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自我越小，你人生的广度就越大。
你会发现自己的头顶上方是一片更自由的天空，而你，正站在一条满是奇妙陌生人的街道上。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
虚拟现实为用户创造出一个沉浸式的计算机模拟世界，而“增强现实”则将数字内容叠加于现实世界之上，以更加难以捉摸的方式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结合。尽管人们普遍认为AR是一种重构现实世界的手段，但在纽约大学坦登工程学院“移动AR实验室”主任、艺术家马克·斯克瓦雷克（Mark Skwarek）看来，AR更多的是一种解构人类日常熟悉的事物的工具。说得更直白一些，“解构”的本质就是“消除”。因为对数字化体验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方式感兴趣，斯克瓦雷克及其团队研发出了一款名为“erasAR”的现实物体消除软件。利用该项技术，斯克瓦雷克已成功地将自由女神像抬离了她的地基，将纽约市高楼大厦的天际线进行了重新布置，还对弗吉尼亚州的矿山资源进行了恢复。他表示，在移动设备中安装了这项技术的用户，实际上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副重新看待现实世界的数字眼镜。
借助这个项目，斯克瓦雷克希望能使人在进入一番新天地的同时，个人经历也随之得到更新。处于对这种可能性对社会和政治所造成的影响的兴趣，更因为对投身于推进社会公正的渴望，具有3D立体拼贴效果的手机应用程序“erasAR”横空出世了。在此基础上，斯克瓦雷克及其团队进行了名叫“南北韩统一”的AR项目实验，计划利用虚拟技术消除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军事管制区，并将其恢复为原始自然景观。所有的警卫、防御工事及军事设备、堡垒和哨点全部被以数字化的形式“消除”，且允许用户通过电子设备的屏幕观看韩国与朝鲜“统一”之后的和谐面貌。而且，这个实验还为用户摒除了其他干扰，使他们能够纯粹地欣赏这块地区的自然风光的秀美壮丽。
为了如实记录这块区域的地貌，斯克瓦雷克一步一步地走完了整个军事管制区。他说，南北韩两座山脉间有条郁郁葱葱的大峡谷，其广阔与恢宏程度完全不亚于科罗拉多大峡谷。但他也表示，真正让他动容的不只有那里的自然风光，还有他在当地感受到的情感冲击。“当地人会给前往那里的客人播放记录人们被残忍杀害的场景的影像。在那里，穿拖鞋是不被允许的。拍照可以，但是拍视频不行。”他说。这个项目的初衷是消除战争的伤疤，让年轻一代能够设想一个统一的南北韩，也让人体验一下从军事管制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的感觉。斯克瓦雷克希望这种沉浸式的数字化体验不仅能提供一种视觉效果，还能使人在“分裂与统一”方面建立更深刻的情感联系。在另一个类似的项目中，斯克瓦雷克“打穿”（其实就是拆除）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带的隔离墙，让墙上有了个虚拟的大洞，透过它可以看到对面成排的橄榄树。“一些当地人从未见过墙那边的景色。”斯克瓦雷克说，“等他们看到时，每个人都又惊又喜(1)。”在他看来，诸如此类的AR应用项目能重新构建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斯克瓦雷克近期开展的项目名叫“开放式远程交互平台”（Open Telepresence），是一种类似于3D版Skype的开源工具。这款工具在消除障碍方面做了更全面的努力，与“谷歌探戈”（Google Tango）的设计初衷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谷歌探戈”是谷歌公司为移动设备端开发的AR平台，用于室内导航、环境识别、3D地图绘制及其他形式的虚拟空间测量。斯克瓦雷克所开发的平台同时运用了3D动态追踪技术和深度传感器，允许装有该平台的移动设备随着用户的位置移动追踪空间路径，以此吸引更多的用户。斯克瓦雷克将其描述为一种“嵌入式体验”，即用户可以与身处远方的朋友共享相同的空间。当用户将房间的3D视频上传后，其他用户即可在另外的移动设备上观看，从而实时进入这个虚拟空间。斯克瓦雷克表示，基于该平台的互动性，未来有望吸引更广泛的用户群加入。
这类3D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从室内导航、地形测绘到在小范围内传递复杂但实用的信息（如修理摩托车的方法），再到大规模的实时危机干预——例如，即便卫生专家位于世界的另一头，也能给予某个灾难现场一线抢险人员实时指导——无所不能。在斯克瓦雷克看来，这项技术从本质上允许用户进行“分身”，即在某个时间点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点。此外，该技术还能使专业技术知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播、分享。斯克瓦雷克的终极目标是让用户戴上一副轻巧的AR眼镜即可用借助视频技术得到在现实世界叠加虚拟数字信息的全新体验，由此获得更广的视野范围，切身体验到自己与周遭世界之间建立的更为深刻的联结。