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第四权
没有任何事比必须守住那些不能说出口的秘密更加辛苦的了。向陌生人撒谎来掩饰卧底身份,或是隐藏自己的办公室是在全世界最机密的菠萝田下,听起来或许符合上述情况,但至少你是团队的一部分。虽然这份工作可能是一个秘密,但至少是共同的秘密,也是共同的负担。虽然悲惨,但也令人觉得好笑。
然而当你有真正的秘密,却无法与他人分享时,这样的强颜欢笑也自然成为谎言。我可以说出我的不安,却不能提到原因。直到死的那一天,我都会记得向我的同事解释,我们的工作是怎样违反当初宣誓的誓言的。然而他们毫不在乎地说:“那又能怎么办呢?”我讨厌这个反诘,充满无力与挫败感,却依然会强迫自己扪心自问:“对啊,我能怎么办?”
当答案不言自明时,我决定成为吹哨者,却未透露只言片语给我一生的挚爱琳赛,因为即使一个字,都可能让我们的关系比处在缄默下更糟。为了不想在我可能造成的伤害之外,再给她造成更多伤害,我决定保持沉默,在沉默中我感到孤单。
我自认为自己能轻松地与孤独和孤立相处,至少比吹哨者界的前辈更为容易。是否我生活的每一步都已经对此做出准备?这些年在计算机屏幕前的沉迷与寂静,是否已让我习惯独自一人?我曾是独来独往的黑客、夜班经理与掌管空荡办公室钥匙的负责人。但我也是平凡的人,没有同伴令我感到辛苦。我尝试要让道德与法律、职责与欲望达到平衡,但最后全都失败。如此的循环,让我每天都备感折磨。我曾拥有我想要的任何事物——爱、家庭与超出我预期的成功;我曾住在充满绿树的伊甸园,但其中一棵是禁止被碰触的树。最简单的事,应该就是遵守规定。
即使我已经接受这项决定可能带来的危险,却依然无法适应这个角色。毕竟,谁来把这些信息公布给美国大众?谁选择我成为情报的负责人?
我意图揭发有关我的国家正秘密进行大规模监控的信息,虽然相当具有爆炸性,但技术性并不高,这令我担忧自己会被外界误解。因此我在选择公之于世之后,第一个决定就是要带着档案。揭露一项机密计划只是单纯形容它的存在,公布系统性的机密则是描述它的运作方式。这需要文件,需要机构的实际档案——尽可能多的档案,来揭发滥权的范围。虽然我知道,只要公布一份PDF格式的文件,就足以让我锒铛入狱。
由于害怕政府对任何我所揭露机密的实体或平台进行报复,我曾考虑暂时用个人身份发布这些档案。这将是最方便与安全的方式:只要收集最令我不安的文件,把它们公布在网上,然后散布链接。最后我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之一,是与认证有关。毕竟每天有许多人在网上发布“机密文件”,当中有许多涉及时间旅行的科技与外星人的信息。我不想这些可信度很高的档案,沦为这些荒谬言论,并在混乱中消失无形。
在这一过程的初期,我很清楚必须要有一些人或组织来担保我的文件的真实性。我也需要一个合伙人来评估泄露这些机密可能导致的潜在危害,并从科技与法律角度来对这些信息进行解释。我相信自己能提出国家监控引发的相关问题,甚至可以分析评估,但我也必须信任别人能解决这些难题。无论我对这些组织感到有多不安,我都恐惧自己单独行动。如果与某种媒体组织联手,就可以帮助我防御恶棍活动的最糟指控,并修正我可能存在的偏见,无论他们是有意识或无意识,个人或专业。我不希望自己的任何政治意见影响到揭露机密的公平性,或是外界的反应。在每个人都遭监视的国家中,监控反而成为最政治的话题。
回想起来,这部分还要归功于琳赛对我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琳赛花了多年时间向我灌输,我的兴趣与忧虑不一定是她关心的事物,当然也不会是这个世界关注的话题。只因为我分享我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必须认同我的意见。并非每个反对隐私遭侵犯的人,都可能准备好采用256位的加密标准,或是全面停止使用网络。违宪等非法行为可能会令某些人不悦,但有些人却只会因为侵犯到他们或是配偶、孩子的隐私权而发怒。琳赛是我解开这项事实的钥匙,不同的动机与途径只能增加实现共同目标的概率。不知情的她给了我信心,征服了我的恐惧,并鼓励我主动与别人接触。
