》中的讨论，第9—10页。
[41] 大众的幻想（popular fantasy）时常招来“逃避现实”的责骂，但相比于美国，英国论著中的这类倾向似乎没有那么明显。可参看瓦莱里·沃克丁（Valerie Walkerdine）在《我的王子总有一天会到来：年轻女孩和青春期性行为的准备》（Some Day My Prince Will Come: Young Girls and the Preparation for Adolescent Sexuality）一文中对少女通过幻想来逃避现实的性质所进行的敏锐分析；此文刊于安吉拉·麦克罗比和米卡·纳瓦（Mica Nava）编辑的《性别和世代》（Gender and Generation，London: Macmillan，1984），第162—184页。
[42] 家庭罗曼史（family romance），援引自文学批评领域，通常与弗洛伊德的学说有关。弗洛伊德以家庭罗曼史指称神经官能病患的某种幻想，在其幻想中病患希望能逃离自己鄙视的亲生父母，而由某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取而代之。——译注
[43] 读者想必会注意到，这并未让我重新考虑乔德罗的作品及其与客体关系理论（object-relations theory）的关系。沃克丁在《我的王子总有一天会到来》（第178—181页）中的评论已经让我意识到，本书的修订版让我有机会说，乔德罗的理论或许比我认为的更重要。或许根本不是育儿活动无法对一部分（偏离常规的）女性起作用，实际上，关于性别身份的挣扎从未像她以及之前的弗洛伊德、拉康和罗丝（Rose）所认为的那样，得到了解决。
[44] 安吉拉·麦尔（Angela Mile）在其妙言要道的未出版文章《禾林读者的忏悔录：浪漫小说和男性呵护的幻想》（Confessions of a Harlequin Reader: Romance and the Fantasy of Male Mothering）中，以另一种形式运用了乔德罗的理论来研究浪漫小说，并探寻其中的前俄狄浦斯期的逐渐消失。
[45] 请参看我未出版的论文《浪漫小说和幻想作品——世纪末女性的情欲和主观性》（Romance and the Work of Fantasy—Feminine Sexuality and Subjectivity at Century's End）。
[46] 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最近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读者不只与浪漫小说的女主人公有认同感，实际上，她们也会在多种层面以漫不经意的方式代入到诱惑者、被诱惑者以及诱惑过程本身之中。参看《〈荆棘鸟〉：虚构、幻想和女性》（“The Thorn Birds: Fiction，Fantasy，Femininity”），载于卡普兰的《巨变：女权主义和文化》（Sea Changes: Feminism and Culture，London: Verso，1986），第117—146页。虽然在我采访的群体中，并无多少证据证明她们会有这类多重认同感（至少在有意识的层面），但是很多浪漫小说的作者告诉我，创作浪漫小说的行为是一个特别愉快的过程，因为它让他们有机会把自己想象为男主人公。此外，很有趣的一点是，美国的几家浪漫小说出版社最近都允许作者试验完全从男主人公的视角描述的浪漫小说。也许，这种多重认同感确实有可能是因人而异，而且可能因为文化和人称的变化而有所增加。
[47] 参看瓦莱里·黑（Valerie Hey）的《浪漫小说的不可或缺性》（The Necessity of Romance），刊于肯特大学坎特伯雷校区《女性研究论文特辑》（Women's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s）第3期（1983）。
[48] 参看艾莉森·莱特（Alison Light）的《回到曼德利——浪漫小说、女性的情欲和阶级》（‘Returning to Manderley’—Romance Fiction，Female Sexuality and Class），刊于《女权主义评论》第16期（1984. 4），第7—25页。
[49] 参看安·罗莎琳德·琼斯（Ann Rosalind Jones）的《当米尔斯＆布恩出版社遇上女权主义》（Mills ＆ Boon Meets Feminism），刊于《浪漫小说的发展历程：通俗小说的政治》（The Progress of Romance: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Fiction，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6），吉恩·拉德福德（Jean Radford）编辑，第195—220页。
[50] 参看安·罗莎琳德·琼斯的《当米尔斯＆布恩出版社遇上女权主义》，第210页。
[51] 参看凯瑟琳·柯克兰（Catherine Kirkland）的《因为爱：女性作家和通俗浪漫小说》（For the Love of It: Women Writers and the Popular Romance），博士学位论文，宾夕法尼亚大学，1984年。
[52] 引自麦克罗比的《女权主义政治学研究》，第53页。
[53] 同上，第57页。
[54] 粉领聚居区（pink ghetto），在美国，这个术语用于指称以女性为主的行业中的工作。这个术语出现于1983年，用于形容女性所面临的职业限制，因为这类工作大多是没有前途、压力大且低报酬的岗位。从事这类工作的人被称为粉领族（pink-collar worker）。——译注
[55] 这些措辞分别来自凯瑟琳·柯克兰和安吉拉·麦克罗比。
[56] 见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的《情色文化》（Soft-Porn Culture），第25—29页。
[57] 禾林出版公司在近期的广告和1979年呈交给股东的年度报告中都引用了这一分销数据。关于禾林所做宣传的典型实例，可翻看《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1980年4月18日，第26—27页。禾林的年报可向禾林出版有限公司（Harlequin Enterprises，Ltd.）索取，地址为加拿大安大略省丹——米尔斯市丹——米尔斯路225号（225 Duncan Mill Road，Don Mills，Ontario，Canada M3B3Z5）。若未特别提及，本书中所有关于禾林出版公司的浪漫小说的事实和数据都指涉该出版公司在1982年时的实务。
[58] 参看约翰·特贝尔（John Tebbel）的《美国图书出版历史》（A History of Book Publis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第3页。要想了解这个行业总体以及个体出版机构的发展细节，特贝尔关于美国出版行业的历史著作无疑是唯一最好的信息来源。虽然特贝尔已经尽量将他自己的阐释最少化，但他的论述仍旧非常周密，因此任何对这一行业感兴趣的人都无法忽视它。如果读者想要了解他如此巨细靡遗地编撰这一编年史的“意义”，请参看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图书革命》（The Book Revolution）和《文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以及雷蒙·威廉姆在《漫长的变革》（The Long Revolution）中的分析，特别是第125—292页。欲了解更多关于美国出版业的信息，请参看赫尔穆特·莱曼-豪普特（Hellmut Lehmann-Haupt）等人编辑的《美国的图书》（The Book in America）以及查尔斯·麦迪逊（Charles Allan Madison）的《美国的图书出版》（Book Publishing in American）。