然而，目前的头戴式AR设备过于笨重、夸张，不可避免地割裂着用户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影响使用体验。斯克瓦雷克将这个项目设想为一个可建立即时并持续的联系的平台。他表示，如今的城市人口稠密、拥挤不堪，墙体的拆除有望使城市环境变得更加宜居。“空间打开了，人们的视线可以穿透建筑物，对空间的感观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斯克瓦雷克的工作室就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但我个人对它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当时，我和他站在他那间小工作室外面的过道里，一起朝着里面的助理陈遥（音译）挥手致意。我们和陈遥之间隔着一堵墙，可是在我们看向斯克瓦雷克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时，那堵墙已经消失了，我们简直和陈遥共处一室。不过，数字信号有些不平均，画面上一些像素的颜色比另外的更清晰。但无论如何，这都称得上一个大型互联系统的早期模型。斯克瓦雷克设想，在未来的某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配备这样的AR设备。这些设备可以相互联通，那时，整个世界都会以虚拟的形式被复制到我们眼前。用这种方式到伊拉克去一次，他建议道，我们就能设身处地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切身体会到他们所承受的创伤和痛苦。或者，我们前往叙利亚，也许这趟旅程会让我们对难民危机产生不同的理解。“但现在，我也希望能看到夏威夷的滔天巨浪冲进我的办公室。”斯克瓦雷克沉思道，“我还想把自己家里的餐桌贴着墙摆设，然后让那面墙消失。我会让我的妹妹也坐在她家的餐桌旁，等到两堵墙都不见了，我们就可以围坐着同一张餐桌共进晚餐。”或许，斯克瓦雷克最期待的，就是与他人分享各种惊奇体验了吧。
但斯克瓦雷克也大方地承认，自己的作品在本质上存在某种悖论：墙体的消失使某个东西变得更不容易被看见，而另一个物体却又变得更显眼，实现这个过程需要的视频源有增无减。任何能够消除障碍的技术，从垃圾邮件到视频监控，都能派得上用场，甚至存在被误用的可能性。尽管斯克瓦雷克意识到这存在侵犯用户隐私的潜在可能，却坚持投身于这个项目，他本人对这个项目的承诺根植于对“创造一种体验，使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知更加敏锐”的信仰。他坚信，这个项目是能够进一步促进人类之间相互沟通的得力工具。
无论斯克瓦雷克对自己的事业前景多么乐观，我们都不难从中察觉到某种永恒存在的东西，那便是“联结”与“惊奇感”之间的联系。无论是拆除朝鲜边境的防御工事，还是将自己工作室的小格间打通，斯克瓦雷克在AR领域的探索都是人类在物理空间中对个人存在不断进行构建、解构又重构的尝试。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通过AR体验获得的惊奇感，将使“隐形”的状态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隐形”可以是凭空消失，也可以是藏而不现；可以是以戏法般的手法迷惑双眼，影响视觉判断力，也可以是将物品本身变得渺小，直到不可见的程度。这正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心理学与社会行为学教授保罗·K. 皮夫（Paul K. Piff）的研究领域。作为敬畏心理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皮夫教授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夜空。夜空中充满令人惊叹的奇观，每个人只要仰望便能得见。或许我们没有机会见到海洋、巨树，或是科罗拉多大峡谷，他说，但至少大家都能仰望夜空，想象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2)。无论一个人的背景或教育程度如何，夜空总有塑造人类意识、培养具有变革性的人类体验的力量。不过，皮夫教授的研究可不止于此，他将“敬畏”这种感情与人类行为准则联系起来，他的研究结果使他相信“敬畏”能使人产生一种无私感，这种超越人类种族与背景差异的超然体验将我们引领向一个足以超越自我的领域，使我们由自私变得更加博爱。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皮夫教授及其团队让受试者待在一片平均树高超过200英尺的塔斯马尼亚桉树林里，它们是目前北美已知最高的硬质树。一组受试者被要求盯着桉树看1分钟，而另一组受试者需要将视线停留在附近的高楼大厦上。接下来，两组受试者均被问及自己有何情绪感受，选项包括惊奇、愤怒、敬畏、厌恶、恐惧、悲伤和开心。不出所料，注视着桉树的受试者中感受到敬畏的人比另一组中出现得更多。但研究结果还显示，那些感到敬畏的受试者同时产生了其他感受，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不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内心变得更加慷慨大方。
