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巡回讲演本应是谈谈战争的教训，我确信自己答应的是如此。然而等我不情不愿地回到美国，开始乘火车从一个州到下一个州，“之”字形穿过这个国家，以几乎疯狂的速度一个月内做了二十二场讲座时，我方才发觉到，没有人想听我赞颂国际纵队志愿军的高尚品格，没有人想听我将佛朗哥称作屠夫和疯子，或是质疑美国的中立立场。简而言之，他们不想听真相。
演讲是最孤独的一种工作，我很快意识到。我辗转在城市间，对着一排排的听众单向地说着，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却只能动摇着自己的认知。我语速很快，激情洋溢得足以令他们觉醒，足以明白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什么。但我遏制不住自己的绝望和歇斯底里——听众们只是对一切点着头，把我的告诫塞进手提袋里。他们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有启发，然而我的初衷却是要令他们感到恐惧：西班牙的局势严峻至极，若是没有转机，不久战争便可能降临到我们所有人头上。然而在这里，他们大嚼着水芹三明治，吃完后仔细地补涂着口红。
我想尖叫起来，但有谁将理会我？随着一次次讲座的进行，筹码越来越高，我的精神也愈发趋于狂乱和无望。我的体重骤降了十四磅，食物于我已味同沙砾。夜里我一刻也无法合眼，终于打电话给母亲，扬言要取消巡回讲演。
“盖尔霍恩家的人从不违约，玛莎。”她坚持道，“你得想办法熬过去。”
但我做不到。最终我还是放弃了酬劳——这笔钱本来准备大部分捐给西班牙。我开始计划独自前往巴塞罗那，借钱也要实现。每天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愈发骇人，佛朗哥的军队击溃地中海沿线，一心切断巴塞罗那与瓦伦西亚和马德里的连接。亨克尔飞机无休无止地轰炸着这些城市，直至街道上血流成河。共和军正从所有前线撤退，身后还拖着护送难民的长队。孤儿挤满了医院，他们黑色的双眼早已流干了悲痛的眼泪，眼神只剩下空洞和不安。
那时，下一场大战正以迅猛之势朝我们疾奔而来，而西班牙甚至无法蹒跚着站立起来。我带着万分的绝望和心碎，筋疲力尽，还有虚弱不堪，终于选择了写信给厄尼斯特。我没有将电报发到他基韦斯特的家里，而是发到了邋遢乔，他最爱的海螺共和国[4]酒吧。在那儿一定能找到他，结果的确没错。
“这是最后一次。”他将电话打到圣路易斯时，我对他说，“地狱快要降临了，我们必须在场不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想着一定把他吓着了。我是在吓自己。我准备好了一场论战，但我决不会恳求。
然而他只是说：“到巴塞罗那之后给我个信儿，我来找你。”
我瞬间感到踏实多了，心脏不再剧烈跳动，又能恢复呼吸了。“好。”我对他说，“我会的。”
“玛蒂？”
“怎么了？”
“等这些都结束后，和我一起去古巴吧。我们心系的国家都将接连倒下，一切都不会如初了。”
这些时日里我将自己折磨得虚弱又狼狈，到了这一刻，眼泪轻易涌了出来。“我们说过无法拥有古巴。”
“那是我们逞强假装勇敢，不是吗？问题在于没有你，我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
他的话使我愕然。不消说，我对他也是同样的感受，而且不是一朝一夕了。然而这愿望，这欲望，又有什么意义？他并非在承诺什么，因为他做不到。“眼下想不了太远。”我对他说，“很难相信任何事情有变好的转机。等战争真正降临到所有人身上，那会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糟糕恐怖的事情。你也读到了最近关于希特勒的言论。他比佛朗哥还可怕。”
“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不寄希望于彼此，那就大错特错了。你是我认识的最坚强的女人，在散兵坑里，除了你我还会想要谁做我的同伴？”
强烈的情感使我无言以对。不多时我们挂了电话，我焦躁地点起一支烟，脑海中过着他说的每一个字。古巴。一起。还有什么比这两个词的组合更虚无缥缈？也许是幸福与和平，是未来与身处未来的我们，平安无恙地置身其中。
[4]海螺共和国，即基韦斯特的别称。这里曾因居民单方面宣布从美国独立而成为一个未被承认的“微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