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秋天的时候，父亲也85、86了，被诊断出失智。要说失智这件事情有什么节点，真的很难判断，问题就是慢慢地、不明显地出现了。
家里那时候问题挺复杂的。我在花莲教书，给父亲打电话，他的同居人说你爸爸在睡觉。她想把我和父亲隔绝开，后来她直接把父亲的手机给没收了。有一次我跑回来，家里没人，灯全暗的，我爸躺在那边，电锅里就蒸了几个豆角跟几块豆腐，我甚至在家里发现一根很长的、放在嘴巴里的胃管。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决定要正视父亲该如何照护的问题。
那时，很突然地，我得知哥哥罹患第三期的肿瘤。哥哥生病之前，我心里仍然会觉得，还是有人可以帮你分担一点。后来，哥哥去世了，恋人又向我提出了分手。那是我最糟糕的时候。
我学会一件事情，不要再给自己找可以想象、可以依赖的东西，无谓地消耗期待。自己先开始做吧。
身边的人说，你怎么可能顾得上嘛，送养老院不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不只是解决父亲没人照顾、送养老院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么几段重要关系的话，我们要如何对待它们。照护不是责任分担或是义务，而是我的心愿。我没有婚姻、子女、家庭要照顾，我的心愿就是陪着父亲，让这个家画上最后的句点，做那个把原生家庭维持到最后的人。我们这一代同志，是原生家庭最后的照顾者。
照顾父亲，第一件事是要去找看护、外劳（外籍劳工）。那时候，台湾的养老从法条到日常事务方面都有问题。本地劳工不做24小时看护，做满8个小时就下班，那剩下的16小时该怎么办？唯一能够求助的只有24小时的住家外劳，但是申请外劳要有两位医生提供的医疗证明，证明老人真的需要。防外劳跟防贼一样，又防我们滥用医疗资源，医生也不敢随便开。
刚刚开始申请，外劳不可能那么快到，我只有一个人。问社区有什么资源，他们说中间会提供短期的社会照顾，一个礼拜免费3个小时。我问那个有什么用，他们说像托儿所那样，白天把他送去，下班就可以把他接回家，可以帮他洗澡，还可以继续共享天伦之乐。我说你听不懂吗，我家里没有别人，我人在花莲，谁早上把他送去，谁晚上把他接回来？我真的焦头烂额，三个月瘦了七公斤，实在是千头万绪。
我还要受到旁边邻居的骚扰。当时政府鼓励居民检举非法外劳，只要谁家有东南亚的义工出现，左邻右舍就可能打电话去检举，检举错了没刑责，检举到一个可以拿5000块（新台币）的奖励。
规则的制定者好像设计了一套很利民的制度，可是每个家都长得不一样。我发现，很多人没有真的想过，现代社会的家庭是怎么样的情况，每个人都用自己很有限的认知，用自己家的样子，来概括这个社会中其他的家庭。
这样子还是不能够好好照顾父亲，所以没有办法，2015年，我向学校申请留职停薪三年，回到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