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憧憬 如何重新野化世界

未来憧憬 如何重新野化世界

该如何促进野生世界回归，使地球恢复一定的稳定性呢？许多人在苦苦思索，试图找到通往另一个更野化、更稳定的未来的路径，这些人在一个方面不谋而合，都认为我们的征程必须由一种新的理念来引领——实质是回归老的理念。全新世之初，尚未发明农业之时，生活在地球各处的几百万人以狩猎——采集为生。那种生活方式是可持续的，与自然世界保持着平衡。它也是我们的祖先当时的唯一选择。

农业使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把自然世界视为驯服、压倒和利用的对象。无疑，这种对生命的新态度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失去了平衡，从归属于大自然变为独立于大自然。

如今，我们需要扭转这个变化的方向。可持续的生存又一次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可是，现在世界人口达到了几十亿。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愿意重拾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使今天的人类世界再次与大自然达成平衡。只有这样，我们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才能转亏为盈。只有这样，世界才能重新野化、恢复稳定。

在通向可持续未来的征程中，我们已经有了罗盘。我们设计星球界限模型，就是为了不走弯路。它告诉我们，必须减少世界各地的温室气体排放，以立即阻止气候变化，最好是将其扭转；必须停止过度使用化肥；必须停止把荒野变为农地、种植园和其他用地的做法，退耕还野。它还警告我们需要注意其他问题，包括臭氧层、对淡水的使用、化学品和空气污染，以及海洋酸化。如果这些都能得到控制，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就会放缓、停止，然后开始自我修复。换言之，如果我们用以判断自己行动的首要标准是自然世界的重生，我们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大自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大自然在保持地球的稳定。

可是，我们的罗盘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1]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我们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给星球界限模型加了一个内环，详细说明了这个挑战。新加的内环代表了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这样，星球界限模型就成了有两套界限的罗盘。模型的外环是生态界限，若想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就绝不能越过这个界限。模型的内环代表着社会基础，若想实现公平公正的世界，就必须努力使所有人达到这个水平以上。这样得出的模型被命名为甜甜圈模型，它代表着一个诱人的前景——人人享有安全正义的未来。[2]

“万物的可持续性”应该成为我们人类的理念，甜甜圈模型应该成为我们前进征程的罗盘。它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简单而严峻：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同时又大大减少对世界的冲击。在试图应对这一巨大挑战时，应该向何处寻求灵感呢？只需看看我们眼前的生命世界即可。一切答案都在那里。

超越增长执念

我们从大自然那里学到的第一课是关于增长的。我们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危急状态，就是因为我们总想让世界经济永久增长。但是，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久增长。生命世界的所有组成部分，个体、人口，甚至是栖息地，在增长一段时间后都会进入成熟期。一旦成熟，就会蓬勃发展。蓬勃发展不一定意味着变大。无论是一棵树，还是一个蚂蚁堆、一片珊瑚礁或整个北极生态系统，只要能够达到成熟阶段，都可以生存很长时间。它们在生长过程中一旦到达某个点，就会在那个位置上充分利用一切资源，但其方式是可持续的。它们通过对数生长期的成倍增长发展到顶峰，然后到达高度发展的平稳期。它们与外部生命世界的互动方式使得这种平稳期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到达高度发展平稳期的野生群落并非不发生变化。亚马孙雨林有几千万年的悠久历史，[3]其间它在地球上这个条件最好的地方欣欣向荣，繁茂生长。直到不久以前，它那茂密参天的树木覆盖的面积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它接受的阳光雨露和它土壤里的营养水平始终大致维持同样的水平。但是，生活在亚马孙雨林里的各个物种却经历了大变化。哪一年都有赢家和输家，正如体育联赛里球队的排名有升有降，或股票的价格有起有伏。总有种群处于上升地位，繁衍扩张入一个地区，压制另一个种群；一棵树倒下后，总有别的树在原地长起来。有新来的，也有凋零的。有些新来者也许有创新的法子，能给其他物种带来更多的机会，例如，一种新的蝙蝠也许会起到给夜间开花的植物授粉的作用。反之，物种消失的同时也会减少森林其他方面的机会。亚马孙雨林的物种群体就这样不断地调整、反应、改善，可以继续繁荣数千万年而不必向地球索取更多的原始资源。亚马孙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是生命最成功的事业，可它不需要净增长。它足够成熟，只要持续就可以了。

目前，人类似乎并不想到达这种成熟的高级平稳期。任何经济学家都可以说明，过去70年里，我们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都在追求同一个大目标——每个国家都想要越来越大的增长，而用以衡量增长的则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个粗暴的标准。我们社会的组织、企业的希望、从政者的承诺都需要GDP不停地攀升。“大加速”就是这种执念的产物，而生命世界的“大衰退”则是它的后果。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实现永久增长的唯一办法是夺取其他地方的资源。现代的发展看似是奇迹，其实不过是窃取。我在我目击证词的结尾处列出的骇人数据证明，我们的一切都是直接从生命世界中攫取的。我们攫取资源，却对造成的破坏视而不见。我们砍伐森林来种植大豆，好饲养供我们食用的鸡，但此举导致的物种损失没人负责。我们购买并丢弃的塑料水瓶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冲击没人负责。我们加盖房屋用的煤渣砖需要混凝土，而制造混凝土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温室气体没人负责。难怪我们对地球造成的各种破坏这么快就开始反噬。

经济学的一个新学科正在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环境经济学家聚焦于建设可持续的经济。他们力图改变制度，使世界各地的市场既增加利润，也造福人民，还对我们的星球有利。他们称其为3P[4]。许多环境经济学家对他们所谓的绿色增长寄予厚望，那是一种对环境没有负面影响的增长。达成绿色增长的方法既包括提高产品能效，将对环境冲击大的肮脏活动变为对环境冲击小或无冲击的清洁活动，也包括推动数字经济的增长，而数字经济如果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就可称为低冲击部门。绿色增长的倡导者指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创新浪潮给人类带来了革命性的机会。首先是18世纪发现了水动力，用它来驱动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然后人类采用了化石燃料和蒸汽动力，不仅导致了制造业的工业革命，而且带来了铁路和航运，最后还带来能把人和货物快速送往全球各地的飞机。20世纪早期的电气化催生了电信；20世纪50年代的太空时代引领了西方消费的繁荣期；数字革命开启了互联网时代，使数百种智能装置走入千家万户——它们代表的是第三波、第四波和第五波浪潮。所有这些创新浪潮都给世界带来了剧变，造成了工商业的繁荣兴旺。许多环境经济学家寄希望于第六波创新浪潮——可持续性革命，并期盼它尽快到来。它将带来一个新秩序，发明者和企业家将因为其设计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减轻对地球的破坏而获利丰厚。当然，这类产品和服务已经开始出现，如低能耗灯泡、廉价的太阳能、口感像肉的植物汉堡、可持续的投资。人们希望，面对我们星球巨大而紧迫的“大衰退”，政治家和工商界领袖能停止补贴破坏环境的产业，迅速转向可持续的生产方法。只有这种得人心、明事理的方法才能维持增长，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可是说到底，绿色增长仍然是增长。人类到底能不能从增长期转向成熟期，然后稳定下来？第六次创新浪潮过后，人类能不能变得和亚马孙雨林一样，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繁荣与进步，却不再扩大？有些人盼望未来全世界的人都摆脱增长成瘾，不再把GDP作为全部标准和终极目标，而是聚焦于包括所有3P在内的新的可持续的衡量标准。“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Index）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它将一国的生态足迹同预期寿命、平均幸福水平和平等程度这些人类福祉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如果用这个指数来给各国排名，得出的结果与仅凭GDP排名完全不同。2016年，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登顶，它们的平均幸福指数高于美国和英国，但生态足迹只有美英的一个零头。“幸福星球指数”当然并非完全准确。因为它是综合指数，所以，如果生态足迹得分低，但福祉得分非常高，仍然有可能在排名榜上居于高位，挪威就是这种情况。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排名也可能靠前，因为它虽然福祉较差，但生态足迹很浅。然而，一些国家已经在认真考虑用“幸福星球指数”和其他类似的标准来替代GDP。这类新标准正在引发一场更加广泛的辩论，题目是：人类在地球上的一切努力要达到的总目标是什么。[5]

2019年，新西兰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正式放弃以GDP作为衡量经济成果的首要标准。它没有采纳任何已有的替代标准，而是根据本国最紧迫的关注创造了自己的指数。所有3P——利润、人民和星球——都包括在内。通过这项举措，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总理一举把整个国家的优先关注对象从单纯的增长转向了能更准确地反映今天我们许多人关注和希冀的东西。2020年2月新冠疫情来袭改变了政府的议程，也许使得阿德恩的决定更加顺理成章。她在没有出现任何新冠死亡病例之前就封锁了国家，而其他国家仍在犹豫不决，也许它们害怕封锁会影响经济。到夏初时节，新西兰的新发新冠确诊病例寥寥无几，人们因而得以回到工作岗位，并开始自由社交。

新西兰也许能起到指路灯的作用。其他国家的调查显示，世界各国人民现在都非常希望本国政府优先考虑人民和地球的利益，不再一味追求利润。这表示各国选民和消费者可能会欣然接受一个可持续的世界，最终实现凯特·拉沃斯所谓的增长——中立的世界。为了实现人民的繁荣与幸福，为了对我们的星球有益无害，每个国家都要走过一段艰难历程。从不可持续的增长中受了益的富国面临着在大幅减少生态足迹的同时维持高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较穷国家的挑战则截然不同，它们要将生活标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又要确保生态足迹可以持续。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国家都是重任在肩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转向绿色增长，加入可持续革命。

人类尚未成熟。我们恰似亚马孙雨林中一棵急切地抢占空地的小树，迄今为止将一切精力都放在增长上面。但是，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现在必须遏制增长的热情，更加平均地分配资源，开始准备做一株成熟的遮阴大树。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沐浴在快速发展为我们赢来的阳光下，享受持久的、有意义的生活。

转向清洁能源

生命世界基本上靠太阳能驱动。地球上的植物和海里的浮游植物群落及海藻一起，每天捕捉3万亿千瓦时的太阳能，是我们用电量的近20倍。它们直接从阳光中吸收太阳能，把太阳能储存在碳基有机分子内部，而碳是它们从空气中吸收的二氧化碳转化而来的。它们在建立有机分子的过程中，把氧气作为废料排出。这个过程就是光合作用。植物的整个生命周期都靠光合作用提供能源，从生长枝茎主干到为了繁衍后代产生种子，结出果实诱使动物把种子带去别处，再到储存营养用于备荒。

