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爱与流亡
如果你在阅读本书时有任何时刻因为一个名词而停了下来，你想要厘清或进一步调查，于是在搜索引擎中输入该名词，而且如果那个名词碰巧有些可疑，像是XKeyscore，那么我要恭喜你：你已进入系统了，沦为自己好奇心的受害者。
但是，即便你没有在线搜索任何东西，心怀不轨的政府仍然可以不费力气地查出你阅读过本书。最起码，它不费力气便可查出你有这本书，不论你是非法下载还是在线购买精装本，又或者在实体店用信用卡购买。
你只不过想要阅读而已——参与到这项人类最亲密的行为中，通过语言进行思想交流。但这已经足够了。想要与世界联系的自然欲望，便足以让你的生活跟这个世界连接起来，将你带进一系列全球独特的识别码中，例如你的电子邮件、电话和个人计算机IP网址。借此创造一个遍及世界的系统，经由每一种可能的电子通信渠道来追踪这些识别码，美国情报机构让自己掌握权力，得以记录与永久储存你人生的资料。
而这只是开始而已。因为美国谍报机构一旦发现他们可以被动搜集你的所有通信，他们便会开始主动恶搞。他们在发给你的信息中植入攻击程序码，亦即漏洞利用，借此取得文字以外的信息。现在他们有能力全面控制你的整体装置，包括照相镜头和麦克风。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手机、平板电脑，或是任何现代机器上阅读一本书，不论读到哪里，他们都可以追踪及读取。他们可以分辨你翻页的速度是快是慢，你有没有一章接一章看下去或者是跳着看。他们乐意忍受看你的鼻孔，看你边读边扭动的嘴唇，只要他们可以获得想要的资料，确定辨认你这个人就好了。
这是20年来无节制发展科技的下场，政治与专业阶级梦想着成为全民主宰的最终产物。无论何地、何时及何事，你的生活如今已成为一本翻开的书，能够随时被读取。
如果就定义而言，全民监控在生活中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那么我想，它所构成的危险以及业已造成的伤害也必定是普遍性的存在。经由我跟媒体揭秘，我想要将这套系统公之于世，这是我的国家和全世界无法忽视的事实。自2013年以来，就范畴与敏锐度而言，大家的网络安全意识已有提升。但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必须一直提醒自己：只是注意还不够。
在美国，最初媒体对于我的爆料报道开启了一项“全国对谈”，如同奥巴马总统本人也承认。虽然我理解他的情绪，但我希望他注意到，之所以造成“全国”影响，之所以造成“对谈”，是因为美国公众第一次获得了足够信息而能针对此事发表意见。
2013年的揭秘尤其惊动了国会，参众两院都对国安局滥权发起数项调查。那些调查结果指出，国安局一再对全民监控计划的性质与效用撒谎，甚至也对安全调查拥有最高权限的情报委员会委员撒谎。
2015年，联邦法院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控告克拉珀”一案做出判决，该案旨在挑战国安局收集电话记录计划的合法性。法院判决指出，国安局的计划甚至违反了《爱国者法案》的宽松标准，更别说极有可能会违宪。这项判决的重点在于国安局对《爱国者法案》215条款的诠释，该条款允许政府向第三方索取与外国情报资料及恐怖调查可能“相关”的“任何实体东西”。法院认为，政府对于“相关”的定义太过广泛，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仅是因为这些资料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有关联，便将一些收集到的资料称为“相关”，这完全是“史无前例而且毫无必要”的！法院拒绝接受政府的定义，这引起了一些法律学者对这项判决的诠释，进而质疑所有依据这种未来相关性说法而进行大量收集的政府计划是否合法。由于舆论兴起，国会通过《美国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修改215条款，明确禁止大量收集美国电话记录。未来，这些记录将留在原来的地方，由民间电信业者掌控，而政府如果想要取得特定的几通记录，必须有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的搜查令才能正式索取。
无可否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控告克拉珀”案是一项重大胜利，确定了一项重大判例。法院宣布美国公众具有法律地位：美国公民有权站在法庭上，挑战官方的全民监控秘密系统。随着我的揭秘所引发的无数其他案件正在蜿蜒而缓慢地进入法院审理的程序当中，在我看来，唯一越来越明朗的是，美国对于全民监控的法律反抗不过是一场国际反对运动的测试，它正如火如荼地在政府与私营公司之间展开。
