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物之神》中的混杂性、边缘化与越界的政治

文迪特·里德尔

《微物之神》是阿兰达蒂·洛伊创作的一部后殖民英文（post-colonial Anglophone）文学作品。形容词“后殖民”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这部小说或其他体裁的写作超越了本土、地域以及国家的界限，在全球化的情境中，它呈现了殖民化的后果，并且这种后殖民的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J.P.特里帕蒂曾恰如其分地指出：“小说《微物之神》揭露了社会、政治、种族、宗教和基督徒的伪善。”

阿兰达蒂·洛伊所诉诸的“黑暗之心”的隐喻，来自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洛伊说：“在阿耶门连，在这个黑暗之心，我所谈论的并不是白人，而是关于黑暗本身，关于黑暗究竟是何物。”这种黑暗指的是殖民者的征服镇压，以及喀拉拉邦被殖民者的无知与边缘化。

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里，弗朗茨·法农曾指出，殖民主义带有一种先入之见，认为白种人比非白种人具有优越性，这使得被殖民者在自我认同上产生了一种异化和边缘化的感觉。法农断言：“当我开始意识到黑人就是罪的象征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痛恨黑人。但是我又认识到我自己就是一个黑人。这里存在两种冲突的方式。要么我提请其他人不要关注我的肤色，要么我就得让他们意识到肤色的存在。”白色的皮肤成了美丽与纯洁的代表。殖民者的历史、语言、文化与信仰被强加于被殖民者身上，并且被认为是优于本土的土著文化的。

英迪拉·巴特声称：“这部小说主要涉及的就是对卑微之物的暴行，包括童年和少年，妇女、青年与老人，以及贱民。”在玛玛奇、宝宝克加玛和警察身上，这种权力结构得到具体呈现，并确保越界者——阿慕、维鲁沙、瑞海儿和艾斯沙——仍然维持弱势和被边缘化。

外祖父帕帕奇开着一辆普利茅斯汽车，喜欢抽雪茄，拥有一个英国人所应有的一切装备，努力使自己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然而他却仍然支持对女性的压制，对他妻子在生意上的聪敏与成功感到愤恨，并照旧殴打他的妻子和孩子。

小说故事以阿慕为中心，她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饱受父权社会的摧残折磨。由于她的父亲帕帕奇不愿支付学费，她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的哥哥恰克却被送往牛津继续深造。由于阿慕家里无力为别人提亲积攒足够的嫁妆，她感到无比绝望，想逃离暴虐的父亲以及受尽折磨和拷打之苦的母亲。她说服父母让她去拜访住在加尔各答的远房姑妈。为了避免再回到阿耶门连，阿慕嫁给了在茶园做助理工作的一个男人。后来，让她感到极大震惊的是，她发现她的丈夫是个酒鬼，喝醉时会毒打她。为了能继续保有助理的工作，他甚至打算让她沦为他雇主的娼妓。阿慕生下一对双胞胎瑞海儿和艾斯沙之后，就离开丈夫，回到她父母的房子。不幸的是，在那里她再次回到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角色。住在同一屋檐下的还有她的哥哥恰克、玛玛奇和姑妈宝宝克加玛，后者爱上了一个爱尔兰神父慕利冈。恰克的前妻玛格丽特的第二任丈夫在一场事故中死去之后，她也带着女儿苏菲默尔搬回来住了。

阿慕感到自己在阿耶门连并不受欢迎，她向父亲倾吐自己的丈夫是如何想把她卖给他的英籍经理以保全工作，但她的父亲甚至不相信她所说的话。帕帕奇“不相信一个英国人（或任何英国人）会垂涎别人的妻子”。阿慕被双重地边缘化了，因为她同时受到家长制与殖民主义的支配和控制。玛玛奇自己忍受了多年不断的殴打、歧视和侮辱，却非常不满于阿慕的反抗，也不满于阿慕成了一个离过婚的女儿。宝宝克加玛更看不起阿慕，因为她认为“阿慕和一个她（宝宝克加玛）已优雅地接受的命运争吵，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的命运”。宝宝克加玛将阿慕当做替罪羊，以报复那个对她的身体与情感需要漠不关心的社会。她不断给阿慕的生活制造混乱，通过这种方式发泄自己的挫败感。

阿慕和自己的双胞胎在她父母的家里忍辱度日，她也被所有的亲戚藐视。苏珊·弗里德曼注意到：“这个国家抵抗来自边境外的暴力……但同时，在国家内部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却得到赞许或被视若无睹。”

阿慕的哥哥恰克提醒那对双胞胎，他们的母亲没有“法律地位”，没有继承工厂或房屋财产的合法权利。他将“法律地位”一词发错了音，使其听起来就像是一只蚱蜢，这暗示他们的母亲在家里就像是一只寄生虫。最终，阿慕被她的哥哥弄成了赤贫。在这备受痛苦折磨的环境中，阿慕与在腌制厂做木匠的维鲁沙坠入了爱河，但他们的爱情故事也同样在灾难与悲剧性的结局中收场。

