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与桃乐茜·埃文斯和她的顾客度过了一整天后，我就渐渐意识到，虽然史密斯顿的女性并不习惯去深究浪漫小说何以给予她们如此之多的欢愉，但她们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阅读它。她们一以贯之的评论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也迫使我放弃了自己无意却又拘执于文本的先见，并让我产生了上述认识。当我询问她们阅读浪漫小说的原因时，她们的回应总是论及这种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乐趣，而非她们对于特定浪漫情节的偏好。因此之故，我很快就认识到，要想了解她们对于阅读浪漫小说的看法，我就必须放弃自己对于文本特性和叙事细节的执着。一旦认识了这一点，我便清楚地意识到，阅读浪漫小说对于史密斯顿女性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单单是拿起一本书这个活动（event）就足以让她们有能力应对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压力和焦虑。虽然我后来发现，浪漫小说的故事确实具有让这个活动别具意蕴的特定层面，但早期访谈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它们完全聚焦于阅读浪漫小说这一行为的重要性，而非浪漫小说的意义。
在看到桃特的顾客对于试行调查问卷的回答之前，我便与桃特本人进行了首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阅读浪漫小说和受访者清楚自己为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提出“浪漫小说在哪些方面表现（do）得比当今其他类型的小说更好？”这个问题时，我原以为她的回答会侧重于情节的特性和故事上演的方式。但出乎意料的是，桃特将我关于“表现”（doing）的提问理解为传递问题（transitive question），认为我是在询问浪漫小说对于阅读者的影响。她于是写了长篇但令我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解答——在讨论的初期阶段，我还很难理解这些东西。但是，任由桃特继续发表她的个人见解似乎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她的回答引出了许多主题（themes），而这些主题之后在我与其他读者的讨论中反复不断地出现。我的问题引出了如下的缜密思考：
这是无害的事。如果得……服药或喝酒，那就会造成伤害。她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大多数的女性读者都已经当妈妈了。她们心里都很清楚那种事情。此外，她们也希望子女能养成阅读的习惯。我觉得，看见父母在阅读……正是她们希望子女看到自己在做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儿子还处于青春期的女性。她儿子对她说：“你已经有了这样的书……你真的已经有好多好多这种……这种……这种（细数想象中的一摞摞书）。”她继续说：“你们要妈妈给你们买东西时，你们可没有停下来想想自己已经拥有了多少东西了。这是妈妈想要的，而且这钱也是我的。”态度非常强硬，甚至可以说很冲了。但我想，他们大概是学他们父亲的。我想他们可能听他们的父亲或其他人说过：“嘿，你已经在那些书上花了老大一笔钱了，是不是？”你要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这些女主顾们可都是藏着掖着。她们会藏起她们的书，真的是藏了起来。她们曾说过，“唉，要是我丈夫，要是我丈夫在家里看见了这个蓝色的袋子……”（我们的袋子是与众不同的蓝色）你知道，我会说，“好啦好啦，你们都是大姑娘啦。难道你们真认为必须得那么提防着？”但在不久前，我自己也不会那么想的。我那时会想：“噢，丹会气炸的。”有一阵子，丹对我读那么多书有点不高兴。我想男人是真的觉得受到了威胁。他们希望妻子跟自己待在一起。但我想，就算我的身体跟你在同一个屋子里，我的魂儿可没有。[189]
直到桃特关于阅读的评论接近尾声，谈及它能让她神游至起居室之外的世界时，我才开始明白，她对于我的问题做出的真正回答其实就是她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及的“逃避”这个词，而它正是阅读、药物和喝酒之间存在关联的原因。在之后的调查问卷中，这个词极其频繁地出现。她随后又解释说，浪漫小说能够提供的逃避感觉就像达尔丰[190]和酒精之于其他女人。但是，后者不仅对那些女性有害无益，而且还会毁了她的家庭，因此桃特坚信阅读浪漫小说是“无害的事情”。就像她在另一次访谈中所做的评论那样，阅读浪漫小说是一种与“上瘾”没有明显区别的习惯。
在其他的史密斯顿女性中，虽然有一些人和桃特一样，对这种上瘾的类比是否合适感到不安；但在另一次访谈中，最初与我进行过长时谈话的16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赞同地表示，她们阅读浪漫小说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做些与她们日常生活不同的事。她们是在回答“阅读浪漫小说的作用”这个开放性的问题时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就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很有必要从这14份毫不讳言地主动提出逃避和释放（release）概念的回答中摘引出一小部分。史密斯顿的读者对于浪漫小说的力量做了如下表述：
它们是一种轻阅读——一种逃避文学，我可以随时随地放下、拿起。
每个人的肩上都扛着巨大的压力。因此他们自然会喜欢那些能让他们逃开这一切的书籍。
逃避现实。
我觉得这个世界的“现实”已经足够多了；对于我来说，阅读就是逃避的一种方式。
因为它是一种逃避；我们能在想象中假装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每天都有那么几个小时，我可以暂时逃开这个残酷的世界。
它们一直都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并且它们的结局也常常就是你所期望的生活模式。
史密斯顿女性的回答显然并不是异乎寻常的观点。事实上，纵观曾进行过广泛市场调查研究的三家出版社，它们的广告宣传活动无一例外地都强调了放松和逃避的主题。比如说，考文垂浪漫小说的潜在读者便会在优惠券宣传单上读到这样的文案：“月复一月，考文垂浪漫小说毫不间断地为您提供着一条遁入过去时代的小径，在那时人们的心灵都还是为爱与荣耀所占据。”[191]同样，在西卢埃特的电视广告宣传中，里卡多·蒙特尔班（Ricardo Montalban）宣称：“美好的结局让你心情舒畅”以及浪漫小说会“抚慰日间紧张的神经”。蒙特尔班还兜售过“遁入”遥远的地方和异域场所的益处。禾林曾启动过一个旅行抽奖宣传活动，提供的奖品是前往浪漫之地的“逃遁假期”（escape vacations）。此外，它们还在作品中添加了一张宣传页，声称禾林出品的“这些作品能让你遁入一个美妙的浪漫世界！是前往异域他乡……有趣之地的旅行，让你邂逅令人难忘的人……开始一场动人心魄的爱情……这些都是禾林浪漫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阅读这些温暖人心的小说”。[192]弗塞特似乎也发现了浪漫小说的逃避作用，因为黛西·玛丽勒丝曾说过，公司在深度访谈中发现：“阅读浪漫小说是为了放松，从而让（女性）能够更好地应对一成不变的生活。”[193]
通过阅读来逃避当下并非一种新兴的行为，也不是阅读浪漫小说的女性所独有的特点。事实上，正如理查德·霍加特在1957年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英国的劳工阶层“将艺术视为一种逃避的方式，一种令人愉悦，但与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并无多少关联的东西”。[194]他还写道，因着这种美学观念，艺术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乐子’”，是“供你使用”的东西。在更加翔实地阐释了虚构作品之逃避作用的观点时，哈丁（D. W. Harding）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见解，即这个词最经常被用作一种轻蔑的批评术语，指涉所提及的活动在评估者看来，不论是其内在还是本身都没有可取之处。他评论道：“假如它拥有极强的固有吸引力——这指的是它的代偿性吸引力（compensatory appeal）或其所承诺的单纯的安抚作用，那么通常就不会使用逃避这个术语了。”[195]哈丁根据1930年代进行的数项研究进一步论证道：“大体上而言，代偿性吸引力主要是在抑郁或恼怒——不管它们是因工作还是其他原因而引起——的状态中发挥其最大的功效。”[196]有趣的是，在解释自己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时，桃特和她的女书友们所采用的说明理由竟然相当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工业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在工业社会中，虽然个人的劳动常常被程序化、制度化，并且所面临的挑战也被最小化了，但是工作仍明显不同于休闲活动，而且也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197]同样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女性会使用“逃避”这个词来解释她们的阅读行为，但是如果给她们提供另一个含义类似但不带有轻蔑意味的选项，则她们就会选择那个听起来更讨人喜欢的解释。要想了解这其中的缘由，就有必要更加细致地探讨桃特的评论了。
回顾她关于浪漫小说吸引力的定义，这个定义是解释、怀疑和防卫性辩护这个一般经验过程的高度精炼版本，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浪漫小说发挥着补偿的功能，因为她们可利用这些小说来让自己的惯性存在（habitual existence）变得更加跌宕起伏和精彩纷呈。但桃特同时也清楚地表示，这些女性也很苦恼，因为不知自己沉湎于这样一种显然令人倍感愉悦的活动中是否恰当。她们的怀疑常常会因为丈夫和子女反对这类活动而演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疚感，因为后者认为它转移了这些女性对于身旁家人的关注。就像桃特后来指出的那样，虽然有些女性能够向她们的家人解释说，她们对于新浪漫小说的渴望就如同他们想要一个新玩具或一件新的小机件一样；但更多的女性认为，掩饰自我放纵的证据是很有必要的。为了对抗他人的不满和自己对于这种“享乐主义式”行为的羞愧感，这些女性为自己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设计出了一套复杂的合理化理论，不只声称她们也有权利追求享受，还把这类作品与美国文化中受到更广泛认可的价值观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它们以合法性。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阐述一下逃避这个概念本身以及它之所以能激发出此类不满和负疚感的原因。