各种动物，包括我们自己，花很多时间从植物的这一努力中分一杯羹。我们吃植物的果实，吸出里面的糖汁，或咀嚼植物叶子和根茎的柔软部分。我们和许多别的动物也吃食草动物的肉，因而获得二手的太阳能。甚至有一些微生物，比如真菌和细菌，是靠慢慢将动物的尸体化为液体，从中吸收宝贵的有机分子来维持生命的。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无论是高级的动物、植物，还是海藻、浮游植物群落、真菌、细菌，最后都靠分解这些有机分子来获得里面的能量，其间二氧化碳作为副产品释放入大气层，再次由植物在光合作用中加以利用。

35亿年来，太阳能的捕捉和分配及其造成的大气层和生命世界之间的碳循环对于地球上生命的活动具有中心意义。那段时间内，各种森林、湿地、沼泽、野草和野花给当时的生命世界带来能量。它们死后，体内的碳经由分解过程回归大气层。但是，有的时候分解未能发生。大约3亿年前，生长在广阔沼泽地里的植物死亡后，慢慢被不断聚集的沉积物埋在下面，变成了煤炭。在数亿年的漫长过程中，海洋和死水湖里茂密的浮游生物和水藻有时也被埋在地下深处，变成了石油和可燃气。

大约200年前，我们开始挖掘这些富含能量的遗存，用它们做燃料，将它们所含的大量的碳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我们对这种化石燃料所含能量的利用日趋娴熟。今天，我们的房屋用它取暖，汽车靠它驱动，工厂以它作为能源，必要时甚至用它来熔化钢铁。远古时代数千亿天的阳光的积累助推了我们的“大加速”。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在短短几十年中就把积累了千百万年的碳释放回了大气层。

这是我们做过的深具潜在灾难性的事情。通过向大气层排放过多的碳，我们成倍地加剧了温室效应，启动了海洋的酸化。事实上，我们正在复制导致了二叠纪末期史上最大规模生物灭绝的气候变化。然而，我们造成的变化快得多。

我们突然发现，自身处境极为不妙。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人类活动使用能源的方式。然而时不我待。2019年全球的能源使用中，化石燃料占了85%。[6]水力发电是低碳能源，但仅限于某些地方可用，而且会造成重大环境破坏；它在全球能源中占比不到7%。核能也是低碳能源，当然也并非没有风险；它的占比只有4%多一点。我们应该使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波浪能、潮汐能和地壳深处的热能，然而这些所谓的可再生能源才占全球能源使用的4%。需要从化石燃料转向清洁能源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年。比起前工业化时期，我们已经使全球温度升高了1摄氏度。如果我们想把温度的升高控制在1.5摄氏度，就必须限制排放到大气层的碳，这个限制就是我们的碳预算。按照目前的排放速度，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碳预算就将用光。[7]

对化石燃料毫无节制的使用给我们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最紧迫的挑战。如果我们真能以必要的闪电般速度过渡到可再生能源，后人将对我们这一代人永怀感激，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是真正懂得问题所在的第一代，又是有机会做出纠正的最后一代。通往无碳能源世界的征途崎岖难行，今后几十年对所有人来说都充满巨大的挑战。但是，许多努力解决这一难题的人都相信，我们有可能取得成功。我们人类最重要、最惊人的特征就是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在历史上曾走过许多引发巨大社会变革的艰难历程，我们仍然有这个能力。

进步的第一个障碍已经被基本克服，那就是找到切实可行的替代品。现在，能源部门已经很好地把握了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和地球深处的热能来发电的方法。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储电是其中一个。电池技术发展得仍然不够。可再生能源的效率也不足以完全担负起运输、制热和制冷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临时的解决办法来弥补不足、绕过问题。有时，这类弥补办法会带来“缩减项目”（Project Drawdown）组织[8]的保罗·霍肯（Paul Hawken）所说的“遗憾”。为了弥补眼下的不足，很可能需要使用核能和大规模水力发电，还需要长期使用同为化石燃料，但排放的碳远少于煤和石油的天然气。这些能源都有令人遗憾之处。我们可以发展生物能源的解决办法，用农产品作为能源，但那也有遗憾，因为会占用大片土地。在交通运输用的燃料方面，氢电池和用植物及海藻的油制造的可持续生物燃料可能会和电动车一起，成为公路、铁路和船舶运输的能源结构中永久的组成部分。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空中运输是最难解决的问题。现在正在发展混合动力型、纯电动型和氢动力型的飞机，但在这类飞机的数量达到足够规模，成为可行的选项之前，航空公司正计划提高票价来抵消碳排放。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所有这些暂时性措施实施的时间越短越好。离我们把碳预算完全用尽已经为时不远，继续使用化石燃料必然要求我们在其他地方更快更多地减少碳排放。

第二个潜在的障碍是成本，但这个问题也在逐渐消失。太阳能和风能的加速发展已经把可再生能源发电每千瓦的价格降到了低于煤电、水电和核电的水平，接近天然气和石油发电的价格。此外，可再生能源的收集比其他能源便宜得多。据估计，可再生能源占主导地位的能源部门30年内能节省数万亿美元的运行费用。许多评论家认为，可再生能源单凭越来越便宜这一条就能迅速取代化石燃料。但是，他们可能低估了第三个障碍的难度。

也许我们面临的最难以逾越的障碍是可以称为既得利益的抽象力量。对于在现状中有既得利益的任何一方来说，改变都是威胁。目前，世界上10个最大的公司中，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占了6个。其中3个是国有公司，而在6个油气公司以外的4个公司中有两个是运输公司。当然，这些公司远非唯一依靠化石燃料的公司。几乎每个大公司和每个国家的政府使用和分配的能源都大多是化石燃料。大部分重工业都使用化石燃料来加热或冷却生产线上的产品。大多数大银行和养老基金都对化石燃料倾注了大量投资，而化石燃料恰恰威胁着我们为之储蓄的未来。要给如此根深蒂固的制度带来改变，需要采取若干经过仔细斟酌的步骤。从事能源转换分析的人士预言，银行、养老基金和政府为了避免巨大亏损，将脱手越来越多的煤炭和石油股票。会有呼声要求从政者把目前用来补贴化石燃料部门的数千亿美元转而用于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从自家发电的住户那里高价购买他们的盈余电力，并帮助社区构建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微电网。

今天难以看清的其他趋势可能也会大大加速脱离化石燃料的努力。一些分析家预言，自动驾驶汽车的面世将带来交通运输部门的革命。[9]他们估计，不出几年，城市居民就会放弃拥有汽车，只在需要的时候叫车。那些车都是电动车，自己会用清洁能源充电，可以由汽车制造商直接管理，这样可以鼓励整个汽车产业提高效率和可靠性。

人们普遍承认，结束对化石燃料依赖的最有力的刺激手段是对碳排放制定全球性的高代价——征收碳税来惩罚所有的排放者。瑞典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引进了这个税目，促使许多经济部门大量弃用化石燃料。斯德哥尔摩应变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10]提出，从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征收50美元起，之后逐步加价，这足以刺激从肮脏能源向清洁能源技术的迅速转变，促使仍然依靠化石燃料的行业大力提高效率，并鼓励最聪明的头脑去寻求降低排放的新技术、新方法。这样做的时候，应注意保护社会中最贫穷的人，但研究表明，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11]简言之，碳税会大大加快我们需要的可持续革命。

随着新的、清洁的无碳世界逐渐形成，各地人民将开始感受到靠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社会的好处。噪声会减少。空气和水会更加干净。我们会开始纳闷，对每年数百万人由于恶劣的空气质量而过早死亡这个问题，自己为什么忍受了这么久。较穷的国家如果还有森林和草原，可以把自己的碳信用额卖给仍在依靠化石燃料的国家。穷国在设计自己的发展蓝图时，可以纳入可再生能源和低排放生活的概念。也许有一天，它们的智能清洁城市将成为地球上最宜居的地方，能吸引每一代人中最出类拔萃的精英前来居住。

这是白日做梦吗？不一定。至少3个国家，冰岛、阿尔巴尼亚和巴拉圭，已经完全不用化石燃料发电了。另外8个国家发电使用的能源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只占不到10%。这些国家中有5个是非洲国家，另外3个来自拉丁美洲。能源转换和整个可持续革命给迅速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凡的机会，使它们能够另辟蹊径，弯道超车，走到许多西方国家前面。

摩洛哥是拥抱可持续革命的范例。世纪之交时，它的能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今天，它国内用电需求的40%都依靠本国的可再生能源电站网，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站。它在带头探索一种希望很大、相对便宜的储电方式，即熔盐技术；这种技术用普通的盐来保存太阳的热能，可以保存好多个小时，这样就可以通宵使用太阳能。摩洛哥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有一条与南部欧洲直接相连的电缆。有朝一日，它可能会成为太阳能的净出口国。对一个没有化石燃料的国家来说，这是一张通往更加繁荣的世界的车票。

历史表明，只要鼓励方法对头，短时间内即可引发深远的改变。有迹象显示，化石燃料领域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改变。在全球范围内，煤炭使用在2013年达到了高峰。投资者的撤离使煤炭产业陷入了危机。石油高峰预计将在今后几年内到来，与新冠疫情爆发相关的石油价格暴跌甚至可能会让石油高峰提前到来。我们也许还有机会创造奇迹，在21世纪中期建成一个清洁能源的世界。

还有一点使我们有理由在这方面抱有希望，那就是在我们推广清洁能源的同时，作为拯救地球的弥补办法，我们可以主动把释放到空气中的一部分碳捕捉回来锁住，使其不再造成损害。碳捕集与封存对于需要争取更多时间来逐渐淘汰化石燃料的政治家和企业界领导人来说，不啻天赐大礼。可以用滤网拦住化石燃料发电站释出的一部分碳；可以用装着扇叶的高塔直接从空气中收集碳；可以在生物能源发电站消化能源作物的同时收集温室气体；可以用专门的设施把碳用气泵打入岩石深处并牢牢锁住，使之不再为害。有些地球工程师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主意，包括对快速增殖的细菌和海藻群落予以利用，向海洋里加铁来给其“施肥”，用泵将二氧化碳打入海底深处，以及借助大气层上层的尘埃来遮挡阳光。有些想法理论上也许可行，有几个也许能实际应用，但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想法的了解极为不足，而且它们还可能产生无法预见的负面后果。

如果不仅关心气候变化，而且关注生物多样性损失，就会清楚地知道，有一个好得多的捕集碳的办法，那就是重新野化世界。这个办法能从空气中吸收巨量的碳，将其锁在不断扩大的自然荒野之中。若是与全球减排并举，这个基于自然的解决办法将成为终极的双赢之法，一举实现封存碳和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双重目标。在许多栖息地做的研究表明，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捕集并封存碳的能力就越强。[12]基于自然的碳捕集应该成为各国政府、基金管理人和企业的投资方向。我们所有的减排努力都应并入一场由全球出资、靠各国支持的重振野生世界的运动。地球的每一个栖息地都要大力开展这一运动，在阻止气候变化的同时防止第六次大灭绝。有些成果最快只需几年就可实现，最为壮观的将表现在野生世界最广大的疆域之中。

