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科夫登场
五十多岁的安德烈·卡特科夫留着胡子，矮胖，还有个罗马享乐主义式的大肚子。他到达捷尔涅伊的时候已经晚了十二个小时，因为他开着小房车在鲸骨山口上冲出了路面，只好歪着身子在车里冷冷地过了一夜。最后他终于拦到一辆有绞盘的卡车。我知道卡特科夫当过警察，也是经验丰富的跳伞运动员，这些经历都代表着纪律和沉稳，因此并未在意他来的路上出的问题，以为只是意外而已。
不过我后来知道了，卡特科夫觉得只要开车，从结冰的路面打滑歪出去是不可避免的。他总是出这种事故，冷静程度和频繁程度都十分惊人，完全不顾安全，这在野外是极为不可取的。我们的工作里光是克服暴风雪或者洪水之类的自然界障碍已是困难重重，就不用再自找苦吃了。卡特科夫的个性还有一点让人难以接受，就是他病态般的喋喋不休，加上在野外作业时空间狭小，只要有他就不得清静。
但最具灾难性的还要数卡特科夫的鼾声。野外团队中每个人都打鼾，但卡特科夫是打鼾艺术的大师。一般人打鼾时发出的喘息节奏，同睡的人都能慢慢适应，但卡特科夫喜欢发出惊人的爆裂声、口哨声、尖叫声和叹息声，让听到的人保持高度紧张。睡眠在工作期间已成奢侈，只要待在这个男人附近，几乎不可能安然入睡。总而言之，由于这些特点，卡特科夫是个很难在野外愉快共事的同伴。而我，得和他朝夕相处七个礼拜。
第一天早上，卡特科夫在锡霍特山脉研究中心的厨房里狼吞虎咽地吃了早饭，伸开身子，背靠邻着锅炉房的墙壁，像只猫一样烤着墙壁散发的热量。我们查看了他带来的视频设备，其中有四个无线红外摄像机、一个接收器和一个小型视频显示器。这里面每一件设备都需要一个十二伏的汽车电池供电，他也都买了，还有一台给电池充电的小型发电机，以及十二升汽油，另外还有一台手持摄像机，用来记录捕捉过程。我们的装备比过去的几个野外季多了很多，而且都很重，光是发电机和汽车电池的重量就超过了一百五十公斤。
我并没有太担心重量，至少一开始没有，尤其我们计划从阿纳托利的小屋开始这个捕捉季，以前都能开车过去。不过根据我最新的勘查，由于齐腰深的积雪和没铲雪的道路，开车的便利不复存在。我们把小房车留在了捷尔涅伊，搭便车顺着主干道到离阿纳托利小屋尽可能近的地方，最后只剩八百米，穿过山谷就到了。这个距离似乎不是很远，而且我已经能做到穿着猎人滑雪板也灵活自如了。卡特科夫和我必须多次穿越山谷才能将所有装备拖过去，所以卸车时，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拖出路面，搬到了林子里。我们系好滑雪板，抓起可以携带的东西开始前进。我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最开始由于负载的重量，滑雪板陷进了雪地深处，但后面的几趟，我们都是在压实的一道道辙痕间滑行。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起初的兴奋感逐渐消散，我和卡特科夫往返了八趟才把所有东西从山谷的一边搬到另一边。我们逐渐找到了各自的节奏，于是便分开走，只是偶尔遇见的时候就休息一下，一边擦脖子上的汗一边骂骂咧咧，捶胸顿足地后悔为什么没想到带雪橇来。最重的是汽车电池和汽油桶，这些东西都不是为远距离搬运设计的。细带子勒进我的手指，持续的负重钩得双手生疼。终于搬完时，天也黑了，我们倒在阿纳托利等待着我们的温暖小屋里。为了迎接我们到来，阿纳托利已经做了小煎饼。
第二天，我们懒洋洋地喝了速溶咖啡，吃了剩下的煎饼，然后阿纳托利带我们去了他的钓鱼洞。这是在河冰上的一个圆形开口，篮球大小，在水电站大坝的钢筋混凝土废墟之间。他经常用斧头去砍一砍，避免洞口重新封冻。卡特科夫很想钓鱼，已经准备好了钓具，他用冷冻鲑鱼卵作饵，放下了渔线，而我回到小屋去考虑摄像机的放置方法。到了下午三四点，他已经钓了几十条鱼，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鱼往上游运了大约七百米，放到两个猎物围栏里，我们知道法塔河雄鸮以前来过这些地点。第二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搬运、设置、检查这两处的相机和电池，在陷阱之间找到一个离两边大致等距的位置，设了隐蔽帐，里面放了接收器和显示器，这个地方离无线摄像头都不远，能收到信号。一切正常，无线信号很强。那天晚上，我们钻进隐蔽帐里安置下来，对设备再进行一次最终检测，信心十足地认为会一切顺利。我们裹上睡袋，戴着厚毛线帽，捧着从保温壶里倒出来的甜茶，心情都很愉快。我已经有了不少野外经验，知道我们还在“蜜月期”，不管是对野外季还是对彼此的关系来说，在零下温度的帐篷里度过漫长夜晚的新鲜感还没被疲劳磨损，在狭小、冰冷的空间里，人的特质难免会被放大，但现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忽略这些。