[59] 参看威廉·查瓦特（William Charvat）的《美国的文学类图书出版》（Literary Publishing in America），第17—24页。在美国的文化研究中，查瓦特这部非凡的著作仍是唯一一部尝试探究形式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文学活动之关联的著作。他的著作是真正的美国文学社会学的典型实例——就这一点而论，它理应受到更多人的了解。他的《1800—1870年间美国的著述职业》（The Profession of Authorship in America，1800—1870）在方法论和实质性意义上都同样地有用。
[60] 参看查瓦特的《1800—1870年间美国的著述职业》，第29—43页。我之所以在这段论述中使用男性人称代词，主要是由于早期的印刷商——出版商都是男性。
[61] 引自特贝尔的《美国图书出版历史》，1：第240—241页。
[62] 廉价西部小说（dime-novel Westerns），指的是于约1850—1920年间流行的廉价纸面小说。这种小说的最初售价为10美分，情节动人但无价值。英国英语中则称这类小说为penny-dreadful。关于彼得森（Peterson）和比德尔（Beadle）兄弟，请参看特贝尔上述所引著作，1：第245—251页，以及弗兰克·L.希克（Frank L. Schick）的《美国的平装书史》（Paperbound Book in America），第50—53页。
[63] 参看特贝尔的《美国图书出版历史》，1：第242—243页，以及希克的《美国的平装书史》，第48—50页。
[64] 参看查瓦特的《1800—1870年间美国的著述职业》，第49页。
[65] “裂变”（fission）的概念来自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参看他的《大众文学的物化和乌托邦》（Reification and Utopia in Mass Culture），第130—148页。
[66] 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过渡期间的平装书革命，参看莱曼-豪普特等编辑的《美国的图书》，第194—217，241—257，259—263，317—322，372—390页；麦迪逊的《美国的图书出版》，第49—60，158—163，395—398，547—556页；以及希克的《美国的平装书史》，第55—63页。
[67] 参看希克的《美国的平装书史》，第121页。
[68] 参看埃斯卡皮的《图书革命》，第121页。
[69] 同上。
[70] 同上。
[71] 同上。
[72] 参看希克的《美国的平装书史》，第79页。
[73] 关于口袋书屋创立的来龙去脉，请参看希克上述所引著作，第79—80页以及麦迪逊的《美国的图书出版》，第547—549页。
[74] 德·格拉夫在宣布口袋书屋项目启动的声明中曾做出了引用于下面的评论；而这段评论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他对于图书作为商品这一潜质的兴趣。德·格拉夫诘问他的同行：“是否有人曾想过要出版一种特别便宜的书……让人们愿意购买而非借阅，而且也不会破坏常规版本的销量？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到那时，作者和出版商就可以通过销售廉价版本的图书，从每一个阅读了此书的人身上获得收益，虽然这收益很小。”（引自希克的《美国的平装书史》，第79页，着重标记为我所加）要说德·格拉夫对于为他的作者留住读者一事完全不上心，这也有点不公平，但是很显然的一点是，他最主要的目标是在获悉一个作者能够引起人们的阅读意愿，并由此产生想要得到（acquire）它的简单需求时，能够从中得到一些金钱上的报酬。对于他来说，图书仅仅只是一件东西，而出版商则是责无旁贷的中介者，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起着促进物质交易的作用。
[75] 20世纪中叶推动平装书出版业崛起的因素有很多，关于这些因素的分析，请参看希克的《美国的平装书史》，第96—98页；坎培恩（Benjamin M. Compaine）的《过渡期中的图书行业》（The Book Industry in Transition），第81页；罗格·H.史密斯（Roger H. Smith）的《平装文坛》（Paperback Parnassus），第65—76页；小达图·C.史密斯（Datus C. Smith，Jr.）的《图书出版业指南》（A Guide to Book Publishing），第150—156页。
[76] 关于技术、经济因素和印制实践在平装书出版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分析，请参看波登（Bodden）的《平装书行业的经济学分析》（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Paper-Bound Book Industry），第80—96页。
[77] 参看希克的《美国的平装书史》，第97页。
[78] 参看罗格·史密斯的《平装文坛》，第68—70页。
[79] 退给出版商的书通常都在35%左右，有时甚至高达60%。关于退书这一问题的讨论，请参看坎培恩的《过渡期中的图书行业》，第90—94页，以及罗格·史密斯的《平装文坛》，第25—31页。
[80] 参看埃斯卡皮的《图书革命》，第122页。
[81] 参看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第68页。
[82] 坎培恩，《过渡期中的图书行业》，第145页。
[83] 如果以每年发行的图书量为标准，那么推理小说自20世纪的平装书革命开始以来，就一直在平装出版物中占据主导位置。在《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的“年度回顾”栏目中，自第一份平装书清单被纳入其中之后，这一文类就一直占据榜首之位。但是，这份榜单是根据出版的图书数量，而非销量来制定的。因此，虽然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期间，推理小说一直都是排行榜上的第一名，但这类图书的销量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版人周刊》鲜少刊登销量数据（因为出版商不愿意公开真正的图书销售数据，现在依旧如此），但它在“年度回顾”系列中设立了通俗出版物板块，其中包括了对出版社的简短采访。在这些采访中，编辑和出版商常常谈及推理小说的销量问题。参看1955年1月22日、1956年1月21日、1958年1月20日和1959年1月19日的刊物。
[84] 参看兰德勒姆（Larry Landrum）的《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Detective and Mystery Novels），第107页，以及格鲁伯（Frank Gruber）的《低俗小说林》（The Pulp Jungle）。
[85] 要使用现在大体上都可获得的数据去印证一个出版商关于销售趋势的评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前所述，大多数的统计数据都是图书的印制数量而非真实的销售数据，甚至连分销的数据都没有。但是，在仔细察看了有时相差悬殊的图书印制数量后，我们通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印数上的减少或许是源于深思熟虑的决定，即控制产出量，以防止退货，而不单单是因为缺乏可出版的稿件。
[86] 在此，我是以菲利斯·惠特尼（Phyllis Whitney）在《创作哥特小说》（Writing the Gothic Novel）中的自我陈述为依据，见第11页。我未能找到可提供支撑的证据，也找不到格罗斯本人。但是，在杜菲（Martha Duffy）的《在前往曼德利的路上》（On the Road to Manderley）中，许多评论显示，惠特尼的追忆很可能是准确的，见第95—96页。
