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很明白为什么在接触到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会如此不安，原因是我在伊斯兰世界中重新发现到我自己所来自的世界：伊斯兰是东方的西方。或者，更明确地说，我亲身经验了伊斯兰教的世界以后，我才能了解到今日法国思想所面临的危险。我不能轻易原谅伊斯兰，因为它显示出我们自己的影像，因为它迫使我了解到法国已开始越来越像一个伊斯兰国家的程度。伊斯兰教徒与法国人都具有同样的书卷气，同样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精神，也都同样固执地相信，只要能在纸上把问题解决，即等于已经消除问题了。在一层法律的与拘泥形式的理性主义之掩护下，我们把世界与社会描绘成其中所有问题都可经由逻辑诡辩加以解决，一点都没注意到 宇宙早已不是由我们津津乐道的实体所组构而成了。伊斯兰一直把眼光凝固于7个世纪以前现实存在的社会上面——它曾为当时真实的社会问题提出过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样的，我们（法国人）无法把我们的思考放到一个半世纪以前即已消失的时代的架构外面来，那个如今已不存在的时代是我们唯一和历史同一步调的时代——然而也为时不很久，因为拿破仑这个西方的穆罕默德并没有像穆罕默德一样成功，拿破仑失败了。像伊斯兰世界一样，革命后出现的法国社会遭遇到改头换面的革命者逃避不掉的命运，这命运即是成为某些事物状态的念旧的保存者，他们与那些目前事物之间有一度曾存在着充满活力的动态关系。
我们对那些目前仍然依赖我们的民族与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困在矛盾之中，与伊斯兰教对待其徒众及非伊斯兰世界的态度所存在的矛盾完全一样。我们似乎无法理解，对我们自己的发展曾经很有功效的原则，其他人可能不至于尊敬到不愿意拿来供他们自己使用，人不会因为我们是最先发明那些原则的人，就对我们充满感激，而不把那些原则拿来自己使用。同样的，伊斯兰首先在近东地区发明宗教宽容的原则，因此他们很不能原谅非伊斯兰教徒居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宗教，改信穆罕默德教。他们觉得穆罕默德教能够尊重其他一切宗教，即证明比其他宗教高明。在我们自己的例子里面，最具诡谲的是，依赖我们的大部分人口都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和我们都很容易要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文化，这一点里面相像之处太多，以致我们很难不互相敌视——我意指在国际层次上互相敌视，因为一切差异都来自两个资产阶级在互相对抗。政治迫害与经济剥削没有任何权利要在受害者身上找借口。然而，如果人口4 500万的法国能大方地给予2 500万的伊斯兰教徒平等的公民权的话，即使大部分伊斯兰教徒并不识字（这一点，还有其他不少点，已经过 时；不过，要记住这本书是1954—1955年之间写成的），这样做也不会比美国人当年那一步大胆。当年那一步，使美国不再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一个微不足道的省份。一个世纪以前，新英格兰的公民决定允许欧洲最落后地区的人移民美国，允许欧洲社会中最穷困的阶层移民美国，而任由自己被移民的巨潮淹没。他们大胆一赌，赌赢了，其中赌注之庞大和我们押的赌注相当。
我们会不会决定冒险一试呢？把两种退步的力量结合起来，是不是可能扭转其退步的趋势？那样做也许并不能救我们自己，反而招来大灾难，如果我们用一个性质相近的错误更加强化我们本有的错误的话，如果我们任由自己把旧世界的遗产窄化成10个到15个世纪的精神贫困化的话（这种精神贫困化的西方部分，即是背景，也是媒介）。在塔希拉遗址，在那些由于希腊的影响而到处充满塑像的佛殿中，我体认到我们的旧世界还有一线机会可以联合起来；旧世界的裂痕还未到完全无法弥补的地步。这另一种未来是可能的，伊斯兰所反对的未来，伊斯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筑起一道障碍。这项障碍不存在的话，西方和东方可能不会丧失其对同根源所在的那块土地的依恋。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与佛教，以其不同的方式，都和此一东方基础对立，同时它们之间也对立。然而，如果要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把他们互相接触时所具有的历史形式加以比较，那时伊斯兰教已存在了5个世纪，而佛教已存在了将近20个世纪。即使两者之间存在着这种间隔，我们还是得把两者在其存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拿来做比较。佛教的最高境界，在其最早的胜迹里依然气息清新如其今日一些比较简陋的表现形式。