重新野化大海

海洋覆盖着地球表面的2/3。它的深邃意味着它包含的栖息空间所占的比例甚至更大。所以，在我们重新野化世界的革命中，海洋起着特殊的作用。帮助海洋世界恢复，可以一举三得，而且都是紧急大事——捕集碳、增加生物多样性和为我们自己提供更多食物。这方面的努力要从目前给海洋造成最大伤害的产业——渔业——着手。

渔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捕获业，这意味着如果方式正确，它是可以持续的，因为这里面的利益是相互的：海洋环境越健康，生物多样性越多，鱼就越多，我们的食物也就越多。那么，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我们在一些海域对一些鱼类捕捞过度。我们浪费太多。我们使用粗暴的捕捞技术，损害了生态系统。最具破坏性的是，我们的捕鱼船无处不到。浩渺的海洋已经没有一处鱼儿的藏身之地了。以卡勒姆·罗伯茨教授为代表的海洋生物学家解释说，如果我们以海洋科学已知的信息为指导来采取全球行动，所有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首先，应该在所有沿岸海域建立一连串禁渔区，形成网络。目前，世界各地成立了1.7万多个海洋保护区。但是，它们只占海洋面积的不到7%，而且许多海洋保护区仍然允许特定类型的捕捞活动。[13]鱼类的繁殖方式决定了海洋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绝对不允许捕鱼。禁渔区使鱼能够活的时间更长，身体长得更大。鱼身体大，产的卵就多。生出的小鱼会扩散到邻近允许捕捞的水域去。从热带到北极，严格的海洋保护区周围都显现出了这种溢出效应。最初限制捕鱼时，渔民一般都会有抵触，但是不出几年，他们就能感受到这样做的好处。

卡波普尔莫（Cabo Pulmo）海洋保护区位于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半岛（Baja California）顶端。20世纪90年代，这片海洋的过度捕捞十分严重，渔民们万般无奈，只得同意了海洋科学家的建议，把沿岸7000公顷的海域定为禁渔区。当地人说，1995年成立海洋保护区之后那几年是日子最难过的几年。以捕鱼为生的各家各户在邻近水域几乎打不到鱼，只能靠墨西哥政府发放的食品券勉强过活。渔民们眼看着海洋保护区里面的鱼群越长越大，经常禁不住想违反禁渔令。全靠着对海洋科学家的信任，他们才咬牙坚持下来。到第十年的时候，鲨鱼回到了卡波普尔莫。年纪大的渔民记得自己小时候看到过鲨鱼，知道它们的到来标志着海洋在恢复。仅仅15年后，禁渔区内的海洋生物就增加了4倍多，达到了与从未经过捕捞的礁盘相似的水平，鱼群也开始向邻近水域扩散。渔民们几十年都没有打到过这么多的鱼了，而且，他们家门口成了旅游点。卡波普尔莫的男男女女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开办潜水用品店、民宿和餐馆。[14]

海洋保护区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阻止了我们去做根本不该做的事——造成相当于海洋本金的核心鱼类的减少。在合法捕鱼区域内设立禁渔区等于只取利息。任何金融家都能告诉你，这是合理的、可持续的办法。禁渔区增加了所有鱼类种群的数量，于是本金越来越多，利息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表现为网中鱼的增多。渔船更容易捕到鱼，减少了在海上耗费的化石燃料，也减少了误捕。风高浪急时可以待在岸上，不必非得出海。设计合理、管理有效的海洋保护区能够带来捕鱼与海洋之间新的、健康的关系。据估计，如果我们把海洋划出1/3作为禁渔区，就足以使鱼类种群休养恢复，长久地为我们提供食用鱼。

建立海洋保护区最合适的地方是适宜海洋动物繁殖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海洋的育婴室，包括岩石礁和珊瑚礁、水下海山、海带丛、红树丛、浒苔场和盐沼。应该让这些地方周围水中的生物尽情生长，捕鱼只应去邻近的海域。海洋保护区也必然是帮助我们实现另一个大目标——碳捕集——的最佳场所。盐沼、红树丛和浒苔场即使在目前这种严重受损的状态中，还能从空气中吸收我们所有的交通运输造成的碳排放的一半左右。[15]这些栖息地一旦在禁渔区内得到保护，捕集的碳会更多。

捕鱼的方式也很重要。目前，我们采用的捕鱼方式太一刀切了。需要更聪明的办法。捕鱼的拖网应该有紧急出口，供非目标物种逃生；像金枪鱼这类大型食肉鱼应该用鱼竿和鱼线来钓；耙网采捞会破坏海底，应予禁止。需要时刻监督关键鱼类，也需要自我克制，不要超出可持续的捕鱼量。[16]应该鼓励采用新的区块链方法来追踪鱼从码头到餐盘的轨迹，以确知我们吃的鱼从哪里来，并奖励采用可持续捕鱼法的渔业企业。

归根结底，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能够永远捕鱼，而不是赚快钱。要尊重这样一个事实：从大海里捕捞的海产是人类的共同资源，应该让所有人都从中获益，特别是依靠鱼作为首要蛋白质来源的大多来自贫穷群体的那10亿人。只取己之所需，而非己之所能，这一理念贯穿于帕劳人民的传统之中。帕劳是个太平洋热带岛国。那里的人民在自己的群岛上生活了4000年，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着数百英里的大洋，鱼类的可持续性一直是他们最关注的。世世代代的长老细心监督着礁盘里的捕鱼活动，如果哪种鱼开始减少，他们就迅速采取行动。他们援用古老的“bul”规则，即禁止规则，立即把一块礁盘变为禁渔区，直到邻近水域再次游满了从那块礁盘里来的鱼后才解禁。

这个传统现在成了该国渔业政策的核心。四次担任该国总统的小汤米·雷门格绍（Tommy Remengesau Jr.）说自己就是渔民，不过是暂时离职去为政府服务。他眼看着本国人口迅速增加，旅游者纷至沓来，日本、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业渔船队驶入帕劳的水域。当对海洋的需求变得太大的时候，他做了帕劳的任何一位长老都会做的事——禁止捕鱼。一些礁盘完全禁渔，另一些礁盘只许进行损害不大的捕捞。同时，他还宣布季节性禁渔，使受威胁的鱼得以平安繁殖。不过，最令人佩服的是雷门格绍关于帕劳的深海做出的决定。他宣布，帕劳不应该觉得自己有义务保持鱼类出口，而是应该按照本国人民和访客的食用需求确定捕捞量，换言之，回归生存渔业。他大幅减少了商业捕鱼许可证的数目，把帕劳领海的4/5设立为禁渔区，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在余下的1/5海域里，少数几条渔船捕捞的金枪鱼只够所有的帕劳人和旅游者食用。令雷门格绍自豪的是，由于这一措施的溢出效应，帕劳人为邻国送上了一份大礼——源源不断的鱼群。

现在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把这种智慧用于2/3以上的海洋，相当于地球面积的一半。名为公海的国际水域不属于任何人。它们是共同空间，所有国家均可任意在此捕捞，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有几个国家决心花数十亿美元补贴本国在公海上捕鱼的船队。即使能捕捞到的鱼太少，已经无利可图，这些国家的船队仍靠着政府补贴在继续捕鱼，说白了就是用公款来掏空公海。这方面最令人失望的是欧盟、美国、韩国和日本，它们完全经受得起停止补贴远洋捕鱼的后果，却依然这样做。有件事令人燃起了希望，就在我撰写本书之时，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正在制定管理公海的新规则，[17]决心结束发放渔业补贴的有害做法，给深海中遭到过分捕捞的鱼类一定的喘息机会。不过，我们显然可以再进一步。如果把公海全部设定为禁渔区，就能把被我们无休止的捕捞弄得筋疲力尽的大洋变为兴旺丰盛的自然野生世界，那里繁殖的鱼类会更多地进入沿岸海域，而且大洋的生物多样性也会为我们的碳捕集助一臂之力。公海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将变成人人爱护的地方。

但是，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只靠这种办法已经不再适合。90%的鱼类要么已经被过度捕捞，要么到了极限。这在过去几年的全球捕捞记录中显示得清清楚楚。20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拍摄《蓝色星球》的时候，人类达到了另一个高峰——捕捞高峰。自那以来，全球的年捕捞量一直未能超过8400万吨左右。当然，与此同时，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和平均收入的提高，对鱼类的需求稳步增长。到哪里去找更多的鱼呢？人类再次绕过了承载能力的难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养鱼，或称水产养殖，开始成倍扩大。1995年，水产养殖生产了1100万吨海鲜。今天，这个数字达到了8200万吨。[18]我们通过养鱼把捕捞量增加了一倍。

我们本来有可能通过水产养殖来做急需做到的事，即减少全球对野生海鲜的需求，但我们迄今采取的工业化养殖手段中有很多是不可持续的。红树丛和浒苔场这类海岸栖息地被清除，腾出地方来建立岸边养殖场。主要养殖品种是鱼、虾和蛤蜊，它们常常挤得密密麻麻，出现疾病是常有的事，结果养殖场不得不使用抗生素和消毒剂，而这些药品又和疾病一道散布到周边的海水中。为了饲养鲑鱼等肉食性鱼类，从海里捕捞上来的饵鱼多达几十万吨，剥夺了野生鱼类的食物；这给海洋造成的破坏和过度捕捞一样糟糕。养殖场产生的大量废水从养殖池流入周边的水中，使浅海养料过剩，造成水华，吸干了沿岸海域的氧气。有些养殖场的水中全是河水带来的毒素，食物中毒的警示时有发生。外来物种经常从养殖场中逃出，把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搅得大乱。

好在今天海洋水产养殖部门有一些最佳做法正在应对这些问题。[19]采取这类做法的养殖者显示了如何能很快实现海产养殖的可持续性。他们在海上分散设置鱼池来冲淡所造成的危害，许多鱼池离岸边数英里远，以利用远处较强的洋流。他们大大降低池中鱼的密度，以减少疾病的发生，还给鱼打疫苗，这样就不必在水中使用抗生素。沿海城市用食物废料养殖数以几十亿计的苍蝇，用它们做成昆虫蛋白质，和用农作物榨的油混在一起制成鱼食喂养食肉鱼类。鱼类养殖场分上下几层，海参和海胆这两种在亚洲很受欢迎的海产养在挂在鱼池下方的笼子里，靠食用从鱼池掉落下来的废料为生。鱼池周边拉着绳索，上面满是贻贝和蛤蜊以及一丛丛的食用海菜，海面洋流从鱼池中冲走的富余鱼食和废料就是它们的食物。

世界各地的沿海人民都能使用这些可持续的方法增加从海洋中获得的食物和收入，还不会损害当地的环境，这方面的潜力巨大得惊人。不久后，很可能就有海洋养殖户在离你最近的海岸不远处的海上开业。

