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要搬到位在东岸的咸兴市感到非常兴奋。当时的咸兴市是有名的工业重镇，是「维尼纶」的主要生产地。维尼纶的发源地是北韩。它是一种合成纤维，可以用来制造制服。我们对能够发明出维尼纶感到非常自豪，甚至还把它编进了爱国歌曲里面。维尼纶不容易染色、很容易缩水，穿起来僵硬又不舒服，但却具备绝佳的耐燃性。市内甚至还有许多餐厅，跟一间刚开幕的全北韩最大的戏院呢！
我不可抑制地指着到处都看得到的车辆；这里的车辆比安州市多很多，连脚踏车都比较多。街道很宽敞，两旁种了树的大马路上开着无轨电车，只要电车移动，上方的电缆就会随之发出火花。这里的建筑物也比较不那么破旧。不过，这里的空气污染很严重。有些早上，天空会染上一层硫磺的颜色，也闻得到从巨大的兴南化肥厂区飘过来的化学肥料的恶臭。伟大的领导人曾经数度来到兴南化肥厂区，并亲自指导作业。到处都看得到他曾经说过的话：在市内随处可见的红色标语牌上、雕刻在石匾上，更出现在东兴山的侧边，距离地面约有两公尺的高度。他的形象无所不在。不管是用彩绘玻璃做成的壁画、用大理石跟青铜形塑而成的雕像，或是悬挂在大楼侧边的肖像。这些艺术作品都会将他描绘成士兵、科学家、坚定的思想家，或是带给孩子欢乐的朋友。
虽然父亲在空军里的军阶很高，但我们的住处只能算是差强人意。这一次，我们住到了另一座军事基地里的一栋六层楼混凝土公寓大楼里。大楼里没有电梯。屋里有三间房间，有供应冷水。屋里本来是贴上黄色壁纸装饰，但母亲立刻换成了另一种品质比较好的、可以清洗的壁纸，还帮浴室换上了蓝色的磁砖。在冬天，水管会结冻；在夏天，霉菌会把外墙染成一片黑色。
然而，我是个非常幸运的孩子，虽然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瞭解自己有多幸运。父亲的军阶不只让他能够得到别人求之不得的物资，更让他收到了许多礼物与贿赂，所以家里总有许多食物跟日常用品。
理论上来说，政府会透过公众配给制度供给每一个人日常所需的粮食、燃料、家用品跟衣服。拿到的东西的品质跟数量，取决于你做的工作重要与否。工作的场所每个月会提供两次能交换物资的配给券。直到几年以前，党还很认真地在考虑是否要废除货币。一旦制度健全，金钱只会用来当作零花，或是上发廊时可以使用。但多数时候，中央计画式经济制度相当缺乏效率，经常失灵，配给券会因为遭窃而导致数量减少或大量消失，使得人民就必须更仰赖贿赂或黑市来取得生活必需品。而黑市的交易都是透过现金，通常使用的是强势外币，而非韩元。
咸兴市的冷面很有名。我们经常去有卖冷面的餐馆用餐。这里的冷面是泡在冰冷的牛肉汤汁里，拌上味道很重的酱料，不过还有很多种其他的做法。吃冷面时，母亲会因为纯然的喜悦而闭上双眼。她对冷面已经到了上瘾的地步。
每逢星期日，我就会跟社区里的女孩子一起在大楼外面的混凝土前院嬉戏，我们会跳跳绳或跳房子。
其他六天，我人不是在学校，就是忙着做跟学校有关的活动。不单只有孩子的时间被填满，每一个人─工厂作业员、党干部、士兵、码头工人、农夫、教师、主妇、退休的人，也包括了我的父母─都要在工作之余忙着参加接二连三的组织会议或枯燥乏味的活动，例如跟意识形态有关的「学习小组」或「讨论会」。这些集会通常都要与会者背诵「伟大的领导人」及「亲爱的领导人」的演讲，或是在工作一天后参加歷时好几个小时的演讲。演讲的主题包罗万象，从党早期的革命歷史、养猪的新技术，到水力发电以及金正日写的诗词。这就是共产主义者使用的手法之一─确保每一个人都不会误入歧途，变成一个自私自利或是追求隐私的人─但这也是监控系统的一种。不间断地参与公民活动，表示一天当中多数时候都有人在监视我们，我们拥有的自由时间屈指可数。
我从安州市开始念小学，但我现在得转到咸兴市的新学校就读，这让我觉得很害怕。母亲费了很大的劲，才让我在入学的第一天走进学校。这里的孩子看起来比较粗暴，说话的口音也不同；这里少了安州市学校里的那种「乡村」感。 学校走廊里的标语旗帜把我们的首要之务讲得清清楚楚：「让我们一起为了国家而学习吧！」以及「随时都要为了金日成元帅做好准备！」
但是我的个性很外向，加上对新同学也充满了好奇，所以很快就跟几个女生变成好朋友。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关爱我的家人为我培养出了自信心。
