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无关紧要的小意外，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像个征兆，有如某些极重大的变异的前兆，透露出一点可疑的味道或风向。为了能够深入内地长期考察，我决定把圣保罗大学的教职辞掉，因此比其他同事早几个星期出发返回巴西。这是4年以来第一次整艘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是学院工作者。很巧，那班船正好也是第一次有一大堆乘客，其中有些商人，不过大多数是前往巴拉圭的整批法国军事部队。本来是非常熟悉的航程，因为他们，气氛完全改观，难以辨认。军官和军官太太们把横越大西洋的航程看做与往殖民地探险无异；换句话说，他们把去充当一个人数不多的军队顾问这件事，看做和去占领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无异。为了最少在心理上做好充 分准备，他们把甲板变成练兵场，把船上其他乘客变成土著一样。我们完全不晓得如何躲掉他们的吵闹声与自以为是的行为，他们把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弄得坐立不安。然而，这支部队的主管本人的态度和他的属下有极大差别；他和他太太都极为有礼，很会替别人考虑。有一天，他们跑到我为了躲避吵闹声所选中的一个偏僻角落来找我，问些我过去的研究工作以及我此行的目的等问题。同时，他们还成功地间接让我了解到，在事实上他们也只是毫无权力而又视界清明的旁观者。他们两人的言语思想与军队的言行形成异常强烈的对比，使我觉得其中一定暗藏某些隐秘之情；三四年之后，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这位军官的名字，便又想起这次意外碰面谈话的事，我了解到，他个人的处境的确充满矛盾。
那或许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一些后来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同样令人丧气的经验所代表的意义。旅行，那些塞满各种梦幻似的许诺，如魔术一般的箱子，再也无法提供什么未经变造、破坏的宝藏了。一个四处扩张、兴奋过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击破，再也无法还原了。热带的香料，人类的原始鲜活性，都已被意义可疑的一片忙乱所破坏变质。一片忙乱迫使我们压抑我们的欲望，使我们注定只能取得一些受过污染的回忆。
目前，波利尼西亚的岛屿被水泥覆盖，变成停靠在南海的航空母舰，整个亚洲渐渐像极了一个破落的、光线阴暗的郊区，非洲到处可以看见临时匆忙搭盖起来的小城镇，军用与民用飞机在来不及破坏原始森林的原始性以前就着手侵犯其纯真与无邪，在这样的情境下，旅行所能带给我们的所谓逃避，除了让我们面对我们历史里比较不幸的那一面以外，还能提供些什么呢？我们伟大的西方文明创造这么多我们现在正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创造出这些神奇事物的同时，也免不了制造出相应的病象出来。西方世界最有名的成就 是它所显现出来的秩序与协调，在其中孕育着一些前所未见的复杂结构，但为了这个秩序与和谐，却不得不排泄出一大堆有毒的副产品，目前正在污染毒害整个地球。我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垃圾，丢掷在人类的颜面上。
因此，我是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些旅游书籍中的种种假象会这么受人热爱。这些著作创造了一些应该仍然存在，但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幻象。如果我们想保留任何希望，希望不必同意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并非完全无法避免这样的结论的话，那些旅游书籍所假造出来的东西还是应该存在。现在我们对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已完全无能为力；文明已不再是在整块长有各种各样野生植物的肥沃土壤里一两个受保护的地区中，精心辛苦培育出来细致易摧的花朵。目前的肥沃土壤中丛生的野生植物，由于到处滋蔓，看起来似乎相当可怕，但事实上由于其顽强的生命力可以使受精心培育的花卉植物能够式样繁多，而且可以再增强生命力。可是人类选择只种一种植物，目前正在创建一个大众文明（mass civilization），好像甜菜是大批大批地种植一样。从今以后，人每天享受的就只有这么一样东西。
