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现在在挨饿，」母亲说。她的语气不再那么没把握。「但是事情会好转。我们都在等待二○一二年的到来。」
我发了声牢骚。这天是金日成的百岁诞辰纪念日，距离现在不到三年了。多年以来，党的文宣资料都不停鼓吹这是北韩完成目标，成为了「强大又繁荣的国家」的时刻。
我知道没有事情会因此而改变，但她怎么会知道呢？她虽然会抱怨生活，但她看事情就只有单一的角度，而且依然认同党政府的价值观。外人很难去理解，要让北韩人去相信「金氏政权不但坏得离谱，更是错得离谱」有多困难。从很多角度来看，我们在北韩过的日子很正常─我们有金钱上的困扰、孩子快乐父母就快乐、酗酒、担心自己的事业。我们只是不会去质疑党所发表的任何文字，而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北韩的人不会用批判性的方式去思考事情，因为根本无从比较起─向来都是同样的政府、同样的政策，而他们也没有见过外界的其他社会。因此，我母亲就跟其他人一样，都在等待二○一二年神秘曙光的降临。
「妈，你说那里的生活越来越差了，情况不会好转的。」我说。「听好，我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来自北韩的家庭，通常都是会有其中一个人先过来，然后这个人再从这里安排，把其他的家人都带出北韩。」
「我看过好多想要逃走的人因为这样而被处刑，」她忽然生气的说。「我不希望敏镐因为我们的关系去坐牢。我不想要在惠山机场被枪毙，你的阿姨跟舅舅们还得坐在第一排亲眼目睹这一切。」
「但是妈，这里的生活真的舒适很多，你想要买什么都可以，政府会给我们一大笔安家费。」
「你说过你过得不快乐。」
「我只是在发牢骚啦，」我所说的话开始穿透她原本抗拒的心态。「我几乎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到你了。二十几岁的青春年华来了又走了，而过程中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你。我想要结婚生小孩，但如果你没办法来看我们，那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的话，我们这辈子就不会再有机会见到面了。」
电话那头久久没有声音，我发现她在悄悄地哭泣。她说，她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之间永远都没有办法见面的可能性。
我又继续施压了三、四个星期。「来待个一年半载嘛，」我说。「如果不喜欢的话，你随时都可以回家，很容易的。」
我当然是在说谎，但我必须说服她，我相信自己的谎言是善意的。我们将会重逢，而她将过起平平安安的日子。我不停鼓吹这样的画面，因为她已经开始研究要怎么在事后去修改纪录，来让自己看似从未离开过祖国。
但她仍犹豫不决。
后来，一件轰动惠山市的事件改变了她的想法。悬赏海报贴满了整座城市，海报上面的人是知名的党干部薛正植，他是两江道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第一书记。很快就有谣言指出他叛逃了。惠山市的居民都很讶异。我母亲心想：如果连薛正植这种大角色都能逃离，为什么我不行？现在正是逃离的好时机。
在发生这件事情以后的下一个星期天，她想通了。「我决定好了。我会去。」她依旧使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来表达，免得保卫部有在窃听。她很紧张。「安全吗？」
我几乎都快叫了出来，我好开心。「我会让这件事情百分之百安全。」虽然这么说，但我心里知道，这种承诺只有中国总理才给得起。
「你弟不会去的。」
这句话让我从天上落回人间。「但是他一定要来，你们两个一定要一起来，把他留在那里太危险了。」
「他没问题的，他有他自己的事业，而且他还要娶允智呢。」
「要娶她？」
