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面目一直晦暗不清。
贴在他身上的标签，有圣王、篡位者、骗子、伪君子、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左派儒教士等等，网络上还有人不无褒义地称他是“穿越者”。20世纪以来，因为社会观念的激荡，对王莽的不同评价像一只剧烈摆动的钟摆，还会出现“欲言又止、矛盾反复”1的状况。
这当然有历史观念演进的原因。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但王莽更为典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夸张一点讲，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王莽就会多一个新的标签。
这就使王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众所周知，王莽的史料相对较为单一，虽然也有一些出土文献，但主要来自《汉书》诸篇，特别是最后一篇《王莽传》，班固以空前庞大的篇幅为王莽立传，名为“列传”，实为“本纪”。班固既要以王莽“总结”前汉，又要以王莽“发端”后汉，还要在呈现史实的同时维护东汉官方对王莽的定性。这使得《汉书·王莽传》成为一部包含着微言大义的政治文本，即使是百分百的信史，但一定经过筛选，蕴含褒贬，给后人认识王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因此，尝试描绘出王莽的多重面貌，成为我这次写作的直接动机。我想不妨搁置对王莽“盖棺定论”的冲动，回到他身处的时代，置身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站在两汉之交时人对历史经验、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上，具体地看他的理想志业、人格表现、家庭关系、政治行动、改革措施，不以好坏是非、科学迷信等后见一概而论，而是借助他的行迹来探讨更深入的问题。因此，弥漫在汉代空气里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符命谶纬，就成了一个很必要的通道。
书写王莽的另一个动机是儒家经学。儒家从先秦诸子之一，到西汉逐渐成为皇朝的经学，直至推动王莽的崛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理解儒家经学，并不能只依靠儒家经典的文本，只阅读原文和注疏是不够的。与王莽这个人物一样，经学也应该被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才能呈现儒家在这一时期的使命与成败。王莽与经学成为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当然，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皇冠上的明珠，难度大，争议多，在本书中我无意也无力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只是尽可能将其与王莽成败的关系大概勾勒出来。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叙事来实现了。这个关于王莽的“历史非虚构”或者干脆说“历史报告文学”，应该怎么写？
对我而言，“历史非虚构”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既然是历史，当然不允许虚构；但“非虚构”这一文体追求叙事的戏剧性和在场感，人物要生动，细节要丰盈，要有文学的感觉。总的来说，它不是戏说历史，也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史料翻译，而是介于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独特文体。
“历史非虚构”承载的使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话题，如果因此引发读者的兴趣，他会去阅读更专业、更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历史非虚构”也应尽可能吸取学术成果，传递可靠、丰富、前沿的历史知识。
最终，我只能在“客观史实、文学叙事、经验识见、个人褒贬”这四个维度上尽可能求得平衡，戴着镣铐跳舞。这其中，经验识见、个人褒贬均受制于自己有限的阅历和眼界，不免陋见。但关于客观史实、文学叙事这两点，不妨多说两句。
一是史料辩证的逻辑。打个比方，写作“历史非虚构”，就像下属给上级写调研报告。上级对这个题材或是有所了解，或是有些兴趣，但没有工夫去实地调研（研读原文、了解前沿成果），才需要派人去写调研报告。而下属在调研中，所闻所见未必都是真的，古书不见得都正确，有些是古人的偏见，有些是记录或流传的错误。因此下属还要多渠道去了解，包括历代学者的故识和出土文献的新知，辨析真伪，查漏补缺，最终还要给上级提出见解，以资参考。因此，呈献给“上级”读者的文本，需要有增值、有侧重、有态度。
二是文学叙事的逻辑。历史写作要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不谈学术写作，也拒绝向壁虚造，“历史非虚构”应当允许一定程度的文学构思或者说“文心”。例如吸取文学叙事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方法论。事件、历史人物的话不可虚构，但不妨在文学笔法、谋篇布局、史料剪裁、场景渲染等方面努力，给读者以通俗有趣的阅读体验。
以前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常常是旁白念稿子，镜头放PPT，最多拍摄几段风景，现在一些纪录片则借助优秀的“服化道”，让演员扮演历史人物，在精心复原的场景里演绎历史情节，给人以身临其境的体验。“历史非虚构”写作也应如此，古人不是生活在孤立的时空，史书不会面面俱到地记录一个人每天做什么，但这个人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他会吃穿住行，也会吟诗歌咏，他会不断和他的时代互动。所以，尽管一个人物在史料里只留下几句话、几条履历，但我希望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是处在“历史语境”中。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自己才疏学浅，尽管努力尝试呈现出一个适度、丰盈、有依据的文本，但距离这个目标或许还很远。因此，我早有心理准备，无论怎样在史实、文学、褒贬和见识之间腾挪转移，也一定会同时遭受到这四个方面的批评——坚信实证的朋友会批判一些情节处理得轻率或想象过度；喜爱通俗“发挥”的朋友会批评脑洞不够大；立场不同的朋友可能会很不赞同一些褒贬评价；拥有更高识见者可能会觉得幼稚。
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有批评才是幸事，因此先提前接受下任何批评，努力改进，然后继续勇敢地去写吧！
最后是致谢时间：
首先要感谢行距文化黄一琨先生，文景何晓涛先生、李頔女士及为本书从运作到出版付出巨大努力的各位老师与朋友；感谢我的版权代理武新华、沙加之伦女士，本书得以找准切入点并付诸实践，源于我们在一次喝酒时的热烈交谈。
北京大学历史系陈侃理、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复旦大学历史系阙海等老师与朋友在一些疑难问题及稀见资料方面给予了无私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凌文超副教授、我读书时的同学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徐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蕾，好友高远致、王芳军、冯婧婧、李向品和李默伉俪等阅看了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邓安庆、左君宜、缪磊等很多朋友对我长久以来的热情鼓励，在此一并谨致谢忱。当然书中的错谬，责任均在我。
特别感谢我的老师陈壁生对我思想的启迪，感谢刘勃先生、陆大鹏兄、闵雪飞姐姐以及老领导王勇的支持鼓励，感谢2004年辞世的符郁给我播下的一粒种子。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写作，父母和岳父母给予了无私的关心，妻子在职场上的敬业勤奋不断激励我，三岁的女儿小白一见我写作就玩我鼠标砸我键盘，迫使我提高效率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书稿。
大白
2021年7月20日
于北京白又白公社
注释：
1 葛承雍：《王莽新传》，第216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