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尼尔·麦克格雷格（Neil MacGregor）的说法，波斯是“2500年前的世界超级大国”，第一位万王之王居鲁士“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帝国，并且永远地改变了世界……”1然而，波斯帝国建立在中东地区早期不同帝国的基础之上，耗费了波斯人大量人力、物力才得以建立。但是，波斯人这样评价自己建立的帝国：它为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秩序。波斯统治者允许自己的臣民保留自己的宗教、语言和普通的文化机构，只要他们忠于波斯帝国且不破坏帝国和平。波斯人构成了帝国的贵族阶层，拥有自己的宗教与文化，这使他们有别于被统治的民族，而波斯人完全准备好了延续这种差异。他们认为自身的文化特质是其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其中宗教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如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那样，琐罗亚斯德教的神阿胡拉·马兹达总是在波斯人的超级大国行动中扮演核心角色。
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波斯人在帝国时代的巨大成功表明，他们一定是“被赋予了统治天下的天赋与素养”。2迈克尔·阿克斯沃西用“帝国思维”来形容波斯人所具备的这种天赋。3麦克格雷格则认为“精神状态”（state of mind）是更加准确的描述，因为阿契美尼德人致力于建立最强大且经久不衰的伟大帝国。实际上，波斯人设计出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以类似联邦制的模式在运作，因此，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纪录中的第一个“普世帝国”（universal empire），同时也是历史纪录中第一个“多民族联邦共和国”。4
阿契美尼德人建立了一个以陆军力量为基础的强大帝国，因此他们的主要交通方式以陆路为主。他们成功地击败了古代世界其他强国，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帝国”，其版图覆盖了中东大部分地区，将中东地区各古代文明融合在一起。然而，尽管波斯人做过许多尝试，但却从未成功将地中海周边的海洋民族纳入自己的统治中。虽然波斯陆军十分强大，但海军却非常羸弱，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民族，比如爱奥尼亚希腊人与腓尼基人，虽然击败了这两个民族，但他们始终无法击败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岛屿上的希腊人。阿契美尼德时期，希腊人控制了地中海东岸的大部分地区。
波斯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冲突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个经典话题，如果我们从宏观的历史视角分析，这场冲突对此后几个世纪的世界舞台产生了巨大影响。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1]将波斯与希腊之间的冲突看作地缘政治格局的开端，这种格局将成为未来世界历史的潜在主题—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在1904年完成的文章中，麦金德讨论了20世纪初的两个帝国的状况，它们分别是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5因为大英帝国是海权力量，而沙皇俄国是陆权力量，麦金德认为二者的交锋将是海权力量与陆权力量之间冲突的最新演义。
在麦金德的文章中，他使用“陆地人”（Landsmen）与“海洋人”（Seamen）这样的名词来强调双方在地理意义上的需求是不同的。当陆地人遭遇海洋人时，他们会发觉自己身处的海洋环境极具挑战，而海洋人在遭遇陆地人时也会有相同的感觉。6麦金德提出的另一个一直贯穿于世界史的主题，是陆地人更倾向于成为主动进攻的一方。按照他的说法，那些居住在“世界岛”（他在这里指的是中亚）的人喜欢攻击那些居住在海洋边缘的人。相比陆地人，海洋人更容易变得富有，所以他们对生活环境潜力较低的陆地人来讲极具吸引力。波斯人企图将希腊人纳入帝国的版图，从而发动了对希腊的战争，这是关于麦金德理论最早的例子，同时也是陆地力量试图征服海洋力量却以失败告终的第一例。7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讨论的那样，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击败波斯人后，在帝国内部实行希腊化政治、经济与文化规范时，事情的发展却和麦金德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虽然希腊化的海权力量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支配波斯的陆权力量，而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灭亡后，希腊秩序也开始遍及各地，但达成这项成就的其实并不是单一的海权力量，而是陆权力量与海权力量的结合。马其顿人虽是陆地民族，但他们受到希腊文明的强烈影响，并将自己看作脆弱希腊世界的守护者与组织者。
希腊化的世界秩序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公元2世纪，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帝国出现了。此时，地中海的主导权已经从希腊人手中转移到罗马人手中，因此，波斯人与罗马人的冲突成为地中海与中东地区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的焦点，这种地中海势力与中东势力之间的对立，一直延续到伊斯兰征服时期。
尽管伊斯兰征服带来了巨大的宗教与文化的变革，但是海洋—陆地的对立仍然在延续，一开始是阿拉伯—欧洲人，然后是土耳其人—伊比利亚人。正是这种海洋—陆地的对立，将地中海及中东地区的冲突上升到全球性的高度。