在第二份调查问卷中出现的逃避和放松回答立即就引出了其他的问题。放松暗示着那种因先决条件（prior condition）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有所减少，逃避显然意指逃离当下的存在状态而进入一个更加令人神往之地。[198]由于阅读浪漫小说的人将它视为日常生活中令人欢欣的一种改变，因此要想理解这一体验的意义，就有必要将它置于一个更大范围的时间背景（temporal context）中，从而准确地阐明阅读这个行为是如何引发被这些读者所高度评价的改变和差异化（differentiation）之感。
在倾听这些女性评判阅读浪漫小说的价值时，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们倾向于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逃避这个词。一方面，她们就是在使用这个词的表面意义，即描述拒斥当下的这种行为——在她们看来，每次开始阅读一本书并沉浸于故事之中时，这一行为就完成了。另一方面，她们以更具譬喻性的方式使用了这个词，从而切实地描述出她们代入女主人公角色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模糊却又强烈的慰藉之感，虽然这个女主人公的生活在许多关键的层面上与她们自己的并不相似。我认为，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出这二者间的微妙差异很有必要，因为它表明了阅读浪漫小说以两种各不相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方式让女性从她们所面对的紧迫的当下问题中脱身出来。
就拿桃特来说，她在上述所引用的谈话中更加全面地阐述了如下的问题，即为什么那么多的丈夫会将妻子的阅读活动视为一种威胁。在欢快地宣告说阅读时的她虽然身在屋内，但心已飘到了九霄云外后，她说道：“我认为这也是其他女性的情况。”她却说道：“我认为，除非男性自己也阅读浪漫小说，否则他们无法体会到这一点。我并不认为男性曾全身心地沉浸于任何一种活动之中，就算是看电视时也没有。”她补充道：“他们甚至从未有过出神入化的时候。”“我不认为橄榄球赛有这能耐，我认为他们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在何方。”她颇为自得地得出结论——“但一个浸沉于一本书中的女人不一样”。这句话表明桃特很清楚，阅读不只要求高度的注意力，而且也会将个体拉进书中，因为它会要求她的参与。虽然她并不确定是书籍的何种特性激发了这种全神贯注，但她相当确定的是，观看电视以及电影是一种迥然不同的体验。桃特随即就补充道：“由于某种原因，很多男人都感觉受到了威胁，而且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她指出，男性的不满与他们的妻子所看的书籍类型并无多少关联，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个活动本身以及它会让参与者完全进入忘我状态的能力。
这些推测性的观察评论在之后我与其他读者的交谈中得到了印证。比如埃伦，她曾经是空姐，但现在已经结婚在家相夫教子。她表示自己的阅读也是为了“消遣和逃避”。但她补充说，她丈夫有时会反对她阅读，因为他希望她和他一起看他选择的电视节目。她称自己不喜欢现在电视上播放的各种节目，因此“讨厌”丈夫这样的要求。她透露，每当她丈夫在夜间接到生意上的电话时，她都会很高兴，因为在他忙于与来电者商谈生意事务时，她就可以回到她的书中世界了。
另一位35岁左右的家庭主妇佩妮也说，如果她读太多的话她丈夫也会“对此不满”。“他会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她解释说，“但是电视里根本就没有我喜欢看的节目。”就像埃伦的丈夫一样，佩妮的伴侣也希望她能和他一起看电视。50来岁的苏珊同样是“为逃避而阅读”，但在提及丈夫打算就寝时就不让她继续读书一事时，她几乎未流露出丝毫的抱怨。她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并不是感到不满，更多的是觉得惋惜，而且也只是因为这限制了她花在自己所享受的活动上的时间。事实上，她在我们的谈话中接着解释道，当她“烦透了家务事时”，她偶尔会给自己“一点特别的犒赏”。她说道：“我会一整天什么事也不做，光在那儿阅读。”
女性将阅读浪漫小说当成自己给自己的特别礼物成了贯穿于绝大多数访谈的主题。史密斯顿的女性强调了这种行为的私密性，并着重指出，它能让她们将注意力完全投注于一个只为她们个人提供乐趣的单一对象之上。值得玩味的是，罗伯特·埃斯卡皮也曾表达过相似的看法。他称，阅读身兼双重角色——“社交的和反社交的”（social and asocial），因为“它暂时地阻断了个人与他的世界的关系，以与作品中的世界建立新的关系”。[199]看电视是一种非常社交型的活动，它是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允许即时的交谈和个人的互动；但沉默的阅读不同，它要求读者屏蔽周遭的世界，而将关注投于他人以及另一个时空。因此，我们或者可以说，即便女性从每日解忧消愁的阅读中抽身而出，离开那熟悉的社交场景，但浪漫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仍会占据着她们的意识。
在此，我故意使用了解忧消愁这个词，因为史密斯顿的女性向我解释过，她们在阅读时并不是要试图逃离她们的丈夫和孩子“本身”（per se）。她们认为，阅读其实是要让她们暂时卸下需要其在心理上劳神费心、在情感上精疲力竭的职责，即照顾家人生理和情感上的需要。这个职责完全由她们一肩挑，而且变成了她们的专属职责。换言之，虽然这些女性的教养让她们相信，女性特别且天生地适于回应其他人的情感需求，而且她们也对于自己拥有与家人沟通、服务于家庭成员的能力而感到自豪，但对于她们而言，阅读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私人的行为。不过这种活动不只具有私隐性，而且也可以让她们暂时地搁置那些家庭关系，并在自己与那些要求她们在多数时候都考虑他人的活动场所之间竖起一道屏障。
首先让我察觉到这个现象的正是桃特。她的长篇评论（转录于下文）让我可析微察异地聆听其他读者关于逃避的讨论，并感受几乎为所有人所认可的两种逃避的差别：一种是逃避她们的家人，她们坚称自己并未这么做；另一种则是逃避为人妻母所带来的沉重责任和义务，对此她们承认确实如此，但表示这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和必要性。为了例证她的观点，桃特向我演绎了她认为她顾客的脑内思维过程。“嘿，”她们说，“这是我想做的事，我就要这么做。这是为我自己做的事。我一直都在为你们做这做那。现在让我待着，让我一个人待着。让我拥有我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让我做些我想做的事情。这又不会伤害到你们。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侵犯到你们。”她随后详述了她自己作为母亲和妻子所须承担的义务：
作为一个母亲，我得载他们到牙医那里去。我得送他们去游泳馆。我得送他们去上军乐队领队课。我还得匆匆赶去学校，因为他们忘记带午餐了。我是说，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你必须得去做这些事。但这并不是让人抱怨的地方。真的不是。当我的丈夫走进家门时，他会说：“我说，你今天都干了啥？”你知道，那就像在说：“来吧，告诉我你过去8个小时都是怎么过的，我可是出去工作了8个小时。”我最后会直截了当地说：“嗯，我读了4本书，把家里该洗的洗该刷的刷，然后就坐在桌边吃了饭，整理好所有的床铺，让整个家井井有条。”然后我就会摆出防御的姿态：“那么你认为这些都算什么？为什么我必须得告诉你，我压根儿就没有紧追不放地问你在那8个小时里干了什么。”——而她们的丈夫就会这么干。我们都交流过了。他们一踏进家门就摆出一副“好啦，我出去为一家人挣了一天的面包钱。那么，你在家都怎么打发时间？”的神态，让人忍不住就会想：“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讯问我？”
这样看来，至少对于桃特和她的许多顾客来说，阅读浪漫小说是一种带有双重目的的策略。作为一种活动，由于它是那么引人入胜，因此它能使她们从一个与责任相关联的环境里暂时“隐身”——这些女性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些责任，而且时常觉得它们沉重得让她们无法负担。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意味着一个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们感觉自己摆脱了履行这些义务的必要性——虽然在其他时候，她们会心甘情愿地将这些义务视为自己的应尽之责。与此同时，通过精心挑选那些能让她们感到尤其开心的故事，她们便可象征性地逃到一个童话世界之中；在那儿，女主人公的类似需求得到了适当的满足。她们也由此间接地满足了她们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要求：她们也需要情感上的养料和关怀。
安琪对于她最喜爱的阅读时间的描述生动地反映了阅读浪漫小说的重要性——它是帮助保持女性情绪健康的一种方式。她说：“当我丈夫——他是一个保险业务员——在晚上接到要求上门服务的电话离开家时，我会很高兴。因为那样我就有两个小时完全放松的时间了。”她说：“我喜欢拿一本好书，坐在温暖的浴缸中阅读。那感觉真是妙极了。”对于这些女性而言，在她们专心阅读的那段时间里，她们会感到满意和知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阅读浪漫小说可以说是一种回归体验（regressive experience）。这种愉悦的感觉似乎和她们对于女主人公的认同有关。在她们看来，这位女主人公获得了另一个人的由衷赏识和温柔照顾。但多少有点矛盾的是，她们似乎也对自己所体味到的那股自负之感予以很高的评价，而这种感觉则是源于她们掌握了可让自己感觉良好的知识。
南希·乔德罗关于20世纪美国家庭社会结构的观察评论有助于阐明如下现象的产生背景，即女性对于情感支持和价值肯定（validation）的需求，以及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而演化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策略。就像乔德罗指出的那样，最近的家庭研究都认同，在传统中，女性哺育了一整个家庭，“在生理上，她们需要操持家务和养儿育女；在心理上，她们须对丈夫予以情感上的支持，并保持与其子女的母系关系”。[200]这些研究指出，这种状况是由于女性独力承担了家务操持和幼儿照护的责任。比如，安·奥克利（Ann Oakley）在1971年对40位伦敦家庭主妇进行了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在担任家务操持者这一角色时，服务功能（servicing function）远比效率或创新要重要得多。而在为人妻子和母亲时，女性作为男性和孩子需求之服务者的形象也更加紧要：女性通过满足男性（劳动者）的生理需求以及养育孩子（下一代劳动者）来‘服务’劳动力大军，从而让男性无须承担孩子——社会化（child-socialization）的职责，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外面工作。”[201]这个也为米拉·科马罗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海伦娜·洛帕塔（Helena Lopata）以及其他人所证实的社会现实又因为一个广为传播的信念而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固。这个信念即是女性天生擅长呵护他人、生性仁慈，比男性更加无私并且更乐于自我牺牲。它假定了如下前提，即一个贤妻良母完全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挑战，提供所有维持一个家庭实际存在所必不可少的劳动——这些劳动包括保持住处的整洁、采买和准备食物以及购置、缝补和保养家人的所有衣物，甚至还得拥有精湛的察言观色能力，能够觉察到个体家庭成员的心理需求并予以满足。[202]这种版本的“女性的神秘性”坚称，女性的兴趣与其丈夫和子女所持有的兴趣完全相合。在照顾他们的时候，她其实也是在照顾她自己。[203]
