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鸮和原鸽
扬琴科夫使用的主力抓捕陷阱叫作“dho-gaza”，这种捕捉猛禽的装置非常实用，在实操中能亲眼看见，我感到很兴奋。陷阱是用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两米见方的黑色尼龙网做的，布置在诱饵与目标猛禽预计飞过来的方位之间。
有时诱饵会是大型捕食性鸟类，比如美洲雕鸮，目的是诱使某一领域内的一对猛禽进行防御性攻击。还有些情况下诱饵是猎物，比如小型啮齿动物或鸽子，这种方法通常用于诱捕迁徙中的猛禽，它们会中途寻找快速填饱肚子的零食。dho-gaza的四角都有套环，用细软的金属钩固定在两根杆子之间。这种不牢靠的结构在大型猛禽快速冲进来的时候能令网及时脱开，在猛禽眼看要捉到猎物的时候将其包裹起来。一根末端有重物的绳子固定在网的一个下角上，因此网中的鸟一旦被缠住，就跑不了太远。
我们需要诱饵，扬琴科夫随便去捷尔涅伊的一个谷仓里逛了一圈，就抓来两只原鸽。“它们压根儿没想到你要逮它们，”他解释说，“所以很容易抓。”他把盖在“海拉克斯”皮卡后斗里的红色油布扯开，一个小金属笼露了出来，还有一袋鸟食，很明显是有备而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干绑架鸽子的勾当了。
回到阿纳托利的小屋，我和扬琴科夫前往河流上游，滑雪去了上个冬天的捕捉地点，这唤起了我的回忆——有令人苦恼的紧张，也有终于第一次捕获成功的雀跃。但扬琴科夫带了一只鸽子，悠然自得地夹在胳膊下面。虽然渔鸮专捕水生猎物，但扬琴科夫推测它们应该也不会错过容易到手的其他猎物，尤其是在匮乏的冬季。在一棵倒下的树露出的树根上，我们找到了一个疑似的渔鸮落脚点，就在上一季抓捕地点附近的水边。扬琴科夫大概踱了二十米，把一根带有转环的皮绳系到了鸽子腿上，用桩子把绳子固定在地上，然后撒了鸟食。鸽子可以四处走动，但走不远。一只灰伯劳在我们头上的树冠中不知在追什么鸣禽，我们停下来看了看，然后把dho-gaza挂到了渔鸮落脚点和鸽子之间。鸽子带着些好奇，怀疑地看了看我们，然后就四处啄鸟食去了。我们在网的末端安了一个陷阱发射器，然后回到小屋等。如果有东西撞网，我们马上就会知道。
喝着茶，扬琴科夫和阿纳托利熟络了起来，桌子上竖立的接收器音量调得很低，不时发出嗡嗡的静电声，打断我们的谈话。阿纳托利和去年一样古怪，他说附近的山是空心的，里面住着一些穿白袍的男子。只要往下挖十二米就能进到空洞里，这些人守着一个巨大的地下水库，阿纳托利从山腰的泉眼打的生活用水就是来自这个水库。他说以前有道阶梯能从山上的寺庙下到这个水库，但是入口已经被封死好几百年了。我一边听，一边观察扬琴科夫的神色，看他什么反应。但他凹陷的褐色大眼睛无动于衷，完全看不出任何想法。
“十二米也没多深。你干吗不直接就挖下去？”扬琴科夫终于问道，声音低沉单调。他的表情丝毫不改，我不知道他只是想打破让人不适的沉默，抑或在取笑阿纳托利，还是在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不深？”阿纳托利反问，“挖十二米？扯犊子吧？”
就在这时，陷阱发射器被触发了。天刚黑十五分钟。我想这也来得太容易了，多半是虚假警报，但我们还是冲出门去，套上滑雪板，匆忙往上游赶。就在那里，雪地上一个黑暗的身影困在dho-gaza里面，在高速撞网之后，像一根雪茄一样被包得紧紧的。是只渔鸮，而且戴着脚环——是法塔河雄鸮。鸽子毫发无伤，在绳子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远离渔鸮，一动不动地默默看着。扬琴科夫把这只猛禽解绑，我抱着它，它还是和去年一样温顺。它的体重增加了，3公斤，比去年冬天重了250克。起初我以为它身上的发射器不见了，但当我把手指探进密实的羽毛里时，能感觉到发射器还在，贴着它的皮肤。