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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a

　

　

夏綠蒂今天遲到，因為她從公司開車出來時出了車禍。她說她沒事，只是小擦撞而已。倒是熱騰騰的咖啡從杯架上掉下來，把她筆電潑了一片。筆電裡有她為明天的會議準備的報告，她沒有備份。

「你覺得我該告訴他們出了什麼事，還是今晚熬夜趕出來？」她問。「我想好好報告，又不想熊貓眼上台。」

上個星期，她在健身房不小心讓啞鈴砸到腳趾。瘀青一直沒退，她也還是很痛。「你覺得我要不要去照個X光？」她問。

在那之前，她最喜歡的大學教授發生露營意外去世（「雖然我老闆會很火，但我是不是該飛去參加葬禮？」）；更早之前是她錢包被偷，她好幾天都在跟身分竊賊周旋（「我以後是不是該把駕照留在車上，擺在雜物箱？」）

夏綠蒂認為自己是「業力引爆」，她好像每個星期都會出點事，交通違規、分租問題等等。我一開始很同情她，試著幫一點忙，但我漸漸發現心理治療被擺到一邊了。怎麼會這樣呢？夏綠蒂不斷把焦點挪到外在風波，讓自己不必面對真正的問題 ── 內心問題。人生裡的「戲劇性事件」不論多不愉快，它們有時卻是一種自我治療，一種迴避內在風暴、讓自己冷靜下來的方法。

夏綠蒂還在等我回答她怎麼處理報告的事，但從現在開始，她會發現我不會像之前那樣有問必答。當心理師之後，我很驚訝有這麼多人想要我告訴他們該怎麼做，好像我有正確答案、或是日常生活的一大堆決定有對或錯似的。我在檔案旁邊貼了一個字：。ultracrepidarianism，意思是「習於對超出自身知識或能力的事誇誇其談或亂給建議」。這是我對自己的提醒：身為治療師，我可以了解病人，幫助他們想清楚自己想做什麼，但不能為他們做人生決定。

不過我剛開始時不是這樣，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必須提有益的（或我認為有益的）建議，但我漸漸發現：人其實並不喜歡別人告訴自己該做什麼。沒錯，他們也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求你給建議，但你講了之後，就算他們一開始感到鬆一口氣，後來還是會心生怨懟，即使問題順利解決也是一樣。因為說到頭來，人還是想為自己的人生作主。也因為如此，小孩子總是吵著要自己做決定（然後長大後又要我把這份自由拿走）。

病人有時以為心理師有答案，只是不告訴他們或瞞著他們而已。可是我們並沒有吊人胃口。我們之所以不太願意給答案，一來是因為病人未必真的想聽，二來是因為他們經常把聽到的話詮釋成另一種意思（於是我們在心裡大呼冤枉：我從來沒建議你對你媽講那個！）。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支持病人獨立自主。

可是等到自己進了溫德爾的諮商室，我把這些全都忘了，連執業幾年對給建議這件事學到的經驗也忘個精光。我忘了病人提供的資訊往往已經被他們自己的成見扭曲；忘了在扭曲漸漸減輕之後，他們說出的資訊也會改變；忘了他們真正的難題可能完全是另一件事，而它目前尚未露出端倪；我忘了他們有時候是要你支持特定選擇，而且這點在你們關係更深之後會更加明顯；我忘了病人希望別人為他們做決定，這樣要是結果不如預期，他們就不必負起責任。

我問過溫德爾這種問題：「冰箱用十年就壞算正常嗎？」（溫德爾：「你來這邊問這種問Siri就知道的問題？你認真的嗎？」）「你覺得我該給我兒子選這間學校還是那間學校校？」（溫德爾：「我覺得你先想清楚這個決定對你來說為什麼這麼難，對你比較有幫助。」）他有一次說：「我只知道我會怎麼做，不知道你該怎麼做。」我完全不理他的提醒，接口就說：「好，沒關係。那你跟我說你會怎麼做？」

我的提問隱含的假設是：溫德爾比我能幹。我有時甚至會想：我算哪根蔥，哪有資格為我的人生做這麼重要的決定？我真的夠格嗎？

每個人心裡多少都會天人交戰：順著孩子還是依著大人？安全重要還是自由重要？人不論落在光譜哪個位置，做決定時都是以兩件事為權衡基礎：恐懼和愛。心理師的努力目標，就是教會你怎麼分辨兩者。