如果说阿慕处在边缘的位置，那么她的孩子们就更是如此。在宝宝克加玛的眼里，他们是“半个印度教徒，是杂种，没有一个有自尊的叙利亚正教教徒愿意和他们结婚”。他们所处的弱势地位使阿慕格外要保护他们，虽然她“动不动就责骂”他们，但却“更容易为他们动怒”。虽然阿慕被家人看不起，但有时他们也会畏惧她，因为他们在阿慕身上感觉到了一种“不受驾驭的东西”，“由于这个被他们诅咒的女人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了，所以她可能变得十分危险”。这种恐惧感迫使他们与阿慕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借口以示尊敬之意，尤其是在“收音机播放阿慕喜爱的歌曲的日子里”。瑞海儿对这种“危险”及其“不可预测性”做了如下思考：“这是在她内心与她战斗的东西，一种不能混合的混合——母性的无限温柔和人体炸弹式的不顾一切的愤怒。”这显示了一种对抗的力量，这正是阿慕着意在她身上孕育的；作为一个母亲，阿慕呵护着自己的孩子，但是作为一个个体，她极度渴望挣脱束缚，反抗紧紧裹住她的“自满而井井有条的世界”。

麦克劳德曾恰当地回应过斯皮瓦克：“底层民众也能开口说话，但他们却没有能力让说话者与听众之间形成相互影响的契机。即使妇女说出了一些言语，它们也不能得到公正的理解，这样的事实造成了底层民众处在沉默无声的状态——因此，妇女作为底层无法发声是一种理解的失败，而不是表达的失败。”沉默是一种表面的掩饰，父权社会与种族社会在理解底层民众上表现出的无能在其中得以隐匿。

以维鲁沙为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所处的从属地位与边缘化的命运。作为一个帕拉凡（贱民的称呼），维鲁沙所处的社会依然把他的种姓看做是下等的和不洁的。洛伊以一种委婉的笔墨，描述了维鲁沙在阿慕的梦中出现时的场景：“他没有在沙滩上留下足印，没有在水中留下涟漪，没有在镜中留下映像。”这是昔日贱民在底层社会所处位置的一种反映。玛玛奇给艾斯沙和瑞海儿讲述逝去的往事：“帕拉凡必须拿着扫帚倒着爬，将他们的脚印扫除，如此，属婆罗门阶级的人或叙利亚正教徒就不会因意外踩上他们的脚印，而玷污自己。”

维鲁沙的名字“在马拉亚拉姆语里意味着“白色”，因为他的肤色太黑了”。贱民被认为不配享有基本的人权。他们被禁止进入上层阶级的房舍，禁止走在“公共道路”上，禁止“用衣物遮盖上半身，禁止携带雨伞”。甚至说话时，他们必须用手遮住嘴，不让他们被污染的气息喷向与他们说话的人。维鲁沙是极少数被允许上学的贱民。由于他的乡下人身份，他不得不面对非人的遭遇，因为“倘使他们施加在维鲁沙身上的伤害比预期更严重，那只是因为他们和他之间的任何相似处、任何关系早就被割断了，因为任何暗示他至少就生物学而言是一个同胞的关系，也早就被割断了”。种姓制度在此扮演了殖民主义施暴者的角色。

按照阿尼尔·奈尔的说法，“一切卑微之物被神圣化，可以变成对某些宏大之物的追求”，这是洛伊小说带来的启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维鲁沙除了学习到如何阅读与写作，还越过了几条界线。他变成了训练有素的木匠，而在传统上，一个帕拉凡本应该专注于琐碎的“卑微之物”，如采集棕榈汁或采摘椰子。维鲁沙暗地里还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政治游行与集会。最终，他越过了最大的禁忌，与一个非贱民、一个属上等种姓的女人开始交往。作为一个帕拉凡，维鲁沙逾越了众多的界限，其所处的社会则企图把他牢牢限制在里面。然而在小说中，他仍然是最受压迫的角色之一，尽管他事实上是一个男人。

阿兰达蒂·洛伊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做了区分。小说第三章的标题是“大人物是拉尔田，小人物是蒙巴提”。洛伊用“拉尔田”（“灯笼”之意）这个名字代表精英与上流阶级，而“蒙巴提”（“油烛”之意）代表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小说中，维鲁沙和阿慕属于“蒙巴提”阶层。