当一个人在自然环境中感觉自我变得渺小，随之而来的敬畏与惊奇感也能促使这个人在行为上变得更加慷慨和亲善。皮夫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只是在高大壮丽的树林间短暂地体验敬畏感，也能使人们少一些自私自利和自以为是，更适应，也更愿意融入全人类的大家庭中(3)。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努力谋求着自私自利与关怀他人之间的平衡。但哪怕是转瞬即逝的敬畏体验，也能使我们从集体的角度重新定义自我，引导我们向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做出关怀行为。”皮夫教授著有大量文章，以探讨敬畏感对宗教信仰、艺术、自然、音乐及政治活动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人与人的共同参与都有助于形成“一种对集体身份的敏锐认同感”。在降低个人自我意识的同时，敬畏感也使我们在某种意义更宽广的人类集体中找到归属感，让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将参照物由自我转向群体。
我曾有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敬畏的力量。那天清晨，我在新罕布什尔州一片宽阔的湖里游泳。当时已值夏季的尾声，留给我在户外水域游泳的时间所剩无几。就在我在这片宽广又幽深的湖中不停地划着水时，我试图潜入水中，尽可能长时间地屏住呼吸，把头埋在湖面下，为把享受水的感觉带到即将来临的凉爽季节而做着徒劳的努力。当我浮出水面时，听到了一个恍如来自天外的声音，它介于笑声与哀叹之间，仿佛一声奇异的呼唤。我定睛一看，距我几米远的地方有只潜鸟，羽毛非常漂亮，如同棋盘似的黑白相间。它时而浮在水面，时而将头潜入水下。这种鸟能一口气潜水1分多钟，倘若从岸边看它的话，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何时何地重新浮出水面。如果把这片湖水比作屋檐，那么此刻的我就成了与它在同一屋檐下共同呼吸的友邻。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受到了自身存在的不确定性，甚至恍然间觉得自己可能并不真正存在。尽管如此，或可能正因如此，这一瞬间的感受竟使我短暂地与某种更宏大的秩序感联结在一起。
这足以使我吃惊地意识到，自己正经历着某种自发的情感共鸣：水的质感、夏末空气的触感和这只发出怪叫的野生潜鸟和谐地共同存在着。但在此之上，我感到自己成了某种更为宏大的事物的一分子，并由此萌生了一种诞生于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亲密感。“我”明明在那里，“自我”却好像消失了。我不能标榜自己变得更加无私、友善和慷慨，却愿意认为这种向大自然臣服的归属感此后会一直与我同在，并改变我对自己与地球间的关系的看法。皮夫教授认为，敬畏感能“引发一种近似隐喻的自我渺小感(4)”。这种自我的消弭感不仅是他在研究中反复论及的对象，无疑还是我在8月那个清晨的切身经历。当时的我的确在那里，却也在同一时刻消失了。
皮夫教授经常写到“小我”的话题，即人类在宏大事物面前发自内心地感到自我的渺小。可问题是，到底是自然奇观让我们感觉渺小，还是我们得先放低自我，才能拥有对自然奇观的敬畏之心呢？这个问题暂时无解。那个8月的清晨，我确定自己感受到了自我的渺小，也由此体会到，自我就像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其值能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大或变小。我们日常感知着物理世界，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出于原始本能，用周遭事物来评估自身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人、房子、石头、植物还有云。我们对自身的评价维度通常也是我们衡量客观事物的基础，例如，我们有多强壮的体格、腰包里有多少钱，都是美国物理学家艾伦·莱特曼所称的“我们向世界展示的第一张名片(5)”。但一个人要想突破日常体验的边界，必然得时不时地打破以物质衡量一切的思维定式。或许，正如美国哲学家雅各布·尼德曼（Jacob Needleman）所言，当一个人主动打破习以为常的心理与情感状态时，就会发生所谓的“神圣的消除”，并从此走上自由之路(6)。
从古至今，承认并敬畏看不见的事物一直是人类信仰实践的核心内容。正是因为相信自己和宇宙间存在某种比我们在日常世界中经历的更深刻的联结，人类才持续追寻着人生的意义。在这种求索的过程中，最核心的是一种将存在本身去物质化的过程。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们必然会在此过程中直面自身的渺小。19世纪的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题为《看不见的现实》（The Reality of the Unseen）的演讲中提到，他发现“在人类的心理机制中存在一种当下的现实感，比我们某些特殊的感知更加弥散、笼统”，这种信念似乎是人类在对形而上学进行探索时确立的。詹姆斯认为，精神信仰的根基就是一种对“无形秩序”的普遍认同，我们人性中的“善”会调整自我，使我们适应这其中蕴含着同一性的思想。至于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看待“无形事物”的作用，或许是因为只有当人们承认这世间存在某些不可知也不可见的事物时，才会出现詹姆斯所称的“人类本体论想象”。