正如乔德罗所言，女性不只被期望能够履行这种极端劳神费心的职责，而且还被认为，她们自己完全无须从他处获得“复原”（reproduced）和支持就能够完成这样的职责。她告诫道：“在关于家庭是情感的庇护所这个一般化的观念中，经常被隐藏的……事实是……在当前这样的家庭架构中，没有人在情绪和情感上给予女性以支持和完复之力——不论女性是在家中操持还是在有薪的职场上打拼。”[204]她当然也承认，个别不同寻常的婚姻有时也会让女性找到一个难得一遇的既体贴入微同时又很“顾家”（domestic）的男人，但她的主要论点在于，作为一个社会体制，现代家庭中没有一个角色的主要任务是让家中的妻子和母亲拥有复原（reproduction）之机，并获得情感上的支持。“日常的复原机制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对等（asymmetry）问题”，乔德罗在结论中说，“男性在社会和心理上都是通过女性来获得复原，但女性的复原多是依赖她们自己（甚或根本没有）”。[205]
在史密斯顿逗留的后期，一次小组交流让我尤为清楚地意识到，那些女性渴望让自我沉浸于浪漫小说之中的最主要诱因是缺乏情感呵护（emotional nurturance），再加上因毫不吝惜地给予他人以持续的关注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包括桃特、她的顾客之一安（一个已经30来岁的已婚女子）以及桃特那还未成家的23岁女儿基特。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能说说你在逃避什么？”时，桃特和安都解释说，阅读让她们不会被期待和限制给压垮。我觉得很有必要将她们的全部对话引用于此，因为它相当准确地详述了这类可被感知到的要求的来源：
桃特：一点不错，压力很多。你得量入而出，你得满足丈夫或孩子对于你所设定的各种标准或提出的种种要求。
安：或者是你对于自己的要求。比如说做家务。
桃特：而且他们会拿一堆的问题来找你。或许他们并不想要你去——这么说吧——或许他们并没有要你解决掉它，但他们确实就想把它丢给你。你明白的吧。要么他们就会说：“嘿，我碰到了个麻烦。”
安：这些压力会日积月累。
桃特：是的，这让人压力很大。
安：你得抽身去看看一些经典的东西——比如米高梅的音乐剧，然后……
桃特：没错。
安：或者读个浪漫的故事，然后哭一哭，释放一下压力——反正就是找个正当的理由哭一下，释放出一部分日积月累下的压力，而且这样也不会被人笑话。
桃特：就是那么回事。
安：然后你就会发觉压力也没那么多了。我有时就是因为这个而不得不读上几本书。
桃特：这比精神病治疗法可好太多了。
安：因为我是为书中的内容而哭。我拿它们当幌子。
桃特：我也这么干。我是为书里的内容而啜泣！就是这样的。我认为这就是逃避。我可不会说我阅读是为了避开我的丈夫。不是这样的。
安：不是这么回事的。
桃特：或说我沉浸到书本之中是为了逃避我的孩子。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就只是——就是因为那些来自你自身处境的压力。
基特：来自这个社会。
桃特：人们确实会给你施加压力。这或许是无可避免的。
安：是的，它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行。[206]
这一次的谈话显示，这些女性相信，阅读浪漫小说能够让她们舒缓紧张、化解愤懑，并浸淫于一种能让她们心绪良好的幻想之中——在她们回到为人妻母的角色之后，这种幻想似乎仍继续产生着影响。根据她们的体验，可以说，浪漫小说是一种补偿性文学（ compensatory literature）。它为她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但在日常生活中被禁止的情感释放渠道，因为她们自己所认同的社会角色让她们几乎无法毫无愧疚、只为一己之欲地去追求个人的快乐。事实上，在所有关于阅读浪漫小说之功用的针对女性评论中，寻觅情感上的满足是最常见的一个主题。比如，育有一双天资聪明的子女的年轻妈妈莫琳就主动说道：“当我感到压抑时，我尤其喜欢阅读。”当我询问说，什么东西最常让她悒悒不乐时，她回答说，几乎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之后她又补充说，当孩子把她弄得精疲力竭，她感觉自己需要些自己的时间时，浪漫小说就很能抚慰她的心。
在进一步讨论美国当代女性所承受的制度性情感支持（institutionalized emotional support）缺失时，乔德罗曾指出，在许多前工业化的社会中，女性会组建起自己的社交网络，并借此给予彼此以帮扶和复原之力。[207]在这类网络中，很多都是附属于当地教堂的帮扶机构，另一些则只是简单的民间邻里互助社团。不管是哪一种，这些网络都为个体女性提供了机会，让她们可暂时地抛却作为家庭自给自足的情感供应者的身份。她们之后会接受一种更加消极的角色，并通过这种角色从其他女性那儿获得关注、同情和鼓励。但是，随着女性越来越市郊化（suburbanization），以及整个文化随之而来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这些社群要继续维持下去便极端困难了。而这产生的主要影响就是女性在她们的家庭环境中愈发地孤立无援了。事实上，不论是大不列颠的奥克利还是美利坚的洛帕塔，她们都发现，家庭主妇对于她们的角色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它的与世隔绝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孤独寂寞。[208]
我在此引用乔德罗的观察评论是为了指出，通过阅读浪漫小说，史密斯顿的女性为自己找到了另一种女性社群——这种社群能够为她们提供急需的感情上的支持。虽然有迹象表明，不论是在史密斯顿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浪漫小说的读者都从定期地与其他女性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获得了乐趣，但这种社群似乎都不是联系紧密的地方性团体。[209]在与桃特和她的读者进行早期的小组讨论时，我讶异地发现，她的顾客中只有相当少一部分人彼此认识。事实上，纵然她们知道另一个人也是桃特的顾客，但其中绝大多数的人都从未被正式地相互介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些女性鲜少甚至根本没有与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一起探讨过浪漫小说。虽然很多人都表示，她们会与姊妹、邻居或她们的母亲讨论这些作品，但鲜少有人是定期或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这类讨论。在这些访谈环节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其实就是她们发现彼此拥有相同的经历、偏好和厌恶感时所激荡起的欢乐情绪。就像一名女子在一场讨论的过程中所惊呼的那样：“以前从来没有人鼓励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这些小说）。你的提问让我们思考了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其他人会有和我一样的想法。”
因此，就其功用来看，这样的浪漫小说社群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性团体。相反，它是一个庞大且界限不明的网络，一端是读者，另一端则是作者。虽然它的部分功能与更古老的邻里互助团体一样，但是这类女性社群的中间横亘着现代大众出版社这样的中介。然而，即便存在这样的距离，史密斯顿的女性仍感觉自己与最喜爱的作者有私交，因为她们确信这些作者知道如何让她们感到快乐。很多人甚至在开始讨论特定的作品或女主人公之前，就主动向我提及她们最喜爱的作者的信息。所有人都表达了自己对于最欣赏的作者的钦佩之情，并表示她们对于后者的私人生活非常好奇。在这个16人的小组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曾特地去参加亲笔签名会以一睹作者的真容，并向那位给予她们那么多欢乐的女人表达感激之情。这些作者也会回报以同样的感激之情，并且似乎真心实意地着意于取悦她们的读者。一如我在第二章中曾指出的那样，很多作者本身就是浪漫小说的读者，因此对于那些知道如何让阅读体验真正地娱人悦心的作者，她们也常常会旗帜鲜明地表态。[210]
在不断阅读和写作浪漫小说的过程中，这些女性极有可能参与了集体构筑一个女性幻想的活动之中。这个幻想无一例外地结束于这样一个时刻：男主人公张开双臂将女主人公揽入怀中，并宣称他要永远地保护她，因为他对她怀着深沉热烈的爱情，绝不能失去她。这些女性给自己讲述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核心愿景为全身心托付（total surrender）的一种形式：因为所有的危险都清除了，女主人公于是大可放心无虞地交出自我控制权了。从如下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被动性（passivity）即是浪漫小说阅读经历的核心：每一个叙事故事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创造出完美的结合，即既有男子气概又强大有力，同时还不失温柔体贴的理想型男主人公最终认识到了女主人公的内在价值；而女主人公自此之后除了作为那个模范人物的注意力焦点存在外，其他什么都不用做了。因此，浪漫小说的逃避是一种暂时却实存的拒斥，拒斥将女性视为贤妻良母这类角色不可或缺之构成的要求。它同时也是一次前往乌托邦之国的隐喻之旅；在这个完全接纳她们的国度中，读者通过与女主人公的认同，感受到自己成为另一个人关注和牵念的对象。最后，浪漫小说让它的读者体味到被呵护以及感情得到濡养的感觉，即便这两种感觉都只是间接的存在。
