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制命
帝卯行
——《孝经援神契》
1宛城。王莽死后数天，几名使者从长安赶到南阳太守府正堂。
更始帝正在便殿与宠姬韩夫人闲坐，使者们禀报了长安的消息，并捧出那个匣子。更始帝连忙令人打开给他验看，想来，那人头应当甚是恐怖，但更始帝却喜不自禁地说：
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1
就是说，王莽若不称帝，其功劳应与霍光并列。更始帝并不能理解王莽称帝的原因，只将他当作篡位的权臣，这也将成为帝制时期对王莽的主流态度。而韩夫人笑道：“如果不称帝，哪有你的今天？”
看到这颗首级，更始帝觉得再无悬念，吩咐把首级悬挂在宛城的集市上。
宛城是“一线城市”，集市上人口众多，虽然前番刘縯围城时死了不少人，但更始帝的入驻当重新聚拢了人气。看见汉官把王莽的首级悬挂起来，众多吏民前来围观，从围观到唾骂，从唾骂到“提击”，直到有人撬开首级的嘴巴，割下王莽的舌头，并分而食之。
王莽确实令许多人受了苦，宛城又是新朝屠杀反叛者比较多的城市，远到居摄时期的刘崇、张绍家族，近到一年前的李通家族，所以宛城中有人格外痛恨王莽并不奇怪。但是，当年万众齐心将王莽送上帝王之位的人里，就没有宛城的居民吗？
包括那些在长安纵火、加入抢劫和屠杀队伍的普通民众，又有多少曾经为他歌功颂德呢？痛恨王莽并不稀奇，但痛恨到要吃他腐败多日的尸体的舌头，即使考虑到古人对尸体的态度与今天不同，仍然感到一种变态的作秀。赞许一个人，就将他捧为圣王；否定一个人，就恨不能食肉寝皮，实在是当时许多人的本性。
王莽一死，那些固守城池的将领，搏杀拼命的士兵也就失去了抵抗的意义。例如王钦、郭钦据守的京师仓，始终没有被攻克，但他俩知道王莽死后也就投降了。出于对忠于职守的尊重，更始帝封二人为侯。
但也有人誓死不降，例如监管“曹国”的曹部监杜普、陈定郡大尹沈意等人坚守城池，直到城破被杀。西汉灭亡之时，除了刘氏宗族外，只有一个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新朝在这短暂的十几年里收获了一批人心，从这一点上看，比西汉强多了。
现任东郡太守王闳是王莽的堂兄弟，听到王莽死后反而松了一口气。汉哀帝驾崩之夜，要不是他火速将消息报告王政君，王莽不会那么快就掌握朝政。但他们后来关系不睦，因为王闳希望王莽当霍光，安汉而非灭汉。新朝建立后，王闳的态度引起王莽的注意，被出为翟义的故官东郡太守，可能有敲打他的隐晦意思。王闳也害怕有一天会遭遇不测，随身携带毒药，常存自杀之志。
看见汉军兵临城下，王闳立刻举全郡投降，受到更始帝的信赖，被委任为琅琊太守。后来更始失败，王闳一度归在和刘秀争天下的刘永、张步一边，最后跟随张步投降刘秀，竟然保全了王氏他这一脉。
其他王莽近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更始元年九月，就在王莽的头颅悬挂于宛城时，王舜之子太师将军王匡、国将哀章在洛阳投降，他们被送到宛城，犹如给更始帝献俘，随即被杀。
洛阳拿下后，更始帝准备迁到洛阳，就派刘秀为代理司隶校尉先去打扫一下宫室。还没动身，前番在昆阳大战中败逃到汝南郡的严尤、陈茂拥立刘望为天子、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汝南郡与南阳、洛阳都很近，算是“卧榻之侧”，更始帝派堂侄奋威大将军刘信向东挥师，刘望称帝仅十几天，就在汝南兵败，连同严尤、陈茂一并被杀。
十月初，更始帝带着朝廷抵达洛阳，摆在他面前的有三件大事：第一，处理好关东最危险的不确定因素赤眉军；第二，收服群雄蜂起的河北地区，当时有谚语说，“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2，正是这个意思；第三，安排赴长安诸事宜，彻底恢复汉朝。
赤眉方面，更始帝很快派了使者到关东去招降，樊崇很有诚意，留下全部兵马，只带着二十几个首领跟使者到洛阳归顺。更始担心赤眉不好控制，没有给他们封王，而是封为列侯。东方局势暂时趋于稳定。
河北这边，更始帝的堂弟刘赐——他和更始帝属同一祖父——推荐让刚刚和阴丽华结婚的刘秀渡河去收服。更始帝经过一番权衡，在刘赐等人力劝之下，同意派遣刘秀以破虏将军的身份代理大司马，去河北招降，不过没有兵马粮饷，只配了官属，刘秀需要自己去开拓。
但刘秀欣喜若狂。几个月来的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此番虽然“单车临河北”，他却犹如猛虎入山，一去不返了。
就在刘秀离开洛阳的同一天，更始帝拜刘赐为丞相，启程去长安主持局面，修缮宫室，准备朝廷入关事宜。刘赐一到，发现长安破坏得并不严重，只有未央宫被火烧了，其他宫殿几乎完好，数千宫女、乐伎都还在，收拾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但长安的秩序委实不太安宁。
原来，崔发归降后，因为曾经教过申屠建《诗经》，这一个多月时常去找申屠建阐说符命，大谈汉家终究灭亡的征兆，暗示申屠建有所作为。崔发曾经通过说符从一名经师变为三公，应是想故伎重演。申屠建后来无法忍受，又怕惹上祸端，正好刘赐来到长安，就将此事告知，建议由刘赐出面解决。
