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十月革命使近东和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重新洗牌。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多年来在伊朗的争霸令伊朗一直以来深受其苦，这其中一大部分原因当然是伊朗自身的国力衰弱和多位国家领导人的漫不经心。而这一局势即将让位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危险。随着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两个原本属于“同一世界”、拥有相似目标的旧帝国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改变，“另一个世界”崛起了。列宁将我们后来所谓“不发达”国家视为“他的”革命输出的理想阵地。而列夫·托洛茨基则首先寻求推动世界革命。对英国来说，保护印度这颗“皇冠上的宝石”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因此，作为缓冲国的伊朗是一个需要稳定，甚至受到支配的战略地区，因为它是阻止俄国革命出现地区性蔓延的一张王牌。
英国1919年变伊朗为半保护国策略的失败使其不得不急切地寻找一个新“方案”，鉴于布尔什维克军队已经进入伊朗北部，而且吉兰省刚刚建立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政府。在这危急关头，伦敦决定首选“军事政变”手段，以便在伊朗建立一个强势政权。在政变领导的人选方面，他们接触了两个人：一个是善于蛊惑民心的毛拉赛义德·哈桑·摩达雷斯，另一个是一位卡扎尔亲王，曾被英国政府授勋的三位部长之一的菲鲁兹·努斯拉特·道莱，他毕业于牛津大学，且学识广博。几经思量后，前者被认为过于难以预料，由一位毛拉领导军事政变听上去不大实际，但后者又被大雪困在伊朗西部无法行动。然而，“他们”已经急不可待，于是“他们”转向一位精于论战的记者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伊[1]，作为国王大使的亲信，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伊十分钦佩墨索里尼，二十九岁的他展示出一个全新的政治家形象。
然而，要成功实现政变计划，“他们”还需要一个“武装臂膀”。此时，被派往高加索的英国远征军指挥官艾恩赛德将军正好途经伊朗首都。如及时雨一样降临的他接到命令寻找那个“武装臂膀”。而他很快意识到在这大混乱的时局下，伊朗只能仰仗其境内最后一支有组织的军力：纳赛尔丁沙统治时期创建的那支著名的“哥萨克旅”[2]。原本领导这支军队的俄罗斯人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作鸟兽散了，沙王被迫同意让多名军官推选的一名伊朗将军担任统帅，此时这支军队就由这位至此几乎默默无闻的礼萨汗将军指挥。艾恩赛德与他见了面，以确认他可以成为他们所策划的政变的理想工具。礼萨汗正是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礼萨汗1878年3月16日生于马赞德兰省萨瓦库县的一个重要的村镇阿拉什特，其原生家庭是卡扎尔王朝一个平凡的军官世家。他1815年出生的父亲与他的母亲（在伊俄战争[3]后逃到这里避难的格鲁吉亚裔女人）年纪相差较大，礼萨的父亲在他刚降生不久便去世了。他的母亲因为是外国人而遭到婆家虐待，于是被迫徒步带着年幼的儿子前往德黑兰，投奔她两个做军医的哥哥。途中礼萨几乎丧命，这也在日后成就了他“神迹婴儿”的传奇。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这对母子在两个亲戚家寄人篱下的生活十分窘迫，这使得礼萨无法进入社区学校学习识字写字。而他的母亲于1885年积劳成疾，因病去世。
礼萨成了孤儿，既不识字又没有人生目标的他在街头长大。十四岁时，他长成一个高大（身高近1.90米）勇猛、桀骜不驯、爱寻衅斗殴的男孩。他舅舅担心他卷入少年犯罪或帮派暴力，并因此而葬送未来，于是动用自己的关系，将他送入了具有钢铁般纪律的哥萨克旅（未来的哥萨克师）。称帝以后，他曾在1936年的一次旅途中宣称：“是生活中的艰难让我学会了生活。我决定不再畏惧，排除所有障碍，全力向未来前进。[4]”在哥萨克旅中，礼萨学会了识字写字。尽管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充满对知识的渴求，且记忆力超群[5]。礼萨的性格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的上级军官注意到他严守军纪，衣着也无可挑剔，他在二十一岁时被升为“纳耶布”（中尉）。他参与了多次平叛行动，至少三次奉命带领一小队人马保护英国、荷兰和德国使团，而这些外国使团将他视作奴仆的态度也给他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他不断在军队中晋升，在出征西部期间，他常常与沙俄和英国军官共进晚餐，他们在餐桌上粗野的举止令他愕然。此外，他还结识了从俄国帝国军事学院毕业、掌握多种语言的炮兵专家、陆军上校阿马努拉·贾汉巴尼亲王，并与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6]。
