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X公司来指代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大家能理解吧？谁也不想惹麻烦。大家都知道他们喜欢打官司，而且总能赢。我要爆料X公司的一个大秘密，所以这个帖子很快就会消失。阅读之前最好先保存一下，复制粘贴、保存网页、拍照截图，随便你们。关掉就可能再也打不开了。
一句话，他们养的那只猫，雪球，大家都认识的，一身白色长毛的狮子猫早就死了。我知道这个谣言传了很久，他们辟谣也辟过好几次，还发过律师函警告。越是这样，谣言传得越广、越隐秘，因此就越像个谣言。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隐藏真相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将它瞒得滴水不漏，而是放出一点口风，然后把它打成一个真假莫辨的谣言，传谣、辟谣，这只猫的生死存亡变成一场愤怒的争吵，它本身反而不重要了。
随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雪球越来越有名了，有人没看过它的直播吗？有多少人把它每天的直播录下来，一帧帧地分析，说它去年和前年的眼球颜色有些微不同，肯定是有替身？替身到底有几只？从哪天的直播开始，雪球就不再是最初的那只雪球了？这些疑问，每个月、每天、每个小时都有。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信，有的人视而不见，有的人跑去举报了，但是谁也没拿它的命当回事，谁在乎一只猫是生是死？大家只是想找个机会唱唱反调而已。随便反对点什么，人一反对，就显得有主见、有立场、有价值。现在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它是假的，每天对着摄像头的雪球是个幻影，真身早就死了，是我亲眼所见。
这件事得从头说起，麻烦大家给点耐心。那是我小学一年级入学的日子，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爸把我送到学校门口，两扇对开的铁门上插着两排飘飘的旗子，质地薄得近乎虚无，像蓝色的泡沫。后来上美术课，老师让画长城，城墙上插着两排旗子，我画的就是学校门口的蓝旗，颜色涂得非常浓重。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笔，蓝色最快用完。
班主任金老师站在学校门口迎接新生，等学生到齐了，一起带进班里，分配了座位。我坐好了，低着头，有点不敢看老师的脸。我爸刚才跟老师说的那句话还回荡着，“您该打就打！”金老师严肃地点了点头。她是各科老师里我最害怕的一位，脾气很大，生气了就把黑板擦砸到不守纪律的学生头上，我挨过好几次。她有个女儿，叫金玲，是我的同桌。在班里，金玲从来不叫“妈妈”，到二年级我才知道她们是母女。
你们一家三口都姓金？我问她，她就用铅笔头戳我的脖子。类似这样的事不少，拿英语课本拍我的头，抡起铅笔盒敲我的背，伸手拧我的脸，小时候我也没什么绅士风度，她打我，我也打她，绝不能吃亏，坐同桌，对打起来简直太方便。三年级之后，我们之间的争斗渐渐文明起来，我意识到她与我之间的不同，有一次她打我，我不像平常那样立刻还手，而是用轻蔑的语气说：“好男不跟女斗。”结果大大激怒了她，她把我从二楼的教室追到楼下的花坛边，逼我不得不还手，直到上课铃响，才停止了扭打。
“你有病吧？”我说。她拍打着膝盖上和手掌上的灰土，胳膊肘上破了一个洞，一言不发地上楼回到教室。记忆中，那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打架，我还挺怀念的。从那以后，她彻底地成为一个无聊的文静女生，不再抢我的漫画书、翻出我的水彩笔在我的语文书边角上乱涂乱画。那些旧书现在还留在我家里。
就在那一天，那次疯狂打架之后，我和她都变了，好像火气一下子就消退了，短暂而狂躁的童年结束了，我们开始保持距离，书本整齐地摆放在自己的桌子上，绝不侵占对方一分一毫。她不再打开她的跳跳糖袋子，稀里哗啦倒在我手心一堆，我也不再问她数学应用题。这些事情全部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顺理成章，仿佛一向就是如此，从来没改变过，也不会有任何别的可能，我们变成了客气有礼的男生和女生。她学会了说“谢谢”，我学会了说“对不起”，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并不算数，真正的意思是：我跟她不再是玩伴了。
小学毕业后，我和金玲升入同一所初中，不在一个班，我想她应该和我一样松了口气，终于不用跟讨厌的男生坐同桌了。奇怪的是，作为班主任的女儿，她从来没有向她妈妈要求换座位，这本来是很容易的，这个问题盘绕在我心里，我决定找个机会问问她，看她怎么说。