刘赐迅速杀掉崔发，估计是担心局势不稳，把已经投降的史谌、王延、王林、赵闳等人一并杀了。至此，当年煊赫一时、“一门十侯”的王氏家族已近枝叶凋零。“十侯”里除了王莽和淳于长，阳平侯王凤，其曾孙已被乱军杀死；曲阳侯王根的儿子王涉因政变被王莽所杀；成安侯王崇、高平侯王逢时的后代在新朝灭亡时不知所踪；成都侯王商的儿子王邑、孙子王睦死在渐台上；安阳侯王音的四个孙子王延、王林、王匡、王揖全部被杀。得以善终的，一是王谭的儿子王闳、王仁；另一个是红阳侯王立的儿子王丹，曾和刘秀认识，因王立被王莽所杀，就背叛家族加入汉军，但他早早战死，所幸留下儿子王泓到东汉被封为列侯。
当然，王氏家族的后代算上旁支还很多。
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帝终于抵达长安，下诏大赦，王氏家族里面只要不是王莽的子孙都赦免无罪，王氏宗族得以幸存。
志得意满的更始帝终于入主长安，据有了西汉诸帝们建造的宫殿，拥有了王莽储蓄的财富。他派遣使者到各地的割据军阀那里，要求他们归顺。天水的隗嚣见到使者，觉得天下大定，欣然要走，军师方望建议他观望一阵子，但隗嚣不听，方望很失望，辞别而去。隗嚣到长安后，被拜为右将军，后升任御史大夫。西北逐渐稳固下来。
更始帝一直关注着河北，看到刘秀招降纳叛，“业绩”出众，从光杆司令起家，仅用半年时间就消灭了河北实力最强的王郎集团，拥有十万大军。看起来，是该将刘秀召回，以免尾大不掉了。
2更始二年五月，更始帝派遣使者找到刘秀，封他为萧王，令他立刻带领诸将返回长安。河北这边不需要操心，他已经任命了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即将走马上任。
刘秀笑纳了萧王的封号，却托词说河北远未平定，就先不返回长安了，后来甚至击杀了更始帝派来的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公开和更始帝决裂。刘秀敢这么做，是因为更始二年以后，樊崇等人带着没有封国的满腔怨气返回了赤眉，很快就背叛更始帝，并在秋天开始攻打更始军。更始帝已经顾不上河北了。
天下仿佛重演了两年前王莽灭亡前的格局。
更始二年冬，赤眉军攻破更始帝最初的据点宛城，逼近关中，更始帝大惊。关中的吏民逐渐发现，更始帝入长安后，贪图享乐，政绩平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因而未必是天命所属的帝王。
更始三年正月，隗嚣的前任军师方望不甘寂寞，观察天象，认为天命在汉末的刘婴，就跑到长安找到了刘婴。此时的刘婴像一颗弃子，无人在意，方望却如获至宝，将他带到临泾3，汇集了几千人，立刘婴为天子。
更始帝一看自己后方出了这么大动静，立刻派人攻打，将刘婴、方望杀死，击杀刘婴的人里面，竟然就有西汉末代舂陵侯刘敞的儿子刘祉。方望的弟弟方阳逃奔赤眉军。刘婴在婴儿时被立为西汉的皇太子，幼童时禅位给王莽，青少年被软禁在长安，刚放出来没几年就这样死了。
但更始帝的命运也渐渐暗淡，到更始三年三月，赤眉军已经入关并连续击败更始军，打到了长安城外。在赤眉军的压力下，更始政权发生内乱。申屠建、原平林军陈牧被更始帝所杀。隗嚣险些被杀，趁乱逃回天水。原绿林兵王匡则投降赤眉，与赤眉合兵后攻打长安，更始三年六月，方阳因为更始帝杀了兄长方望，因此力劝赤眉军尽快立一个皇帝以号令天下，攻灭更始。于是赤眉在郑县4立西汉城阳景王的后裔刘盆子为皇帝，改元建世，这支从渤海海滨一直游荡到长安的流民集团，至此总算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当时在齐地，祭祀城阳景王是很兴盛的民间信仰，换言之，赤眉的这种政治意识仍然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因素，并不纯粹。
同在这个月，31岁的刘秀在鄗5即位，改元建武。在祭天大典的祝文里，刘秀郑重向上天表达了图谶的微言大义：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如同王莽对符命的笃信，刘秀也相信自己的天命依托于图谶。大业初定，刘秀向洛阳行进，专心巩固基础，对长安内外绿林兵和赤眉军的火并坐山观虎斗，伺机收取渔翁之利。
九月，赤眉攻破长安，与此同时更始帝的洛阳守将归顺刘秀；十月，更始帝向赤眉军投降，刘秀则定都洛阳。赤眉入主长安，数十万曾经的关东流民住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法纪迅速败坏，他们烧毁宫殿，抢劫市民，发掘帝陵，据说还侮辱吕后遗体。长安被破坏殆尽，几乎沦为废墟。三辅随即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6。即使在皇宫里，掖庭的宫女、祭祠的乐伎也大批饿死。赤眉军严重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建立有效统治的后果最终由普通人所承担。