在西部执行了一段长期任务之后，他被召回德黑兰，并任命为哥萨克旅一支精锐力量——机枪分队的指挥官。此时，他难以抑制内心被非伊朗军官领导的痛苦以及眼看自己的国家和军队残破颓败的悲哀，开始憧憬另一个伊朗，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伊朗。
1915年，三十七岁的他被任命为哥萨克师（已从哥萨克旅变为哥萨克师）上校，并于同一年迎娶了一位卡扎尔将军的女儿（据说是个并不美丽的悍妇，同他母亲一样也是格鲁吉亚裔），这是对这个“街头长大的孩子”[7]社会地位的真正提升。1917年10月18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莎姆斯出生；1919年10月26日，他的妻子又为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未来的沙王穆罕默德·礼萨和他的妹妹阿什拉芙。
1920年10月，因哥萨克师的原俄国统帅加入了白军，这一职位突然空缺。艾哈迈德沙在英国使团的推荐下打算任命一位平庸顺从的公务员接手这一职务。但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伊朗军官一致反对。他们还得到了多名政要的支持，沙王迫于压力屈服[8]。礼萨升任为准将，并被授予哥萨克师司令一职，这个师当时拥有两千人、几门火炮和一支机枪分队。
这就是艾恩赛德将军会见的人。在两次面谈后，艾恩赛德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他们寻觅的“武装臂膀”。礼萨胸怀抱负，反对布尔什维克，廉洁正派，且备受军队下属的敬爱。对于这个人选，英国使团始终存疑……但时间不等人。
对礼萨来说，他人生的机会刚刚敲响了大门。他见过了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伊，并很快发现后者完全不具备实现其野心的能力。在1921年2月20至21日的夜晚，他按计划完成了和平政变的任务，阻止了布尔什维克将影响力扩大到伊朗。英国部长随后如愿地让沙王将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伊任命为首相。
第二天一早，人们就在德黑兰城墙上，在大集市、清真寺前和重要的交叉路口看到一张布告，它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命令：
所有德黑兰居民都保持平静，服从军队的指令。
全城现已实施戒严。从晚八点起，除军人和警察外，任何人都不得出门上街。
国王陛下哥萨克师指挥官兼军队总指挥，礼萨
礼萨本无权以第二个头衔自诩，但这无关紧要！如果他想获得战争部长的职位，就得全力争取。然而，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伊拒绝了他的任命，转而将这一职位授予了自己的一个亲信。礼萨咽下这口气，一句话也没说。艾哈迈德沙很快明白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可以让他从中渔利。两天以后，他向礼萨授予大元帅（萨尔达尔·赛帕赫）军衔，然后静观其变。
由首相选定的新任战争部长没能撑过十天。至于赛义德自己，他命人逮捕了数百位知名人士、亲王和记者等，这些逮捕行动大多由礼萨的人完成，他们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通常大事化小，并尽量让被捕者明白他们只是奉“赛义德”之命行事。于是，礼萨与继续偏袒首相的英国人之间的对立日益突出。双方各显神通：一位由伦敦表彰的亲王凭借赛义德的书面命令得到释放，在首都郊外一个街区实施治外法权，原本交由军队的各国公使团的安保任务被转交至警察手中……
当首相重新拿起论战的笔杆，每天刊登一篇耸动宣言的时候，治安问题继续在德黑兰肆虐。礼萨将出手治理：三天之中，几名军官击毙了在德黑兰为虎作伥的匪徒，居民们终于得以喘息。大小商铺重新开张营业，夜幕降临时，人们甚至可以在几条有照明的街道散步了。
民众明白了权力中心在哪里。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伊是说话的，大元帅礼萨是做事的。没过多久，后者竟更得民心了。艾哈迈德沙抓住机会，于1921年5月25日摆脱了这个狂妄自大到未经允许就在沙王面前就座、抽烟的年轻首相……鉴于议会一直没有运作，宪法传统赋予沙王罢免首相并选择其接班人的权力。“请将他带到哈奈根[9]！”沙王对礼萨汗命令道。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伊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他被发配到伊拉克边境。残暴之举是没有必要的，前首相叼着根香烟，离开沙王，钻进由两辆汽车护送的轿车。政变也随之告终。