那些象征“卑微之物”的孩子们则完完全全是受害者。他们藐视把维鲁沙看成是“帕拉凡”和贱民的一切传统成规，嘲笑他们的神祇——卑微之物的神祇。维鲁沙与他们共享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进而变成了他们世界的一部分。剥削者使弱势者日益边缘化。如一个卖汽水的男人对艾斯沙进行了性剥削，他让艾斯沙感到不安，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齐兰诺注意到，这对双胞胎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下，他们要做出的选择，以及压得他们难以承受的罪恶感，“几乎是自然而然预先设定好的”。他们常常回想起充满创伤的过去，这些经历不断提醒他们所处的边缘化位置。这种回想与认知的契机也迫使小说人物必须承认过去，而这是他宁愿保守的秘密。

霍立克先生是横施淫威的殖民者代表。由于酗酒，阿慕的丈夫几乎要丢掉工作。他只得央求雇主霍立克先生不要解雇他。霍立克先生却欲逞淫欲，建议说，阿慕应被送到他的平房里，接受他的“照顾”。英国人被形象地表现为典型的压迫者。

《微物之神》将“神的国度”（喀拉拉邦）的人们的生活描绘成了邪恶的。小说人物是受害者，他们的生活令人绝望，充满阴郁，失去了光彩。小说突出强调了以下主题，即“他者”的存在造成了孤立与分离，剥削者致使他们最终要越过既定的界限。自然世界贯穿小说叙事始终——花园中的植物，季风性降雨，尤其是河流冲破限制，流经宽阔的地域，慢慢形成了“文明的空间”。同样地，爱情受限于口头表达与难以言说两种规则，在可被接受的范围才会以压抑的方式——“文明对于自然的恐惧、男人对于女人的恐惧、权力对于没有权力的恐惧”——作为一种乱伦关系浮现于这对双胞胎身上。

洛伊隐约描写了“卑微的生命”被“大神”——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含义。人们的命运受到英国殖民者的操纵。“大神咆哮如一阵热风，并且要求服从，然后小神（轻松而自若，隐秘而有限）离开了，失去了感觉，麻木地嘲笑着自己的鲁莽”。许多帕拉凡和普拉亚皈依了基督教，加入英国国教，“以逃避贱民身份的灾难”。诱因之一是，他们可以得到一些食物和钱。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仍然受到歧视。印度独立后，他们无权享受任何政府津贴，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并且不属于任何社会阶级。他们被两个世界撕扯着——一个拒绝他们，另一个还没准备好接受他们。

汤姆斯·马修——披着巡官外衣的殖民者——以警棍轻敲阿慕的胸部，蓄意要羞辱她、恐吓她，显示出帝国统治的霸权。小说将他描写成为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可以找谁的麻烦和不可以找谁的麻烦”。汤姆斯·马修以自己的身份地位为傲，“他有一个非贱民妻子，两个非贱民女儿——纯粹的非贱民后代在她们非贱民的子宫里等待着”。而维鲁沙尽管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当他被指控强奸了阿慕后，却没有得到来自共产党组织的任何保护。警察甚至在没有对整个事实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对维鲁沙宣判了死刑。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身份是通过与他者的差异被建构的”。维鲁沙则因为没有能力对抗殖民霸权，他的身份就被完全消除了。这为那些更加卑微的生命敲响了丧钟。印度被殖民者出卖了，就像维鲁沙被共产党组织欺骗一样。他们变成了替罪羊，怀有偏见、顽固僵化的社会冷酷无情地压垮了他们。

“卑微之物”代表了阿慕和维鲁沙所生活的边缘化世界，服从、压迫、暴力和不公使其蒙上了阴影。宝宝克加玛受过国外教育，但生活在殖民地国家加剧了她自己与别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玛玛奇和阿慕则是国内暴力的受害者。每天晚上，玛玛奇的丈夫拿一只黄铜花瓶殴打她。“以前的婚姻留下的旧的殴打伤痕”使她的生命枯萎下去。阿慕也因自己离过婚而饱受虐待和暴力。她的亲属“握紧她的膝盖，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她”。作为一个结过婚的女儿，她在家里没有地位；作为一个离过婚的女儿，她要被迫放弃自己生活世界里的一些权利。阿慕被双重地边缘化了。“由于被殖民者的性别与地位，殖民地妇女被双重地边缘化”。维鲁沙也被双重边缘化了，因为他既是被殖民的“他者”，同时还是一个“贱民”。

贝尔·胡克斯说，边缘地位“助长了个人反抗的能力”。阿慕违背了父权社会的规则，超越自己所属种姓的界限爱上了一个贱民，就是例子。她还违反社会道德规范，向她的丈夫提出离婚的要求。

阿慕的哥哥恰克有一个解释，鲜明地透露出边缘化结构在他们生命里的混杂状态：“但是我们不能进去，因为我们被锁在外面。”这句话凸显了殖民者的压迫与亲英派的存在给被殖民者造成创伤性经验。恰克声称：“我们是战争的俘虏，我们的梦想被窜改过了。我们不属于任何地方，在汹涌的大海里航行，找不到停泊之处……我们的生命将永远没有足够的重要性。”一方面，恰克很有英国绅士作风，因为他已熟悉英国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比如，以这些价值为衡量标准，他会阻止他的父亲继续殴打母亲。但另一方面，当他猛烈敲打阿慕的房门，要将她驱逐出阿耶门连时，他又退守到一种严格遵循道德戒律的模式中：“滚出我的屋子，免得我折断你身体上的每一根骨头！”