虽然信心满满，但我们的设备测试却失败了。认为家用设备能在零下30摄氏度的森林里运转，实在太过天真。谢尔盖和团队在温暖的秋季测试过设备，当时显示器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清晰的图像。现在冬天了，白天画质还不错，但黄昏后森林里极为寒冷，设备完全失效了。随着夜间温度的下降，屏幕也会变暗，整个系统都没法用了。更糟的是，我们的发电机点火线圈是坏的。也就是说，即便视频监控系统能按计划运转，我们也没法给十二伏电池充电。等一周后做完法塔河的工作，我们还得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拖回道路旁，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很幸运，我们的摄像机情况要好些。野外季剩下的时间里就全靠它了。我们在上面连了一根二十米长的视频线，用派不上用场的十二伏电池供电。这样在隐蔽帐内就有了对其中一个捕捉地点的实时监控。
为了让自己从挫败感中分散些注意力，我开始琢磨阿纳托利的过往。一天晚上吃饭时，卡特科夫听阿纳托利谈起他以前在国外的往事，我错过了，这是卡特科夫后来告诉我的。阿纳托利20世纪70年代初在苏联商船队当过水手，其间是克格勃的线人之一。苏联公民被要求告发同伴，这种事在当时一点也不稀罕，尤其是对那些会出海外的人。实际上有研究估算，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能被算作线人的人多达500万。我不清楚阿纳托利只是一时效力，还是在间谍活动里扮演过更为正式的角色，第二天特地问他时，他一笑而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之前我问他左手的小指是怎么没了的时候，他也这么回答，心不在焉地搓着被截断的关节。
我们在法塔河的第四个晚上，黄昏独自鸣叫了两晚的法塔河雄鸮终于发现了一处猎物围栏，吃掉了里面约一半的鱼。我们立即设下陷阱——这是由卡特科夫和谢尔盖设计的，结构巧妙，专门用在猎物围栏上。简单来说，就是在围栏边缘设置的单丝钓鱼线网，当渔鸮扎入围栏时，绊线就会释放圈套。第二天晚上七点二十分，我们在三年中第三次抓到了法塔河雄鸮。我们给它戴上第一个新GPS数据记录器，这样的设备我有五个，它们每十一个小时记录一次位置，可持续大概一年。我对这款新型号很有信心。前一年我们已经在野外测试过这种技术，用的是较小的型号，表现非常出色。电池大了也意味着直到来年冬天都不需要再去打扰这只渔鸮，这对它和我们来说都减少了压力。当然，它必须得活到下一个冬天，我们才能再次找到它。
目前我们在法塔河上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也实在到了极限。我一直未能习惯卡特科夫的鼾声。每天晚上当我刚适应了一种节奏，他就会翻过身，切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节奏。我急需在捷尔涅伊睡个安稳觉。释放了法塔河雄鸮之后，阿纳托利小屋里的气氛喜忧参半。卡特科夫和我还在为成功抓捕兴奋不已，而阿纳托利却闷闷不乐，大概是因为客人要走了，与他相伴的又只剩挠脚心的小矮人和寂静的山峦。我注意到，每当阿纳托利感到我们要走时，就会变得更加疯癫。他长篇大论，大声而急迫地谈论各种话题，而所有话题都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古代人曾经拥有一种神秘知识，已经遗落了好几个世纪，但如果能正确解读某些特定物品的真正含义，像是扑克牌、俄罗斯圣像画或三角形，就能解开秘密。我意识到自己对阿纳托利这类思想的反应取决于工作的进展情况。前几个捕捉季异常艰难，当他把失败归咎于我们的负能量，或是要我们帮他去挖有白袍仙人的洞穴时，我会火冒三丈；但这次捕获和释放都很成功，我就由他去了。他的信念根深蒂固，但和人分享这些想法的机会却很少。把他一个人留在森林里，我心有不忍。第二天，我们用卫星电话约好一辆车在主干道接我们，卡特科夫和我再次穿上滑雪板，在通沙河谷往返横穿，用了好几个小时把损坏的发电机、没用过的汽车电池和其他物品拖到这一边。等我们到谢列布良卡河捕捉渔鸮的时候，就会驻扎在捷尔涅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