这一事件中的功臣礼萨是否终于要被任命为首相了呢？然而，沙王选择了另一个人，一个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艾哈迈德·盖瓦姆。此人在政变前任呼罗珊总督，随后被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伊下令逮捕，并被转移到德黑兰拘禁。至于礼萨汗，他被委任为盖瓦姆政府的战争部长，并在随后几任快速更迭的内阁中始终得到留用[10]。
政权稳定了，国家恢复平和，政府着手启动民众企盼已久的改革。如此，伊朗建立了国家文化遗产保护联合会、相当于红十字会的“红狮日”会、一个对宗教阶层的财力造成致命打击的中央房地产交易登记机构，并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巴斯德研究院和一所农学院。
1923年10月20日，早已成为权力核心的礼萨汗终于被议会指定为首相。民意对他十分有利，人民将他比作纳迪尔沙和阿米尔·卡比尔。
新首相一上任就加速改革。礼萨汗创立了军队总司令部，将精心挑选的年轻军官送到法国枫丹白露的圣西尔军校、索米尔的骑兵军校、里昂的医学院和意大利的海军院校进行培训。他还建设了德黑兰军事学院，并委托法国军官进行学院的管理。
在这一短暂的过渡期，发生了两起重要事件。第一起是国民军队的建立，并辅之以普遍义务兵役的政策。除中学和大学毕业生只服役一年外，其他所有青年都将在军队服役两年。一些毛拉表示抗议，认为这一举措有悖伊斯兰教，但礼萨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这是教士阶层与新晋强势元首的第一次交锋。
第二起是在英国人遥控下胡奇斯坦分离主义者的行动。当时，该省由一名本地权贵哈扎尔管理。他富可敌国，在该地区称霸一方，并与保护英国石油公司自1905年开采的南部油田并从中获得些许利益的巴赫蒂亚尔部族结盟。哈扎尔在从未请示中央政权的情况下擅自与伦敦签署了一份“保护国协议”，又与德黑兰做了些场面上的妥协。但他并未就此收手。他一直梦想独立，于是在伦敦的公开支持下，于1924年发动起义，并获得了德黑兰一些人的支持，支持者中包括沙王的弟弟——艾哈迈德沙访问尼斯期间临时摄政的王储，以及极具影响力的毛拉赛义德·哈桑·摩达雷斯。在召集三万兵将（以骑兵为主）并配备了几门火炮后，他自以为所向无敌，并公开挑衅。
对礼萨来说，决策的时刻到来了。在伊朗最年轻将军法兹卢拉·扎赫迪的协助下，他调动了一万人和多门火炮。此外，他还首次部署了三架飞艇（其中两架由法国飞行员驾驶）——他的“空军”。从首都出发时他宣布：“我去清除封建领主的余毒，恢复我们祖国的领土完整。”伦敦即刻提出抗议，在向德黑兰发出的最后通牒中提到与哈扎尔签订的保护国协议及其石油开采设施的安全保证。英国的特派员一路尾随礼萨到伊斯法罕，再到设拉子，只为劝阻他不要进攻，却是枉然。
交战于1924年11月14日在赛东展开。礼萨的“空军”对从未见过此类事物的部族骑兵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哈扎尔的军队四散奔逃。11月19日，哈扎尔向礼萨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宽恕，但实际上是为了争取时间。他仍期盼身在尼斯的沙王出手相助，或者伦敦特派员最终能够阻止礼萨的出击。然而，沙王保持沉默，英国人也被生生拒绝。礼萨胜利进入省会城市阿瓦士，并直奔哈扎尔的宫殿而去。这个梦想独立的人此刻逃往他停泊在阿拉伯河的游艇，鉴于这条河是两伊的边界，如此他自以为可以在国际水域高枕无忧了。然而，他在夜间遭到劫持，并被带到德黑兰高地的一栋寓所中软禁起来。这一事件就这样解决了，英国人从此对礼萨心生怨恨。他们是对的，因为事实上，礼萨汗打败的并非哈扎尔，他真正打败的是伦敦。
礼萨汗如民族英雄凯旋般回到德黑兰。与此同时，按照议会投票通过的一项法律，他选择“巴列维”——在阿拉伯入侵前伊朗通用语言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这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回归前伊斯兰某种古老根源的象征。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股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运动在伊朗兴起，其目标包括让首相担任共和国领袖。这一运动令库姆和纳杰夫的高层宗教人士深感担忧，这些法律制定者和“效法的源泉”害怕伊朗受到新生的土耳其世俗共和国的影响。于是，宗教界对礼萨汗施压，使其终止这一运动并自立为“万王之王”。诚然，1906年宪法遵循“伊朗人民意愿”将王冠授予卡扎尔王室，但信誉扫地的卡扎尔王室已经无人捍卫。因此，只要从他们头上“收回”王冠，再将其“授予”巴列维家族即可。
随着一场超出宗教界的民意运动，议会于1925年10月31日决定废黜卡扎尔王朝。同时，他们投票决定，礼萨汗被冠以“瓦拉·哈兹拉特·阿格达斯”（尊贵殿下）之头衔，并被指定为临时政府首相。随后伊朗召开修宪大会，当选的委员于12月6日出席会议。几名委员提出建立一个非世袭的君主制。但多数委员选择了世袭君主制。这难道不是新晋强势领袖所渴望的吗？12月12日，修宪大会将王冠授予礼萨·巴列维陛下及其“子孙后代”，巴列维依照宪法宣誓，令英国人极为不快。