在以前，为了从印度或美国带回一些像巴西红（brésil，一种红色漆，“巴西”的名称即由此得来）之类今日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人们要冒丧失生命的危险。那时冒生命危险要取得的东西包括胡椒在内，现在看起来相当可笑，可是在法国亨利四世的时代，胡椒非常流行，宫女随身带些胡椒种子在她们的糖果盒中，像吃糖果那样地吃。这些东西在视觉上和感官上所引致的奇异感，使眼睛觉得暖和，使舌头觉得很辣，给一个一向并没自觉到自己的枯燥乏味的文明带来一大堆新的感性经验。我们甚至可以因此说，经过一道双重反复的手续，我们今日的马可波罗从同样的地方带回种种道德上的香料味素，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自觉到自己是一直在往下沉， 也就觉得越来越需要这些道德刺激品，今日的马可波罗带回来的是照片、书籍和旅行故事。
另外还有一项类似，我觉得更为重要。不论是有意或无意，现代的香料味素等调味品都是伪造过的。这当然并不是指今日的调味品是纯粹心理层面的而已，而是指即使说故事的人再诚实也无法提供真实的东西，因为真实的旅行故事已不可能了。为了使我们可以接受，记忆都得经过整理选择；这种过程在最诚实无欺的作者身上，在无意识的层面进行，把真实的经验用现成的套语、既有的成见加以取代。举例来说明，有次我打开一本旅游书籍，上面描述某一个部族是野蛮人，还保存某些原始习俗，然后用几章的篇幅粗枝大叶地胡乱描述一番；可是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曾花好几个礼拜的时间读专业人类学者对那个部族的研究，有的是最近的报告，有的是50年前那个部族尚未和白人接触，尚未染上白人的传染病死得所剩无几，尚未成为一群无根的病态的人之前就做过的研究报告。另外还有一个部落，据说是一个年轻的旅行者第一次发现，他花了48小时做完他的研究；但事实上那个年轻人所看到的（这点非常重要）却是一个被迫迁出他们原来居住地，被迫搬到一个临时性住所的部族，那个年轻人天真地误以为那地方是该部族的永久村庄。还有，通常他们都把如何和该部族的人接触的过程特意省略不谈，以免泄露出原来早已有传教站一直不停和该部族维持联系长达20年之久这一类的事实，或者避免泄露出当地的机动船可以直驶该部族居住地区的心脏这样的事实。不过，此类事实在有经验的人眼底可以从图片上的一些小细节看出来，原因是照相者并不能每次都能避免把所谓被第一次发现的部族用来煮东西的生锈的汽油罐子照进相片里面。
像以上举的这些空虚的所谓发现，还有人们居然那么轻易地就 相信，甚至可以说鼓励这一类发现，甚至少数值得赞赏的个别例子，在某种程度上，使浪费在这类事情上的精力得到少许补偿（那些精力可以说是加倍地浪费掉了，因为其结果只能使其所欲掩盖起来的颓败更为扩大）——所有这一切表示，不论是其作者或是其读者大众，都具有强烈的心理上的动机，研究原始民族的某些制度有助于了解这些动机。了解原始民族成为时髦的事情，使人类学得到很多有害无益的合作与帮助，人类学本身倒可以有助于了解、澄清这种时髦风尚的本质。
在很多北美洲的部族里面，和青春期必须通过的一些历练有关的情况，常常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决定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不带任何食物，自己乘着独木筏在水中漂流；有些人则一个人跑上山，去面对严寒、雨水和野兽。有时候他们一连好几天，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都没好好吃东西，或只吃粗糙的食物，或者长期禁食，甚至使用催吐剂来使自己的身体情况变得更虚弱。一切事情都被用来作为与另外一个世界沟通的手段。他们沉浸在冰冷的水里很长一段时间；故意砍断几个手指关节；或者把削尖的木头插入他们的背肌下面，木头上绑上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绑着重物，然后拖着那重物走路，目的是为了把筋膜划破。他们即使不采取上述的极端手段，最少也会不断地做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有时候是把身上的毛一根一根地拔掉，有时是把松树枝上的针叶一根根地拔掉，不然就是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打洞。