与之相似，王莽的失败也是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应付危局。所不同的是，王莽所面临的危局是他自己再造的。班固在《汉书》中为王莽作的虽然是“传”，但实际上就是帝王本纪，在最后的赞词里，班固曰：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7
将王莽与始皇帝并列，指出其殊途同归，实属慧眼，当然原因并不局限于焚《诗》《书》、诵“六艺”之类。千载之下，回眸来观，王莽之败，源于他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所面临的危局。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禅为帝，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概括来说就是三个结果：
第一，王莽改制没有成功。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都是旨在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败。与此同时，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区划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如盐铁专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实行过且被当时的儒家诟病的弊政。总之，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莽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前番曾说过，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也就是“管多管少”的问题。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但统制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打仗，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因此从周直到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正如严尤所说，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挟秦制之酷烈，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可以取胜并统一；汉武帝掠夺民间财富以击匈奴，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最终险胜。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
3刘秀还真不算篡位，在古代的历史叙述里，刘秀是复兴汉朝的中兴之主；两汉虽有东京西京、前汉后汉之分，事实上是两个王朝，但在法统上仍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汉朝。时人把秦朝和新朝都归于“闰位”，不作数。
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从血统上说，东汉当然是西汉的延续，但延续不等于复制，经历过新朝这几年，一切彻底变了。虽然后世会评说刘秀“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8，但不管刘秀是否意识到，他和他的皇朝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王莽烙印。
就像汉高帝实际上是一个“战国”人，刘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朝”人。王莽当安汉公的时候，刘秀才六岁，西汉末年和新朝时人普遍具有的信仰他都有。他是新朝的太学生，是在新朝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灾异、祥瑞、图谶、纬书，都是他信仰世界里的重要部分。
作为儒生的刘秀非常热爱读书，喜欢钻研思考儒家学问。他每次出去打仗，总能带回一些书并且倍加珍惜，好好收藏。他入主洛阳时，光书就拉了好几车。即使当了皇帝，他也特别爱和老朋友们彻夜谈论儒家经典，分析经学义理，毫无倦意，这与王莽登基后整日和大臣们聊经义礼乐，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符命的大臣，帮助刘秀成就帝业的功臣里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比如同学邓禹年十三通晓《诗经》，冯异通《左传》，贾复习《尚书》，等等。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但这更反映了新朝对儒家的推崇已经淫浸到地方、基层，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赵翼曾感叹说，“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9
