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是个怪老头，一个非常执着的怪老头。
认识他的时候他住在一栋老房子的二楼，没有水又没有电，他就一个人住在那里。他有青光眼、白内障、糖尿病，手还因为麻风病后遗症变得弯弯曲曲，可他就是固执地、谁说都不听地，无论如何不肯搬到新房子去。
可是问他为什么，他又说不出来。听说他是不喜欢人多热闹，后来又听说他在这里养着几只小猫仔。
我问他为什么养猫，他就说：“哎，猫肉很好吃的，你吃过没有？”
我心里怕怕的，感觉他开玩笑，又好像不是。再追问：“那你现在吃吗？”
“现在不吃。”
“那怎么还养？”
“不养怎么办？难道看它们饿死？”
小猫怕人，一见人来就跑，唯独亲近马伯。每隔几天，马伯就请人到市场买几条小鱼回来，炒碎了，拌饭喂给小猫们吃。有时他被送出去外面住院，心里还牵挂着小猫们，借别人的手机打电话回来：“你帮我从我房间拿15斤米煮给猫吃！不要饿到小猫了！”
马伯住的这栋楼以前是病人宿舍，两层高，一共四十多个空房间。泗安麻风院最多的时候住了一千多个麻风病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宿舍一间要住进去六个人。后来，很多人治好出院了，很多人老了，楼房就一间一间空了出来。现在这些房间有的堆着旧木板，有的被人拿来养鸡。马伯不住房间，他把木板床铺在二楼大堂的中间，因为这里最通风；楼梯口用两块板子拦着，不让狗跑上来。床铺旁边就是阳台，他在阳台放一条木凳子和一张矮茶几，平时就在这里吹着风发着呆，摇着蒲扇冲茶喝。
马伯是潮汕人，身上保留着好多潮汕老人旧时的生活习惯。他夏天总是裸着上身，拿一条擦汗巾搭在脖子上，或是绑在腰间，充当裤腰带。他矮矮小小的，驼着背，一有人来他就抬起眼睛打招呼：“冲茶给你喝？”
不得不说，在马伯这边喝工夫茶，是件很惬意的事情。冲茶的水是每天早上用柴火烧滚的，冲在热水壶里，想什么时候喝茶就什么时候有茶喝。木凳子和木茶几被年月磨得发光，马伯就坐在这里唠唠叨叨自言自语抱怨每件事情。来到这里，坐着坐着，听着听着，轻风吹来，不知不觉就忘了时间。
要是跟马伯关系好，招待你的就不只是工夫茶了。他有一个小小的煤油炉子，在上面架一个铝杯子，可以煮鸡蛋。或者有时候煮玉米，再再隆重一点呢，他就要请吃他最爱的鸡蛋炒面了。
我吃过马伯的鸡蛋炒面好几次。炒面用的柴火灶台在阳台隔壁的房间里面，反正一栋楼也没其他人住，他想用哪里做厨房就用哪里做厨房。第一个步骤是生火烧柴，这一步必须由马伯来，他总嫌我们生不好慢吞吞没经验。下油下鸡蛋下面就要靠年轻人了——马伯白内障嘛，看不见。可是，马伯也不肯放弃指挥权，他站在旁边：“油要下很多，下下下，不够不够，这样不好吃的！炒面一定要放很多油的！唉，你都不会！”他一把抢过油瓶，咕咚咕咚再往里面倒进去好多花生油。盐也是，鸡蛋也是，肉也是，菜也是，葱也是，什么都放好多进去，明明说的是要做炒面，面，反而几乎看不见了。
而炒出来的面，马伯是不吃的。马伯吃不了。他的胃有问题，只能用他的不锈钢碗从食堂打回来一碗白粥，陪我们吃。他强迫我们把炒面统统吃完：“你不吃完它，留着做什么？留来喂猫啊？”
马伯全名叫马鹄头，“鹄”是“鸿鹄之志”里面的“鹄”，可是麻风院里没几个人认识这么难的字，大家索性去掉偏旁，直接叫他“马告头”。
马伯这个潮汕人，虽然在东莞的麻风院生活了大半辈子，可他还是没习惯听广东话。他总是一个人自言自语，有时候说广东话，说着说着，又混进去一堆潮汕话。
他离开汕头家乡，已经差不多70年了。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马伯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遥远的麻风院里度过的。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当年跟马伯一起入院的，还有他的亲妹妹。
检查出来麻风病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家里只有兄弟姐妹四个人相依为命，有马伯、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最小的这个妹妹。好不容易熬到日子好了一点了，疾病却突然来临，四兄妹里面两个被带走，带到陌生的麻风院里去。20世纪60年代，麻风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要是发现有人得病了，病人必须听政府的安排到麻风院隔离治疗。至于送到哪里、至于要去多久、至于能不能回来……谁都不知道。可是不管心里有多少担忧，马伯都要假装镇定，他还有一个小妹要他照顾。
兄妹俩先是被隔离到汕头潮阳区的竹棚医院。一个月之后，一部大车把他们和病友一起，送到东莞的省级麻风院——新洲医院。