夏綠蒂有一次跟我提到一個電視廣告，她說她看著看著就哭了。

「那是汽車廣告。」她說，接著酸了一句：「可是我記不得是哪個牌子，顯然他們廣告沒做好。」

她說廣告設定的時間是晚上，駕駛座有隻狗。廣告一開始是那隻狗開車穿過郊區，然後鏡頭帶到車內，有隻小狗坐在後座的安全座椅上，吠個不停。狗媽媽繼續開車，不時從後視鏡瞄瞄小狗，直到平穩的路程讓小狗入睡。最後，狗媽媽終於開進家中車道，愛憐地看看睡著的小狗。沒想到她才剛停好車，小狗就醒了，又開始吠叫。狗媽媽露出無奈的表情，開車出庫，再一次載小狗兜風。看到這裡，觀眾才意識到她已在附近繞了好一陣子了。

夏綠蒂講完故事已淚流滿面，這不像平時的她。她幾乎不曾流露真正的情緒，她的表情、陳述和顧左右而言他都是面具。她並非刻意隱藏情緒，而是難以感受情緒。這種情緒盲有個詞叫「述情障礙」（alexithymia）。她不知道自己感受到的是什麼，也不會用言詞表達。講到老闆賞識她時，她的語氣平淡漠然，我得慢慢探……仔細探……繼續探……才總算看出一絲自豪。講到大學被性侵的事 ── 她在派對上喝了酒，醒來時發現自己身在陌生的宿舍，全裸倒在床上 ── 她還是一樣平淡漠然。提起跟媽媽衝突的混亂對話，她像是在複誦《效忠誓詞》。

有些時候，人之所以無法分辨自己的感受，是因為小時候被灌輸該忽視它們。小孩子說：「我生氣了。」爸媽回：「什麼？這麼小的事也生氣？你玻璃心嗎？」小孩子說：「我好難過。」爸媽說：「別難過了。欸？你看，有氣球耶！」小孩子說：「我會怕。」爸媽說：「沒什麼好怕的。你是大孩子了。」問題是，沒有人有辦法永遠封住深層的感受，它們總是會在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竄出來 ── 例如看電視廣告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為什麼讓我這麼難過。」夏綠蒂講完汽車廣告後說。

看著她哭，我不只明白了她的痛苦，也想通她為什麼一直要我為她做決定。對夏綠蒂來說，駕駛座上從來沒有狗媽媽。她的媽媽陷在自己的憂鬱裡，每晚流連派對，爛醉方休，沒有一天清醒著送女兒上床睡覺；她的爸爸則是經常「出差」不見人影。父母兩方都問題不小，也不斷為誰離棄誰吵個不停，什麼髒字都說得出口，有時聲音大到鄰居都來抗議。夏綠蒂不得不早熟，不得不自己為人生找路，像硬著頭皮接下方向盤的無照未成年駕駛。她很少看到父母表現得像個大人，像她朋友的父母那樣。

我想像她的童年：什麼時候該出門上學？以後怎麼跟今天說我壞話的朋友相處？在爸爸抽屜裡發現毒品如何是好？媽媽三更半夜還沒回家是發生什麼事？該怎麼申請大學？夏綠蒂不得不坐上父母的位置，為自己和弟弟擔起教養之責。

不過，小孩子並不喜歡被迫變得超級能幹。所以不令人意外的是，夏綠蒂現在想讓我擔任母親的角色。我可以當「正常」的家長，既愛她又開車穩當，讓她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獲得被照顧的經驗。可是，為了讓我扮演能幹的一方，夏綠蒂相信她必須把自己變成無助的一方，讓我只看得到她的問題 ── 用溫德爾形容我對待他的方式來說，她在「用她的可憐引誘我」。病人談到正面事物時，經常會以這種方式提醒治療師「我還有痛苦」。夏綠蒂的生活也會發生好事，但她很少告訴我；如果她開口說起，那一定是事情過了或好幾個月後。

我開始思考可憐與引誘的關係，夏綠蒂對我是如此，小時候的她對父母恐怕也是如此。可是，不論她做了什麼 ── 酗酒、晚歸、跟男人胡搞 ── 顯然都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我做這不對，做那也不對。你有注意到我嗎？拜託你關心我。

而現在，問完咖啡潑到筆電該怎麼辦之後，夏綠蒂接著問，該怎麼跟候診室的那個靚仔互動。她之前有幾個星期沒看到他，後來他帶著女友出現，但今天又是一個人來。而幾分鐘前在候診室，他居然開口找她約會 ── 至少夏綠蒂覺得他找她約會。他問夏綠蒂今晚有沒有興致「出來玩玩」。她說好。