“儒者气象”，说明刘秀缔造的汉朝，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他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在西汉，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而新朝，是帝国要标榜儒家。当王莽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归于失败，儒家转向刘秀，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为刘秀开出了新局。昔日，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汉哀帝对汉朝“再受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证明了“再受命”的真实性。但这次，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春秋时期的孔子，怎么可能为汉朝制法呢？这是因为，在儒家今文经学的话语里，孔子是素王，为千秋万代制定了法度，这里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而是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大立法者”。他虽然早已死去，但留下的法度始终支配着社会的运转。
如果以一个西汉人的视角看历史，会发现孔子死后只有秦，但秦是法家立国，所以说“孔子为后世立法”时，就是“孔子为汉制法”。这就好比说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美国立法，只是一种修辞。但是，经历了新朝，又不同了。东汉皇室需要强调汉朝是儒家命定的唯一圣朝，就把这句话解读为，孔子活着的时候已经预言汉朝将实现他的理想，而证据就是大量的谶纬，比如《孝经援神契》里有“丘制命，帝卯行”，丘是孔丘，卯是刘姓。
谶纬，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一个新局。
正如王莽受禅基于符命，刘秀的称帝也基于谶纬。这倒不稀奇，刘秀所信奉的谶语并不新鲜，那年头称帝称天子的人里面，谁还没有个谶呢？
真定王刘扬有“赤九之后，瘿扬为主”10，因为他是汉高帝九世孙，又长了个“大脖子”。土匪张满本来只是打家劫舍，也打出要当王的旗号，被杀之前感叹说“谶文误我”11。
四川的公孙述有“废昌帝，立公孙”12，刘秀知道后，像书呆子一样专门写信给公孙述，辩论这里的“立公孙”不是指他公孙述，而是汉宣帝，还在信的最后署名“公孙皇帝”。虽然公孙述最后败于刘秀，但刘秀写信争论谶语这件事，和王莽指着甄丰的手纹辩说“天子”是“一六子”，行为上没啥区别。
当然，刘秀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对谶语就深信不疑。当年王莽以符命任命哀章、王兴等人为高官，被后代学者当作他荒诞的证据。其实刘秀同样如此，因为纬书《赤伏符》里有“王梁主卫作玄武”之语，“玄武”和“大司空”都主水，他就把一个叫王梁的县令直接任命为大司空；还有一则谶语“孙咸征狄”，刘秀就想把麾下的将军孙咸提拔为大司马，因被群臣反对而作罢。前面曾说过，王莽虽然以符命封官，但并不授权，刘秀照谶语封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有一次，刘秀询问博学多闻的新朝旧臣桓谭，要建立灵台，用谶来确定其位置怎么样。桓谭此时已经老朽，沉默良久，说，“臣不读谶。”13刘秀问他原因，桓谭大谈谶纬不合儒经。刘秀大怒，要斩杀桓谭。桓谭叩头不止，鲜血直流，过了好一会儿刘秀才压下怒火，饶了他一命，将他外放为六安郡丞，远远打发他。桓谭在七十多岁遭此大难，路上就病死了。
倒是班彪的好友尹敏比桓谭聪明，刘秀派他去校订图谶，删掉新朝时崔发为王莽所作的谶语符命。尹敏对刘秀说，谶语俚俗，一看就是当代人而非圣人所作，怕是贻误后人。刘秀不听。后来，刘秀看到尹敏校订之后的谶语里有一句很奇怪：
君无口，为汉辅。14
“君”字没有下边的口，就是“尹”字，那么这则谶语说的是一个姓尹的人为汉朝之辅，而这恰恰又是尹敏校订的。刘秀就招他来问。尹敏大约心中非常得意，说：我发现啊，前人都很随意在谶语里加入有利于自己的话啊，所以我也加了这句，万一您信了，不就给我个大官做了？