[87] 米基·斯毕兰（Mickey Spillane），原名弗兰克·莫里森·斯毕兰（Frank Morrison Spillane），美国犯罪小说的作者。许多作品中都有其标志性的侦探角色迈克·哈默（Mike Hammer）。他的作品在全球售出了逾2.5亿册。1980年时，美国的15部史上最畅销小说中，有7部是斯毕兰的作品。——译注
[88] 引自普劳克特（Proctor）的《菲利斯·惠特尼》（Phyllis Whitney），第20页。
[89] 自白期刊（confession periodical），也作自白杂志（confession magazines），指刊载耸动但常常是纯虚构的“自传”故事的出版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很流行。——译注
[90] 关于女性对于家庭事务的持续兴趣，请参看德格勒（Carl Degler）的《冲突》（At Odds），尤其是第418—435页。
[91] 上述所有数据全都是引自快速出售平装书服务机构（Speedy Shop Paperback Book Service）为零售商发行的建议公告《关于如何确定哥特小说的读者以及摆放和销售的建议》（“How to Identify，Display，and Sell the Gothic”）。
[92] 见1979年11月30日金牌书屋（Gold Medal Books）的主编莫琳·巴伦（Maureen Baron）的个人采访。在哥特浪漫小说的风靡度达到巅峰之时，巴伦曾在戴尔担任编辑之职。
[93] 引自特纳（Turner）的《平版激情小说的狂暴世界》（The Tempestuous World of Paperback Passion），第49页。
[94] 关于埃文引入“初版（original）”这一概念的讨论，请参看戴维斯（Davis）的《平装初版中的灰姑娘故事》（The Cinderella Story of Paperback Originals），第43—48页。
[95] 同上，第44页。
[96] 罗杰斯的手稿是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寄至埃文书屋的，收件人上写着“凯瑟琳·伍德威斯的编辑收”。参看《让数百万女性为之痴迷的埃文浪漫小说》（Millions of Women Avid for Avon's Romances），第44页。
[97] 见麦克马纳斯的《编辑报告》（Editor's Report），第34页。
[98] 参看怀特塞德（Thomas Whitside）的《庞然大集团（上）》（“The Blockbuster Complex，I”），第48页。同时也可参看多伊伯勒（Paul Doebler）的《兼并统计》（The Statistics of Concentration），第26—30页。
[99] 参看怀特塞德的《庞然大集团（上）》，第52页。同时参看罗格·史密斯的《平装文坛》，第75页。
[100] 根据本杰明·坎培恩提供的数据，1976年美国出版商的合计总收入额为42亿元，这即是说，在《福布斯》的各大行业公司榜单中，这个行业只能排在第41位，紧跟在比阿特丽斯食品公司（Beatrice Foods）、施乐和凡士通轮胎公司（Firestone Tire）等公司之后（见《过渡期中的图书行业》，第2页）。他还指出，图书出版行业只占了个人娱乐消费支出的5.6%（第22页）。利奥·博加特（Leo Bogart）指出，在1968年，新闻日报业是一个年产值70亿元的行业，电视行业在同一年则贡献了30亿元，而图书出版业的总共收入则只有24亿元。参看他的《大众媒体在美国如何运作》（How the Mass Media Work in America），第165—185页，尤其是第169—170页。
[101] 怀特塞德，《庞然大集团（上）》，第56页。
[102] 怀特塞德，《庞然大集团（上）》，第56页。
[103] 同上，第56—58页。
[104] 同上，第60页。
[105] 罗格·史密斯写道，事实上截至1978年，75%的大众平装书销售“都不在畅销书之列”。见《平装书的全国性分销商》（Paperback National Distributors），第III部分，第79页。
[106] 参看戴维斯的《平装初版中的灰姑娘故事》，第44页。
[107] 参看戴维斯的《平装初版中的灰姑娘故事》，第43页。
[108] 参看代顿（Dayton）的《预见了连锁店发展前景的书店——道尔顿》（B. Dalton，Bookseller，Foresees Growing Chain of Stores），第44页。鉴于篇幅的原因，在以下关于连锁书店对于出版业的影响的讨论中，我将只指涉道尔顿书店所采取的举措。虽然瓦尔登书店的扩张速度远比道尔顿快得多，但由于它一直遵循标准的订购程序，因此它对于出版机构的影响（至少是在直接影响的层面上）更小，它的退货率因而也比道尔顿的高得多。此外，该公司的订单也不能作为可靠的公共趣味的指标。当瓦尔登执着于开设更多的门店时，道尔顿则将它的绝大多数资本投资在当前已经众所周知的计算机化存货清单和销售系统上。虽然瓦尔登在出版业界的影响更小，但是它的总体售书方式与道尔顿的类似，因此也就增加了其销售实践对于出版商的影响。近期，瓦尔登书店也开始和道尔顿一样，对销售过程进行计算机化，这就使得二者的相似度更高了。关于瓦尔登书店的更多资讯，请参看《瓦尔登书店：以道尔顿书店计算机运作之道还施彼身》（Waldenbooks: Countering B. Dalton by Aping Its Computer Operations），第116—121页，以及《大众市场营销对于书店的冲击》（Mass Merchandising Hits the Bookstores），第80—86页。
[109] 参看怀特塞德的《庞然大集团（上）》，第94页。
[110] 引自怀特塞德的《庞然大集团（中）》，第136、138页。
[111] 参看科泽（Lewis A. Coser）、卡杜辛（Charles Kadushin）和鲍维尔（Walter W. Powell）的《图书》（Books），第349页。
[112] 关于道尔顿书店的计算机相关资讯，请参看黛西·玛丽勒丝（Daisy Maryles）的《道尔顿书店》，第126—129页；《瓦尔登书店：以道尔顿书店计算机运作之道还施彼身》，第116—121页；波特（B. Porter）的《道尔顿书店》，第53—57页。
[113] 托马斯·怀特塞德称，这一主张源于深入参与出版业事务的律师——经纪人——莫顿·詹克洛（Morton Janklow）。参看他在《庞然大集团（中）》中的评论，第65—70页；同时也可查看他在《庞然大集团（上）》中关于道尔顿书店的执行官凯伊·塞克斯顿（Kay Sexton）的讨论，第95—96页。
[114] 参看扬克洛维奇（Yankelovich）、斯凯利（Skelly）和怀特（White）的《1978年的阅读消费者调查研究》（The 1978 Consumer Research Study on Reading），第137、141以及143—148页。我将在第二章讨论扬克洛维奇的结论。
[115] 参看《瓦尔登书店：以道尔顿书店计算机运作之道还施彼身》，第116页。
[116] 关于禾林出版社在浪漫小说领域中越来越重要的讨论，最切中肯綮的讨论就是伯曼（Berman）的《他们叫我们私生子》（They Call Us Illegitimate），第37—38页。
[117] 参看《女性想要什么》（What Women Want），第94页。同时可参看波斯纳（Posner）的《娱乐业》（Show Business），第72、74和76页。詹生（Jensen）称，禾林的早期出版物中包括《女士，那是我的头骨》（Lady，That's My Skull）、《那女人是个荡妇》（The Lady Was a Tramp）和《十二块钱和一个女人》（Twelve Chinks and a Woman）；参看《女性和浪漫小说》（Women and Romantic Fiction），第71页。
[118] 参看伯曼的《他们叫我们私生子》，第72页。
[119] 同上，第37—38页。
[120] 同上；另见波斯纳的《娱乐业》，第72页。
