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曼纽·贝尼库尔特
在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他卓越的行动主义而引人注目。他不知疲倦地在世界各地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抨击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实施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偏袒富人和权势集团的政策。获奖后不久，斯蒂格利茨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该书因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而受到广泛关注，斯蒂格利茨指责其所谓傲慢的语气和对穷人的苦难缺乏敏感性。斯蒂格利茨还批评了他在克林顿政府的前同事：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斯蒂格利茨认为他是放松银行监管的拥护者，此外，斯蒂格利茨还批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鲁宾之前在高盛工作过，在离开高盛后又回到了另一家华尔街银行。尽管费希尔在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之前一直在公共部门工作，但在辞去副总裁一职后，他也进入私营部门工作，薪水非常高（年薪200万美元）。这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旋转门”的例子让斯蒂格利茨不禁要问：“费希尔是否因为忠实地执行了命令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这个问题引起了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家同行们的愤怒回应，这标志着他成名的开始。在此之前，他只出版过一本针对圈内人士和学术界人士的书，《社会主义向何处去？》（Whither Socialism？）。这本书改编自他1990年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维克塞尔讲座。自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斯蒂格利茨成为多产的经济学家，并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为一般读者出版书籍，其主题与当代时事密切相关，这一点从书名中就能看出来：《关于养老体系的新想法》（New Ideas about Old Age Security，2001），《东亚奇迹再思考》（Rethinking the East Asia Miracle，2001），《让全球化造福全球》（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2006），《看得见的手：我们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Time for a Visible Hand：Les-sons from the 2008 World Financial Crisis，2010），《巨大的鸿沟：不平等的社会和我们能做些什么》（The Great Divide：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2015）。每本书的出版都伴随着世界各地的杂志和报纸的大量文章和采访。
通常，斯蒂格利茨使用的语气既不谨慎也不保守，这与科学家们通常使用的语气相反。的确，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医学奖得主相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成员资格并非无可争议）更倾向于干预媒体和公共辩论。但除了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外，没有人能在行动力与行动主义方面与斯蒂格利茨相提并论。然而，后者更为谨慎，并且不太愿意偏离学术界。
人们可能会认为斯蒂格利茨，一个普通大众眼中的离经叛道者，创造了一系列原创作品，其科学贡献打破了惯例和标准表达。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确立斯蒂格利茨声誉的文章和出版物属于纯理论范畴，而且仍然处于主流经济理论即“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内。斯蒂格利茨与罗伯特·阿克洛夫和迈克尔·斯宾塞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模型，表明“信息不对称”现象（一方拥有另一方不共享的信息）可能是低效分配的根源。这是企业领导人、保险公司、银行家等一直都知道的事情。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和斯宾塞在符合理性选择均衡的前提下，沿着新古典主义的路线证明了这一“结果”，并因此获得了奖励。
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科学奖委员会说，“斯蒂格利茨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与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合著的《作为工人纪律手段的均衡失业》（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一文提出的模型是“现代劳动和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安德鲁·韦斯（Andrew Weiss）合著的论文“在公司金融、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的合作“在金融经济学领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斯蒂格利茨还因“对公共经济学……产业组织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受到赞誉。 2 这使得斯蒂格利茨“可能是信息经济学文献中被引用得最多的研究人员，也可能是更广泛的微观经济学领域中被引用得最多的”。 3
斯蒂格利茨在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工作因此受到了“官方科学”守门人的赞扬。事实上，诺贝尔奖委员会从未将此奖授予一位站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之外的作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和一些计量经济学家可能是例外。斯蒂格利茨获奖后，其论文也成了他曾经在论文中批评过的机构的参考。这些论文中提出的观点帮助他在这些机构中担任了重要职位（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以及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人们不能指责斯蒂格利茨前后不一、改变主意，甚至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偏离了主流范式。事实上，他从未质疑过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尽管他彻底批评了资本主义的偏见。他总是对市场经济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只要市场经济是“有竞争力的”，即不受垄断集团或任何游说集团的行动所造成的压力和扭曲的影响。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与坚持市场和竞争益处的主流经济学有关，同时也强调了阻碍市场和竞争充分发挥作用并实现各种优势的因素。因此，斯蒂格利茨是一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绝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然而，他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惊人的工作能力，这使得他能够涉猎几乎所有的理论领域，并将同样的新古典主义理解格栅（reading grid）应用于其中。