宝宝克加玛和恰克始终处在殖民者的保护伞下，因为他们曾在西方世界接受过教育。然而，他们并无安全感，目空一切，不屑于作为印度人的归属感。恰克的妻子玛格丽特克加玛（“旁观者”）则与本土的印度文化保持了距离。

小说开头，我们得知苏菲默尔死于一场意外的悲剧，她的葬礼被描写得淋漓尽致。瑞海儿和艾斯沙都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们本可以让表姐跟着他们一起在季风季节乘船做冒险的旅行。然而她的死现在微不足道：“政府从来没有负担苏菲默尔的葬礼费用，因为她不是在斑马线上被撞死的。”小说里，“斑马线”象征了一种无孔不人的混杂状态。

混杂性发生于后殖民社会，主要是殖民者有意制定的隔离政策导致的，其中有两种方式，一是殖民主义支配性地霸权侵入、占有和控制被殖民者。二是殖民者强迫原住民接受为他们的压迫而设计的新范式。

瑞海儿引用吉卜林的《丛林故事》中的一句话表达对她母亲阿慕的爱：“我们流着相同的血，你和我。”同时，她的双胞胎哥哥艾斯沙是猫王的热心爱好者，并想要模仿他。这对双胞胎似乎正在建构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新的身份认同。当瑞海儿想要告诉玛玛奇艾斯沙在电影院呕吐一事时，阿慕让她保持沉默。正是这个沉默让瑞海儿意识到自己处在局外人的位置，是一个被驱逐的人，一个女孩，“是半个印度教徒，是杂种”。

他们的叔叔恰克就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讲述的“牛津毕业生”。英语学习被提到首位，父母们要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流利地使用它进行交流。恰克的女儿苏菲默尔是半个英国人和半个印度人。当她从伦敦回到印度后，玛玛奇对她的外孙女能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感到极度不安。这凸显了印度对帝国主义语言与文化的从属地位。堂姐妹之间被人经常比较来比较去，使艾斯沙和瑞海儿感到自卑与愤恨。苏菲默尔“从一开始就被大家所爱”，甚至在她回印度之前就是如此，在她死后，“关于苏菲默尔的记忆渐渐褪逝了，但是失去苏菲默尔这件事却变得鲜明而活生生”。在阿耶门连，她一点也没有被当成混血儿看待，相反，却被看作是一个英国女孩：“大约在早上九点，玛玛奇和宝宝克加玛听到一个消息：在米那夏尔河变宽并接近淤水处的地方，有人发现一具白人小孩的尸体往下游漂浮”。人们一直用“白人”和“英国人”来指称苏菲。她的印度传统则未被提及。比起那对双胞胎，苏菲更为她的那些亲英派的亲戚们所喜爱。只有阿慕对苏菲和玛格丽特持保留态度。苏菲试图调整自己，以让自己与阿慕更为亲近。当他们逃离时，她想和他们在一起；她还通过给他们礼物，想要和他们交朋友。

小说背景设在喀拉拉邦，“两种文明的历史交汇点”。因此，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上，就呈现出混杂的特征。就语言方面而言，《微物之神》就充满了这种混杂性。小说家洛伊是印度人，但却用英语创作小说。然而在阅读小说时，读者经常会碰到一些马拉亚拉姆语（印度西南部沿海居民讲的一种接近泰米尔语的方言）词汇、诗或者歌曲。有些地方会给出相应的英语翻译，但有时径直给读者留下一些用马拉亚拉姆语写的句子。不认识马拉亚拉姆语的读者就不能理解欧南节上划船比赛时所唱歌曲为何意。有的小说人物不会说英语，就无法听懂其他人物的对话。比如，“艾斯沙会复活，站在床上，说：“也有你吗？克朱玛莉亚？——那么倒下吧！艾斯沙！＇然后又死一次。”克朱玛莉亚相信“也有你吗”在英文里是一种猥亵话，所以她一等到适当的机会，就要向玛玛奇抱怨艾斯沙的恶行。不过也有这种情况，小说人物会说英语，但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学会发出一个单词，但是这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举例来说，皮莱的儿子引用莎士比亚的句子说：“留意听我所说的话。”双胞胎艾斯沙和瑞海儿也常常玩弄英语词汇，他们有时会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写英语单词：“他们必须正确地吐出那些字，而且必须特别留意发音。”