2017年8月21日，这种想象正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当天，70公里宽的日全食带横穿美国大陆，引发了一场美国民众的集体狂欢。许许多多的人在同一时间内观测到了这一奇观，也感受到了这个奇观带来的心灵冲击。举国欢庆的现象似乎不仅表明人们接受了未知力量的存在，还展现出民众对黑暗的翘首以待，一切皆是人类甘愿臣服于宇宙原始秩序的本性使然。或许，全民狂欢还提醒我们周围存在着未知的力量——占据了宇宙很大一部分的暗能量与暗物质。或许，这是源于人类对模糊性的基本需求，而近年来这种需求却一直没能得到人们的真正认识。事实上，这场狂欢的发生可能还因为人们承认阴暗世界有种审慎之美，足以使它替代我们习惯的光明世界。
还有一种可能是，人类毕竟至今都没能发明真正的“隐形斗篷”。无论是变换光学、隐形斗篷还是AR头戴设备，都使我们对看不见的事物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情：它们不可见，却客观存在着。尽管这些先进的视觉设备操作起来都不怎么亲民，甚至还会偶尔失效，却能使我们更多地体会到一种视觉上的静默存在，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也许并非真正地“隐形”，而只是简单地被周围的世界吸纳、同化了。难怪2017年《纽约时报》制定了自己的天文年历，用户只要将其下载至移动设备上进行同步，便可追踪流星雨、日食、超级月亮、彗星以及昼夜平分点的实时信息。人类似乎天生就渴望在更宏大的事物中追踪自身所处的位置。但要说最吸引我的技术，莫过于我在某些现代建筑上见过的一种窗户玻璃。这些玻璃看上去与普通的透明玻璃没什么两样，但表面其实覆盖着一层有着独特纹理的紫外线吸收膜。这是一种反射涂层，可以被空中的鸟儿看见，避免在飞行过程中撞上大楼窗户。据制造商介绍，反射膜上的纹理类似于视觉噪声，但当我从某个特定角度使劲眯着眼看它时，膜上的交叉纹路突然变得清晰可见，像一条精致的蕾丝花边。
我想，上天或许也给人类设计了某种类似反射膜的难以察觉的机制，让我们不至于一头撞上暂时无法辨明的模糊物体。这种隐秘的设计不断地提醒着我们，95%的世界都不在人类的视野范围之内，若想看得更多，或许需要我们顺着某一道光线沿着特定的角度看过去才行。这可能正是已故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在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近乎隐形》（Almost Invisible）中所指的事物。他在这部作品中预见了一次华丽之旅，即“日夜兼程，进入未知世界，直到我忘了过去的自己；新的自我应运而生，但它亦可能早已存在，只是我在之前的旅行中未加留心；只第一步，就已让我超越了自我”。斯特兰德只觉全身无力。他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只能盯着天花板，直到自己“突然感到一阵冷空气袭来，整个人就这样消失了”。
我想，斯特兰德谈论的是某种深度自省的方式，是一个人完全自主的谨慎行为。从当前状态中抽离出来就像一整套语言，其中特异的词汇、结构和句法只能经由实际运用才能掌握。《近乎隐形》出版后，有位记者向斯特兰德提问道：“几天前您还半开玩笑地称自己‘一直在努力让自己隐形’。这是因为马克·斯特兰德这个人实在太过引人注目，或者恰恰是因为他不那么显眼？”斯特兰德答道：“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高个子想变矮的心愿……不行，我这么说太简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变得越来越置身事外，觉得世界没了你也能照常运转。不过，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的(7)。”
我个人也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让自己置身事外，发现自己的心理素质反而变强了。或许，这个过程仅仅是个体特质与集体认同之间再平常不过的摩擦。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简单地做自己。我们一直试图了解自己，不是出于某种自恋的冲动，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我认识与自我意识必然能给予我们一种自我认同感，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开拓出一条通往充实而慷慨的人生的康庄大道。无论是说着“我在这里”“我看见你了”或是“我爱你”，还是在最大限度上忠诚地做着自己，都能够使我们尽可能地体验生活，让我们得以全身心地投入热爱的事业、孩子和所爱的人身上。