进行这些历练，会使他们进入一种精神恍惚、身体虚弱、神经不稳的状态，他们希望借此可以和超自然界沟通。他们相信一种神奇的动物，被他们所受的强烈痛苦和他们的祈祷词所感动，不得不在他们眼前出现；会看到异象显示使他们明白，他们日后的保护神是谁，他们可以依照该保护神的名字取名，因此得到特殊的能力 （权力），并因此而决定他们能享受的权力，决定他们在自己社群中的地位。
我们是不是能够因此下结论，认为就这些土著看来，社会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东西。不论是制度或是习惯，对他们来说都好像是一种一再重复不变的过程，机会、运气或能力在其中似乎毫无作用。他们可能觉得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是冒险进入那些危险重重的地区，在那里社会规范完全失去意义，社群的要求和保护性的规划也不具有任何作用；直接进入平常的、有秩序的生活边缘，进入身体能力无法承受的边缘，接受身体与精神折磨的最极限。处于这种不稳定的边缘地带，一方面是冒着走过头以致永远回不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可能从环绕于有组织的社会四周广大未被利用的力量里面，取得自己可以利用的力量。把一切都豁出去的人有可能因此取得力量，可以修改一个除此以外无法改变的社会秩序。
不过，这种解释可能仍然过分肤浅，因为在美洲平原或高原上面的印第安人的社会里，个人信仰并没有和集体的教条有太大出入。整个辩证过程都源出于整个社群集体的习俗与哲学。个人的信念从群体中学来；信仰守护神本身是个群体现象，是社会群体本身教育其成员，使他们相信，在社会秩序的架构里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努力去试着采取一种荒谬的、几乎是绝望的办法来脱离该秩序。
当代法国社会里面，在读者大众与他们的“探险家们”之间，上述的“追求权力”的现象相当风行。我们的青春期男女，同样也能自由地去追求从孩提时代起整个社会从四面八方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刺激，他们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逃避当代文明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规范。逃避的方法有时是往上爬，去爬山，有时是往下掉，掉入地球的内部，有时是平面行走，到遥远的国家旅行。还有，他们所追求的极端可能是心灵上的或道德上的，像有些人故意 把自己陷入一些困境，其严重的程度，以目前的知识水准来看，几乎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社会对这一类冒险行动是否能带来任何所谓理性的结果完全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是在从事科学上的新发现，也不是在创造诗篇或文学。他们的举动所产生的有形后果非常有限。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的过程本身，而非这样做可能有的什么目标。就像上举的北美洲土著的例子那样，一个年轻人离开他自己的社群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以便能使自己亲历某种极端的情境（有时候这样做的人是完全诚实的，有时候则是小心翼翼相当做作，不过土著社会中也同样的两种例子都存在），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拥有某种力量，其表现方式是写几篇报纸上的文章，或写些畅销书，或在挤满人的演讲厅公开演讲。这种现象所具有的魔术性质可以从社会中的自我欺骗看出来，可以解释所有这一类现象。