斯蒂格利茨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一个社会问题（失业和种族隔离）非常严重的城市长大的事实，解释了他为什么既循规蹈矩又充满激情。他的学术生涯建筑于正统研究领域之上，同时他一直对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非常敏感，也因此很早就显示出对政治的持久的兴趣。
早期对政治的兴趣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生在距离芝加哥不远的印第安纳州的加里，这是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有大量非裔美国人。这使斯蒂格利茨能够直接体验失业和种族歧视问题。正如他在加里撰写的诺贝尔奖传记中所说：“贫困、歧视和不时出现的失业肯定会让一个好奇的年轻人感到震惊：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4
斯蒂格利茨的家庭也塑造了他，他的家庭：
经常讨论政治问题，并进行激烈的辩论。我母亲的家族是新政时期的民主党人——他们崇拜罗斯福总统；我舅舅尽管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和房地产企业家，但他坚定地支持劳工。另一方面，我的父亲是个小商人，他反复强调自力更生的优点。他担心大企业，重视我们的竞争法。到70年代中期，他已成为一名坚定的民权倡导者。他具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 5
斯蒂格利茨是个聪明的学生，他在艾姆赫斯特学院开始了他的高等教育，这是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受到当时自由派精英的尊重，教授们对世界上的问题持开放态度。用斯蒂格利茨自己的话说：“1960年到1963年在艾姆赫斯特学院度过的三年，是对我的智力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 6
尽管斯蒂格利茨对文学和社会科学很感兴趣，但他的专业是物理。“我们在努力解决分配给我们的难题时，非常享受物理专业学生们之间的友爱。” 7 这使斯蒂格利茨发展了他对数学的兴趣和能力，后来他用数学来处理“重要的社会问题”。
新古典主义潮流中的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有时试图把自己塑造成最先关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某些功能失调的人。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大学，当时数理经济学的支持者们刚刚淘汰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校园里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主义”。肯尼斯·阿罗和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证明了一个纯粹（或完全）竞争经济模型至少有一个解决方案——称为“均衡”，其特征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供求平等——代表了这一阵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学成就。尽管如此，这种说法对斯蒂格利茨来说还是有些夸张。在诺贝尔获奖者自传中他声称：
竞争均衡模型代表了我们读研究生时的主流范式，这似乎表明失业并不存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很容易区分开来，这样经济学家就可以很好地把不平等和贫穷的问题放在一边，因为他们要着手设计更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8
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实际上对资本主义的自发演变有一种凯恩斯式的悲观看法。自称凯恩斯主义者的人在几届美国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在大学里几乎占据垄断地位，尤其是在斯蒂格利茨完成学业的麻省理工学院。很少有人对罗斯福新政（如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期间实施的政策提出异议。1965年，随着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出现，这类政策得到了扩展。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提出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医保体系（比奥巴马总统2010年提出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更加雄心勃勃），但国会只批准了几项修正案（增加弱势群体的福利）。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区分“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也变得普遍起来。前者声称利用凯恩斯的思想构建了经济的整体模型，足以预测各国实施的各种货币、预算或混合政策的影响。微观经济学家们提议回到（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来，正如19世纪晚期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所设想的那样，他们试图从最大化个人福利的个体理性行为中推导出“定律”。这个阵营包括几位具有战时经济规划经验的经济学家，他们渴望在和平时期应用自己开发的数学技巧。对他们来说，阿罗—德布鲁“纯竞争模型”（其研究由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资助）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从定义良好的假设中建立数学定理（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是至少存在一个均衡）。
这些假设在“纯粹竞争模型”的情况下非常受限，模型假设了一个集中式系统，由一个仁慈的人物提出价格，以这些价格面对市场主体的供给和需求，并旨在找到使这些供应和需求实现均衡的价格。这个奇怪的人物被斯蒂格利茨称为“拍卖者”（auctioneer），阿罗和德布鲁称之为“市场参与者”（market participant），瓦尔拉斯称之为“出价者”（price caller），博弈论家称之为“市场玩家”（market player）。然而，由于命运的捉弄，这种不允许个人直接交易的模型，已成为竞争性经济的理想代表。对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竞争性经济意味着贸易去中心化的经济。数学要求是这种矛盾表达的根源。事实上，如果没有集中，就无法定义供求函数（这一理论的基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很难认识到，该模型是以一种相互矛盾的方式提出的。
大多数提倡和发展“纯粹竞争模型”的理论家，如特亚林·科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约翰·希克斯、肯尼斯·阿罗和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这个模型中，他们首先看到了对现实的一种最初的、必然的逼近。然而，这种模型在大学课程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空间。它为微观经济学（即一般均衡）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框架，并成功地开拓了理论经济学的各个分支。由于它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学生和教师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技巧上，而不是集中在理论模型假设的意义或相关性上。因此，纯粹的竞争模型已逐渐——几乎是秘密地、没有任何疑问地——被采用为一种理想的去中心化市场经济的代表。 9
