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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国宝”

辞“国宝”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露出了真面目,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原来蒙着华贵的绸罩的朽木架子而今却完全塌了架了呢?

也不是的。

我自己是喜欢而且习惯于讲点实话的人。讲别人,讲自己,我都希望能够讲得实事求是,水分越少越好。我自己觉得,桂冠取掉,里面还不是一堆朽木,还是有颇为坚实的东西的。至于别人怎样看我,我并不十分清楚。因为,正如我在上面说的那样,别人写我的文章我基本上是不读的,我怕里面的溢美之词。现在困居病房,长昼无聊,除了照样舞笔弄墨之外,也常考虑一些与自己学术研究有关的问题,凭自己那一点自知之明,考虑自己学术上有否“功业”,有什么“功业”。我尽量保持客观态度。过于谦虚是矫情,过于自吹自擂是老王,二者皆为我所不敢取。我在下面就“夫子自道”一番。

我常常戏称自己为“杂家”。我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甚至科技领域内的许多方面都感兴趣。我常说自己是“样样通,样样松”,这话并不确切。很多方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松。合辙押韵,说着好玩而已。

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我这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后知后觉。研究开始时并没有显露出什么奇才异能,连我自己都不满意。后来逐渐似乎开了点窍,到了德国以后,才算是走上了正路。但一旦走上了正路,走的就是快车道。回国以后,受到了众多的干扰,十年浩劫中完全停止。改革开放,新风吹起。我又重新上路,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

根据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德国十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语。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方面的题目。在论文中,我论到了一个可以说是被我发现的新的语尾,据说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上颇有重要意义,引起了比较语言学教授的极大关怀。到了1965年,我还在印度语言学会出版的lndian Linguistics Vol. II发表了一篇On the Ending-neatha for the First Person Rlunel Atm. in the Buddhist mixed Dialect,这是我博士论文的持续发展。当年除了博士论文外,我还写了两篇比较重要的论文,一篇是讲不定过去时的,一篇讲-am·>o,u,都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在德国,科学院是最高学术机构,并不是每一个教授都能成为院士。德国规矩,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无所谓系主任。每一个学科全国也不过有二三十个教授,比不了我们现在大学中一个系的教授数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再选院士,其难可知。科学院的院刊当然都是代表最高学术水平的。我以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异国毛头小伙子竟能在上面连续发表文章,要说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纯粹的谎话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结论至今仍能成立,还有新出现的材料来证明,足以自慰了。此时还写了一篇关于解谈吐火罗文的文章。

1946年回国以后,由于缺少最起码的资料和书刊,原来做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只能改行,我就转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亚以及中国佛教史在内。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给与释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达多翻了案,平了反。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罗门的保守势力,东部则兴起了新兴思潮,是前进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这种思潮。提婆达多同佛祖对着干,事实俱在,不容怀疑。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的本质是什么,我一直没弄清楚。我觉得,古今中外写佛教史者可谓多矣,却没有一人提出这个问题,这对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中亚和中国的佛教信仰中,我发现了弥勒信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是发前人未发之覆。我那两篇关于“浮屠”与“佛”的文章,篇幅不长,却解决了佛教传入中国的道路的大问题,可惜没引起重视。