[121] 上述所有数据都引自禾林出版公司于1980年公开发布的《关于禾林的资讯》（Facts about Harlequin）。
[122] 参看《禾林出版公司的浪漫小说》（The Romance of Harlequin Enterprises），第31页。
[123] 同上，第31页。
[124] 参看波斯纳的《娱乐业》，第72页。
[125] 《禾林出版公司的浪漫小说》，第31页。
[126] 参看雷·沃尔特斯（Ray Walters）的《谈谈平装书》，1980年10月12日，第47页。
[127] 参看伯曼的《他们叫我们私生子》，第38页。
[128] 《禾林出版公司的浪漫小说》，第31页。
[129] 参看伯曼的《他们叫我们私生子》，第38页。
[130] 参看沃尔特斯的《谈谈平装书》，1980年10月12日，第47页。
[131] 参看戴维斯的《平装初版中的灰姑娘故事》，第45页。
[132] 请参看1979年4月12日对戴尔出版社系列小说编辑薇薇安·斯蒂芬斯（Vivien Stephens）的私人访谈。
[133] 参看玛丽勒丝的《弗塞特的浪漫小说》（Fawcett Launches Romance Imprint），第69—70页。下文关于弗塞特这一投机行为的所有细节资讯都摘自这篇文章。
[134] 引自玛丽勒丝上述所引著作，第69页。
[135] 参看玛丽勒丝的《西蒙-舒斯特砸300万美元打电视广告宣传战推出西卢埃特》（S ＆ S to Debut Silhouette with $3-Million TV Ad Campaign），第51页。
[136] 同上，第51—52页。
[137] 参看角谷美智子的《新浪漫小说》（New Romance Novels），第C13页。
[138] 参看扬克洛维奇、斯凯利和怀特的《1978年的阅读消费者调查研究》，第48页。
[139] 坎培恩指出，截至1978年，单单是食品店中的平装书销量，其价值就达到了6 500万元（参看《过渡期中的图书行业》，第89页）。这一销量的很大一部分都应归功于浪漫小说。
[140] 参看戴维斯的《平装初版中的灰姑娘故事》，第43页。
[141] 关于禾林的广告宣传，请参看《出版人周刊》，1980年4月18日，第26—27页。
[142] 简（Jan）是作者珍妮斯（Janice）的昵称。——译注
[143] 在史密斯顿的读者研究快接近尾声之时，我获悉全国至少还有五个类似的团体。绝大多数似乎都是由邻居或同事构建而成的非正式活动网，成员会定期地交换关于浪漫小说以及这类作品相关资讯的信息。有人告诉我，得克萨斯州有一位书商召集了一个与桃特群体类似的团体。我还接到了有关加利福尼亚的“英国摄政类小说爱好者之友”（Friends of the English Regency）的信息。该团体也出版评论通讯，并举行一年一度的摄政类小说“集会”（Assemblee），而且还在这个集会上为她们最喜爱的摄政类浪漫小说颁发“乔其”（Georgette）奖。我们无从知道这种“阅读俱乐部”的现象有多普遍，但它确实值得研究。如果这些俱乐部都依赖于个性化选择（individualizing selection）来调解量产出版的过程，那么，很多基于“大众人”（mass man）这一前提而对量产文学的意义所做的论断就需要被重新审视，甚至可能得推翻重写。
[144] 关于史密斯顿的这些数据以及其他的所有数据都取自《1970年人口普查》（ Census of the Population，1970）。我对这些数据稍微做了一些修改，以隐藏史密斯顿的具体所指。
[145] 卧城（bedroom community，也写作commuter town、exurb、bedroom town、bedroom suburb、dormitory town、dormitory suburb和dormitory village），也称作“近郊居住区”，大城市周围承担居住职能的卫星城。其特点是与母城间距离较近，且位于通往母城的主要交通干线上。其职能除以居住为主外，还有起码的生活福利设施，但缺乏工业职能。——译注
[146] 参看埃文斯的《桃乐茜的日记》（Dorothy's Diary），1980年4月，第1—2页。
[147] 参看埃文斯的《桃乐茜的日记》，1980年4月，第2页。
[148] 所有的口述引文都是直接摘自录音采访。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我只在不多的几个地方删除了重复的错误句，补上了缺漏的部分。说话者在发表评论时的停顿都用破折号标注出来。如果一段话的信息听起来显然是要结束一个观点或一连串的思绪，旨在开启另一个话题，我就会将这样的长篇演讲分段。如果没有分段，那么就意味着说话者是在进行急速而不间断的评论，没有明显的停歇或停断。
[149] 参看斯尼托（Snitow）的《大众市场的浪漫小说》（Mass Market Romance），第150页。
[150] 引自布罗特曼的《啊，浪漫小说！》（Ah，Romance!），见BI版。
[151] 参看詹生的《女性和浪漫小说》，第289页。
[152] 引自布罗特曼的《啊，浪漫小说！》，第BI版。
[153] 也可参看曼（Mann）的《新调查》（A New Survey），各处。
[154] 读者按要求从一份包含十种亚类的清单中挑选出她们“最爱读”的浪漫小说种类。这份清单是桃特在与我就浪漫小说的不同种类进行了一次长谈后给我的。我原以为这些女性只会选择一种最喜欢的亚类，但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好几种。所有的类型和总票数如下：哥特类6票，现代推理浪漫小说类（contemporary mystery romances）5票，历史类20票，现代浪漫小说7票，禾林10票，摄政类4票，家庭罗曼史（family sagas）1票，种植园系列3票，间谍惊险类0票，先验浪漫小说（transcendental romances）0票，其他2票。
[155] 须指出的是，这些结果也显示，在绝大多数受访女性的青少年时期，浪漫小说并未获得大量的宣传，分销的范围也不广泛。但是，仍有如此之多的人形成了阅读浪漫小说的习惯，这一事实或许既源于该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同时也与部分女性在人生特殊阶段时的特殊需求或倾向（predisposition）有密切的关联。不过，就如我要在此以及之后的几章阐明的那样，浪漫小说确实为这个特殊的读者群体解决了与生儿育女这一身份相关的需求。
[156] 参看詹生的《女性和浪漫小说》，第290—291页。
[157] 詹生也指出，在她的调查样本中，所有的已婚女性都有孩子，其中四分之三的孩子仍住在家中（参看同上所引著作，第291页）。
[158] 引自扬克洛维奇、斯凯利和怀特的《1978年的阅读消费者调查研究》，第325页。
[159] 在扬克洛维奇、斯凯利和怀特的上述所引著作第126页中，读者报告的每周平均阅读时间为8个小时。
[160] 虽然史密斯顿的女性和詹生的受访者一样，也表示诸如禾林和西卢埃特一类的“轻松读物（light reading）”很不错，想看时就可以看，有事时也可以很快地放下，但与我交谈过的桃特顾客中，所有人都偏爱一口气把一本浪漫小说全看完。詹生并未说明接受她调查的读者是否也偏爱这种阅读方式，但她确实笼而统之地做出了如下的评论：在通常情况下，与家庭主妇和母亲这一职责相关的物质环境恰恰就是她所谓的“得空”（snatch）阅读的必要条件。她将另一种阅读模式，即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好几本书的行为称为“囫囵”（binge）阅读。这与史密斯顿读者的大部头阅读习惯并不太一样，但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却曾提及这类阅读行为，并称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特别犒赏。参看詹生的《女性和浪漫小说》，第300—301，312—314页。
[161] 扬克洛维奇、斯凯利和怀特的《1978年的阅读消费者调查研究》，第141、144页。
[162] 我们将在第三章就史密斯顿读者的解释和辩解模式进行更加详细的探讨。