哪些人呢?他们是谁?这也许很难记得或想象,但我首次考虑挺身而出时,吹哨者首选的论坛就是维基解密。尽管对国家权力充满了高度质疑,不过在那时候,它的许多运作方式就像传统的出版业。维基解密经常加入主要国际刊物,像《卫报》《纽约时报》、《明镜》周刊、《世界报》与《国家报》之列,刊登有来源提供的文件。从这些新闻组织在2010年到2011年刊出的报道当中,若以消息来源与新闻记者的联结关系,以及作为保护来源匿名性的防火墙而言,维基解密是最有价值的媒介。
维基解密在刊登美国陆军一等兵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的军事机密后,运作方式出现了改变。曼宁泄露了大量有关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军事日志与美国的外交电报。由于该网站对曼宁资料的删减,引发政府的反弹与媒体的争议,维基解密最后决定改变刊登日后泄密的方式:源文件不经任何删减。政策转向完全透明意味着与维基解密合作将无法符合我的需求。对我而言,它的效力等同个人刊登,个人刊登不能达到我的要求,已经被我否决。美国国安局的档案文件,透露它正在全球部署大规模监控系统,的确令外界难以理解。这事情的复杂性与高度技术性,也逐渐说服我,它没有办法在档案转存中一次呈现,只能靠记者有耐心与谨慎的工作,并在我假设的最佳情境,在来自多方的独立媒体机构的协助下进行。
当我决定要直接跟记者揭露时,虽然暂时松了一口气,不过心中仍存有一些疑虑,主要与我的国家最知名的媒体有关,特别是美国报纸《纽约时报》。每当想到要接洽《纽约时报》,我便开始迟疑。该报曾登出维基解密的报道,凸显了它敢触怒政府的决心,但我还是无法停止想到它先前对记者埃瑞克·李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与詹姆斯·瑞森(James Risen)所写的有关政府无证窃听等重要文章的处理态度。
这两名记者整合司法部举报人的情报,加上他们的报道,揭露国安局在“9·11”事件发生后,启动星风监控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完整的报道、编辑事实查证的文章,原本预定在2004年刊登。当时该报总编辑凯勒(Bill Keller)出于礼貌,曾向政府解释,文章的目的在于让记者有机会评估政府的顾虑,刊出部分情报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原因何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同多数情况,美国政府拒绝提供明确解释。布什政府更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告诉凯勒与《纽约时报》发行人亚瑟·舒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说,如果《纽约时报》登出政府无故窃听美国民众的新闻,将会助长美国的敌对势力与滋生恐怖主义。不幸的是,报社被说服了,并舍弃了该报道。至于李希特布劳与瑞森的文章,在一年后,也就是2005年12月还是见报了,当时瑞森对报社施压,表示这些资料都会写在他即将发行的新书中。如果当时这篇文章一写完就刊出,或许可能改变2004年的美国大选。
如果《纽约时报》或任何报纸对我做出类似的事,如果它们拿走我的资料写成报道,并将报道送去审查,但最后却不刊出,那我就完蛋了。鉴于我是提供资料的来源,这等同于报道尚未公之于世,我就已经成为阶下囚。
如果不能相信权威的报纸,我是否应该相信任何组织?为何要如此自找烦恼?我并没有签约要做这件事。我只想要随意玩电脑,并为我的国家做些贡献。我有一间租来的房子、一个爱人,我的健康也日益改善。在我上下班路上的每个停止标志,都好像在警告我停止这些自愿性的疯狂。我的大脑与心情处在冲突状态,只希望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能自行解决他们的问题。毕竟,新闻不就是跟随着面包屑走路,并从中厘清头绪吗?这些记者除了上推特,一整天还能做些什么事?