就连过度捕捞者也可能加入养殖的行列。海带是地球上生长最快的海草，它那宽宽的棕色叶片一天就能长半米。它在海岸边营养丰富的冷水中繁茂生长，形成广阔的水下森林，容纳着种类惊人的各样生物。推开高大坚韧的海带叶片，在海带林里游来游去是一种奇妙异常的体验。你永远不知道拨开挡着面罩的海带后会看到什么！海带林极易遭受海胆的攻击，在我们消灭了海獭等以海胆为食的动物的地方，整片整片的海带林被海胆吃得精光。但是，如果我们出手帮助，水下的海带林就可以恢复，而这对我们自己也十分有益。海带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为无脊椎动物和鱼类提供了居所，关键的是，还会捕集巨量的碳。实验表明，每1吨干海带包含着相当于1吨的二氧化碳。随着海带的长大，我们可以用可持续的方式收获它，用它作为一种新的生物能源。海带和陆上的生物能源作物不同，它恢复生长不会跟我们以及陆地上的野生物种争夺空间。如果在分解海带时结合使用捕集二氧化碳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届时，发电活动实际上反而能够从大气层中去除碳。[20]海带还有其他用途，例如可以供人食用，也可以成为牲畜或鱼的饲料，或者可以用来提取有用的生物化学物质。目前，几个研究团队正在探索大规模海洋林业的可行性，所以我们不久就能知道此事是否有可能进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如果我们停止对海洋的过度开发利用，在收获它的物产的同时让它兴旺发达，海洋就会帮助我们恢复生物多样性，以我们凭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速度与规模重建地球的平衡与稳定。更好地管理渔业，精心设计海洋保护区网，支持地方社区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沿岸海域，在世界各地恢复红树丛、浒苔场、盐沼和海带林——这些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因素。

让出更多空间

全新世期间，人类不断扩张地盘，将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变为农地，这是地球自有人类以来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最大直接原因。绝大多数垦荒活动发生在近代。1700年，地球上只有约10亿公顷的农地。今天，农地总面积差一点就到了50亿公顷，相当于北美、南美和澳大利亚的面积总和。[21]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占据了地球上可居住面积的一半以上。过去的3个世纪里，我们为了获取这额外的40亿公顷的土地，砍倒了季节性森林和雨林，清除了林地和灌木丛，抽干了湿地，围起了草原。这种破坏栖息地的行为不仅是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罪魁祸首，而且至今仍旧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元凶之一。世界上的陆地植物和土壤加起来，包含的碳比大气层多一到两倍。[22]我们砍倒树木、焚烧森林、抽干湿地、耕种荒原，迄今已经释放了大地在漫长的历史中存储的碳的2/3。消除自然荒野给我们带来了高昂的代价。

现代的工业化农地即使已经成熟，也无法替代野地。人们看到农地，很容易以为那就是自然景观，其实它非常不自然。农地和野生栖息地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野生栖息地经过长期演变实现了自给自足。栖息地里的各种植物合作捕捉并储存生命的一切宝贵要素——水、碳、氮、磷、钾，等等。它们必须自给自足，还要为将来积蓄。慢慢地，它们锁住了碳，结构更加复杂，生物多样性日渐丰富，土壤包含的有机物质也越来越多。

现代的工业化农地则很不一样。它要靠我们来维持。我们给它一切我们认为它需要的东西，去掉一切它不需要的东西。如果土壤贫瘠，我们就施肥，有时甚至多到对土壤中的微生物有毒的地步。如果水不够，我们就从其他地方引水过来，因而减少了自然系统中的水。如果土地上长出了其他植物，我们就用除草剂将其除掉。如果昆虫阻碍了庄稼的生长，我们就用农药将其杀死。庄稼收割后，我们经常砍掉地上的所有植物，深翻土地，将土壤暴露在空气和阳光中，使它的碳储存挥发殆尽。我们多年在草场上放牧畜群，把草场的储存耗尽，使之精疲力竭。农地靠外来的辅助，它没有为未来积蓄的内在需求。慢慢地，大多数工业化种植的农地会排放碳，其土壤结构会日趋简单，失去生物多样性和有机物质。[23]

起伏的丘陵上开阔的田地、葡萄园和果园尽管赏心悦目，其实与被它们取代的野地相比是了无生气的环境。事实是，除非我们停止扩大工业化耕种的农地面积，否则无望阻止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也不可能维持人类在地球上活动的可持续性。的确，如果要让大自然开始恢复，就必须更进一步，积极主动地减少我们所占土地的比例，把空间还给野生世界。这怎么才能做到呢？人要吃饭，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我们需要的食物只会有增无减。下面会看到，解决严重的食物浪费问题当然会有帮助，但即便如此，按照食品业专家的计算，我们在今后40年中也必须生产比整个全新世历史中收获的全部庄稼还要多的粮食。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少占地，多产粮？

荷兰的一些农夫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做的事情对我们深有启发。荷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它那不大的国土上散布的农场本来就远远小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农场，而且没有扩大的空间。于是，荷兰农民成了使每公顷的产出最大化的专家。这造成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但有些务农家庭在过去80年中做出了改变，可以启发激励全球各地的农业活动。

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荷兰人痛定思痛，特别希望各家都能自给自足，有足够的土地自己种粮食。典型的荷兰农场规模不大，养着几头牲畜，种着一些谷物和一些蔬菜。20世纪70年代，下一代人继承了农场后，采取了工业化方法，转而使用当时越来越普遍的产品，如化肥、温室、农机、农药和除草剂。每个农场专门种植一种或两种作物，各家在提高产量方面迭出奇招。但是，他们的高生产率靠的是柴油和化学品。至此，他们的做法和世界各地的农业生产方法相差无几。生物多样性、水质和其他的环境指标直线下跌。后来，到了2000年左右，他们的孩子接管了农场，这一代人中的一些先驱者产生了一个新的抱负，要继续增加产量，但也要减少对环境的冲击。新一代年轻农场主建起了风力涡轮机，或挖井利用农场下面的地热资源，用可再生能源给温室大棚供热。他们安装了自动气候控制系统，把大棚里的温度保持在最佳水平，同时又降低了水和热的损耗。他们把大棚顶上流下来的雨水全部收集起来重新使用。他们不是把作物种在土里，而是种在蓄满了富含养料的水的沟槽里，来尽量减少投入和损失。他们弃杀虫剂不用，改为适度释放害虫的天敌，这样他们自家养的蜂群就可以安全地给作物授粉。在敞田中，他们开始测量每平方米的水含量和养料含量，以确保土壤的含水量和健康达到最佳状态。他们学会了利用庄稼收获后留下的秸秆和干叶自己制造肥料，甚至是包装材料。

这些创新、可持续的农场现在是地球上产量最高、破坏最小的粮食生产单位。如果全荷兰以至于全世界所有的农民在劳作时都奉行这些开创性的荷兰家庭农场的理念，我们就能够用更少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24]然而，农业的高科技方法成本很高。它对于把控着世界上大部分农地的大产粮公司来说也许大有启发，却对小规模农庄和自给小农没有帮助。这样的农民可以采用在世界各地不同情况中经实践证明有效的低科技方法来提高产量、降低环境影响。再生性农业成本不高，但它通过使富含碳的有机物质回到表土中，可以使大多数田地的贫瘠土壤再获生机。[25]采用再生性耕种法的农民不用犁翻土，因为那会将表土暴露在空气中，向大气释放碳。他们也逐渐弃用化肥，因为化肥容易降低土壤的生物多样性，使之无法保持健康。他们在收获之后播种各种“覆盖作物”来保护土壤不直接遭受日照雨淋，并通过其须根将养分引入地下。他们实行轮种，轮换种植多达10种不同的作物，每一种作物需要的土壤养分都各不相同，这样土壤就永远不会过度疲劳。轮种也能减少虫害，因而减少农药的使用。他们甚至可以间种，在同一块地里间隔种植不同的作物，这些不同作物共同起到的作用是增加而不是耗竭土壤的肥力。这些技术最终会使贫瘠的土壤重新焕发活力，完全不再需要化肥，并从空气中捕集碳，将其归于大地。世界各地大约有5亿公顷的土地由于土壤贫瘠而被弃，大多是在比较贫穷的国家。再生性耕种法能够帮助这些土地再次成为丰产田，同时还能锁住大约200亿吨的碳。

现在还有一批农民不是在田地里，而是在已经有了其他用途的空间生产粮食。城市农业是在城市里从事商业化农业生产的做法。城市农业从业者的种植场地可以是屋顶上，也可以是废弃楼宇中、地下、办公室窗台上、城市建筑的外墙下、受污染的厂房旧址的集装箱里，甚至在停车场的上方——这还能为下面停的车遮阴。这些农场通常使用气候控制、节能照明和水培来为作物提供最佳生长条件，把对土壤、水和养料的需求减至最小。城市农场不仅充分利用被浪费的空间，还近在顾客身边，因而大大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种方法的大规模应用是垂直农业。各种作物，经常是做沙拉用的蔬菜，一层层摞在一起，用依靠可再生能源发电的LED（发光二极管）灯泡照明，用输料管供应养料。建立垂直农场耗资巨大，但它自有其优势。它可以将每公顷的收成提高20倍，还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可以成为封闭的环境，做到无除草剂、无农药。现在已经有了几个这样的垂直农业企业，为周边城市的顾客提供用来做沙拉的叶类蔬菜这样用量低、价值高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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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农业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果，我们一定能在世界各地实现粮食产量的增长，同时还能降低排放。但事实是，这些改进，即使加上限制浪费食物的措施，也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研究表明，地球上90亿到110亿人口要真正做到可持续，就必须在做出上述努力的同时改变饮食，尤其是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就节约空间、减少排放而言，我们吃什么可能比吃多少更重要。要明白这个道理，还是要向大自然寻求解答。

在非洲大平原上，成群的汤姆森瞪羚（汤氏瞪羚）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吃草上。为此，它们必须花力气寻找最好的草，啃掉草叶，嚼烂草叶结实的外皮来吸收它内部的营养。它们只吃地上的草叶，留下土里的草根继续生长。它们在消化胃里的草时又会有一部分能量作为热能散发掉，而且草的大部分纤维没有消化就通过它们的肠道化作粪便排出。瞪羚和所有食草动物一样，只能利用它们吃掉的植物从太阳那里吸收的一部分能量。所以，能量从植物到食草动物的转移效率不高，发生了损失。这就是为什么牛和羚羊不得不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中不停进食。

食物链上不同等级之间能量的损失也发生在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猎豹是唯一跑得足够快，能抓住一只全力逃命的汤姆森瞪羚的掠食动物。它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抓住瞪羚的机会。可即使它们看准猎物开始追了，多数情况中也抓不住。好不容易抓住一只瞪羚后，猎豹也只能获得瞪羚从草里吸收的全部能量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能量已经被瞪羚自己消耗掉了，因为它要到处找草吃，要和其他瞪羚互动，还要提防和躲避猎豹。另外，猎豹通常只吃瞪羚的肉，所以储存在瞪羚的骨头、筋和皮毛里面的能量都浪费掉了。