刘秀听了，被堵得哭笑不得，没有怪罪他，但心里老大不高兴。尹敏从此仕途最高止于谏议大夫。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秀定都洛阳。王莽按照符命“定帝德，都洛阳”，一度要迁都洛阳，但始终没有成行。刘秀也信任类似的谶语，实现了王莽未竟的梦想。
犹如符命是新朝的“基本法”，谶纬也是东汉立国的基石。刘秀去世前夕，正式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谶，并严禁后人篡改，这与王莽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符命完全一样。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对谶纬保持着巨大的好感，不相信谶纬的学者才是少数。从后世发现的一些东汉普通士大夫的墓碑看，有些士大夫甚至会把谶纬附会在自己身上。
礼乐，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二个新局。
刘秀总体是一位比较谦逊的皇帝。王莽青年时虽落魄，但身份地位并不低，刘秀则务农贩粮打官司，起于下层。因此，刘秀尽管也封禅泰山，但对社会民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知道天下远没有到足以制礼作乐的程度，所以他对歌功颂德的祥瑞并不感冒。但祭祀、宗庙、学校等礼乐制度，他认为必备，且基本延续了王莽时期的设计。
比如封禅。建武中元元年，经过大司空张纯的多次怂恿，刘秀终于赶赴泰山封禅，这也是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张纯是何许人也？就是当年领头为王莽设计九锡礼仪的人！在张纯的安排下，刘秀按照王莽当年的礼仪封禅泰山，并在回来后建立明堂、辟雍、灵台。张纯本人则在从泰山返回洛阳途中病逝。
比如宗庙。刘秀严格遵守王莽所推崇的“为人后”之义，为了接续西汉，获得合法性，根据张纯的建议，刘秀按辈分以汉元帝为父、汉宣帝为祖，在洛阳太庙祭祀宣、元二帝，不祭祀亲生父祖；在长安的太庙祭祀成、哀、平诸帝；只在故乡舂陵15祭祀亲祖。若王莽在世，一定给刘秀点个大大的赞。王莽曾给汉宣帝、汉元帝等几位皇帝上庙号，刘秀非常认可汉宣帝的“中宗”庙号，予以沿用。
比如郊祀。西汉把郊祀的地点改来改去，好几十年都没定下来，是王莽确立了长安南北郊祀天地，以汉高帝配天、吕后配地的制度。东汉继续沿用这一南北郊祀制度。在研究以谁来配天时，刘秀最初主张尧，因为尧是刘氏的祖先。此时，曾给王莽设计九庙的杜林站了出来，主张应继续以汉高帝配天，被刘秀采纳。只是刘秀实在不喜欢吕后，就尊汉文帝的母亲薄氏为高皇后配地。
经学，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三个新局。
东汉建立不久，就按照西汉十四博士的配置重建了“王官学”，排斥王莽时期新晋的古文经学，延续了西汉经学的知识传承，而且和谶纬紧密结合。但是，经学自有发展的内在理路。王莽、刘歆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已经比较深入人心，因此东汉的儒家对古文经学并不仇视，古文经学在民间大行其道，两者偶有冲突，大体和谐，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儒郑玄对两派予以“集大成”的构建。
除了上述三个新局，王莽曾经没干成的事，刘秀也尝试做了一些。例如，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当然，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还是后话。刘秀也先后发布六道释放奴婢、三道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继承了王莽对奴婢的人道主义态度，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法令就是王莽没有施行到底的私属令16。
还有勤俭节约这件事，王莽一直标榜简朴，也要求别人简朴，但他本人却从未做到，修筑九庙极尽奢侈。刘秀却表现出罕见的节俭，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死后的帝陵，他的陵墓是两汉帝陵里最小的。
总而言之，王莽的失败不等于儒家的失败。儒家抛弃了西汉，葬送了新朝，但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东汉。
作为一个地皇元年还在新朝打官司的人，刘秀对新朝没有那么深的不满。他的帝国起初继续使用新朝钱币，他也会拿出那枚写有“白水真人”的铜币感慨万分，迟迟不愿意让这个钱退出流通，直到后来才不得不恢复五铢钱。当然，王莽的钱铸造精美，在民间仍然流通，甚至流通到东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大谈孔子为汉制法，实际表现为王莽为东汉制法。新朝虽然灭亡，但有无数新朝的士大夫留在了刘秀的政府里，例如共工宋弘后为东汉大司空，绣衣执法浮湛、淮平大尹侯霸均为东汉大司徒，上谷大尹郭伋后为东汉太中大夫，等等，那些从新朝地方官摇身一变为东汉地方官的就更多了。