初一开学没多久，有一天，天气暖和，下午的阳光金灿灿的，我一放学就早早地出了教室，在学校门口等着堵住她，打算问个清楚。我站在校门口等了又等，她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出来。我打听过了，今天她要做值日，放学比平常晚。
我截住金玲，跟她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了学校，沿着附近的一条偏僻马路闲逛，走到路口，又折回来，直到太阳落山，路灯依次点亮，我和她一直在聊天，好像活了这十几年，这才是第一次真正聊天。我们说到父母、家庭、新班级里的同学和老师，原来她父母很早就分手了，她随母姓，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还提到她最近在看的书，那些书的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一句话也插不上嘴。她兴致勃勃地给我讲故事梗概，穷女孩、家庭教师、楼上有个疯子，或者海底的潜水艇、吃人的生番和几维鸟……那条普通的灰色水泥马路好像穿行在一座繁茂的花园里，到处开着我不认识的鲜花。天渐渐黑下来，金玲说她得回家了，明天她可以继续给我讲书里的故事。
第二天，我们又在学校门口会合，第三天、第四天……我开始期待，像小时候期待每天六点的动画片那样盼着和她见面。在学校里，做课间操的时候，穿过相隔的几排同学，我看见她穿着跟大家一模一样的校服，每个动作都做得认真到位。我总是不自觉地找寻，然后一眼发现她。从那时开始，到后来的很多年，我一直等着她，想听她脑子里那些无穷无尽的故事，以及跟讲故事无关的其余的部分。
她给我讲了《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简·爱》和《傲慢与偏见》，我记不住那些人名，人物关系也经常搞混，因为她经常两本书的故事一起讲，在不同的情节、不同的地点和时代中间跳来跳去，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她讲起来非常自由，还夹杂着一些自己的观点，完全不顾及作为听众的我的感受。我时常会提出一些傻问题，有时候她耐心地回答，有时候却显得很暴躁，告诉我这件事她昨天讲过，怪我没仔细听，语气跟金老师训人时一模一样，然后再快速地解释一遍，词语从她嘴里蹦出来，像出膛的子弹。
渐渐地，她的暴躁越来越少，和颜悦色的时候越来越多，使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她将再一次疏远我。我忐忑不安，忍不住故意惹她生气，跟她说反话，她喜欢的人物我就说太讨厌了，或者指责主角不应该这么愚蠢。她沉浸在那些陈旧遥远的故事里，而我就在一心一意地挑毛病，把她一次又一次地拉回到现实中，让她注意到我的存在，不要把我当成无关紧要的土豆。
初一就这么晃过去了。暑假，我父母把我送到乡下的奶奶家。在那里，我每天坐在院子里，翻看金玲提到过的那些书，我从头读到尾，发现故事与她讲的并不一样，她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规划了结局，她让苦苦相爱的人最后没能在一起，让潜水艇沉掉，所有人死在海底，她让八十天环游地球的计划功亏一篑，因为算错了时差，真正的结局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都让我迷惑，为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男孩面对女孩的第一感受都是迷惑？我不知道，我坐在奶奶家的院子里，没有跟从小熟识的伙伴一起去疯跑，起初经常有人来叫我，渐渐地他们知道我不出去，总是坐在院子里翻书，就不来找我了。我花很多时间去琢磨金玲，如此投入地去琢磨一个人是前所未有的，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我盼着开学，因为我把她提到的那些书都读完了，很多话积在肚子里，争先恐后地想跟她说。
开学第一天，放学后我们一起走。仅仅过了一个暑假，她就长高了很多，比我还要高一点。走在一起，我一转头就看见她鲜明到有些崎岖的侧脸，校服裤子穿在她身上显得有点短了，手腕也露出一截，加上她说话时候那种容易激动的、上扬的语气，好像整个人要冲破所有限制，飞到天上去。我时常有个念头：她要飞走的时候，我要拉住她，要么和她一起飞，要么把她拉下来。有一次我跟她说了这个奇怪的想法，她先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然后说，那我肯定带你一起飞。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几乎感受到吹到脸上的刀刃一般的烈风，以及下方棋盘似的城市街道、爬虫似的汽车、蚂蚁似的行人、彩色地图似的无边无际的视野。金玲就是有这样的力量，她的动作、神情、语气、用词，跟她有关的一切有着扭曲现实的力量，仿佛她就代表着梦想本身，甚至连虚构的故事也不放在眼里，她有力气去创造全新的故事和现实，只要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