桃特的读者公开承认，浪漫小说的世界与她们所了解的那个世界鲜有相似之处。在回答调查问卷中关于虚构的人物与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物有多少相似之处时，22人回答“他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18人选择了“他们稍微有点相似”，还有2人宣称“他们非常相似”。但桃特的顾客中没有一个相信浪漫小说中的角色与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几乎一模一样”。[211]在一组相关的回答中，23人表示，她们认为浪漫小说中的事件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另外的18人称虚构中的事件与现实中的事件“有点相似”，只有一个人认为“非常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当调查问卷中的一个问题要求她们比较女主人公与她们自己的反应和感觉时，只有13人认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多达22人相信女主人公的感受“有点像我的”。还有5名女性并未回答这个问题。从前面的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到认为有点相似，这种认知上的总体转变说明了桃特的读者相信，女主人公的刻画比其他的角色更接近于现实。至少她们对她的感觉和反应有一些共鸣。由此看来，在幻想领域里发生的事件与现实世界中的实事缺乏相似性这一点确保了这种阅读体验的“逃避现实性”的同时，与中心人物的情感认同（emotional identification）也保证了这种体验在感情上对于读者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从采访中挑拣出了一部分关于逃避性阅读之本质的评论，可以用来佐证上述结论。比如说，虽然十分年轻但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且目前已开始创作浪漫小说的妈妈姬儿就评论道：“读了浪漫小说后，我们就不会悲愁垂涕了。”在我要求她对此做出详细的阐述后，她回答说，只有浪漫小说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才是“我希望它是的样子，而非它现在真实的样子”。在讨论她为何会偏爱历史类而非现代类浪漫小说时，苏珊解释说：“书里面的角色不应该和现在的人一个样子，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没法在阅读中逃避现实了。”她随后补充说：“如果那些人所面对的问题和现代人的一样，那我就不想读了。”她的观点得到了乔伊的响应，后者在讨论“糟糕的浪漫小说”时提到，虽然“完美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她仍然讨厌看到作者“长篇累牍地描写残障或缺陷”。她解释说：“我会觉得不舒服和压抑。”这种只想与理想的形象产生交集的渴望甚至会蔓延至与浪漫小说作者的会面之中。好几位读者都述说了在签售会上与最喜爱的作者会过面后的失望之情，因为后者既不漂亮也不迷人。但所有人都同意，凯瑟琳·伍德威斯是理想的浪漫小说作者，因为她漂亮、娇小、有女人味，而且每次出现总是很优雅。
当我刨根究底地询问桃特，为什么她们不愿意阅读与丑陋、绝望或严肃的人类问题有关的内容时，她愤愤不平地回答说：“在我们背负了这么多的责任时，为什么我们还得阅读那些令人抑郁的东西？”安也做出了类似的回答，并提及她尤其讨厌那些将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所做的“龌龊事”归咎于他与另一个女人的糟糕恋爱关系，声称这种关系毁了他的作品。当我追问原因时，她回答道：“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我们也曾被人抛弃，但那并没有毁掉我们！”这个评论立即就引出了一个更深一层次的观点：“积极向前看！这才是我想要在书里看到的。一个乐观的故事。我烦透了总是一副悲观厌世的样子。”
在之后的数次访谈中，她这种对于乐观和悲观故事之分别的看法一再出现，尤其是在讨论浪漫小说和其他作品的不同时。至少有4位女性提及科琳·麦考洛（Colleen McCullough）的畅销小说《荆棘鸟》（The Thorn Birds），声称它是最典型的实例：从技法层面上来说，它就是一部浪漫小说；但是大家都不喜欢它，因为它太“沉郁”了。当我要求她们详细说明哪些特质让这个故事显得悲观时，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个故事中的特殊事件，也没有人说到男主人公的死亡。相反，她们谈到了故事的整体基调以及小说中的人物都很穷困潦倒这个事实。其中一位读者总结道：“太多艰难困苦的描述了。”在与桃特就其从未喜欢过的一位作者进行类似的讨论时，她也提及了这部令人心情沉郁的浪漫小说的问题，并详述了她对于这类故事的通常反应。在下面的引文中，她描述了她与自己进行的典型对话：
“我说，桃乐茜，你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已经被彻底掏空了，一切都糟透了——真是令人灰心丧气。”我翻完了它，写得是很棒，但是大家都在煤矿场上工作。他们全都一穷二白。他们入不敷出。有人被强奸了，生出了一个私生子。当我翻着它时，我跟自己说：“我读这是为了啥？这真是愚蠢透了。”于是我就放弃了。
安响应了桃特的感受，她说她不喜欢以爱尔兰为背景的历史浪漫小说，“它们总是要提到爱尔兰大饥荒”，而“我总是被它闹得心绪低落”。
在一个相关的讨论中，桃特的女儿基特指出，悲伤的结局是浪漫小说中最令人沮丧的东西。事实上，她和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即便一部小说在其他方面都算得上是浪漫的爱情小说，但只要结局不圆满，那么它就不能被列入浪漫小说的类别之中。基特只是众多会在购书之前坚持先看看故事结尾的读者之一。这是为了确保她们不至于在向故事的女主人公倾注了满腔心绪之后，却发现故事并不是按照它们应有的路数展开，因此落得心情沉郁。虽然后一种读者对于模棱两可和好梦难圆的结局所持有的排斥相当极端，但它也显示了桃特的顾客中所存在的一种倾向，即不论任何读物，只要没能符合她们对于“乐观主义”和逃避现实的严苛要求，她们就一概敬而远之。对于她们而言，浪漫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们与现实世界并无多少相似性。她们精心挑选浪漫小说，从而确保她们的阅读体验会让她们感到快乐，并坚信乌托邦的至福承诺；虽然她们很乐意承认这样的国度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但是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它在概念上的可能性。
在探究真正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疗愈功能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曾说过，它们为儿童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服务，即创造和保养了希望。[212]由于贝特尔海姆相信，民间传说的真正主题是幼儿期性心理上的创伤，同时，在象征性地阐释应当如何化解这些冲突的层面上它们也具有心理学上的“真实性”。因此他坚称，对于那些在想象中进入这些故事的儿童而言，它们是他们的情感入门读物。它们不只指出了特定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分离焦虑和俄狄浦斯情结冲突一类的问题，而且还向孩子们做出了关于未来解决方案的承诺。因为在当时当刻，这些孩子仍不知道要如何进行那场不可避免的生命之旅。贝特尔海姆坚信，如果儿童与一个面临着极其相似的问题的角色产生了认同感，并且这个角色最后圆满地解决了问题，那么，儿童便会从这样的体验中获得真正的鼓励。他写道：“众所周知，我们越是陷入悲伤和绝望的境地里，我们就越容易沉浸到乐观的幻想之中。”他指出：“虽然这样的幻想是不真实的，但它让我们对自己以及未来产生了真实的良好感觉，而这些良好的感觉正是我们赖以坚持不自弃的东西。”
我想要论证的观点与此类似：通过参与一个在某些方面并不切实际（她们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幻想，史密斯顿的女性允许自己享受这种难得的自我放纵。与此同时，她们也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以体验平常总是由她们给予他人的那种照顾和关注。虽然这种体验是替代性的，但它所引发出来的愉悦是真实可感的。这似乎会给予她们以支撑，哪怕只是暂时的，因为她们相信阅读有助于让她们成为更加快乐的人，并赋予她们以新的希望和更大的能量，从而使她们能够履行对于其他人的职责。接下来，我们就得考虑如下问题，即浪漫小说是否真的能够让女性对自己的角色产生更强烈的满足感，由此转移或再次遏制她们发自其内心的一种冲动——表达她们对于自己在家庭中传统地位的不满。但是，只有在评估了所有的阅读体验（这项任务将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章进行）后才能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早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上，即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为何会让男性感受到威胁。不过我要先考量男性表达了怨愤后，女性随之启动的自我辩护程序，之后再分析这整个解释——自责——辩护过程（explanation-guilt-justification process）所具有的更宽泛的重要性。
首先，史密斯顿的女性显然都相信，她们的丈夫对如下的简单事实持反对态度，即阅读转移了妻子对于当前家庭环境或更准确地说是对于他们本人的关注。他们或许也会对妻子能够在感情上实现自我满足这一点感到不安，因为这种情况可能暗示着他们的配偶已经不再那么依赖他们。但这仅仅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因为我既未就此询问过她们的丈夫，也未非常深入地探究阅读浪漫小说是否真的改变了一个女性在其婚姻中的行为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我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女性本人非常激动地表示，阅读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改变了她们。
我是在一次讨论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她们的这种想法。当时她们正兴致勃勃地描述自己最喜爱的女主人公，而所用到的描述性词语不外乎“极度聪慧”、“胆大心雄”、“独立”和“独一无二”。这不禁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阅读这类女主人公的故事是否改变了这些女性对于自身的看法。当我最终抛出这个疑问，询问她们阅读浪漫小说是否让女性发生了改变时，那些女性爆发出了一阵阵难以置信的笑声——这些笑声拥有着根本难以形诸于笔墨的力量。根据当时的录音，桃特、安和基特即刻给出了回答，其间，其他女性既欢乐又愤慨地大发感慨，大声地说着“是的”，“噢，是啊”，“你最好相信这一点”，“问问男人去”以及“当然”一类的话。她们随即叫出了三个发生了巨变的女性的名字，并异口同声地说起了琼·安德森和她丈夫山姆的故事。这些消息提供人告诉我，山姆自认为“神灵们都在跟他说话”！我想，在此最好还是引用她们对于这一变化的描述：
桃特：她曾经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人。现在的她可完全不是这样的了。但她以前对他可是唯命是从。
安：那时他是一家之主，是屋内之王，他的话就是全知、全能的谕旨！
桃特：但她现在知道了一切，看见了一切，也听到了一切。
安：是的。
桃特：但她很聪明，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基特：现在，那些神灵也跟她说话了。
（她们哄堂大笑了起来）
桃特：最重要的是她包办了一切。她曾让他的生活顺顺意意、滋滋润润！而他呢，你要知道，他那时总想着：“乖乖，我的家可真是一流的。”
安：没错。
桃特：然后她就读了大量的书，这真是相当遗憾的事情！（又是一阵大笑）