接着一切都加速进行。12月16日，礼萨在格勒斯坦皇宫中接见了外交使团。命运的玩笑在于，英国全权公使作为外交使团团长，向沙王献上传统的祝福。1926年1月28日，新沙王正式将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指定为王储，4月25日，他完成了正式加冕——那是一场以卡扎尔和萨非王朝的庄严肃穆为基调，具有伊朗传统特色的加冕典礼。就这样，伊朗加冕了一位新沙王，他在文化方面的不足被他对自己祖国的勃勃雄心和使其最终真正独立的抱负所弥补。
在此以前，他将“国家的荣耀”——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任命为首相，后者将在十六年后再次担任他最后一届政府的首相。
尽管最初的改革在新王朝建立前就已启动，但他的加冕还是在整个国家掀起了发展狂潮。礼萨因势利导，计划为伊朗建立一支海军，并向意大利订购了数艘军舰。这一举措加上之前聘请法国人协助对陆军进行现代化改造，都令英国十分不满，他们等待时机以中止这方面的进展。空军的建立也为伊朗引入了第一家飞机装配工厂。伊朗的天空中很快就能看到最早的沙巴兹（雄鹰）战机翱翔。制造轻型武器和弹药的工厂也将填补国防装备的不足。
在交通运输方面，国家的转型也加快脚步。一个长达八十年的伊朗梦想，伊朗所有改革家和1906年立宪革命的梦想，以及礼萨沙一生的功绩初见雏形：跨伊朗铁路的建设于1926年2月9日得到了议会批准。这一全长1394公里、连接了里海和波斯湾的铁路网由德国工程师设计，丹麦、德国和伊朗公司施工建设，且没有求助于任何外资借贷[11]；它于1938年8月26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启动运行。同年10月30日，第二条跨伊朗铁路也投入建设，这条东西走向的铁路连接了阿塞拜疆首都和马什哈德。12月4日，连通德黑兰、伊斯法罕、克尔曼和霍尔木兹海峡边阿拔斯港的第三条铁路也破土动工，这一工程与其他几项工程在二战期间被迫中断，并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统治时期竣工。
除这些巨型工程以外，还有数千公里可通车公路的建设，这使得伊朗几乎各个城市及首都之间都得以相互连通。
城市化建设也没有缺席。在卡里姆·布扎焦梅利将军的指挥下，德黑兰的现代化变身令人叹为观止。所有城市都通了电力和电话，这个时代特有的建筑应运而生，今天被称为“礼萨沙式”的这种建筑风格像阿拔斯沙的风格一样将在伊朗名留史册。政府机关、各大部委、军队、银行、教学机构所用的建筑拔地而起，并几乎都在日后被伊斯兰政权列为国家历史遗产。
这一大型建设和国家现代化政策中还插入了一项经济独立政策。礼萨沙从金融这一长年被外国势力掌控的领域着手。1928年，印发货币的特权从波斯帝国银行收回，这家如假包换的英国银行为此获得了二十万英镑的赔偿，上述特权从此被委托给新成立的伊朗国家银行。在此以前，伊朗还建立了另外三家银行：赛帕银行用于收集和管理军队养老金，它将很快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拉尼银行用于资助房屋建设；凯奇瓦兹银行主要支持农业领域。最后，扎拉伯哈内（造币厂）于1932年3月1日诞生，伊朗从此可以自行铸造金属货币了。
与此同时，礼萨计划以石油收入负担国家发展和军事装备支出，以平衡预算，并据此制定了一项政策。这方面情况比较复杂。1901年，英裔人士威廉·诺克斯·阿尔西与伊朗签订合同，其中规定伊朗将其领土上一块48万平方公里区域的石油开采权租借给阿尔西六十年，而伊朗将获得勘探到的石油开采利润的16%。找不到石油的阿尔西将他的大部分股权转让给了伯麦石油公司，后者比阿尔西更加幸运，他们在1908年发现了大型油田并创立了英波石油公司（APOC）。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让他的政府购买了该公司的股权。其结果是，礼萨现在面对的这家私营公司实际上属于大英帝国政府！
1932年11月27日，德黑兰决定单方面终止这些对伊朗不利的“租借”。两国言辞激烈，军队各就各位。12月16日，伦敦提请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对这一事务做出处理，后者任命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奈斯博士（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作为调停人协助处理这一争端。经过艰难的谈判[12]，26条协议于1933年5月14日达成：伊朗的利润分成从原来的16%升至20%，并辅以每年七十五万英镑的最低收入担保。此外，伊朗获准派出一名“账务审计员”常驻伦敦，但后者没什么机会履行其职责，因为这项条款在1951年4月摩萨台将石油国有化时失效。同时，英国的开采区域也从48万缩小到26万平方公里。英国人还丧失了在伊朗境内进行石油运输和分配的垄断。但相应地，石油开采权的租借从1961年延长到1993年。正是这一点令沙王及其财政部长饱受指责，后者很快就因此而丢了官，而这一点也成为伊朗与各个石油开采公司（先是英国公司，随后是一家国际财团）之间持续争议的关键因素，直到伊斯兰革命为止。