这件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知道敏镐的事业，他在走私摩托车─主要是中国品牌「豪爵」跟「双十」，但有时也会走私高档的日本摩托车。夏天的时候，他会把摩托车解体，然后用竹筏载着渡江。到了冬天，他会直接把摩托车骑过冰冻的江水。不管赚多少钱，他都会拿出一成来付给边境守卫，也会给他们香烟、中国啤酒跟热带水果。敏镐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流，很懂得大街小巷里的人情世故─他对惠山市最早的记忆是大饥荒，这件事情让他变得很坚韧─但就跟我一样，他很顽固。一旦他决定要怎么做以后，别人很难去动摇他。
我应该要为他感到高兴才对。母亲告诉我，允智美若天仙。她满十八岁的那年，负责物色音乐家及美丽少女来服侍金正日的特派员来到她的学校，全校只挑她一人加入受亲爱的领导人管辖的欢乐组。为了避免让她被带走，允智的母亲佯装她的女儿有健康上面的问题。
敏镐说，他会帮忙带妈妈进入中国，但他事后仍会留在北韩。他说，允智的妈妈在保卫部工作，他相信她能够保护他，他们家的人绝对不会洩露出我们的秘密。
我没办法再多说些什么了。敏镐显然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子。
我开始拟定计划。我计画的第一步，是要先联络上金牧师。信奉基督新教的金牧师中年岁数，他所参加的组织每个星期六都会在首尔热闹的商店街区「仁寺洞」参加人权游行。在首尔，吵闹的游行队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次只要去市中心，我都会看见一个手里拿着陈情标语牌的抗议者待在政府大楼的外头，或者是头上绑着写了诉求的头巾的工人们唱着歌曲，同时双手对着面前的空气挥舞。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很讶异─南韩的国民可以大喊出他们的不满，而且不会遭到逮捕或公开处决。
透过他在中国认识的人脉，金牧师帮助了数以百计的人逃离了北韩。他的专长是引导脱北者们穿过中国西南方的城市昆明，然后跨越国境进入越南，脱北者们就可以从那里出发，自己走到南韩的大使馆。
这趟横越中国的旅程超过三千公里，得花上一星期的时间。由于路途艰险，因此有些脱北者会随身携带毒药，被逮捕时，他们宁可服毒自尽，也不愿被送回北韩。南韩在北京有大使馆，在中国各地也有领事馆。南韩不希望因为接纳了寻求政治庇护的脱北者而惹恼中国，因此就跟中国当局串通，把这些脱北者阻隔在外。就算一个脱北者侥倖进了大使馆的大门，这个人还是有可能要面临漫长的等待期。有些人足足等了七年，中国才准许他们离开。
某个周六，我在抗议现场的人行道上找到了金牧师。一旁有人大喊要大家静坐抗议。金牧师跟我说，我母亲得自己渡过鸭绿江，但接着就可以由他来带路，费用是四千美元。或者，她可以自己跨越中国，去到昆明，再由人带她去位于越南的南韩大使馆，这样的费用则是两千美元。他会安排一名中国的仲介去引导她。我谢过他，同时记下他的电话号码，但我的心情很沮丧。
仲介。
那天晚上，我在公寓里反复思索这件事情。金打了电话来，问我今天做了些什么。我张开口准备跟他讲，但想想算了，他不会懂的。他会告诉我那么做非常危险，而且他会想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能满足于现状。他不瞭解北韩。他的朋友们也是─他们多数排斥去想北韩，遑论提及北韩。如果我提到北韩，他们的心里就会关上一扇门。北韩是他们住在阁楼里的疯叔叔，是一个应该要避谈的话题。
我本来很希望金牧师能够想办法去避免让仲介参一脚，但我知道就算是人权组织，也必须仰赖一些在地的豺狼虎豹。这些仲介的眼里没有法律，他们的动机就是钱，因此多数不值得信赖，态度也很差。如果情况出了差错，他们会像晨雾一样立刻消失，让他们的顾客落入员警或是更可怕的人的手里。如果我母亲因此而被遣送回北韩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在跟玉姬聊过以后，我决定只会在旅程的最后阶段动用到仲介的帮忙─也就是在离开中国的时候。
我会去长白县，在江边跟我母亲碰面。我会自己带她横越中国，去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