阿慕和维鲁沙各自属于不同种姓，他们代表了印度的混杂文化特征。瑞海儿和艾斯沙是半个印度教徒混血儿，没有叙利亚基督徒会考虑与他们结婚。他们越界的行为本身质疑了这种同质性文化的合理性。正如达斯古普塔所说，混杂性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概念，与同质化和停滞性格格不入。她赞同霍米·巴巴的看法，认为这些混杂性的自我认同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占有“第三空间”。弗里德曼觉察到，通过拒绝“嵌入”既定的分类范畴，混杂性能够起到中断、介入、动摇、质问、讽刺、变质、越界等作用。

《微物之神》讲述了悲剧性的大灾难降临到一个家庭的故事，它们是由一系列微不足道的事件积聚而来，最终给小说主人公——异卵双胞胎瑞海儿和艾斯沙，以及他们的母亲阿慕——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影响。小说深入到了卑微与边缘化的小人物的生命内部，他们不愿容忍社会与历史预先为他们设定好的种种角色与限制，最终不经意间造成了自我的毁灭。洛伊用虐待、狂躁和专制暴君的男性形象代表了印度社会中的父权规范，他们扼杀了活在他们身边的女性的希望与生命。阿慕的欲望和与生俱来的天性使她逾越了家庭与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命运。正是凭借阿慕的性格，洛伊对印度社会中精英和有教养的家庭所含有的父权宗法传统给予了批判。

阿慕有一个滥用暴力、脾气暴烈的父亲，一个心怀怨恨、长期受苦的母亲，作为他们的女儿，她根本无法获得自由，因为她既没有机会上大学，她的父亲认为“让一个女孩子上大学是一项不必要的开销”，同时也缺乏“一份适当的嫁妆”。阿慕倍感绝望，想要离开父母的房子，逃离那种生活，这迫使她嫁给了第一个人向她求婚的男人。阿慕相信“任何事情、与任何人在一起，都会比回到阿耶门连好”。然而，阿慕的梦想再次毁灭了，不仅是因为她的丈夫变成了一个“十足酒鬼”，也是因为他后来虐待她和孩子，导致她又回到了阿耶门连，在那里她并“不受欢迎”，因为作为女儿，阿慕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合法权利”。尽管阿慕没有上过大学，或者说缺乏足够机会接触知识世界，但她“只是一只那样的动物”，敢于和她所感觉到的不公平行为进行对抗。阿慕“培养出一种关于不公平行为的崇高观念，以及一种顽固而鲁莽的脾性，那种在终生受到大人物恐吓的小人物生命中所发展出来的癖性”，正是这种癖性让她可以与贱民维鲁沙相爱，从而能够逾越社会习俗和规范，因此也就同时超越了社会和历史强加在人们身上的道德与种姓的限制。

维鲁沙挑战了社会关于种姓制度的信仰，因此也激怒了社会与历史。尽管他的身份是一个贱民，但却不仅受过教育，而且得到训练，成为一个“精通木工的木匠”，引起了腌制厂其他非贱民木匠的嫉妒。结果，玛玛奇付给维鲁沙的工资比她付给非贱民木匠的工资低，虽然她认为维鲁沙的“双手非常灵巧”，如果他不是一个“帕拉凡”，那么他可能成为一个“工程师”。维鲁沙不仅反抗历史与社会早已为他准备的未来，同时他还加入了共产党，一个纳萨尔派分子。维鲁沙的天赋与才干横越了印度社会与历史设置的边界，在那里贱民被看成是无需技能的劳动力，就像维鲁沙的父亲维里亚·巴本，生来就是为非贱民阶层服务的。由于“缺乏犹豫和迟疑”以及“一种不正当的确信”，要知道这些特质在一个帕拉凡身上会被诠释成傲慢，维鲁沙不仅逾越这种社会偏见与壁垒，而且正是这种“确信”使得他与艾斯沙和瑞海儿保持友谊，后来又与阿慕发展了受到社会禁止的关系。

阿慕和维鲁沙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他们共同努力想要对抗这个“自满而井井有条的世界”。维鲁沙和阿慕开始交往时，洛伊对此做了如下描写：

上述引文中，洛伊描写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当阿慕与维鲁沙互相意识到了对方的爱慕时，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被历史的护目镜弄模糊的事物”。阿慕看到她的女儿亲密地和维鲁沙在一起，天真无邪的动作打破了不能触摸帕拉凡的社会禁忌，她有一刻意识到自己羡慕他们两人，这种认识导致“历史乱了脚步，在疏忽时被乘虚而入”。但是当维鲁沙和阿慕互相注视对方时，维鲁沙明白自己对阿慕的欲望会让“历史的恶魔回来要回他们”。恰恰是历史反讽地选择维鲁沙的父亲维里亚·巴本作为“代理人”，他“恐惧”于自己的儿子“触摸”了不该触摸的，甚至还“进入了”，“爱了”，这种恐惧让他主动向玛玛奇揭露阿慕和维鲁沙的隐秘爱情，甚至“愿意杀死自己的儿子，愿意将他碎尸万段”。因此，阿慕和维鲁沙最终为他们的爱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这种爱违背了“历史的计划”。