尽管礼萨沙仍无法摆脱英国的干涉，但他至少在短时间内使收入得到了实质性的增长，从而具备了加速实现发展计划的条件。
礼萨最具革命性的成就当属他对民法、刑法、商法和诉讼程序的制定、表决和实施，以及他创立的现代司法机构，这结束了伊斯兰教法的统治和什叶派宗教阶层对社会生活的残余影响力。这一革命是由司法部长阿里·阿赫巴尔·达瓦尔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落实的，他得到了沙王无条件的支持。这也让伊朗人民的另一个夙愿得以实现：废除“领事裁判权”这一令西方人可以逃避伊朗当地法律管辖的特权。这些“领事裁判权条约”始于法特赫·阿里沙时期。废除这些条约标志着伊朗又向国家独立迈出了重要一步。
1920年为弘扬伊朗文化而创立的国家文化遗产保护联合会（安焦曼·阿萨尔·梅里）最早体现了增强国家自豪感、推崇为缔造“伊朗性”做出贡献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愿望。这一协会在新王朝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在礼萨沙作为荣誉主席期间，它的第一项工作是庆祝《列王纪》的作者菲尔多西的一千周年诞辰。这也给其他纪念性活动打下了基础，1934年菲尔多西陵墓在图斯建成，随后另一位诗人哈菲兹的陵墓也于1935在设拉子完工[13]。
1935年在同一方针的指导下创建了伊朗学术院，其功能与黎塞留于1635年建立的法兰西学术院相同。它承担着推广波斯语并使其与时俱进的职责。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任该院的第一任主席。
礼萨实施的具有强烈象征性的举措还包括1925年下达法令对伊朗历法进行现代化改革，通过恢复伊斯兰以前的古老名称，使之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历法有所区别。这也是对这一历法的发明者欧玛尔·海亚姆[14]的致敬。另一个象征性举措是从1926年开始对国家精英的培养：每年公费派出一百多名学生前往法国继续高等教育深造。法语成为中学和大学的必修语言，这使得法国在数十年中对伊朗军队、司法，以及公共机构和知识精英层的组建发挥了主导影响，尽管伦敦很不受用。
礼萨还启动了德黑兰大学的重建工作。此时，阿米尔·卡比尔的“达尔·弗农”所激起的勃勃雄心早已退去，余下的只有无所事事的大学生、没有正式编制的教师、作为卡扎尔王朝末期伊朗缩影的破败校舍。1906年立宪革命后，皮尔尼亚兄弟和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在改革的跃进中创立了一所政治学院，1921年又修建了一所法学院，同时艾哈迈德·盖瓦姆也创办了一所农学院。礼萨登基后，办校之风更盛，在德国人的协助下伊朗政府又创建了一所商学院、一所高等师范学院和一所技术学院。随后，礼萨沙决定建立一所与他对伊朗的期许相配的综合性大学，并将上述学院汇集其中。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他选中一名法国人——建筑师兼博物馆学家安德烈·戈达尔，负责在首都以北一片占地30万平方米的区域上规划大学园区。安德烈·戈达尔同时设计了美术学院（他作为第一任校长）、德黑兰国家博物馆（灵感来自萨珊皇宫，他是第一任馆长）和国家图书馆。安德烈·戈达尔还主导了由福鲁吉提出并于1930年通过的一项法案的实施，这一法规旨在规范考古挖掘，终止文物偷盗。像曾任德黑兰医学院第一任院长的斯特拉斯堡教授夏尔·奥博陵一样，安德烈·戈达尔也对伊朗大学和伊朗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礼萨沙为让传统艺术焕发新生，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了多个书法、细密画、珐琅艺术中心。此外，还要加上为使地毯这一数百年民族传统艺术发扬光大并不断创新而设立的国家地毯公司。
在文化复兴的这些年中，国家出资组织了伊朗千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数百位几个世纪前的作家、哲学家、史学家、诗人的著作不再仅限于小众欣赏，而是大规模出版并让所有人都能获取。制作精良的课本和众多诗集都用于大中小学的教学。20世纪的伟大诗人和作家也没有被忽略。如此，很多新秀涌现出来：阿里·达什蒂、萨迪克·希达亚特、穆罕默德·赫加齐、赛义德·纳菲西、穆罕默德·塔基·巴哈尔、尼玛·尤什吉等人都看到自己的作品得到出版并获得广泛好评。有助于判断力形成的外国巨著也都被翻译发行。“翻译，翻译，再翻译。”礼萨不断重复着，并敦促各部门的领导积极推广这些译著。
除1934年对菲尔多西千年诞辰的隆重纪念，他的统治也因另一社会文化事件而影响深刻：1935年禁止妇女佩戴头巾。这一决定虽然生硬唐突，却显示了他想要将女性从宗教桎梏或对《古兰经》的某种解读中解放出来的意愿。一部分宗教人士对这一重大改革反应激烈，特别是在库姆和马什哈德。政府对此以迅速、果断的镇压作答。尽管生于穆斯林家庭，在伊斯兰传统中长大，并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宗教高层的支持得以夺取王权，礼萨（被一些人称为无神论者）却坚持宗教不可超越私人生活范围，侵入国家事务的领域。在这一点上，他与他十分钦佩的土耳其邻居凯末尔见解相同。为做出榜样，他要求王后塔吉·莫鲁克及其宫女出宫时都不戴头巾，当然这让她们开始时不免有些尴尬。