[163] 参看曼的《新调查》，第17页。
[164] 虽然此前对于这个文类就有大量的了解，但这些女性仍无法相信一本新的浪漫小说会有大团圆的结局，关于这种奇怪现象的进一步讨论，请参看本书第六章。
[165] 引自埃文斯的《桃乐茜的日记》，1980年4月，第1页。
[166] 我在最终的调查问卷中纳入了这一选项，主要是因为在与这些女性进行的访谈中，很多人都表示，不喜欢浪漫小说在宣布主角相爱后就戛然而止。
[167] 参看弗斯特的《女性、性和色情作品》（Women，Sex，and Pornography），第67页。
[168] 社会强化（social reinforcement）：指社会对个体某种行为的赞扬与否定。前者又称为社会正强化，后者又称为社会负强化。社会强化的结果，使个体的工具性反应倾向增强，促成个体形成或改变某种行为习惯或行为倾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彼此间适度的社会强化（正强化），有助于建立和巩固良好的人际关系。——译注
[169] 理查德·霍加特是少数几位不认同这一论点的人。参看他在《识文断字的功用》（The Uses of Literacy）第171—175页的评论。詹生也指出，禾林的很多作者“显然与其女性读者拥有同样的背景、态度和幻想”（参看《女性和浪漫小说》，第118—119页）。
[170] 引自埃文斯的《桃乐茜的日记》，1980年5月，第2页。
[171] 引自埃文斯的《桃乐茜的日记》，1980年的第4期《通讯》（Newsletter），第2页（这一期并不是按月份标注日期）。
[172] 引自赫尔曼的《他们叫我们私生子》，第38页。
[173] 参看惠特尼的《创作哥特小说》，第10页。
[174] 同上。
[175] 同上，第II页。
[176] 参看弗斯特的《女性、性和色情作品》，第63页。
[177] 参看惠特尼的《创作哥特小说》，第43页。
[178] 引自格拉斯的《编辑手札》（Editor's Report），第33页。
[179] 引自道格拉斯的《软色情文化》（Soft-Porn Culture），第28页。
[180] 参看格尔茨的《深度游戏》（Deep Play），第443页。
[181] 参看道格拉斯的《软色情文化》，第25页。
[182] 关于父权制和婚姻之间的联系，请参看哈特曼（Hartmann）的《作为性别、阶级和政治斗争所在地的家庭》（The Family as Locus of Gender，Class，and Political Struggle），尤其是第366—376页。
[183] 没有一个史密斯顿的女性表示她们曾被打、遭欺侮或违背她们的意愿被迫发生性关系，但部分人确曾告诉我，她们知道这些事，因为这类事情曾发生在她们朋友的身上。在总结关于为人妻者遭虐待的当代研究时，罗哈博夫（Rohrbaugh）在《女性：心理学上的谜题》（Women: Psychology's Puzzle）一书中评论道：“这个领域的很多研究人员都同意斯图尔特·奥尼格利亚（Stewart Oneglia）法官的估计，即50%的婚姻关系都涉及对女性施以某种程度的身体虐待。”（第350页）罗哈博夫也指出：“如果虐待妻子的定义范畴包含了从偶尔的重掴到反复的狠殴，那么现今的美国共有2 600万至3 000万名受虐待的妻子。”（第350页）如果这些数据准确的话，那么很显然，很多浪漫小说的读者都非常需要关于这类行为的标准“解释”。
[184] 我很感谢斯达·赫尔默（Star Helmer）为我提供了加伦书屋（Gallen Books）针对当代浪漫小说的“内容提要”（tipsheet）。
[185] 此处的着重标记是为了显示安当时所做的特别强调以及在发表评论的过程中改变的声调。她的每一次强调都表达了她的讽刺和完全怀疑的态度。使用人种志材料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中，其中之二就是讲述者在话语中明显暗示却并未明确表达出来的阐释意义（interpreting meaning），而书面文字又无法将这样的意义恰当地表达出来。
[186] 请特别参看莫德莱斯基的《隐身术》（The Disappearing Act），第444—448页。
[187] 我在此处着重指出的仍是要体现她们在抑扬顿挫中所传达出来的特别强调。每一个强调都尤其反映了这个女主人公的行为与女性的普遍期待之间的差距。
[188] 梅特·黑姆（Matt Helm）是唐纳德·哈米尔顿（Donald Hamilton）创造的一个小说人物。他于1960年出现，并在接下来的33年时间里出现在27部作品中。黑姆被刻画为一个好色成性、极端残忍而又讲求实用和能干的人。——译注
[189] 本章以及本书其他地方关于口述引文的援引方法，请参看本书第72页注释1。
[190] 达尔丰（Darvon），一种止痛药的商标。——译注
[191] 在1980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这些优惠券广告在全国性的报纸上间或地出现。
[192] 参看尼尔斯（Neels）的《乘船去结婚》（Cruise to a Wedding），第190页。
[193] 参看玛丽勒丝的《弗塞特的浪漫小说》，第70页。
[194] 参看霍加特的《识文断字的功用》，第196页。
[195] 参看哈丁的《“逃避”概念小析》（The Notion of ‘Escape’）。
[196] 同上，第25页。
[197] 关于阅读公众的增加和通俗读物出版社之间关系的讨论，请参看威廉斯的《漫长的变革》，第156—213页，以及阿尔提克（Altick）的《英国的普通读者》（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各处。
[198] 埃斯卡皮在《图书革命》和《文学社会学》中指出：“逃避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关键是要了解我们在逃离什么，又是逃往何处。”
[199] 参看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第88页。虽然桃特并未以学术语言表达她的观点，但它们事实上与埃斯卡皮的类似观点——“阅读是最遁世离俗的消遣”（supreme solitary occupation）——并无本质的不同。他继续道：“那些阅读的男人们不言、不行，切断了他自己与社会的联系，让自己从环绕着他的世界中抽离了出来……阅读让人生发无边无界的自由之感。它让整个意识清楚的头脑都沉浸于其中，让读者无力行动。”（第88页）阅读对于史密斯顿女性所产生的最终影响，其重要性将在本章的后面进行讨论。要想了解关于阅读和收听广播对于个人所提出的不同要求的详尽讨论，请参看拉扎斯斐尔德（Lazarsfeld）的《广播和出版物》（Radio and the Printed Page），第170—179页。
[200] 参看乔德罗的《母职的复制》，第36页。
[201] 参看奥克利的《家务劳动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第179页。同时也可参看奥克利的《女性的工作》（Woman's Work），第60—155页；麦克多诺（McDonough）和哈里森（Harrison）的《父权制和生产关系》（Patriarchy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第11—41页；库恩（Kuhn）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结构》（Structures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第42—67页；撒克斯（Sacks）的《恩格斯的再访》（Engels Revisited），第207—222页；以及洛帕塔的《家庭主妇之职》（Occupation Housewife），各处。