我盯著夏綠蒂。你到底是哪根筋不對居然答應？

好的，我其實沒講出口。不只對夏綠蒂這樣，我有時候聽病人講他們做了或想做某些自毀舉動（例如為了保持「真誠」，跑去跟老闆說你對他真正的想法），我都得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忍住不喊：不！千萬別幹這種事！

但另一方面，我無法眼睜睜看著慘劇發生。

我跟夏綠蒂談過三思而後行，做決定之前要預想後果，但我也明白這不只需要理性而已。強迫性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是頭恐怖的野獸。對夏綠蒂來說，穩定和伴隨穩定而來的快樂並不值得信任，穩定讓她焦慮不安。為什麼呢？如果你從小知道父親雖然關心你，但他天生愛玩，經常莫名其妙不見人影，隔一陣子又跑回來，表現得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 ── 而且屢勸不改 ── 你會相信快樂無常善變。如果你的母親長期憂鬱，可是有時候會突然振作，關心起你的生活，表現得像其他小朋友的媽媽一樣，你會不敢感到快樂，因為你從經驗得知這只是暫時的，遲早會化為烏有 ── 而且它的確轉眼成空，毫無例外 ── 你會深信對穩定最好不要有什麼期待。所以，當候診室那傢伙主動撩你，管他有女友還是已經分手，跟他「玩玩」就是了。

「我不知道他會跟他女朋友怎麼講，」夏綠蒂繼續說：「你覺得這樣是不是不太好？」

「你自己的感覺呢？」

「我不知道。」夏綠蒂聳聳肩：「興奮？害怕？」

「害怕什麼？」

「不知道。搞不好他不喜歡我在診所外的樣子。搞不好我只是他分手後的替代品。搞不好他跟女朋友本來就問題很大，已經快瘋了。我的意思是說，他們都跑來諮商了，一定有什麼問題，對吧？」

夏綠蒂開始坐立不安，隨手拿起放在扶手上的太陽眼鏡玩。

「不過，」她繼續：「他也可能還跟女朋友在一起，剛剛不是找我約會，只是想交個朋友？要是我誤會了……那不就糗大……而且之後每個星期還會在候診室遇到……」

我對夏綠蒂說，她談靚仔的方式讓我想起之前的一次晤談。她那次說她跟父母互動前總會上演內心小劇場，而且不只小時候如此，成年後的現在也是一樣。會順利嗎？他們能表現得像個正常人嗎？還是我們會吵起來？爸會過來嗎？還是又在最後一刻取消？媽會不會又在公共場合出醜？這次能聊得愉快嗎？還是我會自討沒趣？

「嗯，好，決定了。」夏綠蒂說：「我還是不去好了。」可是我知道她會去。

晤談結束時，夏綠蒂一如往常進行她的整套儀式（驚呼不敢相信時間居然過得這麼快，慢慢收拾家當，懶洋洋地舒展身體）。她慢條斯理走到門口，又停下來 ── 她經常這樣，臨走才拋出一個晤談時就該問或講的問題或事情。她跟約翰都愛這樣，我們把這稱為「臨去爆料」（doorknob disclosures）。

「對了，」她看似隨口聊聊，但我有種感覺，她接下來講的話絕不是臨時起意的。有些病人整節晤談都在東拉西扯，直到最後十秒才講出重要的事（「我覺得我是雙性戀」、「我的生母在臉書上找到我了」），這種情況不算少見。這樣做的理由五花八門，有人是覺得尷尬講不出口，有人是不想給你回話的機會，有人是想讓你跟他們一樣不安（驚喜吧？我這場禍闖得夠誇張吧？這星期請好好糾結喔！），也有人是要傳達心願：好好把我放在心上。

可是這次風平浪靜，夏綠蒂只是站在那裡。我正想她想講的事是不是很難啟齒 ── 她又喝個爛醉？她好希望爸爸下週生日那天會接她打去的電話？ ── 但她說的卻是：「你那件上衣是在哪裡買的？」

這個問題似乎太簡單了點。已經有一個Uber司機、一個星巴克店員、還有一個路上遇到的陌生人問過我同樣的問題。我非常喜歡這件新上衣，既為自己的品味自豪，也為幸運入手得意，所以每次回答都不帶一絲猶豫：「Anthropologie，大特價！」但夏綠蒂一問，我卻有些遲疑。倒不是擔心她開始穿得跟我一模一樣（我有個病人真是如此），而是我隱隱感覺到她為什麼想問：她打算也買一件，跟靚仔約會時穿 ── 但她剛剛才說她決定不去。

「Anthropologie。」我還是講了。

「很好看！」她笑著說。「下週見囉！」

她正要轉身，我們的眼神對了一瞬，她閃開視線。

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