在食物链中每上一级，能量就损失一些，这就解释了野生动物数目的问题。塞伦盖蒂草原上掠食动物与被猎动物的比例是1比100多。大自然的现实限定了大型食肉动物不能太多。

我们人类既非食草动物，也非食肉动物。我们是杂食动物，具有动植物都能消化的身体构造。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富裕起来的过程中，饮食量和饮食平衡开始发生变化。比较富裕的人吃肉逐年增多，而这就是我们对农地不可持续的需求的核心原因。我小的时候，食物相对较贵。我们吃的食物量通常比现在少，吃的肉也绝对比现在少。吃肉算是打牙祭。只是从不久前开始，由于世界富了起来，许多人才每天吃得到肉。肉食生产也实现了工业化，导致了价格的下降。吃肉和许多其他消费一样，在世界上分布并不平均。今天，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吃120千克肉。欧洲国家每人每年吃60千克到80千克肉。肯尼亚的人均年吃肉量是16千克，而在印度，很多人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吃素，肉食的人均年消费量还不到4千克。[26]

要为我们的餐桌生产一块肉，需要相当大一片土地。今天，用于生产肉类和乳品的农地占全世界所有农地的80%，也就是50亿公顷中的40亿公顷，相当于北美洲和南美洲加在一起的面积。令人吃惊的是，这片土地很大一部分不是养牲畜用的，而是专门用来种植大豆这样的作物，经常是在一个国家种植，出口到另一个国家去纯粹用作牛、鸡和猪的饲料。所以，人们也许没有认识到牲畜其实到底需要多少空间。富裕国家的人买的肉也许是本国产的，但喂养动物的一部分饲料可能来自热带国家，那些国家为了种植牲畜饲料，正在摧毁本国的森林和草原。主要是在这些热带国家里，农地仍在扩张，其首要原因就是世界对肉食的胃口越来越大。

所有肉食中，一般来说牛肉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最大。我们吃的肉里，牛肉占比大约1/4，却只占我们摄入卡路里的2%，但是，60%的农地是用来养牛的。每生产1千克牛肉比生产1千克猪肉或鸡肉所占的土地多15倍。将来每个人都和今天最富裕国家的人吃同样多的牛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地球上没有足够的土地生产那么多牛肉。

为了找出什么样的饮食能达到公平、健康、可持续的标准，能做到对人对地球都好，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将来我们必须转向主要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大量减少吃肉，特别是红肉。[27]这不仅能减少所需的农地，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也非常有利于健康。研究表示，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少吃肉，到2050年，死于心脏病、肥胖症和某些癌症的人数就能减少20%，全世界节省的医疗费用可达1万亿美元。[28]

然而，吃肉和饲养牲畜是许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肉食生产也是世界各地几十万人的生计，在许多地方没有替代产业。我们该如何从目前的状况过渡到基本上靠吃植物生存呢？我认为，这将是今后几十年中需要推动的第二大社会变革。在从生活中去除化石燃料的同时，我们还要减少对肉食和乳制品的依赖。事实上，这个变革已经开始发生了。最近的调查显示，1/3的英国人要么不再吃肉，要么减少了肉类消费，39%的美国人在努力尝试多吃以植物为基础的食物。[29]许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趋势。的确，我自己就不是在某个时刻痛下决心，而是近些年来逐渐停止了吃肉。我这样做倒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也并不因此而自觉有多高尚，但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馋肉。整个食品工业都在忙着想办法适应这个潮流。

最大的快餐连锁店和超市现在都在尝试替代蛋白质。这种食品的外观、口感和滋味都跟肉或乳制品非常相似，但没有动物福利问题，也没有饲养牲畜产生的环境影响。现在，用植物做的替代牛奶、奶油、鸡肉和汉堡的食品很容易找到，有的几可乱真，也含有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这些产品的成分中都有大豆，我们吃它们就是将自己放在了食草动物，而非食肉动物的位置上。这比吃用大豆饲养的动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轻得多。

未来的某个时候，清洁肉类将出现在货架上。它们是用真正的动物组织分离出来的独立细胞培养而成的产品。因为清洁肉类生产不涉及饲养牲畜，所以它的效率很高。细胞组织靠喂给它的一种包含各种重要营养素的高级生长剂来生长。制造清洁肉类不需要多少水、电和空间，牵涉的动物福利问题也少得多。

再以后，生物技术可能发展到能使用微生物按需生产几乎任何蛋白质或复杂的有机食品的程度。有些产品的生产可能只需要空气和水，供电则靠可再生能源。

目前，大多数替代蛋白质的生产成本仍居高不下，因为这方面的技术未臻成熟，而且并非所有替代蛋白质都已证明适于人类食用。还有一些替代蛋白质被批加工过度。不过，有人认为，一旦生产替代蛋白质的成本降至生产牛肉、鸡肉、猪肉、乳制品和鱼肉的成本水平，我们的食物供应链就会发生革命。[30]大部分容易替代的食品，如碎牛肉、香肠肉、鸡胸肉和乳制品，可以在几十年内就转用替代蛋白质来生产。即便上等牛排、高级奶酪和腌熏美味等比较专门的食品仍需使用传统方法制作，人类生产食物所需的土地也会少得多，使用的能源和水也会少得多，排放的温室气体也会少得多。替代蛋白质革命可以强力助推我们在地球上实现可持续性的努力。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估计，单以目前农业效率提高的速度来推算，我们到2040年左右就将达到农业高峰。[31]届时，自从人类1万年前发明农业以来，我们可能会首次停止侵占地球上更多的空间。通过以可持续的方式大幅增加粮食产量，使土壤退化的土地重新焕发活力，将农业活动扩展到新的空间，减少饮食中肉的比例，以及利用替代蛋白质的效益，我们也许能更进一步，开始逆转对土地的占用。据估计，人类只用现在农地面积的一半，即北美洲大小的地方，就能解决口粮需求。那样就太好了，因为我们迫切需要腾出来的那些土地。我们要在那些土地上竭尽全力增加生物多样性并捕集碳。未来受清洁绿色革命影响最大的是身在其中的农民，他们也将在这场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

重新野化大地

古时候，欧洲大部分土地上都覆盖着黑压压的密林。一个个小小的新生农业社群分散在欧洲大陆各地。对那时的农夫来说，森林是对头，是他们种田糊口的阻碍，是游荡着精灵和野兽的恐惧之地。他们在夜里给孩子讲童话故事，告诫孩子们千万不要独自走进森林。狼会吃掉他们当晚餐。森林会施魔法迷惑他们，让他们永远回不了家。巫婆会在森林里等着。征服森林的伐木人和猎人被奉为英雄。大林莽里锁着沉睡的公主和空无一人的巍峨城堡，它是永远的恶棍。

农夫们拼了命和森林斗争。他们焚烧砍伐一排排的栗树、榆树、橡树和松树，把森林从河边推上河谷的山坡。他们杀死林中的野兽，砍下兽头挂在墙上做纪念。他们学会了修剪树木，把白蜡树、榛树和柳树劈到根部，令其长成树干细长的树丛，好用来做栅栏、屋椽和床柱。他们的农庄扩大，人口增长了。他们的恐惧消退了。森林被驯服了。

砍伐森林是我们人类干的事。它象征着我们的统治地位。人类进步与森林消失的关系如此紧密，甚至出现了一个体现这种关系的公认模型。森林转型指的是一个国家先砍伐森林，然后森林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当人口数量少，并分散为各个自给型小农业社区的时候，人的力量仅能把森林分割成块。不过，这使得风和光得以进入林地，改变森林的内部环境，影响林中的物种组成。森林被分割得越碎，就越难以维持原有的生态社群。

农夫彼此间交换产品，引入了市场经济，农场变成了企业，田地的数量和规模开始增加。耕地价值迅速上涨，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剩下的森林。大林莽很快被削减为一块块林地和田地间零散的矮树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技术提高了产量，城镇吸引大批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粮食和木材越来越多地从国外进口，结果，对农地的需求减少了。边缘农地首先被弃，森林开始回归。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时，欧洲大部已经进入了这个转型期的森林回归阶段，森林净覆盖面积开始增加。在美国东部，欧洲人到来后森林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飞快减少，但到了20世纪上半叶，也开始了森林回归。从1970年至今，美国西部、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和印度、中国、日本的一些地区也进入了森林回归阶段。必须说明，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入森林回归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全球化，它们越来越多地从不发达国家进口粮食作物和木材。因此，热带地区的森林砍伐至今方兴未艾毫不奇怪。许多热带国家靠着向比较富裕的国家出口牛肉、棕榈油和硬木来赚取收入，它们正在砍伐最深、最密、最天然的森林——热带雨林。那么，应该鼓励它们尽快完成森林转型吗？可惜我们等不起。如果任由热带地区自然完成森林转型，释放到空气中的碳会多到不可承受，许多物种以后就只能在历史书中才看得到；这对整个世界来说不啻大灾难。现在就必须停止世界各地的一切森林砍伐，通过投资和贸易来支持那些尚未砍倒森林的国家在保住森林资源的同时从中获益。

然而，知易行难。保护野生土地和保护野生海洋完全不同。公海不属于任何人。领海由国家所有，政府能够在权衡利弊后做出广泛的决定。但土地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它分成数十亿大小不同的地块，被众多不同的商业团体、国家团体、社区团体和私人团体拥有和买卖。它的价值由市场决定。问题的核心是，今天我们无法为自然荒野及其为全球和当地环境提供的服务计价。在账面上，100公顷热带雨林的价值比不上一个油棕种植园。因此，砍掉野树被认为是划算的。改变这种情况的唯一切实办法是改变价值的含义。

联合国的REDD+方案就是这样一个尝试。[32]它是一种按照世界上硕果仅存的雨林所储存的巨量的碳来为雨林确定合适价值的方法。确定了碳的价值，就有可能使雨林所在国的人民和政府因保持雨林的野生状态而得到报酬，报酬的部分资金来自碳抵消。理论上，REDD+是可行的。然而在实践中，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价格所涉的各种复杂因素造成了重重困难。原住民抗议说REDD+贬低了森林的价值，使之仅仅成为一种货币符号，还鼓励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赚钱的机会引来了其他国家的所谓碳牛仔，他们随着雨林价值的升高蜂拥而至，争相在雨林里大肆圈地。另一些人担心，如果创立一个可以在热带抵消碳的制度，大型产业会用REDD+作为继续使用化石燃料的申辩理由。