在我的记忆里面，缅甸边境的农民佛寺与巴尔胡（Bharhut）的那些可上溯到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石柱无法分开。那些石柱的残余 可在加尔各答和德里见到。石柱所雕刻的年代与地点，仍未受任何希腊文化的影响，我一见称奇。对一个欧洲来的观察者，这些石柱似乎存在于时空之外，好像其雕刻者曾拥有一架能取消时间的机械，把3 000年的艺术史汇集于他们的作品里面。他们的作品完成于古埃及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中点，居然纳整个艺术史发展过程于一刹那：那个过程开始于那些雕刻者不可能对之具有任何知识的时代（古埃及），结束于在他们进行那些石柱的雕刻工作时仍未开始的时代（文艺复兴）。如果有何艺术可以称为永恒，这就是了：它可能是5 000年以前制作的，也可能是昨天才完成的，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何者为是。它和金字塔类似，也和我们的房屋建筑类似；那些雕刻在粉红色、细颗粒的石块上面的人体形像可以自石块上走下来，混杂在活生生的人群之中。没有一件雕塑比这个具有更深沉的祥和之感、更具亲切之情。新雕塑的女人体态丰盈而又纯真雅致，具有母性的性感，喜欢把母亲—情人与幽静的女孩做对比，而母亲—情人与幽静女孩这两种形象又都与非佛教的印度那种幽静的情人成对比：前两者所表现的是一种宁静的女人性，一种超脱于两性争斗的女人性，这种女人性也可在佛教的教士身上见到。那些男教士剃光头，和女教士简直难以区分，两者似乎形成一种第三性别，一半是寄生性的，一半是不得自由的。
如果佛教，像伊斯兰教一样，曾试图控制原始信仰的过度之处的话，佛教采取的办法是透过返回母性乳房的承诺所隐含的一体的保证。用这种办法，佛教把性欲中的狂潮与焦虑消除后，重整于人体本身。伊斯兰教所采取的是相反的步骤，沿着男性取向发展。伊斯兰教把女人关在一旁，不使人接触母性乳房：男人把女人世界转变成一个封闭的个体。毫无疑问的，伊斯兰教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希望得到宁静，但这把宁静建基于隔离原则上面：把女人隔离出社 会生活之外，把不信者隔离出精神共同体之外。佛教则是完全相反，佛教把宁静看做是一种融合：与女人融合，与全人类融合，同时把神性表现成一种无性的面貌。
圣人（Sage）与先知（Prophet）的对比是最强烈的。两者都不是神，但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仅止于此。在所有其他方面，圣人与先知都形成明显对照：前者贞洁，后者强欲，娶4个太太；前者女性化，后者有大胡子；一个是祥和的，另一个是好战的；一个是以身作则的模范，一个要当弥赛亚式的救世主。然而，两者之间有个1200年的空当；对于西方的意识而言，很不幸的是基督教没有能晚一点出现。如果基督教出现得更晚的话，就能在佛教与伊斯兰教中间达成一项综合。不幸的是基督教出现太早，没有能成为前两者之间的调和者，而事实上成为两者之间的转型过渡者！基督教成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基于其内部逻辑性，还有地理的与历史的因素，命定要朝着伊斯兰教的方向发展；伊斯兰教代表着——其教徒老是以此为傲——宗教思想最高层次的发展，虽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发展；我甚至要主张，由于它是宗教思想的最高发展，它成为三大宗教里面最令人不安的一种。
人类为了免受死者的迫害，免受死后世界的恶意侵袭，免受巫术带来的焦虑，创发了三种大宗教。大致是每隔500年左右，人类依次发展了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令人惊异的一项事实是，每个不同阶段发展出来的宗教，不但不算是比前一阶段更往前进步，反而应该看做是往后倒退。佛教里面并没有死后世界的存在：全部佛教教义可归纳为是对生命的一项严格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严格程度人类再也无法达到，释迦牟尼将一切生物与事物都视为不具任何意义。佛教是一种取消整个宇宙的学问，它同时也取消自己作为一种宗教的身份。基督教再次受恐惧所威胁，重建起死后世界，包括 其中所含的希望、威胁还有最后的审判。伊斯兰教做的，只不过是把生前世界与死后世界结合起来：现世的与精神的合而为一。社会秩序取得了超自然秩序的尊严地位，政治变成神学。最后的结果是，精灵与鬼魅这些所有迷信都无法真正赋予生命的东西，全都以真实无比的老爷大人加以取代，这些老爷大人（masters）还更进一步地被容许独占死后世界的一切，使他们在原本就负担惨重的今生今世的担子上面又添加了来世的重担。