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把羽毛拨开，立即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收不到信号：发射器被鸟喙啄得伤痕累累，天线完全不见了，从发射器上连根扯掉。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法塔河雄鸟终于发现了设备的弱点。现在发射器对它和我们都毫无用处了，我们剪开了绑带。我们有备用的发射器，但和渔鸮毁坏的型号一样，再装一个也还是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沮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放走了渔鸮，再计划下一步的行动。
某些鸟种更容易撞进某一类陷阱，同理，不同鸟种对发射器的反应也不一样。一些猛禽，比如美洲雕鸮，往往会去啄绑带的材料，好尽快把设备扯掉。还有一些鸟种似乎对额外的负担没什么反应。例如2015年的一个研究项目，工作人员在西班牙标记了一百多只黑鸢，但只有一只弄掉了身上的绑带。我们似乎已经知道了渔鸮的反应：它们会破坏发射器的天线。渔鸮把设备搞坏了，我们还怎么追踪它们的动向？这真是个重大挫折。
释放了法塔河雄鸮之后，我做了个快速测试，看看发射器在没有天线的情况下的侦测距离有多远。我把损坏的发射器绑在阿纳托利小屋空地边缘的树上，打开接收器，慢慢走远直到哔哔声停止。我走了大约五十米——要想接到被渔鸮损坏的发射器的信号，这就是预期的最大距离了。不幸的是，渔鸮很少能允许人类走这么近，而且如果我离渔鸮只有五十米的话，大概率已经看见它了。我只能推测法塔河雌鸮、谢列布良卡河雄鸮，还有通沙河雄鸮身上的发射器失灵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还好我有解决方案——至少是权宜之计。在还没得知渔鸮损坏了发射器之前，我已经晓得在阿姆古地区没法在渔鸮身上装这种设备。发射器需要有人实地记录方向角，三角定位渔鸮的位置。阿姆古地区太偏远了，我和团队都没法定期前往。所以我拼凑来一些小额资助，买了三台GPS数据记录器。和发射器一样，这些装置也是用一样的绑带固定到渔鸮背上，但是不会发出无线电信号，而是会每天记录几个GPS位点。这个装备能充电，最多可以撑六个月。但这种设备并非没有缺点。首先，每部设备的成本大概是无线电发射器的十倍，要两千美元。其次，这些设备都是数据记录器，也就是说只能收集和储存数据。要想把里面存的信息导出来，必须得重新捕捉渔鸮，再把数据下载下来。这可能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标记的渔鸮死亡、失踪或学会了躲避陷阱，数据就没有了。
扬琴科夫不能和我们待太久，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家里，还有妻子和一只苍鹰需要照顾。解开了发射器谜团后，他就爬上皮卡开车南下了，给我留了一个dho-gaza。我们要去更远的地方捕捉，不能再享用捷尔涅伊或者阿纳托利小屋里温暖的床铺了，因此，科利亚·戈尔拉赫开着一辆GAZ-66来了捷尔涅伊，这是辆巨大的绿色卡车，看起来像军用的。在野外季接下来的时间里，它就是我们的住所。