虽然阿慕与维鲁沙相爱或许已经“使得难以想象的事变成可以想象，使得不可能发生的事真的发生了”，但对大多数当代读者来说，他们的爱情是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合法的。相反，艾斯沙和瑞海儿做爱的场景挑战了社会广泛接受和持有的观念：乱伦禁忌。对艾斯沙和瑞海儿而言，性爱场景及其暧昧景象变成了一种方式，以克服体内“安静而空虚”，分享“可怖的忧伤”，试图变成“在生命开始之前，他们就相识”的人，而不是“在偶然的机会中邂逅的陌生人”。尽管艾斯沙和瑞海儿的性爱场景是一种越界行为，“再度打破了爱的律法，那种规定谁应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的律法”，但对洛伊来说，这也是一种用事实激进地直面读者的方式，即他们所持有的是非观念也是沉浸于历史与社会之中。同时，男性舞者饰演戏剧中的康帝角色（这不像维鲁沙、阿慕或双胞胎），性别越界受到社会赞许，因为这是从男性视野出发扮演女性。

阿慕的家庭痛恨非贱民与贱民之间发生关系，然而他们却怂恿恰克与工厂里的穷女人调情，以满足他“男人的需要”。恰克和阿慕犯了同样的错误后，对阿慕的惩罚更严厉和无情，这种双重的社会标准显露无遗。规则对拉尔田（大人物）和蒙巴提（小人物）是相异的。对一个蒙巴提女性来说就更为悲惨了。正如凯图·卡特拉克所洞察到的：“男人的权力和男人的性爱是合法的；女人的性爱被认为是女人的权力，却必须藉由社会习惯给予控制和束缚住，首先且主要就是限制在婚姻里……女性在社会上被要求将性欲纳入到精神领域里，而把身体、欲望和欢愉的领域置之脑后。”

历史之屋在小说里也处于重要位置，正是在这里，艾斯沙和瑞海儿策划了逃离计划，“因为任何人都可能碰上任何事情”。不幸的是，历史之屋被证明并没有成为这对双胞胎梦想的安全天堂，而只是提供了他们破碎世界的背景，因为这里恰是维鲁沙差点被警察暴打至死的地方。因此，在这里，阿慕、维鲁沙、艾斯沙和瑞海儿的“梦被捕住了，然后重新被做一次”。当恰克给双胞胎解释他们的亲英家族的历史时，他说：“历史就像夜晚中的一栋老房子，一栋灯火通明的老房子，而老祖先在屋里呢喃。”“想要了解历史，”恰克说，“我们必须走进去，倾听他们说的话，必须看看书及墙上的画，必须闻一闻味道。”洛伊用隐喻的方式将恰克的亲英派家族与后殖民的印度连接在一起，按照恰克的说法，后者已经“被锁在外面”，与自己的传统隔开了，“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历史之屋已经为英国人卡利赛普所有，他“已本土化”，因此被认为是英国殖民印度的一个象征。赛普的过去，就像英国的殖民统治一样，也为越界和违法的行为所困扰，因为赛普变成了一个恋童癖者，当他的年轻恋人（一个男孩）的父母从他身边带走他，并送他去学校时，他便朝自己的脑袋开枪了。历史之屋变成了印度历史的象征，在这里，印度人在自己的历史之外“被困住了”，只有“老祖先在屋里呢喃”。印度人已经不能了解那种呢喃，因为“我们的心智被一场战争侵入了，一场我们打赢了，然后又输掉的战争；一场最恶劣的战争；一场捕住梦，然后将这些梦再做一次的战争；一场让我们崇拜征服者，并轻视自己的战争”。恰克所说的战争指的是印度的自由，赢了然而也是输掉的战争，因为全球化的不利影响，由跨国公司所操纵，造成了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殖民化印度。显而易见，历史之屋历经岁月，发生了许多变化。因为当瑞海儿回到阿耶门连，历史之屋已经变成了一个叫做“遗产”的旅馆，“供富有的观光客玩赏的历史”。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曾肯定地说，被压抑的人总是为反思性的怀旧所困扰，因为他们“把任何地方都看成是故乡的不完美的镜像，并努力与灵魂和幽灵共处。”那对双胞胎永远与过去的幽灵生活在一起，由于他们的创伤性记忆，时间似乎冰冻凝固了，就像瑞海儿的玩具手表，上面的时间是画上去的。

苏珊·史丹佛·弗里德曼强调一个事实，这对双胞胎确实进入了历史之屋，并为他们自己做辩护，即“历史之屋并非只归殖民者（国家之外的一个国家）独有；它也是被国家本身所建造和占有，因为在国土边界之内，国家使暴力制度化了。”