这个例子充分支持人类学家老是要追溯事物制度的源头的野心。人类除了在最开始的时候之外，从来没有能创造出任何真正伟大的东西；不论哪一个行业或哪一门学问，只有最开始的启动才是完全正确有效的。其后的所有作为，都深具迟疑，多有遗憾，都是试图一步步、一片片地再掌握那些早已被抛在脑后的事物。我先去过纽约，然后才去翡冷翠，在翡冷翠所看到的，没有任何东西令我大吃一惊：其建筑、其造型艺术，都使我觉得是一个15世纪的华尔街。当我把原始派画家的作品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做比较，或者把锡耶纳（Siena）画家与翡冷翠画家做比较的时候，我觉得后两者代表一种没落：后两者做的全是些不应该做的事。然而后两者的作品还是值得敬佩。创始者的作品是如此的辉煌，如此无可否认，以至于后来者即使犯了各种错误，只要其错误仍然是创新的结果，就依然会美得叫我们没有话说。
现在我能越过伊斯兰，看见印度，不过，是佛陀的印度，穆罕默德以前的印度。我作为一个欧洲人，而且因为我是欧洲人，穆罕默德的干预显得异常粗糙笨拙，横阻于我们的思想和与之很接近的印度教条之间，以致东方与西方无法携手，如果没有穆罕默德，这种合作可能会顺利和谐。我几乎要犯下那些自称基督徒与西方人的伊斯兰教徒所犯的错误，认为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边境是在他们 的东部边境线上。事实上，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互相接近的程度，远超过两者与伊斯兰教这个时代错误之间的接近程度。理性的演化过程应该是和历史上实际发生的过程相反：伊斯兰把一个比较文明的世界一分为二。对伊斯兰眼里的现代的事物，事实上是属于一个早已消逝的时代；伊斯兰具有一个长达千年的时代落后差距。伊斯兰得以完成一项革命使命，然而这项使命所影响到的是人类中比较落后的一部分，因此它育成了现实，却遏阻了潜力：它带来的那种进步，适得一项计划之反。
如果西方将其内部张力追溯到原始根源的话，就会发现，伊斯兰出现于佛教与基督教之间。使大家都伊斯兰化了，而其发生的时代，又正好是西方世界由于加入圣战行列来反对伊斯兰，却变得越来越接近伊斯兰。如果伊斯兰没有出现的话，西方世界有可能与佛教世界进行一项缓慢的互相渗透影响，会使我们的基督教化程度更为深化，使我们能够越过基督教本身而变得更加基督教化。丧失这样的机会，也就使西方世界丧失保持其女性特质的机会。
基于上述的省思，我对蒙兀儿艺术的那种暧昧性就具有比较好的了解了。蒙兀儿艺术所激起的感情根本不是建筑性的：这种感情是诗的和音乐的。而也正因为这些理由，伊斯兰艺术永远停留于阴影梦幻的层次。泰姬陵被描述为一个“大理石的梦”。这项导游手册上的用词含有一项深刻的真理。蒙兀儿人梦出艺术，他们确确实实的创造出梦中宫殿；他们并不是在建筑宫殿，而是把梦境一笔一画地具现出来。因此，他们所留下的巨型建筑物令人不安，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其田园诗的风味，而是因为其外表令人觉得不实在，好像是由纸牌或贝壳叠起来的城堡。这些建筑物并不是坚实树立于地面的宫殿，而只是一些模型，想方设法要利用珍贵而坚硬的材料来取得真实存在的地位，只是不成。
印度的庙宇里面，偶像即是神自身；庙宇即是神的住所；神是真在的，庙宇因此珍贵且令人敬畏，而信徒采取的种种防禁也就有道理，例如只有在神接见其崇拜者的日子才大开庙门，此外都锁门，等等。
和这种构想不同的伊斯兰教与佛教，做出来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前者严禁偶像，毁灭偶像，其清真寺内部空无，只有崇拜者的聚集赋予它生命。佛教则用神像（images）来取代偶像（idols），对神像的数目毫无限制，因为神像并不是神自身，而只是令人想起神，神像数目越多，人的想象力就越受到刺激。印度教的神殿只供奉一座偶像，伊斯兰的神殿什么都不供奉，佛教的神殿则供奉一大堆神的模拟像。希腊化佛教中心的雕塑、神殿和佛塔数目繁多，使人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这样的经验使人得到充分的准备，以迎接缅甸边境简陋的基荣（Kyong）里面那些一排一排的大量制造出来的神像雕塑。