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些野蛮民族，只要和他们稍做接触即可使一个旅行者变得与众不同，这些冰冷的山峰、深陷的洞穴或难以进入的森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得到高贵的、获利的启示之宝贵地点——所有这些，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我们自己社会的敌人。我们的社会在快要毁灭他们的时候就假装他们具有高贵性质，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力成为对手的时候，却又对他们充满恐惧与厌恶。亚马孙森林里的野蛮人是感觉敏锐、毫无力量的被牺牲者，他们是被机械化文明所捕捉的可怜的一群，我甚至可以告诉我自己，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去了解正在毁灭他们的命运的真相；但是我拒绝相信那种比他们自己的魔术更为站不住脚的魔术，我拒绝那种在深为好奇的大众面前展示彩色照片，而不展示现在已荡然无存的土著面具的行为。或许社会大众误以为野蛮人的可爱之处可以利用此类照片捕捉得到。把野蛮生活消灭掉还不满足，甚至浑然不知野蛮生活已被消灭的事实，读者大众还觉得需要 热切地用历史早已消灭掉的人和社会的影子来满足历史的怀旧的食人主义。
我是这些扫除原始森林的人的老前辈。我会不会是唯一的除了一把灰烬以外什么也没带回来的人呢？我会不会是替逃避主义、根本不可能这一事实做见证的唯一的声音呢？像神话中的印第安人那样，我走到地球允许我走的最远处，当我抵达大地的尽头时，我询问那里的人、看见那里的动物和其他东西，所得到的却是同样的失望：“他笔直地站立着，痛苦地哭泣、祈祷、号叫。但是还是听不到什么神秘的声音。他睡觉的时候，也并没有被带往有各种神秘动物的庙堂里去。他已完全明白确定：没有任何人会赋予他任何力量、权力……”
以前的传教士经常说，梦是野蛮人的神，但对我而言，梦却永远无法捕捉，像水银一样滑出我的手掌。不过，还是可能有一些闪亮的晶体散置于一些地方。像库亚巴（Cuiaba），那个出产过很多金子的地方；或是在乌巴图巴（Ubatuba），目前是个无人的港口，但200年前西班牙大船曾在该处不断地满载而去；或许是在阿拉伯沙漠的上空，其颜色像鲍鱼贝上的珍珠光泽那样又紫又绿；或许是在美洲，或是在亚洲；在新西兰的沙岸上面，或是在玻利维亚高原，或是在缅甸边境。我可以随便挑出一个仍然带有浓厚神奇色彩的地名：拉合尔（巴基斯坦）。
在毫无特色的郊区有座机场；无止无境的大道，两旁种着树，排着独门独户的洋房；一间旅馆位于四周围起来的一片草地中间，看起来像是诺曼底一带的种马农庄，一排一模一样的建筑物，门全在底层，像马房的门一样间差排列，每道门走进去都是一模一样的公寓式隔间，前面一间起居室，后面一间洗澡间，卧室在中间。两英里长的大道尽头是个省城常见的广场，广场四周通向更多的大 道，几间店铺——一间药铺、一间照相馆、一间书店、一间钟表店。置身于这些广大而毫无意义的空间之中，我觉得我所要寻找的东西已无法得到。老的，真正的拉合尔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它离这些规划很差，早已破败的郊区相当远，为了去那里，我得穿过两英里路的市集。在市集里面，有人利用机械锯把厚如锡板的黄金片造成廉价的首饰，另外有小铺子在卖化妆品、成药和进口的塑胶用品。后来我终于走到一些幽暗的小街道上，我必须把身体紧贴在墙上好让一群毛染成蓝紫色的绵羊通过，让体型庞大的水牛（每只大约有乳牛3倍大）通过，这些水牛有时候会友善地冲到人身旁，还有，让更多的手推车通过，这大概就是真正的老拉合尔吧？我所看到的那些年久失修、破落不堪的木造结构，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要寻找的真正的拉合尔呢？那些木雕上面的雷纹和刻图的精妙处，被胡乱安装的电线遮住，很难欣赏。那些电线缠来绕去好像是老屋子里面的蜘蛛网。有时候，似乎会有一个意象，一种回声，从过去涌现出来，在窄窄数码的空间里停留短暂的一两秒钟：小街道上的金匠银匠工作之中所发出的清澈的声音，好像是有1 000只小手臂的精灵在敲击木琴。走完这些小街道以后，我马上又置身于广大的大街网里面。这些大街横穿过一批500多年的老房子中间。那些老房子在最近发生的暴乱里受到极大的破坏，不过那些房子在过去就常常遭受破坏，破坏了又重修，一次又一次，因此看起来好像是一堆年代古老的不得了、难以形容的破旧建筑的堆积。到处看这些景象，我所做的正是一个空间考古学家的本分工作，锲而不舍地要从残片遗物中去重现早已不存在的地方色彩，不过这种工作是徒劳无功的。