然而，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形式民主和权力分立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遵守。虽然会集了众多大地主、老牌中产、著名知识分子和律师并将宗教成员排除在外的议会可以畅所欲言、投票立法，但所有议员都必须得到政权首肯才能获选，这让他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所以，这一以军方为支柱的政权是专制的——在那个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独裁专制政权都有抬头的趋势。尽管如此，这一政权从不血腥，除了在1921年政变后对一些部族首领通过军事法庭快速裁决与清除，以及屈指可数的几个令人遗憾的个案以外。需要强调的是，卡扎尔时代的政治人士和王公贵族，尽管其中有不少人公开与他保持距离，称他是暴发户，但沙王在他们面前却始终保持低调和对他们的尊敬。
然而，他于统治末期在自己家乡马赞德兰省购置大片地产时采用的多数不正当方式是理应遭到谴责的。当时礼萨以为提供新设备、进行土地清洁整治、兴建学校和诊所、强化扫盲运动可以让人们忽略他对权力的滥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因为虽然基层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地主的利益却受到损害，他们在礼萨统治刚一完结便重新夺回了他们的土地。
二战前夕，当欧洲处于最后几个月的和平之中时，伊朗这个二十年前千疮百孔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全面的蓬勃发展。它具备了工业架构，在主要日用品如纺织品、糖、其他加工食品等方面都做到了自给自足。每年，由沙王揭幕的“祖国物产”博览会吸引着全国各省的民众前来参观，一睹伊朗的进步成果。
当时伊朗在经济和对外贸易方面的最大合作伙伴是德国，法国主要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对其给予支持。柏林当时向德黑兰供应铁路设备、军用装备、工业机床，并吸收伊朗大部分非石油类出口。五千德国工程师、商人、技师在伊朗国内工作。于是，在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礼萨沙给世人一种更偏向轴心国甚至支持他们的印象。他是否相信轴心国会获胜呢？他是否像很多伊朗人一样，基于对大英帝国的历史仇恨而希望轴心国获胜呢？
1939年9月1日，随着德国入侵波兰和英法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伊朗在这一变局下立刻宣布中立。随后沙王在9月12日新一届立法会开幕仪式上和11月24日接见向他递交国书的英国新任大使时重申了这一立场。
为了平衡他的内阁，1939年10月26日，著名的亲德派艾哈迈德·马田—达夫塔里被任命为首相，以接替极端保守的马哈茂德·贾姆，同时，以反英知名的阿里—阿萨格·赫克马特得到了非常敏感的内政部长一职。此外，卡扎尔时代的老政治家、资深外交家，时任议会主席的哈桑·埃斯凡迪亚里被沙王任命为特使派往柏林，并得到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政府的高规格接见。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没人知晓，据我们所知，伊朗的档案中对此也只字未提。
与此同时，德黑兰改善了与莫斯科和东京的关系，这必然惹恼伦敦，使英国广播公司反伊朗的宣传力度更大，并引发了几次外交事件，包括英国海军对红海上一艘载有德国机器的商务船进行登船检查，鉴于船上的机器是沙王为伊朗第一家钢厂订购的，这激起了热衷这一钢铁项目的伊朗民众的强烈不满。英国方面的批评很快集中到沙王个人身上[15]。不久前开始运行的德黑兰广播电台没有直接回击，只是着重强调伊朗的中立立场。
英国持续施压，礼萨改弦更张，他于1940年6月26日免去了艾哈迈德·马田—达夫塔里的职务，还将他非正式地关押了数日。任期届满内阁中任工商部长的高度亲英人士阿里·曼苏尔[16]接替前者，被任命为首相，而原内政部长阿里—阿萨格·赫克马特将不在新内阁中任职。此外，沙王还命人逮捕了知名的反英倡导者穆罕默德·摩萨台，并将其发送到德黑兰以外，虽然如此但全程仍以礼相待，发送时让他乘坐自己的轿车，并允许他的厨师和侍从陪同以便继续在监狱内服侍他——一种十分东方的处理方式[17]。
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再次颠覆了力量对比。莫斯科加入伦敦的阵营之中。两国全权大使分别于6月26日、7月19日、8月16日向德黑兰发出近乎最后通牒的文书，敦促沙王改变其外交政策，因为尽管后者一再声明中立，其政策却始终被评价过于亲德。