她们继续说着琼如何不顾丈夫坚持要她留长发，有一天突然就把头发剪了的故事。当然，我们没法肯定地说，这种行为与她阅读浪漫小说之间确实存在着关联。但重要的是，她和她的读友姐妹们都相信这二者是有关联的。桃特甚至以如下的断言结束了这个故事：为了能有钱买书，琼走出家门，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补充说，这种事例并不罕见，她的顾客中有太多人必须向丈夫证明她们买书是一项合理的消费，因为后者很不满她们把“他们的”钱花在一项至少在他们看来没有明晰功能或用途的活动上。
桃特在之后的一次聊天中曾说道，相当出人意料的是，让女性开窍却通常都是那些糟糕的浪漫小说。读者们应该还记得，糟糕的浪漫小说通常都有一个软弱或轻信的女主人公。桃特解释说，在阅读了这类“关于女性让男性主宰她们生活的感伤作品”后，读者“就会想：‘她们真是傻瓜。’之后她们就会开始反思。‘我也是那样的吗？’”她补充道，自此她们就会跟自己说：“嘿，等一等——我家那口子似乎就常常这么做。”“由于女性能够从她们的阅读中吸取教训”，于是，她们开始“表达自己的需求，有时会拒绝再像以前那样被支使得团团转”。
为了证实桃特的断言，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她的顾客。结果发现，绝大多数人都赞同地说，阅读浪漫小说确实改变了女人，但只有极少数人对这一观点做出详细的阐述。我不太清楚她们是因为无法清楚地表述她们所受到的影响，还是由于害怕承认了这一点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改变因而不愿意多谈。然而她们都明确地表示，她们相信自己的自我认知（self-perception）已经因为她们的阅读得到了令人欣喜的改变。事实上，浪漫小说让她们确信了，女性的“才智”和“独立”会使她在男性眼中更有魅力。虽然在她们最喜爱的所有浪漫小说中，婚姻仍是理想的目标，但这种婚姻无一例外地都有这样的特点：女主人公的男性伴侣认可并欣赏她们的大胆宣言——她有权藐视过时的风俗和习惯。这类小说让她们相信，嫁为人妇和养儿育女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失去独立身份。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希望和鼓励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可以想见，桃特和她的书友们都因为暂时拒绝接受自我牺牲的姿态付出了深深自责和自我怀疑的极大代价，因为自我牺牲已是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在其他的时候，它也是她们认为自己和其他女性应当接受的守则。这种自责的心情最常在她们急切的辩解态度中流露出来：在解释说她们阅读“是为了逃避”后，这些女性往往会立刻强调说，她们也有权为自己做点事。虽然这类证据很难说是确定无疑的，并且确实可以对它们做出不同的阐释，但我发现，她们在为自己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和金钱进行辩护时所持的极端防卫态度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因此我认为不应当忽视这些仅稍稍透露了负疚之感的细节。
自责的情绪似乎是源于阅读浪漫小说的三个具体层面。最让史密斯顿的读者感到困扰的是她们花在书本上的时间。她们很清楚自己倾注于这项活动上的心力原本应花在照顾孩子、打扫住宅或关心丈夫的事务上，但她们同时坚称，她们也有权像其他人一样逃避现实，以此来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她们所采取的合理化战略中，最有效的一种即是将阅读浪漫小说等同于其他形式的逃避，尤其是与参与和观看体育活动等而视之，因为后者是她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丈夫所热衷的活动。比如说，桃特就曾带着些许不快评论道：“女性总是非常宽容地对待男性的兴趣。可是你知道吗，一旦女性拿起一本书，男性就没法忍受了。十次有九次他都会反对。”她的顾客对她的这种观点表示了赞同，但同时也表示，她们并不能坦然接受自己这种不合常俗的反抗举止。她们坦承自己有时会藏起书，并且，如果她们的配偶特别需要她们予以全心全意的关注，她们通常都会顺从地满足他们的意愿。因此，只有当阅读浪漫小说不会对婚姻关系中原有的权力平衡发起根本挑战时，这种活动才是一种可接受的用于获取其他人未曾提供的情感养料的方式。这是为自我集聚关切的一种方式，但它只会在可接受的角色预期与真实的行为之间制造出最细微的不协调，因为这类利己主张都只是暂时的，而且是通过相比于其他事务来说，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休闲活动来表现的。
第二个分歧点似乎起于花在买书上的金钱数额。不少史密斯顿的女性都报告说，她们常常因为这种重复性的消费而受到丈夫的严厉责备。她们最普遍的反应是敏锐地观察到，她们的丈夫还有孩子在想要购买新的工具、小机件、玩具或者衣物时，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他们已经拥有了类似的物品。这些女性于是就会想，为什么她们在买书一事上必须恪守节约和极度俭省的标准，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却不必受到相同要求的约束。但即便有这种要求公平的想法，很多读者仍会感到不安，因为她们把不是自己挣来的钱花在了一项即便不是受到丈夫的完全反对，至少也是遭到质疑的消遣上。她们更乐于看到自己是一个慷慨而富有奉献精神的母亲，会更愿意在家庭的其他成员而非自己身上花钱。就像桃特谈及她的顾客时说的那样：“在我的那些女性顾客中，没有一个人像摄政类小说中的女人那样热衷于华美的衣服和绚丽的珠宝。她们并不是那样的人。”她坚称，如果非得在自己想要的东西和孩子渴望的东西之间做出选择，她们毫无疑问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在与这些顾客的访谈中，我并未发现可用以驳斥这一断言的证据。事实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史密斯顿的读者确实为两种同时存在的渴望所困扰：她们既想要慷慨地为家人添置东西，同时也希望确认她们同样有为自己花钱的需求和权利。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个顾客都或多或少地纠结于她是否在自己身上花了太多的钱，有几个人甚至字斟句酌地询问我是否认同她们有“权利”购买能给予她们以快乐的东西。
这种关于开支的担忧因为第三种困扰而进一步加重；这种困扰即是这类作品的主题。桃特和她的顾客都知道，很多批评家将她们所喜爱的作品视为软色情文学。事实上，在我第一次拜访史密斯顿时，桃特正因为她在浪漫小说领域的成功而遭到当地一份报纸的轻蔑报道。虽然那位记者就女性为何要读浪漫小说一事向她提了许多问题，但他无视她耐心细致的解释，只想武断地得出结论，声称家庭主妇在下午时从“色情的”爱情小说中获得了欢愉。这篇文章深深地激怒了桃特和她的读者，而记者是位男性这个事实尤其让她们愤懑不已。她们坚称，这类作品无关乎性，而是在描写爱情故事，并在谈话中援引实例证明她们偏爱那些并无露骨性爱描写的小说。这些女性中的很多人都承认，在看到出版商硬要印在书上的“丰乳和裸体”图片时，她们会感到尤其难堪。这有时会逼得她们不得不把书藏起来，不让孩子或其他人看见，“这样他们就不会产生错误的想法了”。桃特的顾客几乎全体一致地偏爱那类描绘衣着齐整的男女主人公温柔呵护彼此，或者带有小说中关键场景的小插图的封面。
但是，假使诸位还记得她们对于理想浪漫小说的必要特征这个问题所给出的回答，那么大家就会清楚地发现，虽然史密斯顿的女性明显喜好直线叙述一段恋情之来龙去脉的故事，但只要性爱行为是发生在已被作者设定为“处于恋爱之中”的两个人身上，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排斥这类描写。须谨记的一点是，有13名女性确实表示过，她们喜爱阅读“大量带有些许露骨性描写的情爱场景”。但是，那么多女性反对滥交这一事实至少表明，在她们的意识中，性依旧是与浪漫的爱情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她们相信，只有那些对彼此许下一夫一妻承诺的人才能够合情合理地肆意享受这种行为。就像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桃特和她的顾客用“滥交”这个词描述一个女主人公与多位男性发生的混乱性关系。她们强烈反对这类叙事。事实上，这些女性在访谈中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激动地表示，她们所偏爱的作品正是那种描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
虽然她们显然可以容忍特定类型的性爱描写，但是我认为应当将读者的如下要求视为前提条件：用其中一名女性的话来说，这样的细节必须体现出“温柔体贴，是在表现柔情蜜意”。这些女性在坚称“故事最重要”时并无虚伪之处，因为她们最想要感受的确实就是男主人公对于女主人公的保护性关爱和体贴。只要小说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这样的呵护和关注，那么，不管它是用普通的话语来细加描写，还是以赤裸的性爱来具体表现它们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然而，着力于描写他对她的关注，这本身就包含情色意味，因为即便是以最委婉的笔调描述女主人公接受他所给予的关注，它也会传达出在期盼、鼓励引诱并最终接受男主人公（他总是被刻画为一个魅力十足、强而有力且玉树临风的男子）所给予的关注时，她所感受到的感官和肉体上的愉悦。虽然露骨地描写他的身体反应会让史密斯顿的读者感到不快，但是，着墨于女主人公对于他欣赏其身体之美的反应不仅合情合意，而且是这整个活动的重中之重。虽然这些读者在意识的层面上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阅读浪漫小说之所以如此重要，似乎主要就是因为它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可体味良好感觉的机会。这些感觉看起来非常类似于情欲期待（erotic anticipation）、兴奋以及因成为另一个人全心关注的对象而获得的满足感。可以说，阅读浪漫小说提供了一种情感呵护以及情欲期待和兴奋的替代性体验。
读者因为自己沉湎于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愉悦体验而感到不安，进而产生了负疚感，一如她们由于他人的反对而自责一样。这种负疚感是史密斯顿女性社会化的一种合乎情理的结果，毕竟她们身处一个总是将工作的地位置于休闲和玩乐之上的文化中。在她们的眼中，休闲和玩乐似乎仍带有肤浅的隐含意义。她们的内疚也可追根溯源至一种怯于自由地谈论女性情欲的文化，虽然在这种文化中，从牛仔裤到打字机在内的一切商品都公然地借助性意象来叫卖。一方面，大众媒体以象征性的手法告诉美国的女性，她们作为个体的最高价值与她们的性诱惑和肉体美感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她们又受到家庭及教会教导的影响，相信她们的性欲只会被另一个个体所激活，而且只为那个个体而存在。这两方面的信息事实上就导致了女性会对性需求和性欲望做出矛盾的反应。