在咸兴市念书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净化生命的时刻」，或也可以说是「自我批评大会」。从金正日在一九七四年引进这套做法开始，这一直都是北韩生活的基本特色，也是每个人都极为害怕的场合。我们从小学时期开始参加这种大会，此后一生不间断。我们学校的大会在每星期六举行，全班四十位同学都要参加，由老师担任主持人。每一个人轮流起立，指控某人的所作所为，然后自己也要忏悔。没有人可以用害羞当藉口，没有人可以不受指责。
这种大会对成人来说一定充满羞辱跟痛苦：起身，在全体员工的面前指责一名同事。也许是这人工作上犯了什么疏失，也许是这人有什么待改进的缺点。但能用来怪罪孩子的事情真的不多。教室里的气氛变得非常凝重。老师要大家严肃以待，绝对不可以有儿戏的心态，但那些指控通常都很荒唐。在大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用金日成或金正日所订的某条戒律作为开场，然后站起来指控哪个孩子违反了这条戒律。很讽刺地，当指控满天飞、手指四处指着别人的同时，是我们唯一称唿彼此为「同志」的时候。
这些大会会创造出令人极度恐惧又痛苦的气氛，就连孩子们之间都会有相同的感受。但通常藉由每个人都拥有的人道精神，不管是大人或孩子都会找到办法把遗毒从体内清除干净。如果我没有办法指控别人的话，我可以改为指控自己，这种做法是被允许的。或者我也会跟朋友讲好，这礼拜我先批判她，下礼拜再换她批判我，而批判的理由都是事先捏造好的。因此，我的朋友会起立，然后说：「我们伟大的领袖父亲说，孩子必须全心全意都把精神集中在课业上，同时心灵必须保持清醒。」接着她会指着我。「上礼拜，我注意到朴同志上课的时候没有听老师讲课。」 我会低垂着头，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很羞愧。下礼拜就轮到我了。藉由这么做，我们就能继续保持朋友关系。母亲会跟工作场所的其他同事达成类似的协定；敏镐上了小学以后也如法炮制。这些大会帮我上了一门生存的课程。我说话、行事都要小心谨慎，要对其他人保持高度警戒。跟那些在这门技艺上修练多年的成年人一样，我也已经戴上了面具。
学生经常发现他们面临了出乎意料的批判。一旦发生这种事，他们就会报仇。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这种报仇行动也可能会招来致命的后果。在我念国中的最后一年，有一次，班上的一个男生指着另外一个男生，说：「我上次去你们家的时候，看到你们家里有很多东西都是之前没有的。你们哪来的钱买那些东西？」老师把这段批判的言论回报给了校长，校长又把这件事回报给了保卫部。保卫部的人展开调查，发现那个家庭里有一个脱北者，会从南韩寄钱给家人。他们家族三代都因此而被视为叛国者，遭到逮捕。
就像层出不穷的告密者一样，我也把自我批判大会当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也意识到，这些事情对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正面的影响，它们只会带来负面效果。
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里程碑式事件，是发生在我九岁的那年，地点在咸兴市。我跟其他同龄的孩子一起加入了北韩的共产党先锋运动：朝鲜少年团。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在同一天举办入团典礼，父母跟老师都会到大型的公开场所集合观礼。这天被视为北韩人一生当中最骄傲的日子之一。