虽然阿慕与维鲁沙的故事以悲剧结束，但在洛伊笔下，恰是在小说结尾，通过设置他们的性爱场景，他们反抗的行为，使他们的故事变得完整，充满希望，而不是绝望。小说以明晰直率的意象润色了阿慕和维鲁沙做爱的场景。对性爱的大胆描写也是“卑微”小人物反抗对“大神”的顺从，是社会中的弱势者与被边缘化人群藉由身体行为做出的一种抵抗方式。阿慕和维鲁沙“将信心放在脆弱之上，必须抓住渺小的事物”，这是洛伊用以保持个人对抗“组织、秩序、完全的独占”的一种方式，“伪装成上帝旨意的人类历史”甚至一直延续到结尾。小说总结性的一句话是阿慕和维鲁沙向“明天”起誓，这是洛伊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小说的政治性笼罩在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希望之中。

阿慕、维鲁沙、双胞胎出于生物性的本能，以及违背社会禁忌的欲望，做了一些越界之事。布林达·博斯认为，“小说对越界的性欲进行了有意的合法化”。阿慕与维鲁沙做了越界的事，是他们自由意志的体现，而这来自于肉体的欲望。越界行为也能产生勇气与行动力，作为一种媒介，可以用来反抗社会强加的禁忌与爱的律法，后者规定：“谁应该被爱，和如何被爱，以及可以得到多少爱。”

甚至艾斯沙与瑞海儿之间的乱伦之爱，也是一种抵抗社会惩戒压力的方式。他们的越界行为凸显了混杂性、性别压迫与乱伦等问题。洛伊试图成为无声者的代言人，为生活在阿耶门连被边缘化和被征服的人们说话。

如大卫·庞特所指出的：“乱伦作为整体性的幻想意象，不可能迈向自由与自立的男女关系。因为种姓与帝国主义的整个装置，束缚和禁止向前迈进哪怕一小步。”

阿慕与维鲁沙所做越界之事，造成了一种分裂，消除了种种二元对立的固定界限：国家／个人，宗教／世俗，道德／颓废。维鲁沙象征了“未被倾听的声音”，属于“他者”或被殖民者。越界的行为创造异质文化与认同。每一个边缘化的角色克服了过去的痛楚所造成的负担，通过消除社会禁忌与法则，建构了新的自我认同。因此，越界既是身体的，也是象征性的。小说中，作者用跨过河流的边界刻画了这种象征性。

安娜·弗洛拉认为，阿慕“不合传统的行为跨越了不可原谅的界限，把她的“异卵双胞胎”也引向了堕落之路，使他们处在与她相同的无所凭依和无所着落之地。在此，他们将为自己给社会秩序造成的威胁，受到体系化的爱的律法的惩处”。

某一时刻，阿慕训斥瑞海儿说，她必须学会“分辨“干净＇和“肮脏＇，特别是在这个国家”。这些细微的提醒源于从西方视角看待殖民地遗产，由此出发，他们都是“肮脏的”。萨拜娜·桑尼犀利地指出：“如果说怀疑与困惑依然存在，人们仍然明确表达他们对既存秩序的不满，那是因为殖民意识形态的残留影响激发了人们对“本土精英阶层＇的抨击。”

艾斯沙与瑞海儿的越界行为较为突出，并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如被堂姐苏菲之死所缠绕，而心神不宁。瑞海儿观察到教堂高圆顶的颜色变化，看到一只黑色的小蝙蝠，向读者预示了某种不祥的征兆正暗藏在周围。正是在葬礼上，这对双胞胎知道了“这个世界有将人击碎的其他方式”。

艾斯沙“向来是个安静的孩子，因此，没有人可以准确地指出他是从何时开始不再说话的（哪月、哪日或哪一年）”。他沉默的原因“被隐藏起来，被埋在这个事实的安慰人心的折层深处”。电影院门口卖柠檬饮料的男人对他进行了性暗示，艾斯沙的创伤性经历自此加剧了。作者分别提到“橘子饮料”与“柠檬饮料”，也是象征了艾斯沙所代表的混杂文化。

维鲁沙与阿慕相爱导致的悲剧，警察则认为是咎由自取，并声称：“他们不是在逮捕一个人，而是在驱逐恐惧。”皮莱同志的出卖，以及历史的背叛，将维鲁沙的生命置于毫无意义的境地。维鲁沙被怀疑绑架了孩子，因而被牵连进苏菲默尔的失踪案中。他受到的暴打，提醒他作为一个帕拉凡所处的臣属地位，这是宝宝克加玛一手导演的，在这场戏中早已为他预先设定好了。宝宝克加玛指控维鲁沙试图强奸阿慕，她说服双胞胎，除非他们中一个人“指认”维鲁沙是绑架者，否则他们和阿慕都将坐牢。当艾斯沙对巡官的问题做肯定回答时，“童年蹑手蹑脚地走出去了。沉默溜进来，像一道闪电”。艾斯沙之后再也没有开口说话。然后，宝宝克加玛利用阿慕作为替罪羊，并给恰克洗脑，说阿慕和那对双胞胎因对他女儿的死受到指责。维鲁沙死后，阿慕也死了，这完全是被家庭和社会摒弃的结果。教堂拒绝埋葬阿慕，因为对生活在喀拉拉邦的每个人而言，她是一个污点。阿慕的双胞胎也被看做是非法生育，因为阿慕与孩子父亲跨社群的婚姻并没有得到社会支持。