英俄对伊朗的瓜分是否已经在筹备之中，正如他们1907年所做的那样？民意对此充满忧虑。鉴于英国空军已经不止一次侵入伊朗领空，伊朗北部省份的居民开始大批逃往被视为在此硝烟弥漫时期更为可靠的德黑兰。伊朗防空部队进行了几次警告性炮击，外交部也向伦敦发出了语气强硬的公文，这一切都令紧张局势加速升级。
莫斯科和伦敦首先要求，随后责令轴心国侨民撤出伊朗，并请求授予他们的辎重和部队穿过波斯湾前往苏联边界的权利。如此，伊朗成为一个极端的战略要地，德黑兰虽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总体上仍置若罔闻。礼萨是否高估了自己的军力？他是否还在期盼德国的闪电胜利？法国（被他正当合理地视为拥有当时最强大陆军的国家）的战败更强化了他的这一预期。他希望伊朗能够处于战胜者的阵营中。在德黑兰，人们已经在私下里谈论如果德国获胜，伊朗收复高加索行省的可能性。
1941年8月25日凌晨4点，英国和苏联越线向伊朗宣战。伊朗主要用于国内治安的那支小军队面对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军队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英国人的首要目标是摧毁伊朗海军。他们的空军以密集轰炸在几分钟内击沉了伊朗的九艘战舰，致使五百多名海员死亡，其中包括他们的统帅，海军上将巴扬多尔。礼萨对身边的人哭诉道：“那是我的心肝宝贝啊！”
西侧，享有盛名的老军官纳赛尔·道莱·穆加达姆成功阻挡了英军的进攻。但能坚持多久呢？另一侧阿瓦士的重炮对英印联军开火，但成效不大。这是不是他们的垂死挣扎？在北部，几个防卫阵地延缓了苏联军队的推进。然而同盟国的碾压机正无情地朝伊朗首都驶去。
礼萨做出反应。在多方征询后，他向他的第一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求援。他们二人五年以来关系不睦，备受尊敬但深居简出的福鲁吉一直过着一种自我流放的生活，既没有社交也不追名逐利。他将这五年的政治隐退时间都投入到文学和学术生活上，并颇有建树。六十四岁[18]的他身患疾病，且从不进宫。
当礼萨请他当晚进宫面谈时，他猜到缘由。他向沙王提到自己的病情，并告诉他第二天再去会面，但鉴于事态紧迫，沙王向他派去了一辆宫廷轿车和自己的礼宾官。这位伟人终于在21时到达皇宫。二人的会面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王储和多位政要都在外面的候见厅来回踱步。福鲁吉最终走了出来，他对王储说，“在这非常时刻，我也只能临危受命了”，接着便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他的任命就被正式公布。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是国家的荣耀，他以自身才干和大公无私的行事作风在所有官员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福鲁吉曾两次出任首相，还是伊朗学术院的第一任院长、国家文化遗产保护联合会的创建者和第一任会长，他还编辑出版了菲尔多西、哈菲兹、萨迪、海亚姆的作品，自己也著述颇丰。这就是人们期盼此刻能够力挽狂澜的人。
礼萨清楚自己在位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他也深知尽管新首相与自己仍有隔膜，但福鲁吉是个可以倚仗的人。礼萨相信福鲁吉可以应对这灾难性的局势。他没有看错。
8月29日，刚刚上任的福鲁吉就遇到一场严重的内部危机。战争部长艾哈迈德·纳赫贾万以几位高级军官的非正式会议决议为依据，下令解散陆军，让所有士兵复员返乡，而这一消息沙王、首相和总参谋长是从……广播中获知的。艾哈迈德·纳赫贾万是在苏联受训的空军准将，这一点很快让分析人士对他的态度产生了怀疑。仅仅几个小时后，德黑兰和军区城市就陷入全面混乱，数千应征入伍的青年在城中四散游荡，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很多衣衫褴褛，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大多是偏远地区来的农民。
在这危急关头，福鲁吉迅速反应。他将伊朗军队唯一的一级中将，数年来遭到雪藏但备受尊敬的阿米尔·艾哈马迪任命为首都军政长官。后者带领四百名士官（其中有些已经退休并被紧急召回）成功保证了德黑兰的城市治安。另一位也一直受到冷落的准将法兹卢拉·扎赫迪被指定为国家宪兵司令，负责维护全国治安并确保政府对局面的控制。
现在必须保住核心利益：8月30日，伊朗、英国、苏联三国政府签署了合作先决条件，并通过随后的一项正式协议使伊朗进入了同盟国阵营。福鲁吉和索赫伊利将胜利的赌注压在这一边，王储在某种程度上也持这种观点。伊朗持续关注的柏林电台从此开始对福鲁吉——这个犹太人（谬误）、这个共济会成员（事实）倾泻潮水般的声讨谩骂。无所谓，反正福鲁吉赌赢了。
同盟国还有另一个要求：终结巴列维王朝。自从军事政变以来，英国人一直对礼萨深恶痛绝，并计划让艾哈迈德沙的侄子，一名有才华的海军军官登上王位。但人们很快发现这名军官竟不会说波斯语！让一个不会说自己“子民”语言的人登基称帝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于是提出让福鲁吉宣布成立共和国，由他担任共和国的首位总统，但福鲁吉一口回绝了。然后，他们又接触了尊贵显赫的外交官穆罕默德·萨艾德，希望这位驻莫斯科大使能充当帝国摄政王，后者也予以拒绝。