陆地—海洋的冲突可以看作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永恒主题，因此，介于陆地与海洋之间地区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明显。麦金德将这片区域称为“内部边缘新月地带”（Inner Marginal Crescent），但近年越来越多地被称作“边缘地带”（Rimland）。这一区域拥有广大的土地，包括大部分欧洲大陆及中东地区。伊朗是这片区域的一部分，因此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伊朗目前的地位与其早先作为陆权力量代表时期相比大相径庭。处在边缘地带的国家，比如法国和德国，都是“陆地导向”的国家，但在历史中却屡次将目光投向海洋，以此作为额外的力量来源。
当前中东地区充满了地缘政治复杂性。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所统一的地区，在今天分裂成若干个国家且互相敌对。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独立的城邦国，每一个国家都在强调自己拥有与众不同的认同感。这种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实际上是由20世纪初帝国之间的敌对造成的，这种敌对导致很多完全不具备真正认同感的国家开始出现。这些所谓的“认同感”，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完全没有说服力。阿拉伯国家现有的国境线，是各个帝国划定的，与地理、人文等因素并无太大关联。因此，21世纪的中东地区爆发了很多冲突，这些冲突的发生大多与此相关。
这些中东国家中，伊朗是唯一一个无可争议地拥有明确认同感的国家，这种认同感以各种各样复杂的方式建立在它的历史之上，尤其是波斯的古代文明。伊朗拥有建立在广泛文化特色基础上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点毫无疑问，末代沙王甚至曾经试图将这种民族主义情感转化成古代波斯帝国的重生。在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这种历史上的认同感已经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两个世纪内，阿契美尼德人便统一了古代世界，并为后来那些试图用统一带来和平的力量做出了表率。然而，尽管阿契美尼德人对宗教有着很高的宽容度，但这点却没有被后来的各个帝国所效仿。从罗马帝国开始，接下来各个帝国采用的政策，都是在某一种被选定文化的基础上采取高度同化的做法。这与古代波斯人所追求的体系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我们可以说，波斯人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帝国。
在很多方面，阿契美尼德人都可以被看作21世纪“后帝国主义”（post-imperial）世界的典范。古代人眼中的“全世界”其实只是现实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这要求我们必须创造一种视野更加宏大的结构，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更有效率的世界体系。全世界巨大的文化差异性，决定了像罗马这样统一的帝国模式将被排除在外，但类似于波斯模式中的合作统一却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波斯人建立的帝国旨在带来和平、促进古代世界经济不断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还能保证不同宗教、文化和谐相处。这种形式为相关各民族带来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认同感，对这些民族来讲，他们绝对不仅仅是被吸收到了一个强制统一文化的陌生多民族国家中。为了能够应付21世纪后帝国主义的各种全球性事务，皇帝需要穿上新的外衣。8
政治科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相信， 15—20世纪，世界性的帝国是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到了20世纪末，所谓“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将成为这些帝国的“新衣”。他断言道：“与世界性帝国不同的是，世界—经济并不具备一种普遍的政治结构。事实上，它已经广泛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不但吸取了当代各种世界性帝国因素，而且还创造出了一个事实上单一的世界体。”8
如果沃勒斯坦的分析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按照他的逻辑，阿契美尼德帝国不仅仅被视为未来世界帝国的标杆，还被看作新世界体系中继任者的榜样。如果要将21世纪初复杂而又暴力的世界转化成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那么这个主导了古代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伟大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仍然能够证明自己有很多东西可以为人类的未来提供借鉴意义。
[1]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年），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以地球的地缘政治学概念而闻名。1904年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作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提出陆心说（即心脏陆地说）。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把世界岛最僻远的地方称为“腹地”。1919年，他的思想被归纳为三句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