1950年9月，我到吉大港山地（Chittagong Hills）的一个墨族村庄（Mogh Village）去住了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都看见妇女带食物去给庙宇中的教士（和尚）吃。午睡的时候，听见敲锣的声音，这些锣声使祈祷和诵读缅文字母的儿童声音维持一定的节奏。那间基荣小庙（Kyong）位在村子外面不远，建于西藏画家特别喜欢画在其画面上作为背景之用的一座小山顶上面。山脚下是一座佛塔（jédi）：这个村子很穷，佛塔只不过是一座圆形的土筑建筑物，有7层，位于竹围圈成的一片正方形空地里面。爬山以前，我们把鞋子脱掉，光脚接触到质地细致的、湿湿的地面给人一种柔软的感觉。在山坡两旁种着凤梨，但那些凤梨在前一天已被村民拔去，村民觉得教士的生计已由村民供给，不应该再自己种水果。山顶的形状接近正方形，其中三边有茅草建筑物，都没有墙壁，建筑物里面 放着巨大的竹器，上面覆盖五颜六色的像风筝一样的纸制品，这是游行用的装饰物。在另一边是寺庙，建在高架上面，好像村子里面的房子一样，建筑式样也几乎相同，只是规模稍大一点，另外在屋顶上面还盖一层正方形的茅顶建筑。沿着泥巴山坡爬上山以后，入庙前的洗净仪式变成非常自然而不具有什么宗教意义。我们进入庙内，庙内的光线，除了茅草墙自然透露进来的光线以外，就只来自一盏灯笼，位于神坛上方，用布条或草绳悬挂起来。神坛上面堆了50多个铜制神像，神像旁边挂有一面锣；墙上挂着几张彩色的宗教版画和一具鹿头。地板是用剖开的竹子编制而成，被信徒的光脚磨得很光亮，比地毯更具弹性。整个室内有干草的味道，气氛很平和安详，像谷仓一样。这个简单的、宽敞的房间很像是一个中空的草堆，站在铺着草席之床边的两个教士（和尚），举动彬彬有礼，他们两人把崇拜所需的物件摆放在一起，或者是制造崇拜用的物件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份令人感念的诚意——所有这一切，使我觉得，这里的一切最接近我想象中的一个敬神的场所所该有的样子，这一切使我觉得这间简陋的寺庙比我经验过的任何其他地方更接近一个真正礼敬神明的场所。“你不必跟着我做。”陪伴我的人对我说，同时跪倒地，向神坛祭拜4次。我照他的话做，没有跟他一起跪拜。然而，我没有跪拜的原因，倒并不是因为我自觉地不那样做，而是为了礼貌！他知道我并没有和他一样的信仰，如果我跟着跪拜的话，可能会对他的宗教仪式构成侮辱，因为他会觉得我把他的崇拜仪式看做只不过是一种习俗罢了；然而在事实上，这是少有的一次，我如果俯身跪拜心中不会存有任何尴尬之感的经验。在我自己和这种方式的宗教之间不会有任何产生误解的机会。这并不是在偶像面前俯身跪拜，也不是崇拜一个假想中的超自然秩序，而只是向一个思想家的具决定性的智慧表示敬意，或者是向一个创造出那个思想家 的故事传说的社会致敬，这位思想家和这个社会在25个世纪前即已出现，而我自己所属的文明对这位思想家及其社会所能做的唯一贡献是肯定其智慧与成就。
那些教过我的大师们所教的，我所读过的哲学家的著作，我所访问研究过的那些社会，甚至是西方所最引以为傲的科学本身，从以上这一切，我所学到的，除了一点点智慧以外可以说什么也没有。而那些智慧，如果明白摆摊开来，还不是和那个圣者佛陀在树下沉思所得结论吻合？每一项志在了解的举动都毁掉那被了解对象本身，而对另一项性质不同的物件有利。而这第二种物件又要我们再努力去了解它，将之毁掉，对另外一种物件有利，这种过程反反复复永不止息，一直到我们碰到最后的存在，在那个时候意义的存在与毫无意义之间的区别完全淌失：那也就是我们出发之点。人类最早发现并提出这些真理已经有2 500年了。在这2 500年之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新东西，我们所发现的，就像我们一个一个地试尽一切可能逃出此两难式的方法那样，只不过是累积下更多更多的证明，证实了那个我们希望能回避掉的结论。
这并不表示我不明白过分匆促的放弃及无所事事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危险。这个非智（non-knowledge）的伟大宗教并非建基于我们没有了解能力上面。这个伟大宗教本身即是我们有能力了解的明证，并提升我们，使我们可以发现种种真理，这些真理存在的方式是实存（being）与知识（knowledge）互不相容的方式。经过一种特别大胆的行动，它把形而上学的问题化约到人类行为的层面，在思想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也做到这一点。其宗派分别只存在于社会学的层面，大乘与小乘的区别在于个人的救赎到底是不是要建基依赖于全人类的救赎。
然而，佛教的道德观在历史上所提出的解决方式，使我们要面 对两个同样令人不安的选择：任何人如果觉得个人救赎必须建基于全人类的救赎的话，便会把自己封闭于修道院里面；任何对此问题提出否定答案（即认为个人救赎不必和全人类均得到救赎有关）的人则在唯我主义的美德中得到廉价的满足自得。