科技资本主义者对揭秘的反应是即刻而强烈的，再次证明极端危险会引来不太可靠的盟友。据我掌握的信息，国安局如此坚决地对其认为是刻意隐瞒的信息进行追查，已经破坏了网络的基本加密协定，使得公民的金融及医疗记录更不安全，与此同时，对于那些需要倚靠客户交付敏感个人资料的企业，造成了和客户间信赖关系的破坏以及伤害。对于此事，苹果公司的回应是在iPhone及iPad中预设强力加密；谷歌亦跟进，对其安卓产品和Chromebooks笔记本电脑采取相同措施。不过，私营公司最重要的改变，或许是全球各地的企业开始将他们的网络平台由http（超文本传输协定），换成加密的https（超文本传输安全协定），有助于预防第三方拦截网络流量。2016年是科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成为网际网络发明以来，加密网络流量多过没有加密的第一年。
网络现在确实比2013年更加安全，尤其是在全球突然认识到加密工具与应用程序的必要性后。我个人现在也通过新闻自由基金会（Freedom of the Press Foundation）负责人的工作，参与设计及开发其中一些项目。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设立的宗旨是保障及赋权给新时代的公共利益新闻。该组织简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借由开发加密技术，用以维护及增强第一与第四修正案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闻自由基金会在财务上支援Signal以及Open Whisper系统所开发的加密短信与通话平台，并且开发SecureDrop［最初是由已故的亚伦·史瓦兹（Aaron Swartz）撰写程序码］，这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递件系统，让媒体机构可以安全地接收匿名吹哨者及其他来源的文件。今日，SecureDrop已有10种语言的版本，获得全球70余家媒体组织采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纽约客》。
或许在完美的世界，也就是并不存在的乌托邦里，单凭法律就可以让这些工具失去作用。但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里，它们变得极有必要。修改法律绝对比修改技术标准更加难以完成，只要法律创新落后科技创新一天，就一定会有机构试图滥用这种科技和信息的不对等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时便需要依赖独立的，开放原始码的硬件和软件开发者来缩小这种差距，提供法律无法或者不愿意确保的重要的公民自由保障。
以我目前的状况来看，有项事实一直提醒着我：法律因国家而异，科技则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但计算机程序码却是相同的。科技跨越边境，持有几乎所有国家的护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明白，通过立法改革我出生国的监控机制，未必会对我流亡国的记者或异议人士有所帮助，但加密手机就帮得上忙。
在国际上，我的揭秘在具有长期滥权历史的地方掀起了对于监控的争论。人民最为反对美国大规模监控的国家，正是那些政府合作最为紧密的国家，包括五眼联盟（尤其是英国，其政府通信总部仍是国安局主要合作伙伴）和欧盟国家。德国在处理纳粹和共产主义历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它是这种分裂的主要例子。德国人民与国会获悉国安局在监控德国通信，甚至锁定梅克尔总理的手机时十分惊怒。但同时，德国联邦情报局却与国安局在无数行动中合作，甚至代为执行某些国安局无法或不愿单独进行的监控计划。
几乎全球的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窘境：人民群情激愤，将监控视为民主的诅咒，其政府却同流合污，依赖监控来掌控人民，这样的民选政府实际上已不再是民主国家。这种认知失调遍布全球，使得个人隐私忧虑重新成为国际间对于人权的讨论范畴。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的自由民主政府首次讨论到隐私是男女老少的天生权利。如此一来，他们重新提起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二条载明：“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所或通信不容无理侵犯，其荣誉及信用亦不容侵害。人人有权受法律保护，以免受干涉或攻击。”与所有的联合国宣言一样，这种宏大的理想永远无法实施，它的目的是要在这个刚刚经历原子弹暴行与种族灭绝，正面临着数量空前的难民与无国家状态的世界，建立起跨国公民自由的新基础。
依然沉浸在战后理想主义中的欧盟，如今成了第一个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的跨国集团。欧盟颁布新指示，将会员国的吹哨者保护标准化，同时设立隐私保护的标准法律框架。2016年，欧洲议会通过“一般资料保护规范”（GDPR），成为迄今防范科技霸权侵犯的最重大措施，欧盟往往认为科技霸权是美国霸权的延伸，这也不无道理。