其实，知道马鹄头妹妹的人比知道马鹄头的人多多了。我跟好几个以前住过新洲医院的老人家聊天，说到马伯的妹妹，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就是马鹄头个妹啊，生得好靓的！那时候新洲，最靓是她了。”
妹妹有多漂亮呢？听说她个子高高的，待人大大方方，新洲的年轻男子没有一个不认识她。麻风病人大多手指弯曲，或者步态奇怪，最轻的脸上手上也会看出蹊跷的红斑，而妹妹却一点看不出来是病人的样子。画家彭伯第一次见她还觉得奇怪：“你是健康人，怎么也来住院？”
其实妹妹也是长了一点点红斑的，只是长在小腿上，长裤一遮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入院以后，她一边治病，一边在病人的集体食堂帮忙做打饭的工作。
那时候新洲医院的病人，大多需要一边治病、一边工作。麻风院每个月会给病人一点点补贴，但只靠这一点点补贴，远远不够生活。除非家人有钱愿意资助，不然病人都需要劳动赚工分。马伯跟那时候很多病人一样，在新洲医院内部自设的砖厂帮忙挑泥、搬砖。
画家彭伯比马伯迟几个月入院，他们是潮汕同乡，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麻风院，他们很快相熟起来，互相照应。在砖厂，他们被分到同一组参加劳动，若是勤快，一天能赚四毛钱做生活费。可是彭伯发现，马鹄头总是懒懒散散的，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他似乎不太担心没钱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新洲医院大把男孩子抢着讨好他呢，好多年轻男子开玩笑喊他“大舅”“大舅”，有点像开玩笑，又有点认真。他要抽烟，就有人给他买烟抽，他想喝茶，就有人给他买茶喝，只希望他肯在妹妹面前帮自己说上一两句话。马伯呢，他把礼物统统收下，却一个人都不帮他们说好话——妹妹是成年人了，要选什么人可以自己决定，他才管不了。
直到1975年，因为新收病人越来越少，负担越来越大，新洲医院决定停办。院里剩余的病人和未出院的康复者被分配到附近几个麻风院，妹妹还没治好，她被分到泗安医院继续治疗；马鹄头康复了，他可以选择转去海岛上的大衾麻风院，或者出院回家。
家，是回不去的了。这时候的马鹄头手指已经残缺，要是回家，只会拖累两个兄弟的家庭。大衾医院又实在太偏僻太困难，何况，去了以后还有可能再见到妹妹吗？不过，或许是命运的眷顾，即将动身之前，马鹄头复发了麻风病。这下他可以跟妹妹一起到泗安医院了。
在泗安医院住了好几年，有一天妹妹突然告诉他，她找到了中意的人。
妹夫也是潮州人，在管委会工作。管委会就是分配病人们工作的组织，妹夫人缘好，有文化，大家都愿意听他说话。除了管委会的事情，妹夫平时还给病人上课，就是教年轻病人一些文化知识。下课以后回到宿舍，他又帮人修收音机、修电灯……
马鹄头对妹夫算是满意。妹夫做人热心，有能力，手脚也好，以后可以替自己照顾妹妹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治疗麻风病的联合疗法开始在中国全面普及，麻风病终于有了真正可以治愈的办法。这是一种世界卫生组织在1981年推出的治疗方法，是把利福平、氨苯砜、氯法齐明三种药组合起来使用。一批一批病人治好出院回家生活，这时候，妹妹和妹夫也决定离开麻风院。妹妹和妹夫两个人的手脚都没怎么留下麻风病的残疾痕迹，外表看起来就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他们回到潮汕，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农村，就在那里定居。再后来的事情，马鹄头只能从信上知道了。
比如，妹妹开了一家理发店，妹夫成为当地小学的数学老师。比如，村里的人跟他们相处得很好，知道妹夫会修电器，附近的人就把坏掉的收音机录音机送过来，他晚上改完作业就点着煤油灯帮忙修。比如，妹妹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他们上学了、他们成婚了……
信是妹夫写来的，每封信多多少少会附来一些生活费。马伯不认识字，他去找认识字的彭伯，请人家念给他听。信收了一封又一封，后来有一次，信上的字迹变了。
妹夫中了风，瘫痪了半边身子。他再也起不来了。
马伯怪怨说，都是因为他日日夜夜帮人修电器，不顾自己的休息，这样子累出来的。后来妹妹得了骨癌，马伯又说，都是因为做理发店，卷头发的药水有毒，才害妹妹生病的。
一说到妹妹，马伯就叹很多气。麻风治好以后，他没有出院，选择在麻风院里消耗余生。他把自己对正常生活的期待统统寄托在妹妹身上，仿佛只要妹妹幸福，他就能幸福；仿佛妹妹就能替他回到社会上，替他过上正常人平平凡凡的生活。
有一次马伯让我帮他去银行取钱，侄子给他寄的钱。