[202] 除了洛帕塔，也可参看科马罗夫斯基的《蓝领阶层的婚姻》（Blue-Collar Marriage）；米达尔（Myrdal）和克莱恩（Klein）的《女性的两个角色》（Women's Two Roles）；弗里丹（Friedan）的《女性的神秘性》（The Feminine Mystique）；米歇尔（Mitchell）的《女性的身份》（Woman's Estate）；施泰因曼（Steinmann）的《关于女性角色概念的研究》（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the Feminine Role）。
[203] 关于女性天生是个妻子和母亲这个观点，桃乐茜·迪纳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在《美人鱼和弥诺陶洛斯》（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一书中指出，女性被视为“可被挖掘、收获和耗尽，但无须考虑她们未来命运的自然资源”（第101页）。
[204] 参看乔德罗的《母职的复制》，第36页。
[205] 同上。
[206] 我得在此说明的一点是，很多在家中操持事务的女性显然都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即她们必须得按照一些抽象的标准来做家务事。关于这些标准、它们在家务事这种通常无人监督的事务中出现的缘由以及它们在那些总是觉得自己鲜少“达标”的女性身上所引起的负疚感的讨论，请参看奥克利的《家务劳动的社会学》，第100—112页。
[207] 参看乔德罗的《母职的复制》，第36页。关于当代劳工阶层中存在的此类社交网络的研究，请参看斯泰克（Stack）的《我们的九故十亲》（All Our Kin）；扬和威尔莫特（Willmott）的《东伦敦的三亲六眷》（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兰斐尔（Lamphere）的《家庭团体中女性的策略、合作和冲突》（Strategies，Cooperation，and Conflict among Women in Domestic Groups），第97—112页。
[208] 参看奥克利的《家务劳动的社会学》，第52—54、75、88—92页；奥克利的《女性的工作》，第101—102页；洛帕塔的《家庭主妇之职》，第36、244—245页。
[209] 在我到达史密斯顿的几个月前，桃特的几位顾客都表达了与其他浪漫小说读者一起探讨的兴趣。于是，桃特便在她家安排了一次非正式的聚会，大概有5至10位女性参加了这次聚会，并一起探讨了浪漫小说。虽然这些女性声称她们都聊得很尽兴，但是她们之后再也没有聚到一起过。也可参看本书第二章。
[210] 就像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大量的证据显示，作者和读者对于浪漫小说的认识惊人相似。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故事主题本身上，而且也表现在关于浪漫小说功能的看法上。范·斯莱克（Van Slyke）就持有与桃特极其相似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斯莱克的《“老式”和“与时俱进”》（“‘Old-Fashioned’ and ‘Up-to-the-Minute’”），第14—16页。
[211]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史密斯顿读者的部分行为显示她们事实上对于浪漫小说的现实主义性持有自相矛盾的态度。虽然她们承认这些故事并不真实，但她们同时也声称，从阅读中她们学到了历史和地理知识。这种自相矛盾及其重要性将在本章的后面以及第六章进行深入的讨论。
[212] 参看贝特尔海姆的《魔法的功用》（The Uses of Enchantment），第121—123页。
[213] 洋基（Yankee），在美国英语中，这个词通常用来指来自美国北部和东北部诸州的人。——译注
[214] 研究者很难让读者对于他们的文学偏好和品味给出诚实的回答。这一点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正如埃斯卡皮曾辛辣地指出：“一旦开始仔细观察一个人的阅读癖好，就会发现明晰而真诚的回答几乎就不可能存在。要一个人坦承其性方面的怪癖可能会恰巧合了潜在的裸露症患者的意，但是公开可能会使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下降的文学或反文学品味……后果则可能只有痛苦了。”（《文学社会学》，第16页）事实上，这正是我决定以小组的方式进行部分访谈的原因。因为我之前就已经知道，很多女性都害怕承认自己爱看浪漫小说，担心因此被斥责为粗俗或放荡。因此我想，人数的力量或许会让我的受访者更愿意讨论她们的这一嗜好。这一策略似乎确实有效，因为那些更加胆怯畏葸的女性看到我并未对其他自主发表意见的人做出否定性的反应，她们也就开始参与到讨论之中。当然，小组访谈可能会出现一个人影响了其他人，进而导致讨论结果出现偏差的情况。但我不认为我们的访谈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调查问卷中的答案基本上都证实了我在访谈中得出的结论。
[215] 对薇薇安·斯蒂芬斯的个人访谈刊于1979年4月12日的《纽约》（New York）。斯蒂芬斯现在是禾林出版社的编辑。
[216] 事实上，很多作者确实去过他们打算写的那些地方，尤其是那些更加成功的作者。其他的大多数作者则至少会在当地的图书馆中进行最基本的研究。浪漫小说的扉页后面也经常会出现对于图书馆的感激之辞。比如菲利斯·惠特尼就在小说《多米诺》（Domino）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非常感谢那些让《多米诺》得以成书的人。感谢玛莉丝·蜜尔海瑟（Marlys Millhiser）和露辛达·贝克（Lucinda Baker），她们对西部了如指掌，她们的著作一直让我惊叹不已。感谢亨廷顿公共图书馆（Huntington Public Library）的大卫·克莱门斯（David Clemens），他为我找到了所有关于大口径短筒手枪的绝佳资料。尤其感谢帕乔格公共图书馆（Patchogue Public Library）的莎拉·库朗特（Sara Courant），不论我选择的研究路径多么地偏门，她都未曾让我失望过。”
[217] 印度民族起义（Indian uprising），指1857年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由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服役的印度士兵发动的一场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起义。这次起义失败后，莫卧儿帝国完结，印度开始处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成为英属印度。——译注
[218] 阿利根尼山脉（Alleghenies），构成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 Range）西部的一系列山脉，由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延伸至弗吉尼亚州西南部，全长805公里。——译注
[219] 在美国俚语中，fix可指“毒品（如海洛因）注射”以及“毒品的一次注射量”。——译注
[220] 波特尼500（Botany 500），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男士西装和运动衫制造商。——译注
[221] 关于广告，参看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解码广告宣传》（Decoding Advertisements）和伊文（Ewen）的《支配意识》（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222]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文学结构主义学者，其最重要的作品即是其分析俄国民间故事中最基本的情节成分，并将其拆解为最简单、无法再继续简化的叙事元素的《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译注