然而，我依然震惊地发现，那些对我们影响最深刻的经历往往与一种心理上的渺小感有关。最能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结感的莫过于接受这样一种现实：如果把世界比作一种天气，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其中的一小团雾而已。最好的自己，正是皮夫教授所称的那种“小我”。我们越渺小，与他人之间的联结感就越强，人性的光辉也自然能得到升华。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若想得到什么，就得先失去什么。或许，在防不胜防、持续曝光的环境中，一个人要想生存下来，必备的能力之一就是学会消失。
时至今日，我越来越相信，学习如何消失是我们了解自己是谁的必经之路。这既要求我们知道何时应全然地活在当下，又得明白何时该选择暂时消失。正因如此，我才提倡所谓的“选择性隐身”。回想过去，在某些于我而言意义重大的人生事件中，让自己“消失”几乎总是我的不二之选。比如，那年6月，当我与未来的丈夫相恋时，我就允许了自己沦陷。那个2月的下午，双胞胎儿子的降生带来的巨大喜悦使我忘了自己。还有那个在哈德逊河游泳的清晨，灰色的河水以及水面上的粼粼波光竟以最美妙的方式让我与自然融为一体。那天之后，我养成了习惯，一连数月甚至数年在不同的河里游泳。我既没有戴着“魔戒”，也不会像菲律宾的摩洛人那样含着被萨满巫师施过法的鹅卵石，更不懂神经科学家在试验中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颜料刷或是最新开发出的虚拟现实眼镜应怎样操作，但我的身体已然成了一具空壳，整个人几乎已经消失了。
现在一谈到“看不见的状态”，我的脑海中便自动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图像：利用光学原理达到效果的“罗切斯特斗篷”、冰岛古书中记载的魔法符号、蒂姆·邓肯在“Old Navy”门店里排队等候结账的场景、沃汝莎卡的头在一片冬天的沙滩上用颜料被涂成岩石的样子、澄澈的深海里的透明鱼，还有一袭蓝裙的冰岛神秘女子。我尤其钟爱中国艺术家赵华森的一组人像摄影作品，捕捉的都是在上海街头人们骑车时的场景。尽管他们的自行车都被艺术家本人用数字技术予以消除，但他们的脚还停留在踏板上，双手扶在把手上，目视着前方，仿佛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引领向前。在其中一幅摄影作品中，一个小朋友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双手环着正在蹬车的爸爸的腰。在另一幅作品中，后座上的女性偎依在前方爱人的后背上。看着自行车在路面上投下的阴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变得“隐形”之后仿佛也富于动感，看不见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我曾参观一个关于地理奇观的展览，展厅导语提及了存在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空间概念。但在我看来，在这里，“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界限也在起着作用。某个大风天，展览背后的那位美国艺术家霍普·金斯伯格（Hope Ginsburg）用镜头记录下了自己和其他三位潜水员在亚特兰大北部海岸的经历。在灰蒙蒙的天空下，他们坐在芬迪湾的海边，无惧47—53英尺的汹涌海浪。这个被金斯伯格称为“陆地潜水队”的小团体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海边，把水肺、脚蹼和呼吸面具都放在岸边，看着浪潮涌来，不断地冲刷着岩石和沙滩。这段视频记录了浪潮是如何在“潜水队”周围卷起，淹没了他们的腿、躯干、肩膀和头。在一个特写镜头中，金斯伯格戴着鲜红色的护目镜，头上裹着海藻，看起来像极了一只杂交生物。影片末尾，观众可见的就只剩下滚滚袭来的海浪、漂浮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的落叶以及一些从海面下涌出的气泡——那正是戴着水肺和呼吸器的“潜水队”(8)存在的证明。
爱尔兰诗人、牧师及哲学家约翰·奥多诺霍（John O’Donohue）曾说：“我思考得越深入，就越觉得其实有形世界只是无形世界的第一道海岸线，我对身体与灵魂的信仰也是如此。事实上，灵魂——身体存在于灵魂之中，而非灵魂仅仅存在于身体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而为人的伤感之处就在于，你的身体就是无形化作有形的载体(9)。”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某支“陆地潜水队”的队员，在那条海岸线上，所有人都在静静地感受着“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海浪，任凭它们不断地冲刷着我们。这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