对于第四权居民,我至少知道两件事。他们争取独家新闻,而且对科技所知甚少。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是对科技的兴趣,以至于在我收集有关大规模监控信息的过程中,记者错失两件令我震惊的事件。
第一件是国安局宣布要在犹他州布拉夫代尔兴建庞大的新资料设备。前者将它称为大规模数据数据库,直到一些擅长公关的人士认为如果成立后,可能很难对外解释其成立原因,因此重新命名为任务数据数据库,因为只要不改变缩写,就不用改变所有简报的投影片。MDR预计将兴建四间2500平方英尺的大厅,内部将放置服务器。它将储存庞大的资料,基本上是整个地球的生命模式演变史,还有借由民众的手机、手机与电话、电话与网络这些网络的活动概要等所展现出来的人类生活记录。
唯一注意到这项宣布的知名记者是詹姆斯·巴姆福德(James Bamford),他在2012年3月为《连线》杂志写过一篇相关报道。虽然之后在非科技类媒体还有几篇后续文章,但都没有进一步的深入报道。没人问过,至少对我而言是相当基本的问题:为何政府组织,更别说情报单位,需要如此大的空间?里边存放什么信息?计划要存放于此的信息数量有多少?放置时间多长?除非是早已计划将永久在此地存放这些信息,否则他们没有理由建立如此规格的建筑物。在我心中,这是犯罪事证,显而易见的犯罪事实。这巨大的仓库,周遭还有铁丝网与守卫塔,在犹他沙漠中建立的电网吸走了该城市的电力。不过,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第二件事发生在一年后,2013年3月,克拉珀向国会做伪证,国会放过他的一周后,几本期刊已刊登出证词,虽然他们只是照本宣科地报道克拉珀否认国安局收集美国民众的个人信息。然而,没有所谓的主流刊物刊登中情局技术长古斯·亨特(Ira “Gus”Hunt)罕见的公开露面。
我在戴尔任职与中情局合作期间,对古斯略有所知。他是我们的大客户之一,每个业者都喜欢他口不择言的鲁莽个性。他总是说些不该说的话,对销售员而言,他就像有张大嘴巴的钱袋。现在他在纽约的公民科技论坛会议(GigaOM Structure: Data conference)担任特别来宾。任何人支付40美元都可进场。古斯之流的主要演说则放在网上免费观看。
我之所以注意到他的演说,是因为我通过国安局渠道,发现中情局终于决定了云端合约的合作意向。中情局已拒绝我在戴尔的团队成员,也驳回了惠普的提议,不过却与亚马逊签署了为期十年、价值六亿美元的云端发展与管理协议。我对此并无负面感觉,在此关头,我很高兴自己的工作没有被中情局利用。我只是好奇,从专业的观点来看,古斯是否会含糊地公布这项消息,并奇怪亚马逊为何雀屏中选打马虎眼,特别是在外界本就针对合约原本就内定给亚马逊的传言已传得沸沸扬扬的情况下。
当然,我有一些内幕,不过是超乎预期的那种。我有机会目睹这位在中情局最高级别的技术长,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站在舞台上,向一群没有通过安全检查的普通人——还有通过网络,同样未经安全调查的世界——说明中情局的企图心与能力。在他进行简报时,偶尔会穿插冷笑话,并且拙劣地操作简报,我愈来愈感到不可置信。
在中情局,他说:“基本上,我们收集任何事,再永久保存。”如果这还不够清楚,他继续说:“我们很快就可以运算所有人类创造的信息了。”这条底线是古斯自己画的。他从投影片上读出这些字眼,丑陋的字体、丑陋的格式,上面还有政府经典的四色美工图案。
在场有几位记者,不过看来他们几乎都来自政府科技部门的刊物,比如《联邦计算机周刊》等。显然,古斯还准备了简报结束时的问答时间。但那不像问答,像是直接提供给记者的辅助说明。除了胸前系着的小丑领结,他还尝试着从胸中发出一些肺腑之言。
古斯告诉记者,中情局可能追踪他们的智能手机,就算他们已经关机,中情局仍能监听他们通信的每个字。注意:这些可是国内记者,美国记者。古斯说的“可能”,意味着“已经”“正在”及“以后也会”。身为中情局高阶说教者的他,用一种明显烦躁不安、令人感到心烦的方式下了结论:“科技改变速度之快,政府或法律根本无法赶上。它变迁的速度超乎人们想象:你应该问问你们拥有什么权利,还有谁拥有你的信息。”我惊讶得不知所措,任何比古斯低阶的人,若发表这样的演说,最后一定会被关进监狱。