什么东西一值钱，就会引动人的贪心，这是可悲的现实。REDD+目前在南美、非洲和亚洲执行项目的经验表明，人们期待它找到自我改善的方法。我们的确需要REDD+这样的制度。它是一个勇敢的尝试，试图解决大自然的价值被低估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下去。我们都本能地明白基本的道理。地球上尚存的森林、雨林、湿地、草原和林地其实是无价的。它们储存的碳一旦释放出来，我们将无法承受。它们为我们提供的环境服务必不可少。它们蕴含的生物多样性我们丢失不起。怎么能将这一切反映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呢？

也许我们需要改变货币。仅仅根据大自然捕集和封存的碳量来为大自然定价有一个危险，那就是碳成了我们唯一重视的东西。这过分简化了大自然对人类的价值。更糟的是，它可能会使我们误以为生长迅速的桉树种植园和生物多样的森林具有同等价值。我们可能会决定在不再需要用来种粮食的农地里种植单一的生物能源作物，而不是退耕还林。碳捕集与封存极其重要，但不是全部。它并不能阻止第六次大灭绝。要创造一个稳定健康的世界，需要珍视爱护的是生物多样性。毕竟，如果增加了生物多样性，自然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碳捕集与封存，因为一个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捕集和封存碳的能力就越强大。如果我们的世界给生物多样性确定合适的价值，鼓励土地拥有者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增加生物多样性，那会怎么样？

那将产生神奇的效果。原始雨林、原生温带森林、未经人力侵扰的湿地和自然草原突然间将成为地球上最宝贵的不动产！拥有这类野地的人会因为继续保护它们而得到奖赏。森林砍伐将立即停止。人们很快会认识到，种植油棕或大豆的最佳地方不是原始雨林占的土地，而是多年前已经把树木砍光了的土地——反正这样的土地有很多。

我们会鼓励人们想办法在利用纯粹的自然荒野时不降低它的生物多样性或碳捕集能力。这样的办法确实存在。本着尊重大自然的精神在原始雨林里寻找未知的有机分子，以求找到治疗疾病的新方法，或制成新型工业材料，或做出新型食物——这样的做法可以接受，条件是当地社群同意，而且做出的发现所产生的商业效益要给守护森林的当地人带来收入。只砍掉选定的树，小心地按照森林自然淘汰的速度将其去除——这种可持续伐木[33]是允许的，因为事实证明这样做可以维护生物多样性。[34]生态旅游让大家亲身体验受到保护的大自然奇景，可以给自然野生风貌区带来巨大的收入，又不对环境产生重大冲击。的确，将来野趣盎然的地区越多，能去旅游的地方也就越多。

我们还会做出巨大的努力去扩大与纯粹的荒野相邻的土地，并使其恢复自然状态。对于这些努力，最合适的领头人是生活在受人力干扰最少的荒野地区之内和周边的当地原住民社群。生态保护项目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当地社群充分参与增加生物多样性的规划并直接从中受益的情况下，积极的变化才能长期维持下去。发生在肯尼亚的一个故事是个很好的例证。马赛人以放牧为生，数百年来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带着他们的牛羊和野生动物一起吃草。他们不吃四周的野生动物。他们甚至容忍野兽每年把他们的牛吃掉几只。随着肯尼亚的发展，马赛人的人口也增多了。后来，家养牲畜的过度放牧开始成为问题。在它们附近生活的野生动物开始消失。为应对这个问题，马赛人各家联合起来创建了保护区，以促成野生动物的回归。他们同意在放牧时注意保护多种植物，这吸引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食草动物回归。当然，食肉动物也随之而来。保护区重新野化后，他们给对环境影响不大的观赏野生动物的观光小屋发放了许可证，允许其在他们的土地上营业。这个模式开始日见成效。回来的野生动物越多，来旅游住宿的人就越多，马赛人的收入也越多。仅仅几年后，一些马赛人已经开始减少自己的牲畜数目，好进一步增加野生动物的数量。我在2019年访问这些保护区时，年轻一代的马赛人争相告诉我，他们现在重视野生动物更甚于自家养的牲畜。邻近的马赛社区看到他们的成功，现在也采用了保护区模式。通过成立用野生动物走廊连接起来的保护区网络，不出几十年，就有可能使得野生草原从维多利亚湖的岸边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原因很简单——人们发现生物多样性有真正的实际价值。

就连欧洲很久以前就得到开垦的土地也有希望重归自然。随着对产粮地需求的下降，欧洲国家的政府表示，它们可能会改变给农民的补贴，转而鼓励农民在使用土地时尽可能地增加生物多样性和碳捕集。[35]这种新制度可能在欧洲千百万公顷的农地上引发惊人的反应。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灌木重新长起来形成树篱，取代人造栅栏。在林下种庄稼的复合农林业将呈现爆炸式增长。农场上会重现池塘和河道。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农药和化肥将渐失吸引力。农民可能会转而种植可以把害虫从庄稼那里引开的作物，并采用有助于再生的技术使土壤自然而然地肥沃起来。

最热心提倡这种野化种田方式的也许是肉类生产者。人们采纳了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后，买的肉少了，可能也会更加挑剔，更重质量而非数量。他们可能会特意去买使用能够捕集碳和促进野生动植物生长的方法饲养的牛、羊羔、猪和鸡的肉。为满足顾客需求，养殖农也许会放弃原来的密集型围栏育肥技术，不再使用进口饲料喂养层架式鸡笼里的家禽，而是转用别的方法，如林牧复合，即长年在林地里放养畜禽。用这种方法饲养的禽肉产量比密集型喂养低得多，但其无害地球的生产方法提高了肉的售价。树木把动物排放的废气完全抵消后仍有多余作用，还可以为动物遮蔽烈日和风雨，这对改善动物的健康和产肉量都很有必要。反过来，动物则为土壤施肥，并吃掉不受欢迎的杂草。

林牧复合大获成功，就是因为它复制了自然状态。史前时代，欧洲成为大林莽盘踞之地很久以前，是一片有树的草原，草场上分散着一片片野树林。这种风景是各种野生动物游荡进食造成的，那些动物中有体形巨大、性情凶暴的古代欧洲原牛，有现已绝种的欧洲野马，还有成群的欧洲野牛、驼鹿和野猪——所有这些动物在法国的史前洞穴岩画中都有描绘。英格兰南部两位大胆创新的畜牧者正在努力重建这类天然的动物种群。

2000年，查理·伯勒尔（Charlie Burrell）和伊莎贝拉·特里（Isabella Tree）决定在他们1400公顷的农庄克内珀庄园（Knepp Estate）放胆一试。[36]农机和农用化学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把他们土地贫瘠的农场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于是，他们决定放弃干了一辈子的商业耕种，让农场回归自然。他们把所有田地整成一大片开阔地，选择品种与数千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最为相近的牛、矮种马、猪和鹿，让它们混在一起，一年到头随意游荡，没有人工喂养。食草动物这样自然而然的共同生活方式复制了大自然中动物的互动。在大自然中，斑马和角马一起吃草。斑马吃较硬较高的草，留下的是角马消化得了的比较柔软的叶片肥大的草。研究显示，用这个方法让牛和驴混在一起吃草的时候，它们比分开喂养增肥快得多。在野生环境中，这个措施以及许多其他互补性措施的效果显而易见。这一切对于确定土地的未来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开始给克内珀庄园带来全新的面貌。放养的各种动物像史前英格兰的野生动物群一样共同活动，开始把千篇一律的农田变为新的沼泽、树丛、灌木林和林地。结果，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短短15年内，这里成了在英格兰寻找各种罕见的土生植物、昆虫、蝙蝠和鸟类的最佳地点之一。

查理和伊莎贝拉的野地农场仍在生产食物。每一年，他们都对农场中不断变化的植被能养活多少动物做出估算，然后把多余的宰杀掉。事实上，他们扮演了顶级掠食动物的角色。

克内珀不是保护项目，因为它没有目标，也并不特意偏向某些物种。它不过是让动物来决定地貌，而动物们干得好极了。克内珀庄园不仅拥有破纪录的生物多样性，它的肥沃土壤还在吸收数以吨计的碳，农场地上河道的改变也在减轻下游的洪水。可以说，克内珀庄园这个运营良好的畜牧场现在是最接近不列颠古时自然状态的地方。热情前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农场除了肉类收入和得到的补贴外，还能通过生态观光游和野生世界宿营增加收入。

在生物多样性得到适当回报的时代，野地农场会普遍存在。只要模仿自然状态中动物群体的组成来混养动物，就能使环境回归自然状态。如果无法靠旅游来补充收入，也许可以从事其他副业，如清洁发电。今天制造的巨大风力涡轮机可以竖立在开阔的草场上，甚至像德国正在做的，安装在森林上方，这样就不会打扰下方的野生状态。未来的畜牧场主如果能得到合适的支持，可以不仅生产食物，还能修复土壤、从事碳贸易、做护林员、当导游、生产能源、照料大自然——总而言之，做善于发掘土地的自然潜力、利用其可持续价值的土地监护人。

可以想象，有了合适的动力，野地农场可以扩大规模，改变土地的全貌。就生物多样性而言，地区大了，回报总会更大。如果相邻的土地拥有者同意共创收入，他们可以联起手来创建没有边界的广大园区，在很多方面类似马赛人的保护区。目前，一些土地拥有者已经组成了群体，开始把几十万公顷的土地连成一片，在北美大平原上和欧洲喀尔巴阡山脉覆盖着森林的陡峭山谷里执行增加生物多样性的项目。[37]这是有可能做到的。

一旦工作大规模铺开，就有机会实现重新野化最激动人心也最有争议性的雄心——重新引进大型食肉动物。在生物多样性和捕集碳得到回报的世界里，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就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会带来所谓营养级联效应的好处。最出名的例子是1995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重新引进狼的举措。狼群回来前，大群大群的鹿在河谷和峡谷处长久驻足，啃食长在那里的灌木和小树苗。狼来了以后，鹿群不再这样做了，不是因为狼群吃掉了很多鹿，而是因为狼把所有的鹿都吓跑了。鹿群的日常活动发生了变化。现在，它们频繁移动，不再在空阔处长时间停留。没出6年，树长了回来，浓荫遮住了水面，鱼可以躲起来不被发现。谷底和坡上长出了一丛丛大齿杨、柳树和三角叶杨。林间鸟类、河狸和野牛数目大增。狼群也猎杀郊狼，致使野兔和田鼠有所增多，于是狐狸、鼬和鹰的数目也随之增加。最后，就连熊也增多了，因为它们可以捡食狼群吃剩的动物尸体。秋天到来后，熊还能大嚼长在树和灌木上的浆果，以前这些树和灌木得不到机会长出果实。[38]

结论十分明显：在黄石公园这样的地方要增加生物多样性，要捕集碳，只需把狼引进来就可以了。欧洲大陆的森林转型进程预计到2030年会产生2000万到3000万公顷的废弃农地，现正规划如何处理这些土地的欧洲人在积极探索这个思路。空出来的农地面积等于一个意大利。若想要森林通过自然成长回归农地，最好尽可能地增加它们的生物多样性和碳捕集效率。对于懂得大自然的真正价值及其对稳定与福祉的贡献的政府来说，野生世界的回归正在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选项。