年龄介于九岁到十四岁之间的少年少女都有加入先锋运动的义务，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同时间入团。首先，要接受一场艰巨的记忆力考验：我得要表现出自己已经背好了先锋队成员的权利跟义务。从今以后，不论身在何处，不问任何理由，我都要遵循伟大的领导人跟亲爱的领导人的指示。我的思维及行动都必须遵照他们的教诲。如果有人要我做的事情违反他们的意愿，我必须拒绝并且予以谴责。我的记性很好，因此轻而易举地就通过了考试。而且因为我在学校最重要的科目─金日成与金正日的革命史─表现卓越，因此我获选参加当年度第一梯次的入团典礼。那天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六日，金正日的生日。
为了参加这场典礼，我母亲特别提前几天帮我买了一双新鞋。这双鞋是外国的牌子，我们是在一家外币商店买的。外币商店是一种特别的店铺，专门提供那些有办法取得外币的人购买商品。这双新鞋让我非常兴奋，为了要让我冷静下来，母亲让我偷瞄一眼。那是一双用漆皮做成的娃娃鞋。上面钉了一个鞋扣，颜色是性感的深红色─跟我们穿的只有黑色款式的廉价国产鞋截然不同。直到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才让我把那双鞋从鞋盒里面拿出来。
在典礼的现场，我们拿到了一条红色的棉质领巾，跟一枚能别在上衣的银色先锋小徽章。对我来说，那条领巾象徵我长大了，再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但我没有想到，自己应该要有的兴奋感，却被对红鞋的期待给取代了。等待的过程令我百般折磨。典礼的前一夜，我把那双红鞋放在身旁伴我入眠─我醒过来好几次，要确认鞋子没有凭空消失。
天终于亮了，我欣喜若狂。典礼在学校的礼堂举行。为了装饰礼堂，墙上挂了许多孩子创作的图画跟拼贴画─图案是白头山森林里的游击队秘密基地，那里是亲爱的领导人诞生的地方；以及那颗在他诞生的夜晚出现在天上的新星。校长跟老师们站在讲台上致词。致词的声音被扩音器放大成了隆隆巨响。讲台的中心摆着一大束金正日花。这是一种鲜红色的秋海棠，是象徵金正日的花朵。接着每一个人都站了起来高唱〈金正日将军之歌〉。最后，先锋队的成员们非常庄重地走上讲台，领取自己的领巾跟徽章。观众席里的那些父母亲会为每个孩子鼓掌。
因为穿着漂亮的红鞋，因此我满心骄傲地走上讲台，去领取我的领巾跟徽章。如今回想起来不免觉得讶异，这双红鞋居然没有带来负面的影响。所有出席这场典礼的人一定都有注意到这双鞋。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礼物是多么的奇特。有好几百个孩子参加了这场典礼，他们多数都穿着黑色的国产鞋。母亲是个严谨的女人，但是，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她却鼓励我放胆追求自我特质。
我们拍了很多张团体跟家庭合照。那天，我的父母也很骄傲。父亲身穿空军制服，母亲则抱着两岁的敏镐。
没有被选上那天参加典礼的同学，就得要等到四月十五日金日成生日才能参加下一场入团典礼。
我认识的其中一个女孩没有获准参加二月份的入团典礼。她经常缺席。老师心血来潮，决定要带着那个女孩的几个朋友一起去家里探望她。那个地区很破旧，看得见混混四处走动。这里的房子很骯脏。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实在不应该来探望她的。他们家家徒四壁，而且闻起来有臭水沟的味道。她显然不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家很穷，但偏偏我们人又已经到了。他们家只有两间小小的房间，我们全部挤在其中一间，每个人都盯着自己的脚看。与此同时，因尴尬而满脸通红的老师，则建议她的母亲应该要试着让我们的朋友天天都到学校去上学。
这次的经验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我知道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有所不同，但在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国家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国民，领导人竭尽心力要让我们过好日子。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北韩，念书是免费的。虽然事实上父母们会不停捐献一定的物资，让学校可以转售，以维持正常的营运。我们都很老实，从来都不会去怀疑其实上学根本就不是免费的。因为爱国，所以捐献是我们的义务─兔毛会做成手套跟帽子，供保护我们的士兵穿戴；废铁会做成他们的枪，铜器会做成他们的子弹；香菇跟莓果可以出口，帮我们赚进外汇。有时候，老师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判那些没有提供捐献物资的孩子。