我一向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我认为,文化一元论有点法西斯味道。在历史上,世界民族,无论大小,大多数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文化一产生,就必然会交流、互学、互补,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在这方面,我不但写过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许多著作中也贯彻了这种精神。长达约八十万字的《糖史》就是一个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来讲一讲这一部书完成的情况。我发现,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语言中,“糖”这一个词儿几乎都是转弯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arkarā这个字。我从而领悟到,在糖这种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隐含着一段人类文化交流史。于是我从很多年前就着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在德国读书时,我在汉学研究所曾翻阅过大量的中国笔记,记得里面颇有一些关于糖的资料。可惜当时我脑袋里还没有这个问题,就视而不见,空空放过,而今再想弥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今天有了这个问题,只能从头做起。最初,电子计算机还很少很少,而且技术大概也没有过关。即使过了关,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古籍或今籍一下子都收入。留给我的只有一条笨办法:自己查书。然而,群籍浩如烟海,穷我毕生之力,也是难以查遍的。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书甲上庠,查阅方便。即使这样,我也要定一个范围。我以善本部和楼上的教员阅览室为基地,有必要时再走出基地。教员阅览室有两层楼的书库,藏书十余万册。于是在我八十多岁后,正是古人“含饴弄孙”的时候,我却开始向科研冲刺了。我每天走七八里路,从我家到大图书馆,除星期日大馆善本部闭馆外,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坚冰在地,我从未间断过。如是者将及两年,我终于翻遍了书库,并且还翻阅了《四库全书》中有关典籍,特别是医书。我发现了一些规律。首先是,在中国最初只饮蔗浆,用蔗制糖的时间比较晚。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样,糖最初是用来治病的,不是调味的。再次,从中国医书上来看,使用糖的频率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很少见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把原来是红色的蔗汁熬成的糖浆提炼成洁白如雪的白糖的技术是中国发明的。到现在,世界上只有两部大型的《糖史》,一为德文,算是世界名著;一为英文,材料比较新。在我写《糖史》第二部分,国际部分时,曾引用过这两部书中的一些资料。做学问,搜集资料,我一向主张要有一股“竭泽而渔”的劲头,不能贪图省力,打马虎眼。

既然讲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学进军的情况,我就讲一讲有关吐火罗文的研究。我在德国时,本来不想再学别的语言了,因为已经学了不少,超过了我这个小脑袋瓜的负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毕生所掌握的绝招统统传授给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热情屈服,学习了吐火罗文A焉耆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语。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讲《福力太子因缘经》的诸异本,解决了吐火罗文本中的一些问题,确定了几个过去无法认识的词儿的含义。回国以后,也是由于缺乏资料,只好忍痛与吐火罗文告别,几十年没有碰过。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焉耆县七个星断壁残垣中发掘出来了吐火罗文A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新疆博物馆的负责人亲临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读。我由于没有信心,坚决拒绝。但是他们苦求不已,我只能答应下来,试一试看。结果是,我的运气好,翻了几张,书名就赫然出现:《弥勒会见记剧本》。我大喜过望。于是在冲刺完了《糖史》以后,立即向吐火罗文进军。我根据回鹘文同书的译本,把吐火罗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个头绪来。陆续翻译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译文间有错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残卷译成了英文。我请了两位国际上公认是吐火罗文权威的学者帮助我,一位德国学者,一位法国学者。法国学者补译了一段,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

下面谈一谈自己的散文创作。我从中学起就好舞笔弄墨。到了高中,受到了董秋芳老师的鼓励。从那以后的七十年中,一直写作不辍。我认为是纯散文的也写了几十万字之多,但我自己喜欢的却为数极少。评论家也有评我的散文的,一般说来,我都是不看的。我觉得,文艺评论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不必与创作挂钩太亲密。世界各国的伟大作品没有哪一部是根据评论家的意见创作出来的。正相反,伟大作品倒是评论家的研究对象。目前的中国文坛上,散文又似乎是引起了一点小小的风波,有人认为散文处境尴尬等,皆为我所不解。中国是世界散文大国,两千多年来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风格各异,至今还为人所诵读,并不觉得不新鲜。今天的散文作家大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风格,只要作品好,有人读,就算达到了目的,凭空作南冠之泣是极为无聊的。前几天,病房里的一位小护士告诉我,她在回家的路上一气读了我五篇散文,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向上的感觉。这种天真无邪的评语是对我最高的鼓励。

最后,还要说几句关于翻译的话。我从不同文字中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

以上是我根据我那一点自知之明对自己“功业”的评估,是我的“优胜纪略”。但是,我自己最满意的还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自己胡思乱想关于“天人合一”的新解。至少在十几年前,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大自然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生态平衡破坏、植物灭种、臭氧出洞、气候变暖、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等。哪一样不遏制,人类发展前途都会受到影响。我认为,这些危害都是西方与大自然为敌,要征服自然的结果。西方哲人歌德、雪莱、恩格斯等早已提出了警告,可惜听之者寡。情况越来越严重,各国政府,甚至联合国才纷纷提出了环保问题。我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只是感觉到了,不得不大声疾呼而已。我的“天人合一”要求的是人与大自然要做朋友,不要成为敌人。我们要时刻记住恩格斯的话:大自然是会报复的。

