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克莱恩：你在《我是马拉拉》出版后获得了诺贝尔奖！得知这个消息时你人在哪里？
凯拉什·萨蒂亚尔蒂（Kailash Satyarthi，1954— ），印度儿童人权活动家，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直在倡导运动，反对印度童工现象，他领导的“拯救儿童运动”迄今已解救出超过8万名遭受各种奴役的儿童。2014年，他与马拉拉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马拉拉：我当时正在学校里上化学课，副校长走进教室，把我叫到门外。我问副校长：“我惹麻烦了吗？我做错什么了吗？”副校长则告诉我，我与儿童人权活动家凯拉什·萨蒂亚尔蒂一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得目瞪口呆。我的回应非常正式。我感谢她带来这个消息，说我深感荣幸。但直到看见前来向我道贺的老师们热泪盈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老师们把我当女儿一样对待。他们的泪水和祝福打动了我的心。所有人都为我欢欣鼓舞，我自己也很开心，因为我长期投身的事业获得了如此重要的认可。我也很想了解凯拉什·萨蒂亚尔蒂从事的工作。
老师们把全校师生召集起来，让我在大家面前发言。我紧张极了。对着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发言比在联合国演讲可怕多了！我不大记得自己讲了什么，不过内容应该跟教育、女性权利以及和平有关。我讲完就直接去上物理课了。那天我直到放学才离开学校。
现在回头看诺贝尔和平奖，我很感激它能通过这次颁奖认可儿童权益的重要性。这项殊荣在全球弘扬了我们的事业。我越是了解凯拉什，就越觉得自己能与他共享这份荣誉弥足珍贵。与这位善良而执着的人会面令我深感谦卑。他的工作应该为全体成年人带来启发。他以身作则，告诉人们成人有义务保护儿童并承认他们的权利。他让人看到爱是存在的，我们的善意与关怀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不知疲倦地工作，把儿童从奴役和强迫劳动中解救出来。
颁奖典礼本身也十分美好，令人振奋。我很高兴能与我那些勇敢的朋友一道出席典礼，他们来自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他们也不得不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与他们共同经历这一刻，对我有非凡的意义。
指2014年白沙瓦学校遇袭事件。2014年12月16日，白沙瓦一所军人子弟学校遭到恐怖袭击，7名巴基斯坦塔利班分子持枪进入学校，对师生进行扫射。事件共造成141人死亡，其中包括132名学生和9名教职工。朱迪·克莱恩：当然了，关于白沙瓦屠杀事件的报道也令人毛骨悚然。
马拉拉：这个消息令人心碎。一百三十多名无辜儿童在学校惨遭杀害，事发地点就离我中弹后被送入的医院不远。我的家人对这起屠杀深感震惊。这是难以想象的暴行。是的，这起事件实在骇人听闻，但它丝毫无法动摇我们对这项事业的决心和承诺。每位倡导儿童权利的活动家都会更努力地工作，为孩子们创造安全的栖身之所，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茁壮成长。每个孩子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成年人都应该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是我们的责任。
令人欣慰的是，巴基斯坦所有的政党都一致反对这种残忍的暴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巴基斯坦全体领导人都谴责这一罪恶行径。在那个日子，每个相信人性的人都应该团结在一起。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做。
朱迪·克莱恩：你这本书在全球出版已有两年。如今，我们是否可以说你的生活已经步入“常规”了？
马拉拉：我现在过着平凡的学生生活。每天母亲或父亲都得来我房间叫醒我。我从来没法自觉地早起！在学校，大家也把我当成普通的女同学对待。现在我已经跟很多同学成了朋友。放学回家后，我喜欢稍稍休息一会儿，因为之后总得接受采访或参加节目。我每天的安排差不多就是这样。不忙的话，我还会听听新闻和音乐。除此之外就是写作业了。
朱迪·克莱恩：你曾向许多人宣传这本书，为了它接受采访并会见英国女王及众多要人。现在回想起来，你如何看待那段日子？
马拉拉：一开始我感觉很好，但把同一番话说了无数遍之后，我开始感觉兴味索然。不过我见到的人都非常和善，给我带来了力量，让我能畅所欲言，传达我想与人分享的东西。人们总是很高兴见到我，拉着我问这问那。正是大家的厚爱与关注为我注入了能量，让我愿意一次次重复做同样的事。
朱迪·克莱恩：说说你父母吧。你母亲近来可好？她有什么变化？你觉得她是你们家改变最多的人吗？
马拉拉：起初，对她而言，要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国家生活很不容易，甚至直到现在，她依然没有完全适应。她不会说英语。就连去市场购物，她也需要别人帮她打车，帮她跟店主沟通。她不太能交到知心的朋友。在我们巴基斯坦，邻里之间亲如手足。他们会到你家里来，你也可以到他们家里去。但在这里，人们并没有那种邻里之情，有点缺乏社区精神。
朱迪·克莱恩：你的弟弟们呢？
马拉拉：阿塔尔适应得不错。他很快就习惯了英国，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快适应新的环境。胡什哈尔也在适应，不过他还需要一点时间。除此之外，我这两个弟弟还是那么淘气，还是喜欢跟我吵架！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吵作一团。我始终觉得只要他们惹我，我就应该还击。
朱迪·克莱恩：离开巴基斯坦到西方生活之后，你最惊讶的是什么？
马拉拉：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或许这只是英国的情况，而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那就是人们特别遵守交通规则，不会一直按喇叭！这地方安详宁静。有这么一个人人遵守交通规则的国家，这非常好，也非常令人惊讶。
朱迪·克莱恩：有意思。那么你最想念巴基斯坦什么呢？