古斯说出真心话的报道只刊登在《赫芬顿邮报》。但这场演说至今仍可在YouTube上看到,至少六年后我在写这本书时还可看到。上次我去看时,点阅次数有313次,其中有十几次来自我。
我从这里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我的揭秘想要有效,除了要把档案交给记者,帮助他们解读这些文件之外,我还必须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提供技术训练与工具,协助他们准确与安全地报道。采取这项行动意味着我已涉入情报工作中的最严重罪行之一:其他情报人员犯的是间谍、煽动叛乱与叛国罪行,我犯的却是协助与教唆新闻行为罪行。但有违常情的事实是,在法律上,这些罪行都是相似的。基于公共利益而提供机密情报给媒体,以及提供甚至出售情报给敌人,美国法律并未明显区别这两者。我唯一找到的与这种法律相抵触的说法来自我进入美国情报机构的第一堂培训课。我被告知,事实上出售机密给敌人,比免费提供给记者要好一些。记者会把机密向大众公开,而敌人不太会跟盟友分享。
考虑到所冒的风险,我需要找出我能信任、大众也可以相信的人。我需要认真、谨慎、独立而可信赖的记者。他们必须有绝佳的能力,能在区别我的怀疑与证据证明的事项之间,对我进行挑战;当政府不当指控他们的报道将危及他人性命时,能对政府提出质疑。最重要的是,我必须确保我挑选的人,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时,不会屈服在权力之下。
我并没有将网撒得太广,以免影响这个任务,但仍广到足以避免一个错误点,那就是《纽约时报》的问题。一个记者、一份刊物或一个国家的刊物都不够,因为美国政府已经显现扼杀此类报道的决心。理想的情况是,我同时把档案交给每位记者,自己不留任何一份。这可以把审查焦点转移到他们身上,以防一旦我被逮捕,真相仍有机会公之于世。
当我缩减这份潜在合伙人的名单时,我发现这个方向是错误的,或者说是浪费时间。与其自己挑选记者,不如让我企图揭秘的系统为我选人。我决定,最好的合伙人应该是国家安全机构已经锁定的记者。
萝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主要关注的题材是“9·11”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她的作品《我的国家,我的国家》描写2005年伊拉克大选,是如何在美国占据下(及干扰下)进行的。她的另一个作品《计划》,则是有关国安局加密专家威廉·宾尼(William Binney),如何通过正式渠道对星风监视计划的前身开拓者计划提出质疑却被指控泄露机密的。他因此受到多次骚扰,甚至在家中被人用枪指头而遭到拘捕,不过最后他并没有被起诉。萝拉本人也因为工作,多次被政府骚扰、拘留,出入国时遭边界警察诘问。
格伦·格林华德(Glenn Greenwald)曾是人权律师,后来成为Salon网站的专栏作家,早在2009年,他就是少数在该网站写作有关非机密版国安局总监察长报告的作家之一,后来他为美国版《卫报》工作。我欣赏他勇于质疑,并且论述清楚,不怕与恶魔对抗,即使恶魔不在,他也会挑战自己。尽管后来证实英国《卫报》的伊文·麦卡斯吉(Ewen MacAskill)与《华盛顿邮报》的巴特·杰尔曼(Bart Gellman)都是可靠的合伙人(并且耐心指导我了解新闻荒野),但我最早是跟萝拉与格伦熟识的,或许是因为他们不只有意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而且了解该机构亦跟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与他们取得接触。