福鲁吉位于这些争论和混乱的中心，顶住了英苏两国的压力，劝说沙王退位。为了捍卫伊朗、维护他认为对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君主制，必须牺牲父亲，保全儿子。
1941年9月16日，坐在沙王办公桌后，福鲁吉用他优美的散文和传统波斯文人的书法起草了沙王的退位文书。礼萨此时正在花园里散步，他说：“我感到倦怠，是时候让年轻人接班了。”
礼萨回到办公室签署退位文书。他的统治结束了。深恐首都爆发革命，王储迷茫地走近父亲，礼萨说道：“我与首相做了必要的安排。”他接着说道：“我将我的儿子托付给你，我将你们两个托付给全能的主。”他紧紧拥抱了儿子，然后转过头不让儿子看见自己落泪。汽车已经在等他上路了。
他的流亡开始了：伊斯法罕、克尔曼、阿拔斯港。他登上了一艘很不舒适的英国轮船“班德拉”号，在几个家人和一些随从的陪伴下出发前往孟买。伊朗政府得到了一个泛泛的承诺：在孟买停留后，退位的沙王将可以到阿根廷去。一登陆孟买，礼萨就发现印度政府拒绝他入境。他写了几封电报抗议，但被禁止发出——他现在只是一个囚徒。他被人送上了另一艘船，“葩马”号，被告知航行目的地是毛里求斯，这个他闻所未闻的地方。他在1941年10月19日到达那里。岛上的总督体贴地在礼萨被指定居住的寓所楼上升起了伊朗国旗。六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德黑兰终于让伦敦同意将礼萨转至南非。1942年3月30日，他来到德班，随后又辗转到约翰内斯堡，他在那里获得一栋破旧但相对宽敞的别墅。礼萨从此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他在这栋房子里日渐衰弱，于1944年7月26日离世。礼萨的尸骨被转运到开罗，并临时葬在瑞法伊清真寺。德黑兰只举办了一场朴素低调的葬礼，因为其他担忧正笼罩在人们心头。他的遗骸最终于1950年春声势浩大地回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大阿亚图拉霍梅尼下令摧毁其陵墓，但人们在里面什么也没找到。事实上，礼萨的遗骸早已在他儿子的命令下被转移到一个至今不为人知的隐秘处所。
七十年过去了。伊朗人似乎对他不到二十年的统治所记取的只有他们的国家朝进步和繁荣迈出的一大步、良好的社会治安、妇女解放、政教分离，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光辉业绩的成果。
注释：
[1] 生于1888年，卒于1969年8月29日。他创立了三份报纸：《伊斯兰的基础》（Fondations de l'islam）、《雷鸣》（Ra'd）、《闪电》（Éclairage），最后一份是在政府当局将他的第二份报纸查禁后创立的。
[2] 参阅“卡扎尔王朝的覆灭”一章。
[3] 伊朗与俄国的多次战争在1826至1828年间展开。
[4] 从Soleyman Behboudi的《回忆录》中摘取的片段，这部珍贵的日记在巴列维王朝统治期间从未出版，Téhéran, Tarhé Now, 1992。
[5] 在这一方面，他在最初步入“社会”生活时与叶尔孤白·莱伊斯和纳迪尔相似。
[6] 这位上校，也就是伊朗军队的第一位参谋长，他的笔记和文件都在日后由他的小儿子Madjid Mirza亲王汇总，用打字机录入，组成了有关礼萨生平的有趣资料档案。本章中的一些史实和逸闻也都从中而来。
[7] 他此前的第一次婚姻娶的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女子玛利亚姆，她在礼萨的第一个孩子——未来的哈姆丹萨尔塔内·巴列维公主出生后不久死去。
[8] 参阅Nader Peymaï,Reza Shah d'AlâchtàJohannesburg, Los Angeles, USA, Ketab Co.,1990。
[9] 伊拉克一个边境城市。
[10] 对于所有细节，请参考我们的作品Mohammad Reza Pahlavi, le dernier shah中的“万王之王”一章。1月24日，盖瓦姆辞职。
[11] 这条铁路总造价1750万英镑，对那个时代和伊朗来说是一笔巨款。
[12] 对于这一争端的细节，请参考Yves Bomati和Houchang Nahavandi, Mohammad Reza Pahlavi, le dernier shah, Paris, Perrin, 2013, p.53 sq。
[13] 萨迪的陵墓也于1952年在设拉子重建，替代了原来古旧、简陋的建筑。
[14] 参阅上文，第十一章“伊朗的‘文艺复兴’”。
[15] 英国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和伊朗君主制结束前数月也曾如此行事。
[16] 他年轻时曾作为本地员工受雇于英国使馆。
[17] 摩萨台在1951年当选首相时曾下令对他的逮捕进行调查。但在档案中除了应该对他的营养和健康给予特殊关照的指示以外，没有查出任何记录。
[18] 他生于1877年1月1日，卒于194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