4但王莽留给后世的遗产，远不止在东汉一朝。
表面的影响，就是王莽开辟了一条“周公—尧舜”模式的禅让之路，这个模式以“周公”来掌权，以“尧舜”来受禅，穿插着赐九锡、建公国或王国等措施，从而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
自东汉末年，曹操建魏国、受九锡，儿子魏王曹丕受汉献帝禅让开始，这个模式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这是王莽留给后代“篡位”帝王们的礼物。
另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处于历史的暗流，那就是民意。
王莽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灾异、祥瑞、符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自此以后，在帝制中国，民意也变得愈发微妙，很多好事凭借民意才能施行，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但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地表达，当谶纬、符命后来逐渐被历代帝王抛弃，祥瑞和灾异则依然以一种欲说还休的态度顽固地在政治场域里生存，表达着或隐晦或显白的民意。
但是，王莽最重要的影响，是在儒学自身。
王莽以禅让的方式登上帝位，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暂且不论王莽其人，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是西汉政治儒学结出的最大成果。
不妨假设，如果王莽在执政后没有再造危局，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把皇帝干得不好就得禅位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后代继起的王朝也能遵循这一约定并不断完善，犹如儒家版本的《大宪章》，那么，帝制中国能否摆脱治乱模式，让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乱世苦难？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变，治乱是摆脱不了的。王莽的失败，使禅让丧失了严肃性，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禅让的背后，都有着权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
换言之，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儒家失此良机，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对一个制度来说，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于是东汉的儒学，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地位被高度尊崇，但并不真正受重视。东汉不再有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和刘歆等“帝师范儿”的经师，儒家的政治地位明升暗降。
但东汉有更多的名士、孝子、循吏、学者。学术上，像郑玄这样的集大成者既熟习谶纬，也深研古文经学，还了解汉朝律令，力图将古文和今文经学由礼制统摄为一体，并注释汉律；士大夫们在道德上砥砺名节，他们《诗》《书》传家，涵养百年，孕育宗族，造就了汉末三国赤壁千古的风流人物。
名教中亦有风流。至魏晋六朝，才子名士们的谈玄虽然被认为是对名教的抵抗，但其实都有儒家的底色，玄言中不无政治的微言大义，但作为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那些两汉的余绪，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章句里，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特别是灾异、数术、符命、谶纬之类，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直到今天，我们在道教神符的“急急如律令”17里，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至隋唐，佛道大兴，儒学旧注飘零，几乎不振。