因为不能透露真实姓名,我用不同身份作为掩护与记者接触,一段时间后便换另一个。我用的第一个身份是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他曾是传奇农夫,之后成为罗马执政官,但又自愿放弃权力。其次是第四公民(Citizenfour),部分记者以为我使用这个名称,意味着我自认是国安局近来历史中,继宾尼与他的同伴TRAILBLAZER举报人柯克·韦柏(J. Kirk Wiebe)与艾德·鲁米斯(Ed Loomies)之后,第四个心怀不满的员工,虽然我心目中的三人组是汤姆斯·德雷克(Thomas Drake),向记者揭露TRAILBLAZER的丹尼尔·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与安东尼·罗素(Anthony Russo),他们报道五角大楼文件,描写越战的欺骗,并协助事件落幕。我最后选择的身份为Verax,拉丁文为说真相者,希望能对自称Mendax(说谎者)的一名黑客所采取的模式提出代替方式。Mendax是一位年轻人的化名,就是后来维基解密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
只有你拼了命去做,仿佛这攸关你的生死,否则你很难体会要在网络上维持匿名有多么辛苦。美国情报机构建立的通信系统,多数都有单一目标:观察一项通信的人员一定不能辨别出涉入者的身份,或者能用任何方式将他们归属到某个组织。这也是美国情报机构为何将这些情报交换称为无法归属。网络时代前的间谍匿名行为是很有名的,多数来自电视或电影。举例来说,藏身处的地址用浴室隔间的涂鸦作为密码,或是隐藏在分类广告的缩写当中。想想冷战时期的情报交换术,写在信箱上的粉笔记号,暗示秘密包裹正藏在公园一棵内部已被挖空的树中。现代版本则可能是虚构的人物在某个约会网站进行虚构的对话,或是更常见的,一个表面上无害的程序,在由中情局控制的亚马逊服务器上,留下表面上看来无害的信息。然而我想要的是比那个更好的方式,不需要暴露,也不用任何预算。
我决定利用别人的网络。我希望这只是像去麦当劳或星巴克登录联网那么简单。但是这些地方有闭路电视、收据与其他人,他们是长着脚的存储器。另外,每个无线装置,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都有全球性的独特辨别标识,称为MAC(机器存取位址),它会在每个访问接入点留下记录,可视为使用者行动的鉴定标志。
所以我没去麦当劳或星巴克,而是开车。我进行沿街扫描,将车子变成移动的Wi-Fi感应器。你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高速天线与有磁性的卫星导航感应器,可以装置在车顶。电力可由汽车、便携式电池或笔记本电脑本身提供。这些东西都能放在背包内。
我带着可执行TAILS的低价笔记本电脑,这是Linux开发的健忘作业系统,意味着一旦关机,所有资料都会消失,再次启动,一切又重新开始,没有任何登录或记忆的痕迹。TAILS让我轻易“欺瞒”或伪装笔记本电脑的MAC:无论何时连接到网络,它都会留下其他机器的记录,与我无关。更好用的是,TAILS也有内建支持,可联结到匿名的Tor网络。
在夜晚与周末,我在瓦胡岛四处开车,让天线接收每个Wi-Fi网络。我的卫星感应器可侦测到附近地区的每个访问接入点,这多亏我使用的Kismet绘制地图程序。这份地图显示出在我们每天经过的地方,在我们不注意的地方,有着隐形的网络,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安全装置的,或是我可以轻松绕过的。有些网络需要更复杂的破解才能进入,我会阻挡网络,让合法使用者借由离线启动,重新连上网络。在此过程中,他们会自动传送认证包,我可以拦截,有效破解密码,以方便我像其他授权使用者一样登录。
手上有了这份网络地图,我在瓦胡岛开着车,就像狂人一般,试图查看电子邮箱是否有记者已经回复我。在跟柏翠丝联络上之后,我晚上大多时间都在给她写信,我把车停在海滩边,再连到附近度假村的Wi-Fi。我必须说服那些我选上的记者使用加密邮件,这在2012年时是一件痛苦的事。在某些情况下,我必须告诉他们方法,所以我上传教学资料。我通常把车停在停车场,坐在车内,利用图书馆、学校、加油站或几乎没有保护措施的银行等网络来完成这个工作。重点是不要形成任何既定模式。
在一个商场的停车场,确知当我关上笔记本电脑,便可保守我的秘密之后,我拟订了一份宣言,解释我为何将这些机密资料对外公开,但之后又把它们删掉了。接着我试着写电子邮件给琳赛,最后也被我删除了。我想不出来该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