所有刺激措施都是为了在21世纪末实现一个比世纪初更自然野性的世界。谁若心存怀疑，只需看一看哥斯达黎加这个国家，就会明白正确的鼓励措施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一个世纪前，哥斯达黎加3/4以上的国土都覆盖着森林，很多是热带雨林。到20世纪80年代，毫无节制的伐木和对农地的需求使该国的森林覆盖面积缩小到仅占国土的1/4。政府担心继续毁林会减少野地提供的环境服务，于是决定采取行动，拨款给土地拥有者，让他们重新种植当地的树木。短短25年后，哥斯达黎加的一半国土就再次为森林所覆盖。现在，哥斯达黎加的野地创造的收入是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国身份特征的核心因素。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全球规模上做到这一点会是怎样的情形。2019年的一份研究提出，理论上，重新长起的树木可以把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碳吸收2/3。[39]土地的重新野化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在地球各处让土地重回自然野生状态将促成生物多样性的回归，而生物多样性将发挥它最拿手的作用——稳定我们的星球。

规划人口高峰

至此，这个憧憬涉及的都是缩小人类消费留下的足迹，使自然状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真正的回归。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实施所有这些措施，对地球造成的冲击一定能大大减轻。就连在生活中最幸运、目前留下的环境足迹最大的人，也会更接近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样，我们整个物种对环境的影响就分散得比较平均。然而，要实现“甜甜圈模型”的宏大抱负，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使人人都能在世界有限的资源中获得自己公平的一份，就必须把我们自己的人口水平纳入考虑之中。

我出生时，地球上的人不到20亿，今天却接近于这个数字的4倍。世界人口仍在增长，尽管速度为1950年以来最慢的。根据目前联合国的预测，到210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4亿到127亿之间。[40]

大自然中，任何栖息地的动植物数量一直基本不变，与栖息地的其他部分保持着平衡。如果在某个时候总数太多，每个个体在栖息地觅食就更加困难，有些会因此死去，有些会干脆离开。如果出生的幼崽太少，食物足够且有余，那它们的繁殖就很顺利，种群就会再次达到高峰。栖息地能够永久维持的种群数目有其上限，而每个物种的数目都在这个水平上轻微浮动。这个上限即一个环境对一个具体物种的承载能力，它代表着大自然平衡的根本。

地球对人的承载能力是多少呢？历史上不乏伟大的思想家提出各种理智的建议和可怕的警告，但我们从未达到大自然为我们设定的上限。我们似乎总是能发明或发现新的办法来利用环境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更多的食物、住房、饮水等生活必需品。事实上我们做到的不止于此。就在人口飞速增长的同时，我们还轻松自如地支持着远超基本需求的设施，如学校、商店、娱乐业、公共机构等。难道我们是无可阻挡的吗？

正在我们身边展开的大灾难确切地表明并非如此。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气候的变化、星球界限承受的压力——这一切都显示我们在迅速逼近地球对人类的承载能力的极限。自1987年以来，每年都宣布一天为“地球生态超载日”（Earth Overshoot Day）。它是日历上一个标志性的日子，标志着到那天为止，人类消费的资源已经超过了地球在那一年全年的资源再生能力。1987年，我们在10月23日超越了地球资源再生能力。2019年，这个日子提前到了7月29日。现在，人类一年中使用的资源是地球在同一时间内能够再生的资源的1.7倍。[41]这个数字的60%是我们的碳排放足迹造成的，但它也清楚地表明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是多么贪得无厌。这种过分索取是我们行为的不可持续性的核心所在——我们在吃地球资源的老本，因而没有意识到地球真正的承载能力。有朝一日地球拒绝我们的过分索取，我们就大难临头了。

如果采用前面所述的所有方法来减少人类消费造成的破坏，就能有效地再次提升地球的承载能力，使更多的人得以共享地球。显然，要按照“甜甜圈模型”的要求让每个人得到公平的一份并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人口增长就必须稳定下来。好在证据表明，改善生活恰好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

地理学家用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一词来描述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它共有四个阶段，但许多国家至今尚未走完所有阶段。人口转变的进展以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作为标志。国家沿着发展之路前行的过程中，先是人口急剧增加，然后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稳定——可以称其为成熟。日本在20世纪经历了这个转变。该国曾经在数千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转变的第一阶段，是依赖农业的前工业社会，极易遭受旱涝灾害和传染病的打击。它的人口出生率高，但死亡率也高，所以人口总量变化很小，在千百年的时间里缓慢增长。然而，到1900年，日本开始了高速工业化进程。19世纪的日本政府决心防止本国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采取了“富国强兵”的政策。对科学、工程、交通、教育和农业的大量投资彻底改变了日本社会。工业化使日本步入了转变的第二阶段，出生率继续走高，但死亡率下降了。工业化改善了粮食生产、教育、医疗和环卫，导致死亡率剧降。因为妇女生的孩子仍然和过去一样多，通常有4个、5个或6个孩子，所以日本人口开始急剧膨胀。从1900年到1955年，日本人口翻了一番，达到8900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日本作为被盟国监管的战败国被迫放弃军事野心，通过实现与全球的经济联合来重建国家。“大加速”开始后，人们对洗衣机、电视机和小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猛增，日本恰好成为专门的技术供应方。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早期，日本发生了所谓的增长奇迹。城市快速发展，收入增加，教育改善，人民的期盼也水涨船高。但关键的是，出生率在这段时期突然下降。到1975年，平均每个家庭才有两个孩子。多数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了改善，但生活成本也高了。养孩子的空间、时间和金钱都比以前少，而且多生孩子的动力也小了，因为饮食和医疗的改进降低了儿童死亡率。日本在经历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其间死亡率依然很低，但出生率下降了。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人口暴增开始减缓。增长曲线达到了高峰。

2000年，日本的人口是1.26亿。今天仍然是这个数字。人口稳定了下来。日本进入了人口转变的第四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双双走低，也就是说它们再次互相抵消，使人口总数保持了稳定。日本的人口爆炸是暂时的一次性事件，最终被“大加速”带来的社会进步遏制住了。

今天，全球所有国家都在经历这个四阶段的人口转变。20世纪发生人口激增，是因为数百个国家都在经历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可以为全世界的人口转变制作一个曲线图。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早在1962年就达到了高峰，自那以来，人口增长率基本上逐年下降。这意味着平均来说1962年是世界人口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节点。从那时至今，地球上的平均家庭规模缩小了一半。20世纪60年代初，妇女一般生5个孩子。今天，平均生育数是2.5个。世界正在接近第三阶段的终点。[42]

当然，重要的问题是：世界何时会完全进入第四阶段？世界人口何时会和日本人口那样达到高峰？那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高峰到来之际，是自从1万年前农业开始以来我们的人口首次停止增长之时。它将是我们恢复地球平衡的征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事实是，即使全世界都进入了第四阶段，人口增长仍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见顶，原因是瑞典社会科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所谓的“不可避免的满溢”。[43]首先，家庭规模必须缩小到足够的程度，使我们达到孩子高峰，即标志着地球上孩子的数目停止增多的那个点。然后，我们必须等待人数最多的这一代孩子过了二三十岁的育龄期，才能看到人口实现高位稳定。说到底，只有过了母亲高峰，家庭规模极小化的时候，人口才会停止增长。

此外，预期寿命增加这个表面上看似积极的趋势也进一步增多了地球上的总人数；我本人无疑是这个趋势的一部分。各国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预期寿命迅速攀升。在第一阶段，儿童早夭、疾病和饮食不良是生活中的常态，人均寿命在40岁上下。到第四阶段，人的寿命增加了一倍。预计到21世纪中期，世界上65岁以上的老人要比5岁以下的儿童多1倍以上。不可避免的满溢形成人口增长的巨大势头，和一个世纪前人口开始激增之前的静止不变恰好相反；由于这一势头，在21世纪内达到人口高峰是不可能的。2019年，联合国人口司发布了对全球人口的最新预测。预测显示，如果全球人口转变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人口将在22世纪初达到峰值，总数为110亿，比今天多32亿。曲线的性质决定，从2075年开始，人口基本上不会再增长，这距离今天只有55年的时间。但是，有没有办法让高峰来得快一些、低一些呢？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认为找到了正确的办法。且不论这一政策涉及的道德问题、推行起来的困难和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并无多少证据表明这个办法比经济发展见效更快。在中国大陆平均每个家庭从6个孩子降到1个多一点的时候，中国台湾虽然没有一胎政策，但家庭规模缩小得更厉害，这纯粹是它迅速经历了自然转变的结果。[44]看起来，实现人口稳定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各国加快人口转变。在实际层面上，这意味着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尽快实现“甜甜圈模型”的雄心，包括扶助人民脱贫，建立医疗网络和教育体系，实现更好的交通和能源安全，并加强这些国家吸引投资的能力——一句话，改善人民的生活。所有这些社会进步当中，有一项已经证明可以大大缩小家庭的规模，那就是女性赋权。[45]无论哪里，只要女性有投票权，只要女孩不早早辍学，只要女性的生活自己做主而不是听命于男人，只要女性能获得良好的保健和避孕手段，只要女性做任何工作都不受限制，对生活怀有远大抱负，生育率就必然下降。原因很简单：赋权带来了选择的自由，而女性在生活中一旦有了更多的选项，她们就常常选择少生孩子。一个国家的女性赋权越迅速，越充分，整个国家经过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的速度就越快。

女性赋权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印度的某些乡村地区，14岁以上的女孩子只有40%仍在上学。高中通常离家很远，十几岁的女孩放学回家后没有时间干家里要她干的活。为解决这一问题，几个邦的政府和慈善项目提供了数十万辆免费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提供的便利大大提高了女孩的上学率。现在，印度乡村田间成群结队的女孩子骑着车去上学已经成为一道常见的风景。

奥地利维特根斯坦中心（Wittgenstein Centre）的研究表明，多国联合努力提高世界各国的教育水平对改变人口增长的路径会产生相当剧烈的影响。[46]研究者在一份预测中估算了世界最穷的国家在21世纪像20世纪发展最快的国家那样迅速改善教育体系，会发生怎样的情形。这种快车道上的发展会使人口高峰的到来提前至2060年，达到89亿人。这个发现令人震惊——只要投资于社会和教育体系，就可能把人口峰值降低20多亿，并使人口高峰大约提前50年到来。即使依据的假设有错误之处，这个模型和真实生活中的例证无疑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有助于全人类前途的明路，那就是大力改善最贫困人民的生活。