幸有韩愈《原道》，文起八代之衰，悬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此时儒学的危机，已不必侈谈“政治儒学”，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意超越中，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继而入宋，自宋初五子至南宋朱陆，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儒家自中唐吐故纳新四百年，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但无论是朱熹这一脉的“道问学”，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比起汉儒，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当然，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换言之，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不是给帝王制造符命谶纬，而是给民间创立乡规民约、族谱家法等。
元、明之世，朱熹理学成为王官学，陆九渊之学演进为王阳明心学，但王阳明本人以“致良知”而发雷霆之力，戡乱平叛，其后学却等而下之。明清鼎革，刺激儒生们另开新路，务实求变，儒家的政治品格体现在天文、地理、农工、军事之类的实学，但一入清朝，文网严密，对实学的追求扭曲为对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雠的研究，虽然自称重返东汉，实际上不仅疏离于政教，亦不关乎心性。
直到清代中后期，学术理路内在转移，常州学派兴起，沿乾嘉之路继续上溯，号称重返西汉政治儒学，重提今文经学，但尚未积蓄政教实绩，已闻西洋炮舰之声，西洋政教挟枪炮之利侵入中土，时代已入第二个千年之大变局。
儒学还在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千年之大变局中跌跌撞撞，抬头已见改天换地。
随着清朝废科举，无论是哪一路儒学，再也没有王官学这一“体制内身份”的护持。而在学术领域，今文经学斥古文经学是新学伪经，古文经学讥今文经学为荒诞不经，从此两败俱伤，把腾出的位置让给了现代学术，现代学术则从汉代学术继续上溯，回到先秦诸子，回到商周彝器，将旧儒学视为未经科学审视的粗陋资料而非大经大法。此时生出的民国新儒家，将西洋政教理解为三代之治，以德国古典哲学改造儒家理学，力图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将儒学拉回政治的轨道，至今延续百年，但其踪迹多存乎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对大众而言，仿佛纸上谈兵。
至21世纪，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道术更进一步为天下裂。儒学又有锚定西汉政治儒学，以观照华夏当代乃至未来政制的学说。而孔子如何为当代立法，参与重塑当代伦理政教，似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放眼日常生活，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制、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儒家。
儒家的灵魂似乎还在，但身体在哪里？
敢问，孔子应否并如何为当代立法？
敢问，王莽留给后人何种经验教训？
注释：
1 《后汉书·刘玄列传》，第470页。
2 《后汉书·光武帝纪》第11页注引《续汉志》。
3 今甘肃平凉泾县一带。
4 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
5 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一带。
6 《后汉书·刘盆子列传》，第484页。
7 《汉书·王莽传》，第4194页。
8 《后汉书·循吏列传》。
9 《廿二史札记校证》，第90页。
10 《后汉书·耿纯列传》。瘿，大脖子。
11 《后汉书·祭遵列传》，第739页。
12 《后汉书·公孙述列传》，第538页。
13 《后汉书·桓谭列传》，第961页。
14 《后汉书·儒林列传》，第2558页。
15 此时已升格更名为章陵县。
16 吕思勉：《秦汉史》。
17 道家神符常常以“急急如律令”作为指挥神仙的常用语，这是汉朝政府公文的格式语，就像今天政府印发公文，通知里会有“特此通知”或“请遵照执行”之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