女性的身份被与性吸引力联系在一起，而此种文化信息所隐含的内容表明，一个女人只有在被一个男人所认可时，她的价值才能产生。于是，接受了这种自我形象的女性势必会寻求认可，以确认自己是有性吸引力的伴侣。然而，假如这样的认可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的话，对于它的求索要么得完全放弃，要么就得修改。也即是说，要么只能被动地等待别人给予这样的认可，要么就得向别处寻求它。这些着迷于浪漫小说的读者显然是选择了后者。她们通过不断地与一个只等着被唤醒性欲且因此发现自己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是值得被爱和关注的女性产生认同之感，从而寻求关于自身价值的持续保证。事实上，桃特最能说会道的顾客之一（顺便提一句，这名顾客喜欢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在以下的言论中证实了这一点：“我喜欢男主人公是一个有绅士派头的洋基[213]大兵——他们是真正的情种，能即刻就了解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并为之所吸引。”她认为，这种瞬间的赏识与“一见钟情”密不可分。“这难道不怪得很吗？”她问道，“男人怎么知道——我是说，他们怎么会即刻就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是的，”她总结道，“我喜欢那种能一眼就看出哪个女人是独一无二而且与众不同，是他的真爱的男主人公！”虽然她并未明确说明，但她的话里很显然隐含这样一种不容置喙的坚定看法：她之所以觉得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浪漫小说好看，主要就是因为书中的女主人公确确实实就是由于自身的内在特质而得到另一个人的欣赏，进而获得了深沉的爱慕、温柔的呵护和细心的保护，而与这样的女主人公产生认同会让她倍感愉悦。
要想彻底满足这些由文化诱发的心理需求和欲望，又只能通过那些本身就不合逻辑地被加以禁止或限制的活动来实现，于是史密斯顿的读者便发现，通过替代性的方式满足她们的需求就成为势之必然了。这种针对文化上的“第22条军规”的解决之道虽然很巧妙，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在将文化的要求（女性的情欲只能通过婚姻的缔结来实现）内化（internalizing）后，她们也就接受了一种标准，而这种标准将她们对于情色和浪漫文学作品的渴望打上了反常和不道德的烙印。当然，这些女性并没有上述的两种困扰，但她们确实有自责之感。不过万幸的是，她们基于更被大众文化尤其是男性所接受的价值观，设计了一套为什么要读浪漫小说的理由。这种解释帮助她们抵消了其所遭遇的对于浪漫小说之价值的质疑。通过宣布它的教化价值（instructional value），她们安慰自己以及丈夫，指出阅读浪漫小说并未颠覆文化标准或常理，而是一个与之相一致的活动。
在前往史密斯顿时，我已经做好了进行巨细靡遗的谈话的准备，打算与她们讨论爱和性的关联、浪漫小说和色情文学的区别，以及女性特质的传统定义仍持续有效的问题。但是我没有料到自己会花那么多的时间与她们一起讨论浪漫小说所具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特质。当我问桃特和她的顾客，她们为什么喜欢浪漫小说时，我惊异地发现，在称颂了它们作为一种“逃避”方式的种种益处之后，几乎每一个读者都告诉我，这些小说让她们了解了遥远的地方和漫漫历史长河中发生的事，并知悉了其他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就像桃特本人在我们的第一次正式访谈中所说的那样，“这些女性（作者）探索了她们之外的世界。她们会巨细靡遗地描述它们。但你不会觉得好像是在上历史课一样，而是会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我待在那儿的那段时间里，读者一再提及这些小说中所包含的“事实”和“真理”。实际上，根据访谈的录音带和翻录稿，除了与逃避功能和浪漫幻想之本质相关的讨论外，我们在浪漫小说阅读的这一特征上所花的讨论时间要比其他的话题多得多。然而，在之后回答那份扩充版的调查问卷，被要求按先后顺序排列几个最能说明她们阅读浪漫小说的原因陈述时，这些女性中只有19人选择了“为了了解有关于远方和历史的知识”。在这19人中，只有6人将其列为她们阅读的最主要原因。一如我此前所指出的那样，19人声称她们阅读浪漫小说的首要原因是为了放松，8人回答“因为阅读只是我个人的事，那是我的时间”，5人说她们阅读只是为了逃离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口述时所说的动机与在调查问卷这种具有匿名性保证的形式中勾选出的最重要因素有所出入。我想我有必要在此对这种不一致性做一番解释。[214]在我看来，“为了受教化而阅读”这个解释很可能是针对重复消费浪漫小说而给出的一个次级理由（secondary justification），是这些女性用来让疑心重重的丈夫、朋友和访谈者相信，这些小说并不是肤浅且毫无意义的消遣，而是具有特定的内在价值，且可被转化到读者的身上。根据她们的理论，浪漫小说的价值与其被认为应当包含的信息密切相关。在这些读者所属的发达工业社会中，这种信息是一种受到高度重视的商品，因此这种能够被传授给读者的信息就让她们的阅读活动变成了一种有意义的追求。一旦成功地完成了这项活动，她们便掌握了一些可用于显示其时间和金钱投资用得其所的东西。当读者可以向她的丈夫或一位采访人展示已经发生的交换（exchange），即她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了一些东西，那么她的活动就可以追本溯源地界定为有一项明确目标的工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劳动。而从文化层面来看，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鼓励的行为。
在声称阅读浪漫小说让她们了解了这个世界后，史密斯顿的女性便让自己与一个根深蒂固的中产阶级信念联系在了一起，即坚信教育与成功和地位紧密相连。她们的这种不成文理论暗示着阅读浪漫小说是有意识地想要完善自我，并由此间接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此我得补充一点，它同时也含蓄地宣示了对于进步和民主观念的信念。知识并不是那些能负担得起昂贵教育的富人的特权，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购买一本平装书来获得它。
桃特在第一次访谈中发表的那通令人费解的评论而今便不再难懂了。当她用一些看起来毫不关联的语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浪漫小说在哪些方面“做得比当今可买到的其他读物更好”）时，她让我对浪漫小说读者中普遍存在的特有逻辑思维过程有了初步的了解，即从坦诚的解释到自我怀疑，再到更为人所接受的自我辩护形式。在此，我们有必要简短地回顾一下她的评论：“这是无害的事。如果得服药或喝酒，那就会造成伤害。她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大多数的女性读者都已经当妈了。她们心里都很清楚那些事。此外，她们也希望子女能形成阅读的习惯。”一开始，桃特声称，阅读浪漫小说是一种无害的逃避形式。它的功能就和吃药或喝酒一样，不同的是，它不会造成伤害。但她随即骤然改变了话锋，从逃避式阅读和“上瘾症”一下子转至女性也希望她们的孩子看见自己在阅读，这显然是因为她们认为这个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就桃特而言，她显然已经将这种关于阅读的看法传递给了她的孩子。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基特在谈论阅读和其他逃避形式的区别时曾表示，她也是为了“逃避和消遣”才阅读。但她随即发表的言论表明她并不满足于将这个当作她阅读浪漫小说的唯一理由。她继续说道：“电视真的没有什么看头——我是说，没有什么智识上的刺激作用——在阅读时，你至少能学到一点东西。”在基特看来，阅读浪漫小说不仅是能给她带来享受的活动，而且还向她提供了不阅读就有可能会错失的资讯，而这正是它“优于”其他逃避形式的地方。
桃特和基特并不是唯一倾向于采用这种逻辑来合理化她们在浪漫小说上所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的人。在讨论的过程中，所有的史密斯顿女性都援引了浪漫小说的教育价值，而接受禾林、弗塞特和西卢埃特的调研人员采访的其他读者显然也都发表了同样的观点。虽然出版社的营销部门对于受众的了解通常都很有限，但是浪漫小说的编辑们深知浪漫小说的读者尤其偏好准确的地理和历史知识。在戴尔担任编辑时，薇薇安·斯蒂芬斯向我展示了她汇编的关于英国摄政王时期的大量研究文献，以便她审读戴尔拟推出的烛光系列的手稿时，能够核查它们的准确性。[215]她对于读者偏好的了解一则来源于读者写给作者的信件以及作者本人；二则作者本人也很清楚，对于他们的读者而言，教化是书籍最主要的功能之一。
这同一拨的读者既乐于承认浪漫小说是童话故事或幻想，同时却又坚称它们包含关于现实世界的准确信息。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应指出的一点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主张或许是源于情节和背景的分离。当史密斯顿的女性声称浪漫小说是逃避现世的作品，因为它们不像现实中的生活时，她们通常是想要说，在她们看来，现实既不像浪漫小说中的世界那么公正，也不可能那么美好。在现实的世界里，善良并不总能获得回报，而事情也不可能永远都有众口交赞的解决之道。她们认为，一部浪漫小说之所以是一个幻想，只是因为它刻画的人物总是比现实中的人要更幸福和美好，而且事情也总是按照这些女性期望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应是的那样发展。
然而，故事具有虚构性这一事实并不会影响作者以精确的笔触描述理想化的人物在其中活动的物质环境。虽然史密斯顿的女性知道故事是不现实的，但她们仍认为，作为这些故事之背景的那个世界与她们所处的世界是并行不悖的。事实上，她们异常坚定地相信虚构世界中那自成一体的现实（autonomous reality）。因此之故，假如作品的封面未准确地刻画女主人公或男主人公，她们就会愤怒不已。根据史密斯顿读者的标准，一个好的封面应当含蓄地确证这个假想世界的有效性，并以具体的形式展现这本书的语言所标示（designated）出的世界。恰如安耐心做出的解释那样，一个好的封面得归因于那位设计师“已经读过这本书，至少在你描画书中的人物时，要给头发涂上正确的颜色”。最受喜爱的封面都会有几幅“写实的”小插图，这同样是因为这些图像会让人更加相信那个独立但真实存在的虚构世界。这些女性对这两个平行世界所怀有的信念于她们而言很重要，这一点也体现在以下的言论中：她们常常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作者写续集，继续描述那些尤其出彩的次要角色的生活。这种手法将会让她们继续保有幻觉，觉得浪漫小说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一样真实，而书中角色的生活也像她们的生活一样持续地向前演进。由于假定了这两个世界的类同性，于是读者从虚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东西都会被自动编码为“事实”或“信息”，并且在心理上被存档为一种可应用于日常世界的知识，以备未来有一天加以使用。