实现脱贫和妇女赋权是终止人口迅速增长的最快办法。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愿意这么做呢？这不仅是减少地球上人口数量的问题，还是致力于使所有人获得公平公正的未来的问题。让所有人在生活中获得更大的机会肯定本来就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这是一个出色的双赢办法，也是通往可持续性的征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为了重新野化世界而必须做的事情大多是我们本就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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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达到人口高峰将是一件大事。但是，它不一定是征程的终点。有些证据显示，人口转变还有第五阶段。现在日本的人口正在下降。预计到21世纪60年代会降至1亿，大约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日本人口在下降的同时也会老化——老年人在人口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这将造成经济上的大问题。劳动人口日益减少，要养活的老年人却越来越多。事实上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批面对人口转变第五阶段的国家之一，正在苦苦思索应对之道。出于目前对GDP无尽增长的追求，从政者呼吁多生孩子，长大了好加入劳动大军，还要求已退休的日本人重返工作岗位，帮助减轻中年人的税务负担。有人提议，如果说哪里应该引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来帮助维持经济，则非日本莫属。如果世界经济不那么依赖增长，也许对经济业绩的不懈追求就会放松，日本以及在它之后的所有国家就能轻松自在地面对一个人口较少、更加成熟可靠的世界。

如果现在下大力气尽量改善尽可能多的人的生活，那么根据最乐观的模型预测，全球人口到21世纪末就可能回到今天的水平。在那以后，也许人口会继续缓慢下降，全球社会将减少对世界的索取，并与以往一样，借助技术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然而，若想在大灾难来临之前达到这种状况，长路漫漫，困难重重。不可避免的满溢意味着今后许多年中，人口仍会继续增加，这带来了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今天的决定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大家需要联起手来不懈努力，尽快使每一个人都过上公平体面的生活。

更平衡的生活

实现可持续性革命，推动重新野化世界，采取稳定人口的举措——这些将重建我们这个物种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呢？在生机勃勃的可持续的未来，我们的饮食基本上将以植物为基础，包括各种替代肉食的健康食品。我们将用清洁能源来满足所有需求。银行和养老基金的投资将只会流向可持续的企业。选择要孩子的人很可能不会生很多孩子。我们在选择木制品、食材、鱼和肉的时候会根据每样东西附加的详细信息思考后再做决定。我们产生的废料将少之又少。我们的活动仍会排放少量的碳，但它会在货物价格中自动得到抵消，由此得来的款项会用于在世界各地资助重新野化项目。

在我们设想的这个未来，与自然世界和谐共生将会比今天更容易做到。工商界领袖和政治领导人必须确保，生产的产品和建设的社会要有助于减轻对环境的冲击。以废物处理为例，我还记得今天的一次性社会出现以前的情形。那时东西坏了后都是修好再用，基本没有塑料制品，食物非常宝贵。只是到了最近，人们才养成了把什么都丢掉的习惯，尽管在我们有限的星球上，根本没有丢“掉”的地方。废物除了无用之外，积聚起来还常常有害。生命世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聪明的解决之道还是采用大自然的办法。大自然中，一个进程的废物到下一个进程就成了食物。一切物质都循环使用，使用者包括多个不同的物种，而且几乎一切物质最终都可以生物降解。

研究循环经济可行性的人们，包括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47]的人员，正在寻找办法，使我们的社会遵循自然世界的逻辑，达到自然世界的效率。建立循环思维的关键是摒弃现行的拿取——制造——使用——丢弃的生产模式，将原材料视为必须循环使用的养分，正如大自然中的养分循环一样。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基本上会参与两种循环。食物、木头、用天然纤维制作的衣服等任何自然降解的物质属于生物循环。塑料、合成材料、金属等无法生物降解的物质则属于技术循环。两个循环中的原材料，如碳纤维或钛，都应该重新使用。关键是要设计出巧妙的回收方式。

生物循环中，食品废物是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目前的食品生产导致砍伐森林、使用化肥和农药，以及在食品运输过程中使用化石燃料。食品并不便宜，世界上很多人吃不起健康的食物。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生产的食品1/3都损失浪费掉了。[48]比较贫穷的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大部分食品浪费发生在食品到达商店之前，是由于收获过程中的损失、损害和储存不当造成的。比较富裕的国家食品浪费主要发生在收获之后。有的食品因为卖相不够完美而被丢弃，有的因为订货超额而被扔掉，还有很多食品根本没有吃就直接进了垃圾箱。在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中，基础设施和储存设施会得到改进。业者也许会把废弃的食品拿去喂牲畜，或送去昆虫农场用来养殖苍蝇当鱼食或用以制造动物饲料。干果壳之类纤维较多的废物可以和木材产业丢弃的碎木片一起用作生物能源燃料。这样就可以捕集逃逸的碳，将其储存起来发热发电。甚至可以在无氧环境中把废物烧制成生物炭，类似木炭的东西，可以用作建材，可以当低碳燃料，也可以放在土壤里增加肥力并把碳锁在地下深处。

技术循环的效能大多来自对产品设计的协调。使用塑料、合成材料和金属来制造产品的公司可以把产品做得坚固耐用，而不是用几年就坏。制造的零件应该易于拆除、分解、重塑、更新。制造业要远比现在更加标准化，零部件可以由多家制造商生产，并能够任意交换使用。所有生产线都要制订计划，确保采购所有生产要素时明智合理，货到后使用得当。有些人相信，循环的办法可以推动客户和公司之间发展新的关系，客户可以像今天租手机一样，只从制造商那里租用洗衣机和电视机，但对修理和回收的重视要大大加强。

这两个循环中，任何无法循环使用，或本质上危害环境的材料或化学品都将逐渐被剔除出经济活动。其中主要的一项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电冰箱和空调机都在使用的人造氢氟烃（HFC）。如果这种化学品到产品寿命结束后被释放，会给大气层增加相当于1000亿吨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2016年达成的一项国际协定已经为把氢氟烃安全地转变为不会导致全球变暖的化学品铺平了道路。[49]

循环经济的雄心是创造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没有海里漂浮的塑料，没有工厂烟囱排出的毒烟，没有燃烧的橡胶轮胎，没有泄漏的石油。这样的世界甚至可能会扭转今天的浪费。今天的垃圾填埋场可以成为露天矿区，公司支付高额费用来挖掘循环经济需要的营养成分。海洋中回旋的塑料微粒可以收回，积聚起来建造海上农场。通过改变使用资源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类能够消灭浪费，模仿大自然的方式实现循环。

我们生活的地方又如何呢？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的68%将生活在城市里。环境学家曾视城市为我们星球的祸害，那里交通拥挤不堪，汽车耗能严重，污染令人窒息，城市居民对物质的无尽需求在全球环境中留下了肮脏的足迹。可是现在他们开始明白，由于城市人口密集，所以城市环境具有实现可持续性的巨大潜力。城市规划者正在学习如何使城市成为有利于步行和骑车的地方；可以建造高效低碳的公共交通。像哥本哈根这样的城市正在城中各区安装中央供暖系统，利用地热资源或本市的废物产生的热能供暖；可以要求市中心价格昂贵的高楼达到隔热和能效的高标准。这一切意味着此时城市居民的碳排放量常常大幅低于住在农村的人。

世界上各大城市有很强的动力更进一步。市长们明白，他们是在全球市场上与全世界的城市竞争最出色的人才。把人才吸引到自己城市来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把城市建设得绿色宜人。城市绿植不仅提供了休闲空间，还能给城市降温，净化空气，使居民心旷神怡。于是，各个城市通过扩大公园、建设林荫大道、鼓励绿化楼顶和种植爬墙藤蔓来张开臂膀欢迎大自然。巴黎正在利用楼顶和墙面增加100公顷的绿色空间。中国的几个城市正在城中的河边建立湿地来吸收季节性的洪水，并为市民提供更多的自然空间。伦敦宣布要把自己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城市，计划把城里一半以上的地方变为自然空间，使伦敦人的生活更绿色、更健康、更贴近大自然。

城市国家新加坡锐意变身为花园中的城市。它要求所有的新建筑物在地面之上栽种植物，数量要等同于其本身建筑过程中损失的地面植物。结果，城市里有几十幢大楼经过专门设计，外部从上到下覆满绿植。这些楼宇中有一所医院，该医院报告说，由于这些绿色植物，病人的痊愈率得到了提高。新加坡用绿色走廊将它所有的公园连在一起，把海岸边100公顷的黄金地块变成了一座水库和花园，里面有一片高达50米的人造超级树，这些人造树靠太阳能电池板供电，收集雨水用来灌溉花园，还有过滤空气的功能。

仿生学研究所的共同创办人，生物学家雅尼娜·拜纽什（Janine Benyus）为了激发城市规划的绿色新思路，向所有城市发出了一个挑战。她提出，既然城市占据了曾经是自然栖息地的地方，那么它至少要和原来那片自然栖息地提供等量的环境服务，包括收集太阳能、增加土壤肥力、清洁空气、生产干净的水、捕集碳和容纳生物多样性。建筑师们踊跃接招。今天在建的最具可持续性的楼宇能够生产可再生能源，除了自用之外还有盈余。这样的楼宇还能净化周围的空气，处理自己的废水，用下水道污物制造土壤，并成为众多动物和植物的永久栖息地。未来的城市很有可能不光索取，还能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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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基本上就是平衡的要义。如果全体人类索取了大自然的资源后至少能够回馈等量的资源，此外再归还过去的一部分欠账，我们就都能过上更加平衡的生活。此刻，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新思维的例证。如果每个国家都像新西兰那样为自己确定利润、人民和星球几方面的目标，像日本那样使人民过上好生活，像摩洛哥那样拥抱可再生能源革命，像帕劳那样管理自己的水域，像荷兰的有些人那样采用高效、可持续的种植方法，像印度人民那样很少吃肉，像哥斯达黎加那样鼓励大自然回归，并像新加坡那样将大自然与城市融为一体，那么全人类就能够实现与大自然的平衡。但是，这需要每一个国家都做出努力，碳足迹最大的国家需要做出最大的改变。若是只有一些国家努力转变，别的国家却依然故我，此事就无法成功。

目前仍存在一定的阻力。在思考可持续性时，很容易只看所失而忽视所得。其实，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好处多多。我们失去对煤炭和石油的依赖，转用可再生能源，得到的是清洁的空气和水，人人都享受得到的廉价电力，以及更加安静、安全的城市。我们失去在某些水域捕鱼的权利，得到的是健康的海洋，它能帮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最终为我们提供更多的野生海产。我们失去饮食中大量的肉，得到的是强健的身体和更便宜的农产品。我们失去土地，使之回归自然，得到的是为维护生命而重新与自然世界建立联系的机会；这个自然世界既包括遥远的天涯海角，也包括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我们失去对大自然的统治，得到的是世世代代在大自然当中的持久稳定。

赢取这样的未来已经是万事俱备。我们有计划，也知道该怎么做。通往可持续性的道路就摆在面前。这条路能使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获得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政治家和企业领导人知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对未来的憧憬不单单是我们需要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我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