[223] 参看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
[224] 根据普罗普的理论，功能项指“一个角色的行动，是根据它在行动过程中的重要性来界定的”（上述所引著作，第21页）。
[225] 参看怀特的《左轮枪和社会》（Sixguns and Society），第124—129页。
[226] 关于符号编码（semiotic coding）的详尽讨论，请参看艾柯的《符号学理论》（A Theory of Semiotics），尤其是第37—38、48—150页。关于编码的专论或文学人物的架构，请参看《读者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Reader）的引言，第3—43页。
[227] 参看詹生的《女性和浪漫小说》，第141页。关于浪漫小说中女主人公性竞争对手的更多评论，请参看道格拉斯的《软色情文化》，第26—27页；拉斯（Russ）的《妻子的梦魇：我丈夫打算杀了我》（Somebody's Trying to Kill Me and I Think If It's My Husband），第668—670、683、691页；玛索（Mussell）的《美好的受诅咒的》（Beautiful and Damned），第84—89页。
[228] 那7部一早就让男女主人公结婚的作品分别为：《火与花》、《莎娜》、《天生一对》、《天之骄子》、《黑色里昂》、《遂心如意》和《月光变奏曲》。
[229] 参看格里芬的《色情作品和喑哑难言》（Pornography and Silence），各处。
[230] 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一部浪漫小说的女主人公被评说丑陋、不好看，或者相貌平平无奇。在禾林的作品中，女主人公确实常常都没有惊世骇俗的美貌，但如詹生所说，她们至少都“很有吸引力”（《女性和浪漫小说》，第142页）。
[231] 安·道格拉斯着重指出了禾林作品中的暴力，不过她没有考虑到如下事实所蕴含的意义：这类故事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男主人公变得温顺，蜕变为一个满腔柔情和殷勤体贴的丈夫收尾。她还进一步推断，声称读者是在享受，而非忍受男主人公早先的暴力行径，而这完全是因为她们想要在后面的故事中看到，这类无处不在的普通行为不仅会被连根拔除，而且会蜕变为某种更加称心合意的东西。关于男性暴力在浪漫小说中的作用，请参看本书第五章。
[232] 这些女主人公分别出自以下作品：《火与花》、《天生一对》、《亨格福德小姐的真命天子》、《风中的灰烬》和《狂龙之夏》。
[233] 参看《母职的复制》，第169—170页。
[234] 母亲在女性成人后的关系生活（relational life）中依旧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讨论，请参看弗雷克斯（Flax）的《养儿育女和独立自主间的冲突》（The Conflict between Nurturance and Autonomy），尤其是第179—184页。
[235] 贬低所有与女性及其职责相关的事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倾向，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可参看迪纳斯坦的《美人鱼和弥诺陶洛斯》，第124—156页。同样也可参看波伏瓦的《第二性》，第129—185页。
[236] 关于父权制与性别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导致女性无法进入公共空间中的生产领域）的联系，请参看麦克多诺和哈里森在《父权制和生产关系》中的详细论述，第11—41页。也可参看库恩的《家庭中的父权制和资本结构》（Structures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in the Family），第42—67页。此外还可参看哈特曼的《作为性别、阶级和政治斗争所在地的家庭》，第366—394页。
[237] 参看莫莉·哈斯凯尔（Molly Haskell）的《一个绵延了2000年的误解——强奸幻想》（The 2000-Year-Old Misunderstanding—Rape Fantasy），第84—86、92、94、96、98页。
[238] 同上，第94页。
[239] 这些都是桃特本人在讲述故事情节时使用到的词。
[240] 安·道格拉斯和塔尼娅·莫德莱斯基都曾发表过这一观点。道格拉斯是在《软色情文化》中提及这一点，莫德莱斯基则是在《隐身术》中论证了这一看法。
[241] 虽然乔德罗并未明确地论证说，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在结婚时是在寻找机会回归儿提时代，但弗雷克斯在《养儿育女和独立自主间的冲突》中指出，“女性……对男性治疗师”所怀有的普遍“幻想就是希望能与他们生一个宝宝，而这种幻想在更深一层次上是希望能成为他们的宝宝”（第175页）。我认为，浪漫幻想及其对女主人公所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婴儿化也表达了相同的愿望，即受到一个全能家长的保护和照顾。
[242] 参看格尔茨的《深度游戏》，第449页。
[243] 同上。
[244] 参看格尔茨的《深度游戏》，第449页。
[245] 关于哥特浪漫小说之功能的类似讨论，请参看本人拙作《通俗文学中的乌托邦驱力》（The Utopian Impulse in Popular Literature），第140—162页。
[246] 欲查看其他的类似章节，请参看格里尔的《第二次日出》和西摩的《纯粹的激情》。
[247] 参看道格拉斯的《软色情文化》，第28页。
[248] 如欲更深入了解为何纵情随性的女性性欲可能会对男性构成的威胁，请参看迪纳斯坦的《美人鱼和弥诺陶洛斯》，第59—66页。
[249] 这段性爱描写比绝大多数的理想浪漫小说都更生动一点。这种描述的视觉效果或许正是该书得分较低的原因，不过我并没追根究底地向桃特或史密斯顿的女性询问个中缘由。桃特在1981年9月评论这本书的通讯中也只是说：“说实在的，鲁伯特是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角色。在被他独自一人扔在中国一年后，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还要回到他身边。”
[250] 史密斯顿的读者声称，她们知道浪漫小说不同于现实的生活。我愿意如其所是地接受这种声明，但我同时也相信，她们与这些文本的复杂关系（这一点在她们的评估过程和判断标准中显露无遗）显示了一种无意识但又相当强烈的渴望，即相信自己有一天也确有可能会过上浪漫小说女主人公那样的生活。相关的讨论请参看本书第六章。
[251] 此处原文的“伊丽莎白”英文为Elizabeth，但事实上应为Elisabeth，故作者有此批注。——译注
[252] 引自埃文斯的《桃乐茜的日记》，1981年5月，第1页。
[253] 可参看《通俗文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的早期期号。这些期号上的评论家基本上都表明，虽然通俗艺术形式鲜少就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提出独具一格的洞见，但它们也值得予以关注，因为作为幻想，它们能够让人了解是何种社会情境使得这种特殊的（即便只是暂时的）遁入想象之境的行为成为必需。
[254] 参看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虚构作品和叙述》（Ideology，Fiction，Narrative），第66页。