恰克曾哀悼他们家族的起源：“他们是一个亲英家庭，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在自己的历史之外被困住了，而且由于足迹已经被抹除，所以无法追溯原先的脚步。”这对双胞胎也懂得了“历史如何议定它的条件，并向那些违反其规则者征收它应得之物”。

米那夏尔河的存在象征了越界政治的危险性。这条河流带走了苏菲默尔的生命，给那对双胞胎带来了灭顶之灾。这是阿慕和维鲁沙秘密约会的地方，也是维鲁沙后来觉察到不幸，预见到死神的场所。他们渡过了这条河，象征了他们已经越界。而米那夏尔河同时也有象征性的功能，在这个空间里，维鲁沙“可以自由自在躺在河里，慢慢地随波漂流”，不受社会律令的阻碍。在这个空间里，社会法则不再起作用，米那夏尔河成了一个隐喻意义上的“生命之河”。在河中，维鲁沙还需要考虑一定程度的移动性，但是渡河的行为却是一种应受惩罚的越界行为。当阿慕看到维鲁沙时，她意识到，“当他从黑暗的河流站起来，踏上石级时，她看出他们所站的世界是他的”。在他们做爱的时候，阿慕“宽广而深邃，就像一条泛滥的河流”。在这里，社会法则没有任何力量。

尽管阿慕教育她的孩子该如何举止得体，但她自己却违反了爱的律法。首先，她嫁给了一个拥有不同种姓和信仰的男人——阿慕说马拉亚拉姆语，那个男人则说孟加拉语；阿慕是一个叙利亚基督徒，那个男人则是印度教徒。因此，她的双胞胎被认为是非法生育，并失去了爱的权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没有人真正关爱他们。其次，阿慕打破了种姓禁忌，与一个贱民维鲁沙相爱。他们命中注定的爱情处在深渊中，布满阴影，被人遗忘，以失败告终。凭借越界的行为，阿慕实现了自己的爱情，完成了掌握自我命运的内心理想。她砸碎了男性统治的镣铐，这个锁链曾使她无法选择自己的丈夫，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苏菲默尔死后，艾斯沙和瑞海儿被彼此分开了。艾斯沙被打发走了，和阿慕的前夫生活在一起，而瑞海儿继续待在阿耶门连。二十三年后，他们有机会得以重逢。当他们渐渐成人时，过去如幽灵一样缠绕着他们。他们所深爱的三个人——苏菲默尔、维鲁沙和阿慕——最终死去，这延缓了他们的成长，并给他们的生命造成深刻的分裂。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人互相抚慰，因为一种不安全感已将他们层层裹覆。这些悲剧性的事件预示了这对双胞胎再次相聚与乱伦之恋。他们紧跟着母亲的脚步，做了越界之事，违背所有社会禁忌中最严重的一个：乱伦。艾斯沙被压抑的身体欲望转变为俄狄浦斯情结，爱恋的对象变成瑞海儿，他的同胞妹妹，而不是他的母亲阿慕。

克里斯·简克思在《逾越》一书中解释说：“越界就是超越边界，违反或违背规则，述说甚或赞美律令、法则或习俗。”简克思进而指出，逾越与反对不同，“它包含了一种混杂性，使事物相互渗透，并质疑将事物分裂成不同类别的界限本身”。越界的行为可以让人产生胜利或实现自我的感觉。

瑞海儿与艾斯沙所做的越界之事，凸显了印度与英国之间的“杂交”关系，展示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性，阴谋诡计和相互交往。双胞胎兄妹身体的结合，创造了一种雌雄同体的潜在特征：印度与英国分别代表了一个硬币的两面。杂交不仅意味着互相融合，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一个“变种”，颠覆了传统的规范。

萨拉·阿普斯通认为双胞胎兄妹“通过最私密的空间——他们的身体——来维持自我认同”，从而回到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边缘化空间。因此尽管《微物之神》似乎是一部“让人绝望的小说，但其实存在着乐观主义的元素：小说人物可能无法在国家层面上重新想象自己的生命，但他们延缓颠覆那些表面上“更为卑微”的空间，为那些被排挤的边缘人群提供了有力发声的机会”。

（安于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