科利亚又高又瘦，当时已经在苏尔马赫的研究团队里当了十几年司机和厨师。他人很暴躁，但没什么害处，也还算讨人喜欢，很爱发脾气，对基本的卫生习惯和个人的舒适度都满不在乎。年轻的时候，科利亚偶尔会被警察以“流氓罪”为由抓起来。他身上还有很多文身，一只脚上横文着“夷平”，接着另一只脚上的“西伯利亚”，代表的是20世纪70年代他参与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线大型工程项目，当时砍伐了大片森林。20世纪80年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禁酒运动期间，科利亚曾短期受雇于一家啤酒厂当送货司机，当时啤酒是珍贵的管控品。他说开车离开工厂，等到了送货的商店或者酒吧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统领仪仗队的大元帅一样，后面跟着一群饥渴的苏联人，等着让冰啤酒浸润味蕾的罕有机会。有些汽车甚至会掉头跟上他；人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目的地有多远，只知道他有啤酒，想要一点。回忆起来，他说有次甚至被逼冲下了道路，被拦路劫匪开了枪，要抢劫他的酒桶。
GAZ-66有个狭窄的驾驶室，两个座位中间隔着引擎气缸，爬进去感觉像缩进了喷气式战斗机的驾驶舱。驾驶室后面是宽敞的两居室宿营舱：较小的房间是用餐区，有一张桌子和两个长凳，能睡两个人；大一点的房间里，后门边有个铁柴炉，房间两侧都有长凳，在厚厚的、脏兮兮的玻璃舷窗下伸展开来。长凳都够宽，睡一个人不在话下，如果在中间的空当搭上板子，就是一个更大的床铺，最多能睡四个人。这辆车看起来好像是20世纪60年代的，但我惊讶地从车牌上看到，它是1994年生产的，表面却已经是饱经风霜。内饰板开裂发黄，到处都是科利亚临时修补的潦草痕迹，但也没再出什么问题，渐渐就成了永久“装饰”。宿营舱前面的墙上有个按钮，能按响蜂鸣器提醒司机后舱里的人想停车，但已经有年头没被用过了，要不就是科利亚把它关了。情况紧急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只能是使劲敲打前方墙壁，希望司机隔着怒吼的引擎声也能听见。
开着GAZ-66，我们搬到了谢列布良卡河领域，要重新捕捉谢列布良卡河雄鸮，取下损坏的发射器。我们在谢尔盖和我上个冬天住过的地方扎了营。到任何新露营地都一样，第一步就是将所有东西从卡车后面卸下来，好腾出里面的空间住人。科利亚在外面点上液化气炉烧水，谢尔盖从车上把成箱的食品、物资、装满装备的背包、滑雪板、木柴逐一递下来，舒里克和我再把东西都堆到车底，防风挡雪。卡车清空之后就变成了睡觉的空间。谢尔盖和我住离驾驶室较近的小间，舒里克和科利亚住后面的大间。GAZ-66卡车的隔热性能很好，小小的柴炉很快就能把整舱都烘热。我们晚上睡觉前经常穿着短袖，完全不受外面温度的影响；但入睡后，冬季的严寒就会整夜围攻我们。随着炉子凉下来，霜冻的细须钻进裂缝和罅隙，逐渐攻破卡车的防线。到了早上，内墙上经常粘着冰。在夏天般的环境里躺下，几个小时之后在冬天的严寒里醒来——这样睡觉产生了一些很特殊的问题。如果晚上一开始就用温标为零下26摄氏度的冬季睡袋，我会热到窒息；而我的三季睡袋的温标是零下6摄氏度，到了早晨就压根不够用了。所以我学会了夹在两条睡袋中间睡觉：晚上先是睡在冬季睡袋上面，盖另一条睡袋当羽绒被；清晨被冻醒后，再翻身把比较暖和的睡袋拉到上面来。
舒里克睡得离柴炉最近，这样有利也有弊。他的位置毋庸置疑是最暖和的，再加上他是团队里个子最矮的，半夜就算不留神把脚伸得太远，也最不容易把睡袋烧着。但早上总得有人把炉子烧热。野外季刚开始的时候，谢尔盖故意给舒里克发了最薄的一条睡袋，这样他就会是早上感到最冷的一个，于是通常都是舒里克一大早被迫在霜冻中起床生火。每一天都是从GAZ-66的车轴吱吱作响开始，舒里克匆忙而笨拙地烧炉子，一边骂着脏话，一边用冰冷的手在炉子里塞满木屑，还有一片白桦树皮，好让火赶紧生起来。他会在炉子上放一个水壶，然后又钻进还存有余温的睡袋。我们都等着，有时有人说话，有时没有，声音都闷在睡袋里。空气慢慢变热，水壶烧开时就意味着可以安全起床了。我把脸伸出来测测气温，像兔子在洞口嗅猛禽的味道一样，满意了就喊舒里克把水壶递给我，放到身旁的小桌子上。其他队员也陆续起床，挤进前面的房间喝茶、喝咖啡，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这片渔鸮领域里，我希望能够借助舒里克的技术。具体来说，我一直都想带个会爬树的人去看几棵我推测可能是谢列布良卡河领域的渔鸮巢树。我在2006年发现的疑似巢树大多是老杨树，没有触手可及的树杈，厚厚的腐朽树皮随时可能脱落，所以爬起来不是很安全。我给舒里克指了指最有可能的那棵树，他围着巨大的树绕了一圈进行目测，然后选了旁边一棵能爬的高大山杨。他把橡胶靴脱下，穿着袜子一寸一寸地往上爬了十四米。舒里克从上面确认，我们确实找到了谢列布良卡河领域的巢树，渔鸮巢就在树上十五米高的地方，顶部破损的树洼处。