一九九○年初，我十岁，父亲宣佈我们又要搬家了，这次要搬回惠山市。母亲受够了咸兴市的空气污染跟枯燥乏味，她很想念自己的家人跟干净的空气。她认为这座工业化城市的环境不好，她不想让敏镐在这里长大。我们又一次很期待要搬家，我的父母不停聊起惠山市跟那里的人。
我们要回家了。
敏镐、母亲跟我都从火车车窗向父亲还有咸兴市挥手道别。父亲要一两天以后才会来跟我们会合。那趟旅程本来应该不会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但却因为一起戏剧性的事件，而从此深深地烙印在母亲跟我的脑海之中。
往北的路上，我们得在东岸一个叫做吉州的小镇换车。北韩的火车站会严密地检查旅客的档，乘客经常得要穿过警方跟查票员组合起来的封锁区域。除非乘客的身分证明手册上有盖准许旅行的章，并持有一张四天之内必须使用的车票，否则不准上火车。到了终点站以后，这些档全部都要再检查一遍。一名女性的查票员查看了我母亲的车票后，粗率地告诉她车票过期了。这种类型的官员多数北韩人都很熟悉─一穿上制服，就以为自己头上有了伟大的领导人的光环。她把母亲的身分证明手册跟车票都拿走，并要她稍等。
母亲用手摀着脸，我们有麻烦了！她得再回到咸兴市取得旅行许可，我们才能再买新的车票。这会需要不少时间，而她还带了两个小孩跟行李。我们困住了。敏镐大声啼哭，母亲把他从背上放下来，抱住他，我们一起瘫倒在车站内的长椅上。我握着她的手。我们一家三口看起来一定很惨，因为有一个头戴灰帽、身穿朝鲜铁道省制服的中年男子面带微笑地朝着我们走过来。他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听完母亲的解释后，他走往查票员的办公室。那个女人不在那里，但他把母亲的车票跟身分证明手册拿了回来还给她。
他低声说：「火车一靠站就跳上去，但如果她过来找你们就躲起来。」
母亲非常感激，想问对方的位址，她好寄点东西过去。
他举起双手。「没时间讲这些了。」
火车吱吱嘎嘎地进站，空气里增添了一股公厕的臭味跟钢铁的烧焦味。火车发出刺耳的煞车声后停下，车门开始迅速打开。
我们上了车。车厢里挤满了人。母亲快速地跟同车的乘客解释我们的处境，并询问我们是否可以蹲在他们的背后。果然，一分钟以后，我们听见那个查票员的声音，她在跟月台上的人询问我们的下落。接下来，我们知道她进了火车的车厢。
「有没有人看见一个背着婴儿又带小女孩的女人？」她大喊。「她有在车上吗？」
「我们有看见。」两个站在我们前面的乘客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往那个方向去了。」
那个女人下了车，依然左顾右盼要寻找我们的踪影。我们听见她问了更多月台上的人。我们屏住唿吸。火车怎么还不开？感觉似乎过了一分钟。终于，我们听见了汽笛尖锐的声响。火车转换了轨道后继续往前开，火车的车钩轰的一声接在了一起。母亲看着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刚刚一直都很怕敏镐会再开始大哭。
北韩人很少对陌生人亲切，帮助别人会给自己带来风险。讽刺的是，为了强迫我们成为好国民，国家把我们全都变成了指控者跟告密者。由于这段插曲如此特别，因此母亲曾多次回忆起这件事，说她多么地感谢那个男人，还有那些乘客。几年以后，国家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此时，我们想起了他。把他人看得比自己还重的好人通常都是最先死去的，存活下来的都是些无情又自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