马伯家兄妹四个人，现在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几年前，马伯的弟弟来到广州住院，是鼻咽癌晚期，最后也没有治好。就算到最后，弟弟也没肯让马伯过去见一面，马伯的身体情况已经够差的了，他怕马伯看了太难受。
以前，弟弟是来过好几次麻风院看他的。哥哥也来过几次，后来哥哥去世了，侄子接着过来看他。怕他生活困难，侄子总是寄钱过来，先是写信，后来变成了打电话。彭伯那里安装了固定电话，他们给彭伯打电话，拜托彭伯喊马伯过来听。
由于手脚和眼睛都不好，马伯日常的生活就由另一个同乡好友郭伯照顾。郭伯是义务帮忙的，每天过来给马伯烧开水、做粥、提洗澡水，马伯神经痛或者发烧起不来床的时候，郭伯会更辛苦一些。其实郭伯也常常受不了他，马伯太麻烦了，每一件事情不如意他就要抱怨，抱怨听多了，郭伯就无奈地摇头苦笑一下。几十年一起过来了，大家也知道马伯就是这么固执又麻烦的人，可就是舍不得不理他。
彭伯是这么说马伯的——“他心事很多”“思想很复杂”。但不能不管他，因为是“自己家乡人”。虽然平时这些潮汕同乡们经常抱怨马伯太过顽固或者不可理喻，可这么多年来，他们还是一边抱怨一边迁就这个麻烦的同乡小老头。好像也是，虽然马伯性格古怪，可是跟他相处过的人，总是忍不住对他好。他喜欢吃潮汕的一种冬菜，有一位志愿者常常买给他吃，他吃完一瓶再给他买一瓶，从上学买到毕业、买到结婚、再买到自己的孩子会走路。有人买到好的茶叶会忍不住留一罐给他，虽然马伯自己不喝，总是留给客人来喝。日本来的志愿者总会记着给马伯带两瓶眼药水，因为马伯相信多用这种眼药水就可以治好他的白内障和青光眼……
马伯这边也是一样的，他要想对别人好，也一样固执而且不容商量。比如有大学生志愿者来康复村里住几天，他就到麦叔那里买一只鸡，请人杀好，强行塞到志愿者手里让他们拿回去炒了吃。早年进麻风康复村还要坐两块钱的渡船，马伯见我来了就从月饼盒拿一张50块的纸币往我手里塞：“给你过渡费！”我假装收下来，趁他侧身，就偷偷把钱扔回他的铁盒子里。反正他白内障又青光眼，肯定看不见的。
马伯的眼睛是越来越差了。用了好多日本买过来的眼药水，还是一点用也没有。想去医院做白内障手术也做不了，医生说是“眼底差”，做了也没用，可他不死心，每次有人去眼科医院他都要跟着去，吵着让医生给他再检查一次。他越来越看不清楚人了，我路过他房间跟他打招呼，每次他都要问：“你是哪个啊？对不住啊，我看不到你。”
他最终还是答应搬进了新房间。可还是不肯用电磁炉，他把他的柴火灶台从旧房间搬到新房间，又在新房间外面堆上几捆木柴。电热水壶倒是肯用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小小的东西，一分钟就能煮好他冲茶要用的100℃热水。只是让他接受新鲜事物还是不容易，他的铁皮电热水壶坏掉以后，我给他买了一个塑料外壳的新款烧水壶，他却十分不满：“你乱买的什么东西，一开，整张桌子都摇摇晃晃！一点都不好，没我原来那个好！”
我气死了，明明是看他手指残疾不知道痛经常烫伤自己，我才精心选了这个高级的、有防烫设计的烧水壶。不过，这才像马伯，那个永远守旧永远不肯接纳新事物的马伯。
不过我也会报复他，比如逼他陪我们听了一个下午周杰伦。
有一天看到马伯推着轮椅在草丛旁边慢慢走路，我随口提醒他：“不要走近那边，那边有蛇。”他不屑一顾：“我恨不得有蛇，毒蛇最好。一咬就死，我就没有麻烦了。”
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很差了。脚底溃疡严重，又因为糖尿病不能做截肢手术。贫血的问题、胃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眼睛的问题……有时候进他房间，会看见他在地板中间铺一张旧凉席，自己躺在那儿无聊地摇着扇子慢慢念：“我差不多收工的啦……”“收工”的意思就是他差不多要死掉了。我问他真的死了猫仔怎么办，他倒很坦然：“反正我死的啦，我没有生的啦，那几个猫仔，死了我就不理它。”
我看他桌上堆满五颜六色的药盒子，最多的是复方血栓通胶囊。药盒上面小小的字他看不清楚，医生就帮他贴一张白纸上去，大大的字写清楚这种药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多少。有时病得重了，医生劝他出去住院，他本来答应的，可是过两天，又不肯去了。
我在麻风康复村工作的最后一天，马伯擅自决定了我最后的午餐——要到他那里，跟他吃鸡蛋炒面。他指挥我打鸡蛋、切包菜、泡面饼，然后居然吩咐我从橱柜下面，拿出来那个他一直不肯用的电磁炉。炒面的过程还是不容商量，必须放很多油、很多鸡蛋、很多菜、很多肉……
最后，炒面吃到嘴里我不得不承认，电磁炉炒出来的，确实没有他以前固执要用的那个柴火灶台炒出来的好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