没过几天，就有只渔鸮造访了我们的一处猎物围栏。我们设了陷阱，隔天晚上就把它抓到手了。我们惊讶地发现，根据体重和换羽的情况，这只渔鸮既是雄性又是成鸟，但不是我们一年前在这片领域里抓到的那只。它被替换了吗？我们听到了二重唱，知道这里的渔鸮是配对的。基于迄今为止对渔鸮的观察，我们认为不大可能是完全新来的一对。附近没那么多渔鸮，就算这片领域看起来极为理想，去年那一对消失之后，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有新来者补上空缺。那么，去年的谢列布良卡河雄鸮去哪儿了？
第二天我走近巢树，尽可能安静地穿过雪地和枝丫。我靠在一棵树上，稳住双筒望远镜，查看托利亚和我2006年找到的那棵夜宿树。我能看到一只渔鸮的身影，与树枝和长长的松针混杂在一起。这是渔鸮做巢的强烈信号：一定是我们昨天新抓的雄鸮，看守着雌鸮，而雌鸮很可能就在附近的那个树洞里，虽然看不到它。渔鸮已经发现我在靠近，知道我带来了威胁，耳羽竖起，高度警惕。它从松树上猛地飞起，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叫声，警示伴侣有无法阻止的危险正在靠近。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了它脚环的反光——绝对是我们刚捉过的那一只。片刻之后，另外一只渔鸮也惊飞了，这次是从巢树上飞出来的，然后我看到了黄色的环志。这才是我们去年捕捉的渔鸮，当时以为是只雄鸮，但现在看来竟然是雌性。
当时我们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比如这只渔鸮的性别，显出我们对渔鸮的了解少得可怜。但那时我们其实已经是俄罗斯对渔鸮的事最有经验的人了，可见有关它们的知识有多匮乏。这种情况对我们的项目和追踪的个体也有所影响。去年我们抓到这只渔鸮的时候，推测这一对里面的雌鸮在巢中繁殖。如果真是这样，它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应该只是匆匆离巢找些吃的。在那一小时里，我们给它做了测量，安了发射器，导致它巢中的卵冻坏了吗？这会是它今年再次做巢的原因吗？今后我们需要更加确定抓到的是哪一只渔鸮，仅凭体重显然不足以判定性别。
那只渔鸮还在不到百米的距离，但飞得很快，所以我迅速打开接收器，可以听到它的发射器发出的信号，只是非常勉强。直到它消失之后，信号仍然存在，很微弱，然后我反应过来，从它的方向传来的信号并不是最强的。困惑的我绕着巢树转了一大圈，逐渐搞清楚了，不管在什么位置，微弱的发射器信号似乎都是从树里发出来的。这只渔鸮应该已经取下了绑带，可能是啄断的，发射器掉在巢里，毫无用处了。因为不想让渔鸮在寒冷中远离卵太久——否则就是连着两年如此了——我便返回营地报信。留在谢列布良卡河捕捉已经没有意义了，坏掉的绑带已经脱落，而我们的GPS数据记录器数量有限，没办法分一个给这片领域。我们要把记录器全部留给阿姆古地区。