马拉拉：嗯，我想念很多东西。比如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学校。我错失了最后一天上学时跟朋友们相聚叙旧的体验。在那个时刻，你们可以一起回忆过去十二三年里共度的日子。我错过了那个机会，因为我没能跟朋友们一起在学校度过毕业前最后的时光。
朱迪·克莱恩：你跟你的死党莫妮巴还有联系吗？
马拉拉：我在伯明翰的这所新学校也交到不少好朋友，但没有人能跟莫妮巴相比。莫妮巴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完人！我们彼此接纳，总是陪在彼此身边。在新学校，我也有许多支持我、对我十分友善的朋友，但我觉得在你身陷绝望的时候，有个能给你加油鼓劲的人是很重要的。这个人能在你伤心的时候陪在你身旁，在你开心时也一样。
朱迪·克莱恩：你跟莫妮巴分享过见女王的经历吗？她关心这些吗？这属于你会跟她谈论的话题吗？
马拉拉：我们不会聊我见过谁、讲了什么。有时她会说：“马拉拉，你都不跟我分享这些事情，我只能从别人那儿听说。我是你的朋友，我应该比其他人先知道这些。不然我怎么敢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呢？”我则告诉她：“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会跟你分享内心的感受。我对你说过那么多不会跟第三个人说的话。这些会面，像是见女王什么的，在我看来没那么有趣，所以我才不跟你谈论这些。”
朱迪·克莱恩：回想你经历的一切——被迫离开巴基斯坦，在伯明翰开启新的生活，出书，创立马拉拉基金会——你有什么感受？
马拉拉：首先，我看到了人们对我的支持与关爱，并真心为之惊叹。很难想象有人只是看到我就泪流满面。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只是说：“马拉拉，要平安啊。希望你在这里过得愉快。”有人则会说：“马拉拉，我们跟你在一起。”还有人仅仅是流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们会送我卡片或书籍，希望跟我合影。有人会默默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有时，我会想：“人们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做过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事吗，还是我需要去做这样的事？他们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期待？”我之前为女童教育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个开端。如今，我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这是我人生的一大目标。我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可以循序渐进。我一定可以做到。所以，看到人们对我这么支持，我既高兴又感觉自己重任在肩——人们对我有所期待，希望我能实现这份期待。我也希望自己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另外，我有幸见到了许多有名、有趣的人。这非常激动人心，因为我们对这些大人物的生活存在某种想象。我以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以为他们过着某种非凡的生活。但这些名人，这些政治家、歌唱家或演员，其实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他们也是人。
朱迪·克莱恩：谈谈你在叙利亚边境的感受吧，那想必是一段感人的经历。
马拉拉：在斯瓦特和英国生活时，我都经历了一些永志难忘的时刻，我的约旦之行就是其中最为……我不知该如何形容。总之我绝不会忘记那次旅行，因为抵达约旦边境时，我完全没想到从叙利亚逃往约旦的人居然那么多。我没想到会看到妇女打着赤脚，孩子们既没穿鞋也没穿外套，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地方住、能不能回家。他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水喝、有东西吃。在边境上，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儿童、妇女、男人无家可归——不知自己要去向何方。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帮助自己。他们只希望能吃饱饭，能得到安全保障。我觉得那些安全无忧、生活富足的人应该支援他们的生活，因为难民们并不指望过得多么奢侈，不要求住进设施现代的宽敞房屋。他们只希望能生活得平静安宁。他们只希望自己能在一个地方得到平等的对待，能填饱肚子，远离战争，不必每天担惊受怕，不会遭到轰炸袭击。
朱迪·克莱恩：你是跟你父亲一起去的吗，马拉拉？
马拉拉：对，我父亲也去了，马拉拉基金会的全体成员都去了。
朱迪·克莱恩：你怎样跟那些民众交谈呢？现场有那么多人，他们自然都知道你的身份，你用什么方式跟他们交流？
马拉拉：这个嘛，我帮助了几位妇女。她们带着孩子赶路，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里面装满衣物和其他一些必需品，我实在不忍心看那么小的孩子扛这么重的东西，就帮其中几个人背大包、搬行李。我见到了许多非常小的孩子，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们只是尽情玩耍，四处奔跑。我还遇到一些大一些的男孩和女孩，想知道他们的学业有没有受到影响，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三年没上学了。三年的学业空白实在太长，会严重影响你的职业生涯。所以，在当下，开展教育工作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通过马拉拉基金会在当地启动了一个项目，让孩子们能获得优质的教育。
朱迪·克莱恩：你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吗？我知道你在这方面一向很淡定。