浪漫小说的读者之所以会相信模仿（mimesis）的可靠性，主要源于她们的一个普遍信念，即浪漫小说的作者在着手创作之前会对特定的时期和地方加以研究。读者不仅认为作者会一头扎进故纸堆里钻研历史“文档”，进行“广泛的研究”，而且还坚信，为了进行更加写实的描述，作者还会亲身游历他们笔下的那些地方。[216]下面所引的安、乔伊和桃特之间的对话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显示了她们强烈地渴望相信自己所阅读的作品具有“事实正确”（factually correct）的特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回答我在此之前刚刚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阅读”，安开启了而今在我眼里已屡见不鲜的解释——辩护模式：
安：为了消遣，还有逃避现实。这是在扶手椅中神游四方。禾林的作品让我很满意的一点是它们在地理学知识上的准确度——一点不假。我有一个朋友每年都会去爱尔兰。我就是因为她才开始阅读禾林的小说。她对自己的（禾林作品）藏书自有一套分类法，她会撕掉封面，然后根据地域将它们分门别类。她曾去过书中所写的部分地方。她说：“这次我去了那里。那儿和书中写得一模一样。转过那个拐弯处，你就会看到那口井和那棵树，还有……”
桃特：我敢保证那是真的。出于某种原因，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个。
乔伊：我甚至连怀疑的念头都没有过！
桃特：我也不会，因为我就是觉得他们都非常用心地做了研究。每个作者都是这样的。
安：记得有一部写眼科医院的作品吗，就是你从那儿了解了他们的治疗方式的那部——里面还写到了英国和美国看护体系的不同？
桃特：他们的描写可真够细致精确的……
安：是的。确实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读者还会写信询问诸如食谱一类的东西——他们想要知道作者所描述的那些花式菜肴的做法。
安对于地理学的兴趣以及她认为浪漫小说是她想要进行但无力负担的旅行的绝佳代替品这一观点得到了好几位史密斯顿读者的呼应。比如在之后的一场对话中，乔伊说到了她最喜欢的作者之一贝蒂·尼尔斯（Betty Neels）。她说自己之所以喜欢尼尔斯的作品就是“因为我想要去荷兰”。她还解释说，她阅读摄政类小说是“因为它们的幽默和妙语连珠”，而她的母亲却“注重所有与家具和服装有关的细节”。乔伊补充说：“她对四轮马车的描写很感兴趣。她也很想了解枝状饰平纹细布（sprig muslin）之类东西的样子。现在可找不到这些东西了。她（尽她所能地）收集尽可能多的细节信息。”佩妮也做了类似的评论：“我喜欢看关于地方和地理的那些描述——那会让你有身临其境之感。”苏珊和玛丽在回答我关于阅读缘由的问题时都用了“知识”这个词。苏珊补充说：“就是这样的，你要知道，所有的作者都细致认真地研究了他们所要描写的那个时期。”
由于这些读者都相信研究是浪漫小说写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那些已经开始创作自己的浪漫小说的人都会非常自豪地详述她们所做的背景阅读功课。林恩正在计划写一部以美国西部为背景的浪漫小说，她向我解释说，她已经“研究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并且还要求她开卡车的丈夫特别留意西部诸州的风光，好在回来后能向她准确地描述她打算落笔描写的那些场所。
这些女性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当她们（拿安的话来说）“用我从我那些书里一点一滴获得的知识”让丈夫大吃一惊时，她们便从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满足感。对于那些专注于长篇“历史类小说”的读者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这些女性虽然对于小说中应包含多少事实细节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她们全都声称很喜欢里面所描写的“历史知识”。像劳里一类的读者能够容忍小说中长篇累牍地描述诸如南北战争前南方是如何烘焙面包这样的内容，而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如果能够用几个短短的句子言简意赅地概括一下历史，那么这类知识就会更有意思。我们在之前的篇章中已经说过，劳里狂热地爱好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她说：“我不会看任何描写1900年之后的小说。不知为什么，在阅读细节时，我似乎会有更多的感触。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现代类的作品就是无法让我产生那么多的思绪。”她说，她最喜爱的作品是《天命真女》（Destiny's Woman）。她对于自己的这一偏好给出了很多理由，但她尤其欣赏作者将历史细节融入叙事之中的技巧。劳里解释说，女主人公受环境所迫，不得不独力经营一个种植园。“由于这在当时相当地罕见，”她补充道，“［作者］于是巨细靡遗地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她之后评论道，正是因为有这些“细节，它才免于沦为一部愚蠢透顶的虚构小说”。
在说明丈夫们对于她们的阅读活动的反应时，桃特的顾客都争相表示，虽然一开始时他们都持反对态度，但在妻子们证明了自己能从书里学到东西后，这些男人通常都会被说服，相信这项活动确实有其价值。这样的证明并不是向他们解释说自己从中了解了多少有关于人性的东西，而是要罗列一系列确凿的“事实”，比如历史上的烹饪手法、风俗习惯或交通方式，解释词语的源流，或详述异域他国的地理特征。很显然，这些知识越晦涩和出人意料，效果就越好。有几位女性喜滋滋地告诉我，她们甚至听到丈夫向其他人转述这些知识。因此，浪漫小说对于那些阅读它们的女性而言就意味着改变和进步，因为她们相信这些书籍拓宽了她们的视野，增加了她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它们还让这些读者有机会“教教”满腹狐疑的家庭成员，进而获得一个暂时的相对权威（relative power）的地位。
我与桃特的顾客所做的交谈证实了她在第一次访谈中所发表的观点，即虽然丈夫们一开始时往往会反对他们的妻子阅读浪漫小说，但如果后者能够坚持得足够久，那么他们通常就会改变想法。她向这些女性阐述了她的一个理论：“如果你能坚持到第三年，［那么他们受到威胁这个事实］本身就会消失。”当她再度阐述她的这个理论时，她补充说：“这是真的。这很怪异。不用多久，他们就会开始转念想道：‘你知道吧，我妻子一周会读X本书。’接着他们就会开始向人吹嘘这事。”如果他们能够换个角度，也即是说，不是把阅读浪漫小说看成一种没有实用目的的无意义活动，而是把阅读如此之多的书籍这种能力本身视为一种成就，同时也将其当作一种学习的方式，那么他们随后就会确信妻子的购书开销是合理的。假如他们的妻子决定尝试着自己写部浪漫小说，那么，这些男性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会心悦诚服地认为这种文学形式也很有趣。桃特评论道：“我们这里就有一些女性已经表示：‘嗯，我也可以写本书了。’这个时候，先前持反对意见的丈夫们就会变得非常支持，甚至有点迫不及待了。‘好，赶紧把那书写完。那会是一部好书的。我已经在读了。’你瞧，只要能适当地推一把，他们还是会改变的。”如果浪漫小说的读者知道如何强调这些书的教育功能，如果她能够展现她对于所读作品有着非同寻常的了解和阅读速度，或者假如她能够逆转这整个过程，创作出自己的浪漫小说，让别人去阅读它们，当然还得有销量，那么她也能向其他人证明这一活动的合理性。
“为受教化而阅读”的论点有助于合化法一种在其他情形下可能会被视为自我放纵和肤浅的活动，因为乍看上去这种活动并无任何有用之处；但在主张这一观点时，我并不是要暗示说，史密斯顿的女性想要从中学到东西的说法是虚伪之辞。事实上，我也并未探询她们是否真的从中学到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想有必要在此强调的一点是，她们确实渴望了解与家门外的世界有关的知识，而这也是她们决定阅读，而非看电视、做手工，或参与健体休闲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因素。她们意识到，由于必须以家庭为主，照顾子女并为她们的丈夫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自己的生活因而受到了限制。在所有围绕一部作品的价值而展开的谈话中，一个经常出现的观点即是它为她们提供了日常生活所缺失的“成人间的对话”，这种缺失是由于她们作为年幼子女的主要照顾方和陪伴者，不得不待在家中。
简而言之，浪漫小说可被称为补偿性小说（compensatory fiction），因为阅读它们这一行为满足了女性的一些基本心理需求——这些需求是被文化及其社会结构诱导出来的产物，但又由于女性活动所具有的局限性，导致它们在日常生活常常无法得到满足。从史密斯顿读者的具体体验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阅读浪漫小说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补偿了女性。最重要的是，通过触发读者与一个虚构的女主人公（她作为女性的身份总是通过一个理想男性给予的爱慕和情欲关注而得到确证）产生认同感，它便提供了替代性的情感呵护。当她成功地从女主人公的角度来想象自己之时，典型的浪漫小说读者就能暂时得到放松，并允许自己沉湎于因成为一个强大且重要的个体的关注焦点而产生的狂喜之中。这样的关注不只让她感受到了因情感得到呵护、心理需求获得满足而唤起的激动之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强化了她的自我感知——因为在向她所认同的那个女人给予他的照顾和关注之时，男主人公也含蓄地表明，这个女人以及其所暗指的读者是值得他予以关心的。这个虚构的人物以此告诉他在叙事文本中的对应方以及读者，要认识到自己具备那些她们怀疑自己拥有的价值。
浪漫小说的第二种补偿意义在于它让女性的精神世界充满了虚拟旅行的各种细节，允许她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与成年人进行假想的交谈。此外，浪漫小说的创世和教化功能也为那些坚信个人成就之价值的女性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她感觉到，虽然她接受了更遭轻视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但她的求知之门并未就此被关上。同时，她在主流文化认可的层面上取得成功的能力也不会因此遭抹杀。虽然阅读浪漫小说普遍地被视为一种消遣活动，但由于它被编码为一种具有教化性质的活动，因此女性可以放任自己进行这种活动——它既能让她们感到心情舒畅，与此同时又会让她们为自己喝彩，因为她们潜心向学，从书中汲取了可提升其世界认知的知识。因此，阅读浪漫小说不仅对特定的情感剥夺（emotional deprivation）予以了补偿，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幻象，即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获取事实性的“知识”，达到了取得进步或改变的目的。
在用浪漫小说中魅力十足且具有异国风味的上班族充实自己的想象之时，这些为了顾家而导致与社会交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女性拓宽了她的社交圈，并间接地丰富了她所栖身的社会空间。就像一个人如果被禁止做梦，那他或她就会在醒着的时间里开始产生幻觉，以弥补象征性活动（symbolic activity）的减少一样，一个局囿于相对与世隔绝的家庭中的女性会转向浪漫小说，从中寻求丰富的物象、人物和地方，从而可让她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构建出一个世界。对于浪漫小说的读者而言，她阅读并且从中学到东西这一事实起到了安抚的作用，证明她并非饱受批评的文化刻板印象的一个实例，即头脑简单的家庭主妇除了喂养孩子、熨些衬衫和看一下午的肥皂剧外一无所能。史密斯顿的女性全都清醒地意识到，美国的文化并未恰如其分地评价她们所承担的角色，她们因此愤愤不平地抗议道，她们担任母亲和家庭主妇之职并不意味着她们就一定愚蠢无知。最后，她们的阅读行为是为了巩固其作为有知有识之个体的自我形象，而这个个体理应享受偶尔才有的愉悦，并暂时逃离她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并尽职尽责履行的责任。