我们搬到了附近的通沙河领域调查，谢尔盖和我一起接近巢树，想看看我们听到的一对渔鸮有没有做巢。巢树就位于道路东边，直线距离不到八百米，在离通沙河主河道约三十米的低矮的河流台地上，对面则是一片宽阔的岩屑堆——这是一百年前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的拜神之地。鉴于以往在此地考察的经验，直接朝着树前进是不明智的，路径会极为不畅，诸多障碍物横亘其中，有难以穿透的灌木丛、原木、带刺的植物，还有水道。若向南绕行，然后沿着主河道畅通无阻的冰层接近巢树，速度会更快，过程也不那么恼人。离巢树只有几百米时，谢尔盖和我都被湿漉漉的雨夹雪浸透了。不到一百米时，我发现前方有一阵动静，又逐渐消失了——大概是通沙河雄鸮。我们潜到离树不到五十米的地方，我举起双筒望远镜，看到尾羽从巢树垂直的树干里水平地伸出来。这画面看起来有点好笑：巢里有只渔鸮在孵卵，但树洞本身太小，根本容纳不下它巨大的身体。我们不想再靠近了；如果惊飞了它，暴露的卵就可能受冻。我们开始安静地撤退，对这一发现感到欣喜。
出乎意料的是，这只渔鸮还是从巢里飞了起来。我本能地举起相机，拍了几张那庞大的身影，它在河岸林冠的枝丫间飞向了下游。我眯着眼睛盯着相机的小屏幕，查看有没有照片对焦清晰——全部清晰。但看着照片中渔鸮的腿，我的脑子开始发颤。这是法塔河雌鸮的脚环。我结结巴巴喊来谢尔盖。他把眼睛眯起，又瞪大，张开嘴巴，哑然无语。这是我们去年在相邻的法塔河领域捉到的雌鸮，如今却在通沙河领域做巢孵卵。我们回到营地，陷入了沉思。去年一直坐在这个巢上的通沙河雌鸮去哪了？它是被偷猎者射杀的那只吗？这说得通，那具尸骸没有环志，离通沙河领域往下游只有几公里。但是什么原因促使法塔河雌鸮换了配偶呢？
我们猜测渔鸮会放弃领域，为了证实这个理论，我们当晚就开着皮卡去了法塔河领域，听到了雄鸮独自的叫声。雌鸮离它而去了。这是渔鸮的常见行为还是异常现象？我和阿纳托利聊了聊，他告诉我们那年冬天早些时候他一直能听到一对渔鸮在叫，但很明显，他其实没分辨出一只渔鸮的叫声和两只渔鸮的二重唱有什么不同。他甚至都不相信渔鸮可以二重唱：那声音太协调了，他不敢想象是两只鸟在一起叫。他说，有时一只鸟会叫两声，有时会叫四声。这意味着当他告诉我们全年都听到法塔河两只渔鸮鸣叫的时候（我们据此以为法塔河和通沙河仍旧是渔鸮占领的领域），其实并不一定是在每个领域都听见了雄鸮和雌鸮的叫声。
我很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捷尔涅伊再捕捉几只渔鸮，但今年根本没计划在这边工作。发射器之谜已经迫使我们分了神，现在谜题解开了，我们把重点转向阿姆古地区。那儿有几个计划捕捉渔鸮的地点，也有三个GPS数据记录器有待安装。
离开捷尔涅伊大约五小时后，我们的GAZ-66和“海拉克斯”组成的小车队在午夜后抵达了沙弥河的地点，离阿姆古河约十六公里。上次谢尔盖指给我看了氡气是从哪里渗入河流把水加热的。仅仅过了两年，这里的变化却相当惊人。舒利金是阿姆古伐木公司的负责人，也是镇上的重要雇主，他在当地大搞开发，参与建设。他在沙弥河造了三座小屋。第一座是个单间的大房子，紧邻着温泉，里面有正常尺寸的柴炉，一张桌子，长凳，一个架起来的通铺，能轻松睡下三个清醒的人或是五个喝醉的人。我们把GAZ-66停在房子旁边。两个较小的小屋就建在温泉上面。舒利金用挖掘机挖开了河岸上氡气渗入水中的地方，再用原木铺好，在上面盖了木墙和屋顶。
我们到达的时候，其中一间温泉小屋已经有人住了，正扎营时，住客现身了。阿姆古是个小镇，谢尔盖也经常来，他认出住客是沃瓦·沃尔科夫的邻居。2006年，沃瓦帮助我们渡过了洪水泛滥的阿姆古河。这个来泡氡气澡的人是本地猎人，在沙弥河上游租有猎场，谢尔盖以前帮他修过一次卡车。我们走过去打招呼。猎人说他刚还在上游的狩猎区，花了一下午时间放置干草捆，好让林子里的鹿能维生。我发现这点很有意思，他迫不及待要在狩猎季节去猎杀这些动物，但在这之前也不想让它们受苦。他问谢尔盖我们要不要肉，过几天我们还在的话，他给带点来。征战北地期间，我们就是这样靠人们之间互相照应来喂饱自己。我们会带上大袋的主食，像是面粉、糖、意大利面、大米、奶酪和洋葱，然后在河里钓鳟鱼，或者依靠当地人给我们提供肉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