然而不公不义、贫穷困顿和痛苦实际存在人间，它们给以上两类选择之间提供一项居中调停的手段。我们并非独立自存，不论我们是否对整个人类的处境发现既聋又哑，漠不关心，或者是认为我们自己要对整个人类全体负责，其间的选择并非完全掌握于我们手中。佛教本身可以维持其完整性，同时也能对外面世界的要求有所反应。在这个世界上一片很广大的地区内，甚至或许已找到把两者连接起来的锁链。如果达到大彻大悟的辩证法之最后一步是合理的话，那么，在其前面的一切辩证思维，还有一切与之雷同的思维，也就是合理的。最后完全否认意义，乃是一连串的步骤的最后一步，那些步骤一步步地从较有限的意义步向较广大的意义。没有经过其他的那些步骤，便无法达到那最后的一步，而最后一步的完成本身就使其前面的所有步骤都在事后认定其有效性。每一步骤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在其本身的层面上，和一种真理吻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使人类从原始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教导人类只要能把事物放在较广大的脉络中加以考虑，则他的处境中那些看似显然的意义便会消失于无形；佛教的批判使人类得到完全的解放，在此两种批判之间既不存在着对立，更不存在任何矛盾。两种批判所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运作的层次不同罢了。过去2 000年来人类知识的增进，就使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变成无可避免，而这些知识的增进之取得，得归功于思想由东方往西方的不断移动，然后再由西方往东方移动，后者移动的唯一理由或许只是去证实知识的源泉开始罢了。人们一旦用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来思考以后，信念与迷 信便消散于无形，伦理学融化于历史过程，变易不居的形式被结构所取代，创世被空无所取代。只要把最原始的过程折叠起来，就能发现整个过程的对称性；整个过程的各个部分都可互相重叠。每一个完成过的阶段并没有摧毁先前的阶段所具的意义；他们只是证实其意义。
人类在其自身的心理思想与历史的脉络中行动，在其身上不但存在着他以前所曾采取过的种种立场，而且还具有一切他将来会采取的种种立场。他同时存在于一切地点，他是一个往前冲的群众，不断地重现以前出现过的所有一切阶段。因为我们存在于好几个世界里面，每个世界都比包含于其中的世界更真实，但又比将之包含在内的世界更不真实一些。有些世界能经由行动而被我们认知；有些则只在思想中经历过；然而不同的世界并存所造成的外表上的矛盾，其得到解决的方式是由于我们都觉得有责任要把最亲近的世界赋予意义，而拒绝承认较疏远的有任何意义；实际上，真理存在于一步步地把意义扩大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与我们的感觉正好相反，一直到意义本身涨大到爆裂为止。
情形既如上述，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和其他一些人类学家一样，已深深被影响到全人类的一项矛盾所困扰，这项矛盾有其自身存在的内在理由。只有在把两个极端孤立起来的时候，矛盾才存在：如果引导行动的思想会导致发现意义不存在的话，那么行动又有何用？然而对意义不存在的发现并不是马上可以做到的：我必须经过思想过程才能达到那个结论，而且我无法一步就完成整个过程。不管整个过程是像释迦所说的有12个步骤，或者是有更多或更少的步骤，这些步骤均同时存在，为了达到上述的结论，我便不停地要生活于各种不同的情境里面，而每一种情境都对我有所要求：我对其他人类负有责任，正如我对知识负有责任。历史、政治、经 济世界、社会世界、物理世界，包括围绕着我的一圈一环的天空，所有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无可逃避的，要在思想上脱离它们，就不得不把我自身的一部分割让给它们的每一个。像一块击中水面形成圈圈涟漪的圆石一样，为了到达水底，我不得不往水中跳。
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我将要用一生的时间加以描述，人们设法了解的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对整个世界而言，这些光辉花朵不具任何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也只不过是整个世界生灭的过程中允许人类扮演人类所扮演的那份角色罢了。然而人类的角色并没有使人类具有一个独立于整个衰败过程之外的特殊地位，人类的一切作为，即使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也并没有能扭转整个宇宙性的衰亡程序，相反的，人类自己似乎成为整个世界事物秩序瓦解过程最强有力的催化剂，在急速的促使越来越强有力的事物进入惰性不动的状态，一种有一天将会导致终极的惰性不动状态。