以上就是我的“夫子自道”,“道”得准确与否,不敢说。但是,“道”的都是真话。

此外,在提倡新兴学科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敦煌学,我在这方面没有写过多少文章;但对团结学者和推动这项研究工作,我却做出了一些贡献。又如比较文学,关于比较文学的理论问题,我几乎没有写过文章,因为我没有研究。但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却是在北大成立的,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此外,我还主编了几种大型的学术丛书,首先就是《东方文化集成》,准备出五百种,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向世界人民展示什么叫东方文化。我还帮助编纂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余几种现在先不介绍了。我觉得有相当大意义的工作是我把印度学引进了中国,或者也可以说,在中国过去有光辉历史的有上千年历史的印度研究又重新恢复起来。现在已经有了几代传人,方兴未艾。要说在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那就是勤奋。我一生不敢懈怠。

总而言之,我就是通过这一些“功业”获得了名声,大都是不虞之誉。政府、人民,以及学校给予我的待遇,同我对人民和学校所做的贡献,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我心里始终感到愧疚不安。现在有了病,又以一个文职的教书匠硬是挤进了部队军长以上的高干疗养的病房,冒充了四十五天的“首长”。政府与人民待我可谓厚矣。扪心自问,我何德何才,获此殊遇!

就在进院以后,专家们都看出了我这一场病的严重性,是一场能致命的不大多见的病。我自己却还糊里糊涂,掉以轻心,溜溜达达,走到阎王爷驾前去报到。大概由于文件上一百多块图章数目不够,或者红包不够丰满,被拒收,我才又走回来,再也不敢三心二意了,一住就是四十五天,捡了一条命。

我在医院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病人,一般的情况是,病人住院专治一种病,至多两种。我却一气治了四种病。我的重点是皮肤科,但借住在呼吸道科病房里,于是大夫也把我吸收为他们的病人。一次我偶尔提到,我的牙龈溃疡了,院领导立刻安排到牙科去,由主任亲自动手,把我的牙整治如新。眼科也是很偶然的。我们认识魏主任,他说要给我治眼睛。我的眼睛毛病很多,他作为专家,一眼就看出来了。细致地检查,认真地观察,在十分忙碌的情况下,最后他说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我放心了!”我听了当然也放心了。他又说,今后五六年中没有问题。最后还配了一副我生平最满意的眼镜。

上面讲的主要是医疗方面的情况,我在这里还领略人情之美。我进院时,是病人对医生的关系。虽然受到院长、政委、几位副院长,以及一些科主任和大夫的礼遇,仍然不过是这种关系的表现。

但是,悄没声地这种关系起了变化。我同几位大夫逐渐从病人医生的关系转向朋友的关系,虽然还不能说无话不谈,但却能谈得很深,讲一些蕴藏在心灵中的真话。常言道:“对人只讲三分话,不能闲抛一片心。”讲点真话,也并不容易的。此外,我同本科的护士长、护士,甚至打扫卫生的外地来的小女孩,也都逐渐熟了起来,连给首长陪住的解放军战士也都成了我的忘年交,其乐融融。

我的七十年前的老学生三〇一原副院长牟善初,至今已到了望九之年,仍然每天穿上白大褂,巡视病房。他经常由周大夫陪着到我屋里来闲聊。七十年的漫长岁月并没有隔断我们的师生之情,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吗?

我的许多老少朋友,包括江牧岳先生在内,亲临医院来看我。如果不是三〇一门禁极为森严,则每天探视的人将挤破大门。我真正感觉到了,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命毕竟是可爱的,生活着毕竟是美丽的(我本来不喜欢某女作家的这一句话,现在姑借用之)。

我初入院时,陌生的感觉相当严重。但是,现在我要离开这里了,却产生了浓烈的依依难舍的感情。“客房回看成乐园”,我不禁一步三回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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