GDPR将欧盟公民规范为“自然人”，视为“资料主体”，亦即产生可识别个人资料的人。在美国，资料通常被视为所有收集者的财产。但是，欧盟认定资料是其代表的个人的财产，因而得以使个人资料加入应该受到公民自由保护的行列。
GDPR无疑是一大法律进步，但是，即便它是一项跨国法规，仍嫌范围过于狭隘：网络是全球通行的。我们的自然人格绝对不会成为我们资料主体的法律同义字，尤其是因为前者受到时空限制，而后者可以同时存在于许多地方。
现在，不论你是何人，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多重分身沿着信号通道漫游国外，没有你自己的国家，却遵守你通过的各个国家的法律。日内瓦的生活记录存放在华盛顿地区；携带东京婚礼的照片档案去悉尼度蜜月；将瓦拉纳西葬礼的影片上传到苹果iCloud上。我的个人照片、信息、影片等，其中一部分位于我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一部分散布在亚马逊、谷歌、微软和甲骨文等合作服务器，遍及欧盟、英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
我们的资料云游四海，无休无止。
早在出生前，当科技侦测到我们在子宫里，我们便开始创造这份资料，即使在我们死后，我们的资料仍不断增加。当然，我们有意识制造的记忆、选择保存的记录，不过是我们人生被企业与政府的监控所挖出来的信息中的一个小碎片，而大多是无意识地，或是未经我们同意。我们是地球历史上首度遭遇这种情况的人，是首度背负永久档案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被收集的记录将永远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特殊责任。我们必须确保自己过去的记录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者对付我们的子孙。
现在，我们称为隐私的自由已获得新世代拥护。他们在“9·11”事件时尚未出生，一辈子都活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监控幽灵之下。这些未曾见识过其他世界的年轻人致力于想象一个这样的世界，正是他们的政治创造力与科技独创性给了我希望。
假如现在不采取行动取回我们的资料，我们的子女可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会被困住，世世代代被迫要活在前一代资料的幽灵之下，成为信息大量累积的目标。那些资料可能被用于社会控制与人类操弄，不仅逾越法律限制，甚至超乎想象。
我们当中谁能预测未来？谁敢这么做？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每个人，尤其是地球上的每个政府与企业，而这正是我们的资料的用途。算法用以分析资料，找寻既定的行为模式以推断未来的行为，这种数字预言只是比看手相的类比方法稍微准确一些而已。一旦你深入挖掘用以预测的实际技术机制，你便会了解这种科学实际上是反科学，而且名称大错特错：预测其实是操弄。某个网站告诉你说，由于你喜欢这本书，所以你或许也喜欢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或前国家安全局局长海登的书，这并不是有根据的猜测，而是一种微妙的强制机制。
我们不能任由自己受到这样的利用，被利用来对抗未来。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的资料被用来向我们推销绝对不可以出卖的东西，例如新闻。如果袖手旁观，所看到的新闻将只是我们想要的新闻，或是当权者希望全民看到的新闻，而不是必要的坦白和共同对话。不能放任我们所受到的全面监控，以之来计算我们的公民分数，或是预测我们的犯罪行为；我们会受什么教育，会找到什么工作，或是能否受教育或找工作；依据金融、法律和医疗记录来歧视我们，更别说还有族群或种族，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料的构成因素。至于个人最私密的资料，我们的基因信息：如果坐视这种信息被用来辨识我们，那么它也会被用来加害我们，甚至修改我们，按照试图控制全民的科技概念，重新塑造我们的人性本质。
当然，以上种种全部都已经发生了。
流亡：自从2013年8月1日以来，我每天都回想“流亡”，这个字眼是我青少年时用来形容没办法连线的情况。Wi-Fi断线了？流亡。我离开信号范围了？流亡。那时总是那么说的我，看起来如此年轻，也如此遥远。
当人们问我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我总是回答跟他们的生活很相似，我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前，阅读、写作及互动，在媒体喜欢说的“没有揭露的地点”——其实就是我在莫斯科碰巧租到的一间双房公寓，我通过网络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向学生、学者、议员及技术人员等听众讲述在数字时代保护公民自由。