从人类开始呼吸开始进食的时候起，经过发现和使用火，一直到目前原子与热核的装置发明为止，除了生儿育女以外，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只是不断的破坏数以亿万计的结构，把那些结构肢解分裂到无法重新整合的地步。不错，人类建造城镇，移植土地；然而，经过思考以后，我们发现城市化与农业本身是创造惰性不动的工具，城市化与农业所导致的种种组织，其速率与规模远比不上两者所导致的惰性与静止不动。至于人类心灵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其意义只有在人类心灵还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一旦人类心灵本质消失了以后，便会混入一般性的混乱混沌里。因此，整个人类文明，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可以说是一种异常繁复的架构和过程，其功用如果不是为了创造产生物理学家称为熵（entropy），也就是惰性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可能会很想把它看 做是提供人类世界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机会。每一句对话，每一句印出来的文字，都使人与人得以沟通，沟通的结果就是创造出平等的层次，而在未沟通以前有信息隔阂存在，因为隔阂的存在而同时存在着较大程度的组织性，人类学实际上可以改成为“熵类学”（entropology），改成为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的学问。
然而我存在。我当然不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存在，因为就这方面而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赌注与战场，一个永远处于危险之中的赌注与战场，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由我脑壳中数以亿万计的神经细胞所组成的社会，与我的身体这个机械人两者之间斗争的赌注与战场。心理学、形而上学和艺术都无法提供我任何庇护所。这些全都是神话，现在正受一种将要出现的新社会学的研究，这种新社会学处理以上种种神话的方式不会比传统社会学更客气。自我不仅仅是可厌：在“我们”与“空无”之间，根本没有自我得以容身的处所。而如果，在最后，我选择“我们”（us）的话，虽然这个“我们”也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的雷同，我还是投入其中，其理由不外是，除非我毁灭我自己——这样做就不用再做选择了——我在这个表象雷同与空无（nothing）之间只能做一项选择。我是为了做选择而做选择，因为做选择代表我对人类存在条件毫无保留的接受；我做选择就使我不必自陷于知识的傲慢之中，知识的傲慢毫无用处，这一点我可由其目标的毫无结果看得出来，做选择的结果，我就同时同意要把这项选择的种种要求放在大多数人的解放所需要的种种客观要求之下，对大多数人类而言，连做这种选择的机会本身都仍然无法取得。
就像个人并非单独存在于群体里面一样，就像一个社会并非单独存在于其他社会之中一样，人类并不是单独存在于宇宙之中。当有一天人类所有文化所形成的色带或彩虹终于被我们的狂热推入一 片空无之中。只要我们仍然存在，只要世界仍然存在，那条纤细的弧形，使我们与无法达致之点联系起来的弧形就会存在，就会展示给我们一条与通往奴役之路相反的道路。人类或许无法追随那条道路前行，但思考那条道路使人类具有特权使自己的存在有价值。至于中止整个过程本身，控制那些冲力，那些逼迫人类把需要之墙的裂缝一块块的堵塞起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牢笼里面沉思自己工作成绩的冲力。这是每个社会都想取得的特权，不论其信仰是什么，不论其政治体系如何，也不论其文明程度的高低。在这种特权上面，每个社会把它的闲暇、它的快乐、它的心安自得以及它的自由都联系其上。这种对生命不可或缺的、可以解开联系的可能性——哦！对野蛮人说声心爱的再见，对探险告别！——这种可能性就是去掌握住，在我们这个种属可以短暂的中断其蚁窝似的活动，思考一下其存在的本质以及其继续存在的本质，在思想界限之下，在社会之外之上：对一块比任何人类的创造物都远为漂亮的矿石沉思一段时间；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或者是在那充满耐心、宁静与互谅的短暂凝视之中，这种凝视有时候，经由某种非自愿的互相了解，会出现于一个人与一只猫短暂的互相注目之中。
1954年10月12日—1955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