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策划到最终编辑成书，前后花了将近三年时间。2017年夏天，我第一次收到责任编辑章颖莹的约稿信，印象十分深刻。我从信中所读到的，除了她的一片诚意外，还有就是她的认真态度。这是我收到的最长的约稿信，从来信可以看出，在写信之前，她已经做足了功课，对我已经出版和正在进行的课题有了充分的研究，显示了她作为编辑的专业素质。有这样认真的编辑，加上世纪文景在出版界的极好声誉，如果有合适的书稿，我当然对未来的合作非常有兴趣。
但是由于当时我的主要作品已经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有了约定，所以到底在世纪文景会出版怎样一本书，心里面是没有数的，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下来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颖莹一直在为这本书努力。为了编好这本集子，她把我过去发表的论文，进行了一番认真整理；甚至以前媒体对我的采访，也都收集起来研读。在颇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之后，2017年接近年底的时候，颖莹来信，讲了对编辑这本书的思路，当时我便觉得，如果设想能够实现的话，将是一本非常有吸引力的书。我想在这里还是直接引她的原话吧：
读您的文章时，有一句话总是徘徊在我的心中：“没有故乡的人，写作就是居所。”这很奇怪，不是吗？您明明是有故乡的，而且在历史的锦灰碎屑中，您那么孜孜以求地一点一点用自己的笔力心力再现了这个“故乡”过往的面貌和某种真实。所谓的“没有故乡”，到底是指什么呢？或许这种错置感，起源于您这段非常抒情的自述：“我至今清楚记得1991年春天赴美时，从飞机上看着下面美丽富饶的成都平原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没有远行的喜悦，只有离别故土的心酸，因为我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到她的怀抱。”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批学人出国，他们此后的学术、思想和人生，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后来，北岛写了一首《乡音》，给出了诗人的答案：“我对着镜子／说中文”“祖国是一种乡音”。“乡愁”不再是抒情与怀旧，不再是纯粹私人的情感，它添上了当代的脚注，被赋予了思想史的价值。纵观您的学术轨迹与生命历程，同样也是如此。1970年代，您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加入了转折时代弄潮儿的队伍，也就此开启了个人的史学研究之旅；1980年代，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收获的学术成果是厚达700多页的社会史研究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您是1990年代第一批出国的学人，在美国重新接受了非常系统的史学研究训练。千禧年后，您是屈指可数同时在西方主流学界和中国本土学界产生了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在每一个有思想价值的历史节点上，您都是重要的在场者。
想建议您出一本自选集，以具体的、在您学术生涯中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呈现您的学术转型：从宏阔到精微，从广博翔实到见微知著，从计算高度理性的数据、绘制冷静客观的图表，到刻画元气淋漓的生活世界、复活无名之辈的鲜活生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并且，其中可以看到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就是您对四川这一区域的高度关注，并逐步聚焦于成都。
在以后的交流中，我吃惊于她对我学术发展乃至生活经历的细节的了解。所以，上述那番话，真是准确地概括了我虽离开故乡多年，但又时时刻刻梦回萦绕着故乡的那种心境。套用刚离开我们的流沙河先生那首著名的诗《就是那一只蟋蟀》，我也是那一只四川蟋蟀，远离故乡，“在乡愁者的心窝”，唱了近30年的歌。近二三十年来，我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有着成都的影子。
因此，我当然同意她的思路，即选取各个时期的作品，编辑一本自选集。在后来进一步的沟通中，颖莹提出那个“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就是以微观史为中心，这正是我近20年的学术追求。不过具体怎么选，我让颖莹全权办理，先按照她的思路选出一些篇目，我再进行增删。因为我自己对这些研究太熟悉了，读者到底对哪些内容感兴趣，或者读后更能获得启发，我觉得还是吃不准。感谢她以一个编辑和读者的眼光，选择了这一组文章。对于这样的选择，我是高度认可的。其实，可以这样说，她做了许多本来应该我自己来做的事情。
本书的这些内容，有的是从我已经出版的书中选取的章节，有的是我发表的单篇论文。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街头：进入城市内部”，主要取自《街头文化》一书的第二章。第二部分“茶馆：打开微观世界”，包括两方面内容，分别为《茶馆》（第一卷）的“引子” 和“尾声”及该书的第二章“闲茶”。第三部分以袍哥的内容为主。其中“川西乡村的命案与调查”，系由《袍哥》一书第1、4、5、15章的部分内容重构而成。“神秘的语言与政治文化”则是我关于袍哥资料文本的一篇论文。第四部分 “麻将：跨世纪的困惑”，原本是我的一篇关于麻将官司的论文《成都麻将讼案引起的思考——城市日常生活中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冲突》。
附录“巨区：从长江上游出发”选自《跨出封闭的世界》中关于“成都”“茶馆”“秘密社会”的若干章节，刚好对应本书前四个部分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我关于成都的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这三个研究课题，都可以在《跨出》一书中找到起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附录的内容完成于1980年代，对历史文献的注释是当时的格式，不是很详细，这次收入本书时，保留了原貌，除了补充一些必要的信息外，没有进行修改。
另外，本书的“代跋：探寻历史的多面性”，是根据颖莹的设想和安排进行的对谈实录。2018年秋天，我与青年才俊唐小兵教授在上海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对谈。感谢小兵富有启发和挑战性的问题，使我对新文化史、微观史、下层研究等，都有了进一步梳理和阐发的机会。颖莹对我们的对谈进行了认真的整理，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本书共收入图片21张。为了避免与过去已经出版的书中的图片重复，收入本书的图片都是我以往的中文著作中没有使用过的，其中大多是由颖莹先进行查找和整理后，我再进一步选择的。其中六幅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林·T．钱柏林1909年拍摄，贝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收藏； 三幅由美国记者、摄影师哈里森·福尔曼1932—1938年间所拍摄，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收藏；两幅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1943—1946年间拍摄，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University）收藏。为使用这些照片，我们都分别向这些收藏单位申请了版权。感谢它们允许将这些照片在本书中使用。本书还收入了英国女画家艾米丽·G．肯普绘于1907—1908年间的素描一幅，1926年日文杂志《亚细亚大观》照片一幅以及1943年《北支》杂志年画一幅。另外，本书还收入了我本人收藏的袍哥资料的三幅书影和我考察茶馆的四幅照片。
这本书的编辑过程，是一种新的尝试：从编辑到体例，都是一个创新。是否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还需要时间来考验。
最后，我要表达对责任编辑章颖莹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严谨的专业态度和孜孜不倦地追求完美。如果没有她的督促和努力，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
王笛
2020年2月29日草于澳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