有些日子，我和新闻自由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举行虚拟会议，或是跟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的欧洲法律团队讨论，其负责人是沃夫冈·卡莱克（Wolfgang Kaleck）。其他日子里，我打包一些汉堡王，我对这个品牌一直保持忠诚；玩一些盗版游戏，因为我不再使用信用卡。我的例行公事是每天跟我的美国律师兼密友联系，以及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全能顾问本·魏兹纳（Ben Wizner）联系，他一直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向导，并且能够忍受我对理想世界的冥想。
这就是我的人生。但在2014年的寒冷冬季，我的人生变得明亮了，因为琳赛来看我，这是我们自夏威夷分开以来第一次相见。我试图不要有太多期待，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值得拥有这种机会；我唯一值得的是被甩个大耳光。但是，当我一打开门，她用手抚摸我的脸颊，我告诉她，我爱她。
“嘘，”她说，“我知道。”
我们无声地拥抱彼此，每次呼吸都像是承诺要弥补失去的时光。
从那时起，我的世界就变成她的了。我一直很宅，其实在我来俄罗斯之前，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可是琳赛很坚持：她从没来过俄罗斯，现在，我们要一起去当观光客。
我的俄罗斯律师阿纳托利·库奇瑞纳（Anatoly Kucherena）帮我取得政治庇护，他是唯一有远见且懂得要带着传译员一同出现在机场的律师。他是有文化素养及足智多谋的人，他不只擅于处理我的法律问题，也擅长在最后一刻弄到歌剧门票。他帮我们安排了莫斯科大剧院的两个包厢座位，于是琳赛和我盛装前往，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很担心。那里有好多人，他们全都挤在一个大厅里。琳赛感受到我逐渐不安。当灯光暗下，幕布拉起，她倾身过来戳我的肋骨，低声说：“这里没有人是来看你的。他们是来看戏的。”
琳赛和我也花时间去逛莫斯科的博物馆。特烈季亚科夫美术馆（Tretyakov Gallery）有着世上最丰富的俄罗斯东正教画作的收藏。我想，为教会作画的艺术家主要是承包商，因此不能在他们的作品上签名，或者他们宁可不签。促成这些作品的时期与传统并不太认同个人成就。琳赛和我站在其中一幅经典画作前面时，一名年轻的女孩忽然出现在我们中间。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被认出来，但因为琳赛在场，这显然有成为新闻头条的价值。这个女孩操着德国腔的英语问她可不可以跟我们合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出那种反应，或许是这个德国女孩羞怯有礼的询问方式，或许是琳赛总是能让我心情变好、待人宽容，就这么一次，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琳赛微笑着，女孩站在我们中间拍了一张照片。她接着说了一些甜美的鼓励话语，便离去了。
没多久，我拉着琳赛离开美术馆，我担心万一那个女孩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我们很快便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现在，我对自己有那种想法感到很愚蠢。我一直神经兮兮地在线检查，可是那张照片始终没有出现。那一天没出现，之后一天也没有。据我所知，那张照片从未公开过，只是被当成了一个私人时刻的回忆。
每当我出门，我都会做一些变装。或者刮掉胡须，或者换不同的眼镜。我从来不喜欢寒冷的天气，直到后来我明白帽子与围巾提供了世上最便利、最不显眼的匿名方式。我改变走路的规律与速度；不听从母亲的明智意见，我过马路时从来不看来车，因此我从来没有被无所不在的行车记录仪给拍到。走过装有监视器的大楼时，我便低着头，所以没人看到我出现在网络上的正面模样。我以前担心搭公交车与地铁，可是现在大家都忙着看手机，根本没人看我一眼。如果我搭出租车，我会叫司机在距离我住处几条街外的公交车站或地铁站接我，让我在距离要去的地方几条街外的一个地点下车。
今天，我在这个广大的陌生城市走了很长的路，想要找寻玫瑰。红玫瑰、白玫瑰，或者蓝色紫罗兰，总之就是任何我可以找到的花。但我不会用俄语说任何花名，我只是嘟囔着说，用手比画。
琳赛的俄语说得比我好。她也比较爱笑，更有耐心，更慷慨与仁慈。
今晚，我们要庆祝我们的周年。琳赛三年前搬来这里，两年前的今天，我们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