这些女性既渴望通过重复消费浪漫小说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同时又想要展现自己是一个辛勤劳作的操持者；而在调停这两种对立需求的过程中，阅读浪漫小说这个行为似乎让这两套相互抵牾的价值观和谐共处。在详尽地对那些影响了史密斯顿的女性理解自身阅读行为的社会因素做进一步的阐释之前，我想在此引述桃特、乔伊和基特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对话。这些对话不仅更进一步地谈及逃避及其与上瘾症存在关联这一主题，而且也让我们能够一窥因主流文化对于这类幻想的轻蔑嘲笑而引发的愤怒和不满，因为这些女性深知这类幻想是她们所需之物。这些评论是在一场关于出版商看不起其出品的浪漫小说以及阅读这些小说的女性的讨论中衍生出来的。上述三位女性都哀叹出版商没有能力持续地出版女性所乐读的那类浪漫小说。
乔伊：我讨厌没读过这些书的人对我们指手画脚，说什么该读，什么不该读。
桃特：你知道，我就是那么说的，我跟所有我打过交道的（出版商）代表都是那么说的。我跟他们说，如果他们回去后能开下金口说一声：“我说，大伙儿，你们大笔大笔地砸钱在广告上，但你们要做的就是走出去，跟那些女性谈一谈。”我说：“她们非常地健谈，她们很会聊。她们能读会道。她们也都是平常人。话说，如果你们想要做一系列的沟通，她们就在那儿呢。”但他们就是不这么干。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找不到可以出面处理这种事情的人。
乔伊：或者他们是在害怕会出现印度起义[217]（她揶揄地说道）。可我们是在阿利根尼山脉[218]的西部啊。
桃特：当我知道（书商大会上的）这个男人也是这副德行，知道他也发表了那样的高见后，我立马就对他没好脸色了。基特当时站在那儿，她说：“你不喜欢他，是吧？”我说：“你猜对了！……”他发表了那番高见后，我说：“这些女性是为了逃避现实才阅读的。”他说：“一切的阅读都是在逃避现实。”我接道：“哦，我可不认为看教科书是在逃避现实。”我想我当时大概是想说数学教科书吧，大概就是那一类的书。他说：“那当然也是。”我回答说：“不，那不是。”
基特：是啊，然后他就对女性的阅读行为做了些无礼的评论。我是说，他说了一些相当侮辱人的评论，直接说（阅读浪漫小说是）女人的鸦片或之类的话。
桃特：噢，是的，来一针（fix）[219]。去来一针——噢，当她们注射了一针浪漫小说之毒时。
访谈者：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认为那是一种上瘾。
桃特：没错。但我不希望由他来告诉我那是一种瘾。如果我意识到我需要这种东西，那是一回事。但由他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告诉我……
乔伊：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读物，都有写得好的、写得糟的，我们能够分得清哪些是满纸废话。
桃特：是的，我们区分得出来。
乔伊：我们也不喜欢那些写得很烂的东西。
基特：说到来一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只会出门随便找本书读了就完事。
乔伊：就是，只要是摆在超市展示台浪漫小说区或哥特小说区的小说，不拘怎样的都可以。
基特：就像无头苍蝇那样。
乔伊：而且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可言。
桃特：嗯，就是这个，这就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头脑简单的家庭主妇！
乔伊：看肥皂剧都看得转不开眼了。
基特：就是，他们认为你完全没有任何智商可言。
乔伊：可我就连这类电视剧的名字都说不上来。
桃特：话说，当时他那样子真就像屈尊跟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说话一样——这也让我很窝火，然后（地区代表）就告诉他，我卖书的那速度就像明天就是末日了一样——而他就那么站在那儿，身上穿着套定制的西装之类的服装。
乔伊：波特尼500[220]。
桃特：不管是什么，他就那么杵在那儿——好像我会为他身上的那套西装付钱似的。（之后谈话就岔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上了。）
虽然桃特此处的愤怒情绪主要是针对一个轻视了她最喜爱的作品的出版商，但它仍具有代表性，在她的顾客中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史密斯顿的女性非常坚定地相信，阅读浪漫小说是有价值的活动，因为在故事提供愉悦感的同时，阅读活动也迫使她们学习新的词语、了解与那个令人着迷但又太过遥远的世界有关的知识。她们的愤怒是针对那些通过所谓“不偏不倚”的批评委婉地否定了她们有权暂时逃避、前往她们内心向往之幻想世界的那些人。为了消解外界基于幻想和玩乐终归是可有可无、百无一用且与成年生活格格不入这类态度而持有的否定论调，史密斯顿的读者学会了夸耀它教给她们的所有东西，以此捍卫自己的阅读活动。这种自我辩护很有策略，因为它将浪漫小说与一套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这套价值观至少从工业化早期开始就是美国中产阶级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实上，通过宣布浪漫小说是“写实的”，因而包含了可为孜孜不倦的读者所汲取和使用的知识，她们将自己塑造为勤勉、上进的个体。
在以如是方式辩护她们的重复性阅读时，史密斯顿的女性所诉诸的是依旧在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中发挥着强大推动作用的一套价值观，而非大众传媒广告所展示的新价值观。那些广告宣称，消费才是通往幸福和成功的道路，而非工作。她们既将浪漫小说视为一种无害且有效的逃避心理负担的途径，与此同时却又强调它对于现实世界的实用指导功能。而她们如此惴惴不安地依赖于这两种相互抵触的主张，其实正反映了上述两套价值体系间的冲突。一套体系是一个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济赖以维系的支柱；另一套体系则形成于一个旨在积累和集中资本的经济之中，它悄然地给为获得纯粹愉悦而进行的消费打上了浪费和居安不思危的标签。在宣称对于读者而言阅读浪漫小说也是一种工作后，这些女性就可以驱散她们内心对于这个消费过程之合理性所怀有的最后一丝疑虑。这样的消费过程只是暂时地满足了那些在开始时促使她们做出购买决定的需求，最后却总是让它的客体感到空虚。这种回归于勤勉工作或生产劳动的意识形态以证明令人愉悦的休闲活动是合理行为的做法昭示着她们未被消费社会（它的兴旺与否取决于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购买商品）的价值观所完全同化。
浪漫小说的读者所描述的每看完一本书后随之产生的愉悦感与广告中所宣称的效果听起来极为相似，这一点并不足为奇。这些每天在电视、报纸和高端杂志上投放的广告宣称，丰富的量产物品能给人以幸福、友谊、尊重和性快感。广告无休无止地向美国人展示着一个又一个无忧无虑的个体，后者无与伦比的欢欣、兴奋、满足、美丽以及权力感都简单地与特定的待售物品直接挂钩。事实上，每一个广告的受众都被告知，画面中那个已然面目一新的消费者所呈现出来的情绪状态是能够通过购买自动获得的，它与这则广告的表面主题——除臭剂、名牌牛仔裤、金表或汽车相伴相生。但它的隐含信息更加重要，因为它的断言合理化了这样的观念：尘世生活中无可避免的失望、缺憾以及小小的挫败会使人感到“痛苦”，但商品消费是化解此种痛苦的适当且有效的方式。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广告之物所提供的幸福只是允诺了一种替代性的体验。根据它的论证形式（discursive form），它所呈现的满意、乐足和骄傲并非个体行动或与他人进行社会交流的结局，而是消费或展示特定产品这一活动本身的自然结果。幸福并非一个人通过行动为自己营造的情感状态，在广告中，它是一件可以花钱买来的东西。[221]
就像由广告所构筑的商品世界一样，浪漫小说也提供了替代性的愉悦。事实上，禾林、弗塞特和西卢埃特如今都在它们各自的广告宣传中公然宣称，可通过购买它们的最新浪漫小说获得特定的“终极情感裨益”（end emotional benefits）。这些公司深知，一旦一些特殊的心理需求（它们自己都未能完全弄清楚是哪些需求）未能在女性的日常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得到适当的解决或未获满足的话，她就会转向浪漫小说，想象着如果她像她的那些化身（alter ego）一样，需求都得到了满足，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当然，我们必须一直谨记的是，在真实的社会关系世界里，这些女性并不能在日常生活中体味到阅读浪漫小说时所获得的那种良好感觉，这些感觉只存在于超然世外、无所羁绊的想象之域。她给予自己的那些幸福不仅是间接的体验，而且也是暂时的。在安然地满足于这种形式的替代性愉悦时，浪漫小说的读者或许不会对她的真实境况做任何改变；而最初时，正是这种境况触发了致其去寻求这类愉悦的需求。在那样的情况下，消费一本暂时给予其以满足感的浪漫小说势必会诱发对另一本的需求和渴望。最终，浪漫小说所提供的替代性愉悦可能有防微杜渐之效：心满意足的阅读者会就此消除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更实质性改变的想法。与此同时，这种愉悦的转瞬即逝又很有可能会让读者不断地产生重复这一体验的渴望。简言之，消费可能只会带来更多的未来消费。在现实中它是否如此确实值得加以探讨。由于只有在评估了阅读浪漫小说的总体体验后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适当的解答，因此我将把它搁置至本书的结论部分再加以考量。
在此有必要再次指出的是，总的来说，当桃特和她的顾客坚称她们有权逃避，有权像其他任何一个人那样放纵自己之时，她们是在用消费社会中的基本观念来为自己的购书行为进行辩护。事实上，她们坚称，在帮助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获得了即时满足之后，她们也应有获得这类满足的休闲活动、放纵行为和机会。但是，当她们随即极力分辩，称浪漫小说也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阅读也是一种生产性劳动时，她们显然是放弃了持续消费的意识形态，转而投奔更加传统、崇尚勤勉工作、履行职责以及勤俭节约的价值观系统。根据这个系统，浪漫小说的价值在于它可让读者积累知识、增加她的价值，进而提高她自身的水平。在采用这种方式为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辩护时，史密斯顿的女性在证明自己仍恪守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又在从事着一种其本身就在破坏这些价值观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