[255] 同上。
[256] 关于文学作为日常话语或言语之模仿物的进一步讨论，请参看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的《话语杂谈》（On the Margins of Discourse），第8—11、15—40页；普拉特（Pratt）的《文学话语的言语行为理论》（Toward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各处；以及伊瑟尔（Iser）的《阅读行为》（The Act of Reading），第62—68页。
[257] 参看玛索的《浪漫小说》（Romantic Fiction），第317页。
[258] 参看惠特尼的《故事发生地》（Where It Happens），第29页。
[259] 引自埃文斯的《桃乐茜的日记》，1980年11月，第1页。
[260] 关于语言发挥此类实用、功利功能的能力的讨论，请参看穆卡洛夫斯基（Mukařovský）的《审美功能之用》（The Place of the Aesthetic Function），第31—48页。
[261] 在我探究浪漫小说“现实主义”话语的双重性质时，我受到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如下重要评论的影响：在小说中，写作的任务就是要“在恰当的地方戴上面具，与此同时却又要指出这一点”。关于他对文学现实主义的讨论，请参看《写作的零度》，第29—40页。也可参看钱尼（Chaney）的《小说和仪礼》（Fictions and Ceremonies），第69—102页。
[262] 引自伍德威斯的《火与花》，第9页。
[263] 同上。
[264] 关于童话故事开篇之重要性的讨论，参看贝特尔海姆的《魔法的功用》，第62—63页。
[265] 引自丹东（Danton）的《蓝星石》（Star Sapphire），第6页。
[266] 引自惠特尼的《惊雷高地》，各处。
[267] 引自戴利的《势不可挡》，第1页。
[268] 引自艾柯的《弗莱明的叙述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s in Fleming），第166页。
[269] 同上，第165页。
[270] 引自艾柯的《弗莱明的叙述结构》，第167页。也可参看钱尼的《小说和仪礼》，第72—77页。
[271] 我采用了皮特·拉比诺维茨在讨论虚构世界和读者所处世界这二者间关系时所使用的一个词语。拉比诺维茨论述道，当虚构的世界看起来与读者所处的世界大相径庭之时，两个世界间的侵染（infection）可能性就会变小。参看他在《小说中的真相》（Truth in Fiction）中的讨论，第130—134页，尤其是第132—133页。
[272] 近日，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指出，所有当代大众文化都具有“单纯的重复”（sheer repetition）这一无可辩驳的特征。参看他在《大众文学的物化和乌托邦》中的讨论，第137—138页。
[273] 大众文化作为商品化的美学体验，其价值并不是由它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决定，而是取决于其所承诺的体验的数量和质量。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请参看麦肯奈尔（MacCannell）的《旅行者》（The Tourist）。
[274] 参看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第3—23页。要想了解詹姆斯的语言技巧和19世纪通俗小说所运用的技巧之间的不同之处，请参看维德（Veeder）的《亨利·詹姆斯》，第20—53页。
[275] 关于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一种“记忆结构的范式”（paradigm of the structure of memory）的相关评论，请参看伊瑟尔的《阅读行为》，第124—125页。
[276] 引自艾柯的《超人神话》（The Myth of Superman），第109页。
[277] 艾柯在序言中对神话仪式和大众文化的比较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里，通俗叙述总是被贬斥为非艺术作品，仅仅因为它们未能像典型的现代主义散文和诗歌那样，在人类的经验中挖掘新的或出人意料的反应。但是，就像雷蒙·威廉斯在一篇观点与艾柯类似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在）很多社会里，艺术的功能就是表现我们认为是社会共同意义（common meanings）的东西。”他坚称：“艺术家并不是在描述新的经验，而是要表现早已周知的经验。认定艺术只服务于前沿知识的假定是很危险的观念。”（《漫长的变革》，第30页）
[278] 引自艾柯的《超人神话》，第109页。
[279] 关于小说作为一种偶发的、个人的叙述，请参看沃特（Watt）的《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第18—21页。也可参看詹姆士（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第151—280页，以及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第29—40页。
[280] 此处“人”的原文为“man”，故作者有此说。——译注
[281] 引自艾柯的《超人神话》，第109页。
[282] 引自沃特的《小说的兴起》，第14—15页。
[283] 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和吉尔伯特·奥斯蒙德（Gilbert Osmond）是亨利·詹姆斯的名作《贵妇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1881）中的男女主人公。——译注
[284] 引自埃文斯的《桃乐茜的日记》，1981年1月，第1页。
[285] 关于小说中时间表现方式的变革的讨论，请参看科莫德（Kermode）的《结局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第35—64页。也可参看沃特的《小说的兴起》，第21—25页。
[286] 引自沃特的《小说的兴起》，第22页。
[287] 参看艾柯在《修辞学和意识形态学》（Rhetoric and Ideology）中对于这种“线性”叙事结构的讨论。
[288] 引自惠特尼的《惊雷高地》，第217页。
[289] 见伦巴蒂-沙翠亚尼的《作为抗争文化的民俗》（Folklore as Culture of Contestation），第99—121页，以及利蒙的《民俗和美国的墨西哥人》（Folklore and the Mexican in the United States），第1—21页。
[290] 引自利蒙的《民俗和美国的墨西哥人》，第3页。
[291] 外显内容（manifest content），弗洛伊德将梦分为“显意”（manifest content）和“隐意”（latent content）。他把梦中所叙述的事物称作“梦的外显内容”，把那些他认为体现着愿望而只能通过意念的分析才能达到的隐藏着的东西，称为“梦的内隐思想”。——译注
[292] 参看拙作《通俗文学中乌托邦的推力》（The Utopian Impulse in Popular Literature），第140—162页。
[293] 引自詹姆森的《物化和乌托邦》（Reification and Utopia），第144页。
[294] 引自《浪漫小说调查》（Romance Survey），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