马拉拉：（笑）我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我真正在意的是全球各地人们的安危，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穷人，因为他们的处境非常不堪。无家可归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简直有数百万之多，他们被迫去国离乡，饱受战争之苦。我很为他们担忧，觉得我们应该全力维护他们的安全与和平。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了人民，国家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人，土地还有什么用处？国家领导人、政客应该时刻为自己的国民着想，因为是人民把他们选上台，让他们负责维护安全，保障温饱，伸张正义。
朱迪·克莱恩：你对明年有什么期待？你希望自己能实现什么目标？
马拉拉：我有很多期待，还有很多宏伟的构想。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马拉拉基金会开展更多项目，走进更多遭受苦难的国家，帮助那里的失学儿童。我们希望能在当地开展工作，到各个社区去，向居民与儿童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们意识到教育对他们这代人是何等重要。我们也会实地开展工作，比如修建学校、保障学校的师资力量、保障学校的便利设施。这些都是我们想做成的大事。我们想在印度和其他一些中东国家开展工作，那里也像非洲很多国家和巴基斯坦一样，存在为数众多的儿童难民。总之，我们为明年制订了许多计划。
朱迪·克莱恩：这都是一些宏大的愿望。你有没有小一点的、比较私人的愿望？马拉拉自己的愿望？
马拉拉：我希望自己明年可以考得更好，拿到全A或A+，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朱迪·克莱恩：在这个世界上，谁是你心目中真正鼓舞人心的典范？
克雷格·基尔布格（Craig Kielburger，1982— ），加拿大人权活动家，联合国和平大使，“解放儿童”组织、WE慈善机构联合创始人。马拉拉：这个嘛，我见过许多鼓舞人心的人，但我一时想不到某个特定的人。不过每见到一个人，我总会设法从对方身上学到点什么，好充实自己的知识，让自己更勇敢、更有爱。所以，每认识一个新朋友，我总会向他取经，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见过“解放儿童”组织创始人克雷格·基尔布格，受到他的启发——他早在十二岁那年就跟几个男生一起创立了这个组织，现在已经把工作开展到全球。他十二岁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他一面设想，一面实践。在他的鼓舞下，我感到自己的梦想或许也能实现，我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女孩走进学校，接受优质的教育，男孩们也一样，我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男孩走进课堂。克雷格给我带来了希望，让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朱迪·克莱恩：希望的确非常重要。据我所知，你依然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巴基斯坦，对吗？
马拉拉：是的，我思念巴基斯坦，思念我的祖国。巴基斯坦是个美丽的国度。我知道有人以为那里遍地是恐怖分子，境况也很糟糕，但其实巴基斯坦真的非常美丽。那里四季分明，拥有群山、冰川、森林、丘陵和沙漠。巴基斯坦的美是如此摄人心魄，让我深信这片土地必将迎来和平，我必将回到那里，继续开展我的工作。我是在遭遇枪击那段时间开始思考教育问题并筹建马拉拉基金会的。我有这样一个梦想，希望在巴基斯坦，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些去别人家洗衣刷碗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教育。我想看到这些孩子手捧书本，学习知识，走进学校，穿上校服——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相信自己一定会重返巴基斯坦，去完成这个梦想，把它变为现实。
朱迪·克莱恩：你觉得你的弟弟们想回到巴基斯坦吗？
马拉拉：我们都想回去，不过我不确定小弟（阿塔尔）怎么想。他会变得跟我们完全不同。他偶尔会谈起家乡，谈得不多，但这只是因为他年纪太小。他是个好孩子，只在斯瓦特生活过很短一段时间，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另一个国家的生活。不过我希望他不会忘记巴基斯坦的美。
朱迪·克莱恩：你有什么想念的家乡美食吗？
马拉拉：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伯明翰有许多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人，所以我不必担心吃不到清真食品和印巴美食。可是在香格拉，房屋大多是土坯建的，也不像这里有天然气和炉灶，跟这里很不一样。在巴基斯坦，人们烧柴做饭，把垫子铺在地上，你晚上可以坐在上面休息，吃饭也坐在这些垫子上，而不是椅子上。所以，我们的环境完全不同，我在那边待了很久，在那个世界生活了很长时间。来到英国，坐在餐桌前用刀叉吃饭，按传统的方式正式地就餐——这些我没那么喜欢，反而更喜欢之前在家乡的时候，尤其在吃那些我们习惯手抓的食物时。而且当然，有些食物只有在巴基斯坦才买得到。
朱迪·克莱恩：你对塔利班的看法改变了吗？
马拉拉：没有。我没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件事。每当听到那个故事——一个叫马拉拉的女孩遭遇了塔利班的枪击——我只觉得那是个传说，不会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我还是从前那个我。我的梦想和希望都没有改变，我希望自己能继续前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去帮助他人，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上学。我真心希望马拉拉基金会能获得更多捐款。即便只帮一个孩子走进了课堂，我也会觉得我们做了件了不起的事。这个孩子会慢慢长大，再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因此，即使我们全部的承诺只是把一个孩子送进学校，这也不失为重要的一步。我会尽我所能为国家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