有这样的认识以后，幻想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布下它的陷阱。我开始希望我活在能够做真正旅行的时代里，能够真正看到没有被破坏，没有被污染，没有被弄乱的奇观异景的原本面貌；我希望自己是贝尼 埃（Bernier），是达维尼埃（Tavernier），是曼努西（Manucci）……我希望自己像他们那样旅行，而不是像我自己这样旅行。这类想法一开始出现以后，便可以无止无境地继续下去。在哪个时代去看印度最好？在什么时候是研究巴西野蛮民族的最好时机？可以得到最纯净的满足，可以看见他们被污染、破坏之前的景象？到底是在18世纪的时候和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同时抵达里约比较好呢？还是在16世纪的时候和列维（Léry）与铁卫（Thevet）同行比较好？每次把时间往上推5年，我就能挽救一个习俗，得到一项祭仪或分享一种信仰。但是我对于有关的记载很熟悉，我也明白，把时间往过去推回一个世纪的话，也得同时放弃可用来增进知识的许多材料与研究方法。因此我便陷在一个圈圈里面，无法逃脱：不同的人类社会之间交往越困难，就越能减少因为互相接触所带来的互相污染，但也同时使不同社会的人减少互相了解、欣赏对方优点的机会，也就无法知道多样化的意义。简而言之，我只有两种选择：我可以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样，有机会亲见种种奇观异象，可是却看不到那些现象的意义，甚至对那些现象深感厌恶加以鄙视；不然就成为现代的旅行者，到处追寻已不存在的种种遗痕。不论是从上面的哪一种观点来考察，我都只能是失败者，而且败得很惨，比表面上看起来还惨。我在抱怨永远只能看到过去的真相的一些影子时，我可能对目前正在成形的真实无感无觉，因为我还没有达到有可能看见目前的真相发展的地步。几百年以后，就在目前这个地点，会有另外一个旅行者，其绝望的程度和我不相上下，会对那些我应该可以看见但却没有能看见的现象的消失，而深深哀悼。我受一种双重的病态所困扰：我所看得到的一切都令我大起反感，同时我又一直不停地责怪自己没有看到那么多我应该看得见的现象。
我被这种两难困境困扰，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行动，但我觉得在那污浊的液体现在已开始沉淀了。逐渐消失的形式越来越清晰，混乱渐渐被排除。原因是时间不停地流逝。遗忘把记忆一拨拨地带走，并不只是将之腐蚀，也不只是将之变成空无。遗忘把残剩的片段记忆创造出种种繁复的结构，使我能达到较稳定的平衡，使我能看到较清晰的模式。一种秩序取代另外一种秩序。在两个秩序的悬崖之间，保存了我的注视与被注视的对象之间的距离，时间这个大破坏者开始工作，形成一堆堆的残物废料。棱角被磨钝，整个区域完全瓦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开始碰撞，交错折叠或里外翻反，好像一个逐渐老化的星球上面的地层被地震所震动换位。有些属于遥远过去的小细节，现在却突耸如山峰，而我自己生命里整层整层的过去却消逝无迹。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件，发生于不同的地方，来源于不同的时期，都互相接触交错，突然结晶成某种纪念物，好像是建筑师所精心设计出来的，远比我自己个人生命史更见智慧。“每一个人，”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写道：“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夏多布里昂所写的《意大利之旅》（Voyages en Italie ）12月11日条下所记］从此以后，可能把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沟通起来。经由预想不到的方式，时间把生命与我自己之间的距离拉长；在我能够回顾省思我以前的经历之前，必须先经过20年之久的遗忘期。以前我曾在世界各地到处追寻那些经验，可是当时并不了解其意义，也不能欣赏其精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