第一代在数理经济学和阿罗—德布鲁模型上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即斯蒂格利茨那一代）迅速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这种不同既体现在意识形态上，也体现在政治上。
一方面，一些人认为纯粹竞争模型（阿罗—德布鲁模型）很好地逼近了现实，或者至少它是我们分析现实的唯一模型。 10 这个阵营的理论家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在宏观经济学上，他们希望宏观经济学能为微观经济学奠定基础。他们激发了经济学的一个极端自由主义分支的形成，称之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它假定市场经济始终处于完全竞争均衡状态，没有（自由）失业，只要国家不干预，资源的分配永远有效。这个阵营以罗伯特·卢卡斯和罗伯特·普雷斯科特（Robert Prescott）（分别于1995年和2004年获得诺贝尔奖）为代表，他们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者，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将他们赶出了美国的许多大学。
另一方面，其他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现实中存在的“缺陷”，阿罗—德布鲁模型只能给出一个非常近似的市场图景。这些缺陷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通常认为，它们是由垄断、工会等因素带来的摩擦或僵化造成的，或者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对既得特权的维护以及寻租造成的。这一倾向中的经济学家通常被称为“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凯恩斯相去甚远，凯恩斯认为市场从本质上就存在失灵。这一倾向是由老一代的保罗·萨缪尔森和詹姆斯·托宾等经济学家、新一代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他们致力于宏观经济，并积极参与制定各种经济政策。
然而斯蒂格利茨也不属于这个阵营。他一直停留在以阿罗—德布鲁传统为特征的微观经济学框架内，并寻找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缺陷”。在斯蒂格利茨看来，这些缺陷与市场的功能无关，而是源于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一致的。
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
经济科学奖委员会认为：“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对市场和信息不对称的分析被认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这三人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现实市场现象的理解，而这些现象是传统新古典主义理论无法完全捕捉到的。” 11
这些现象源于“市场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好的信息”。例如：
借款人比贷款人更了解自己的信用价值；卖方比买方更了解他的汽车质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比股东更了解公司的赢利能力；保险客户比保险公司更了解他们的潜在风险；佃户比地主更了解收割条件和他们自己的劳动投入。 12
如果补充说，“员工比雇主更了解自己工作的质量或强度”，那么可以说，信息不对称几乎涉及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外行人很可能想知道（忽视了这种不对称的）传统新古典主义理论究竟在处理什么。事实上，与委员会所暗示的相反，这一理论排除了市场主体之间的双边关系，代理人被假定只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正如我们所见，市场本身从来没有被恰当地定义过，至少在没有诉诸“拍卖者”或“市场参与者”这样的虚构人物的情况下是这样）。
很明显，公司管理者、地主、保险公司、银行家和所有类型商品的买家，即使不是永远，也早就意识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不对称”。每当存在双边贸易关系时，它们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法律规定或私人合同中规定的担保，保险公司提出的大量合同、担保、免赔额，或银行贷款规定的众多条件，都证明了（至少在实践中）信息不对称现象是众所周知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济理论家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才提出考虑它们的模型，而等了更久到2001年信息不对称才以诺贝尔奖的形式得到官方承认。
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方法论上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因为一个模型要被官方接受，它必须满足新古典主义理论强加的两个条件：首先，个体行为必须表现为目标函数（理性选择）的最大化；其次，模型必须至少有一个均衡（任何人都不应该离开这个均衡），该均衡构成模型的“解”。 13 转到意识形态上，这些模型必须坚持一个普遍的原则，即如果存在“纯粹竞争”，且没有任何缺陷，那么资源的配置就是有效的。阿罗—德布鲁模型仍然是基准。阿克洛夫、斯宾塞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信息不对称均衡模型满足这些条件。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在2001年获得官方承认的原因。
理性和均衡
使斯蒂格利茨获得诺贝尔奖的模型都假设了理性行为，而且至少包括一种均衡，无论考虑的是什么地点、时间和环境。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肯尼亚的佃农分成制合同中，“佃农分成制合同可以被看作是租赁合同和保险合同的结合，在保险合同中，如果作物收成不好，房东会返还一部分租金……我分析了‘均衡佃农合同’”。 14
尽管如此，在肯尼亚的例子中，斯蒂格利茨批评了肯尼亚发展研究所的学者加里·菲尔茨（Gary Fields）提出的模型，认为该模型未能“提供全面的均衡分析”，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他自己的模型，在模型中，“高城市工资吸引了工人，他们愿意冒着失业的风险来获得更高工资的机会”。这是一个简单的关于失业的一般均衡模型，但仍然有一个缺失的部分：你如何解释高工资，它远远超过了最低工资。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工资决定的均衡理论。 15
斯蒂格利茨在后来的模型中发展了这一缺失的理论，该模型关注的是在所有情况下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在职和失业这两者之间在效用上的差别取决于受雇者的工资和失业率。这决定了被解雇的工人可以继续失业的时间间隔。“效率”工资的水平设定得刚好足以让所有工人都不愿意偷懒。该模型的第二个关键发现是，失业总是处于均衡状态：
公司可能会支付高于雇佣劳动力最低要求的工资；我把这种工资称为效率工资。有了效率工资，就可能存在一个均衡的失业水平……如果所有工人都是一样的，所有公司付给工人的工资都一样，那么一个公司支付高工资，所有公司都需要支付高工资。但是，如果一个工人因为偷懒而被解雇，而且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他可以立即找到另一份工作，工资也一样。高工资不会提供任何激励。但如果有失业，那么逃避是有代价的。我们证明了在均衡中必然存在失业：失业是维持工人工作纪律的手段。 16
这种均衡也处于保险人—被保险人关系或贷款人—借款人关系的中心：“保密和信息披露的力量是如何平衡的？出现的这种均衡是什么？”或者：“也许最难的问题是建立均衡模型。重要的是要考虑市场的两个方面——雇主和雇员、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贷款人和借款人。” 17 我们还可以加上“土地所有者和租户，卖家和买家”，以证明均衡的存在并将它描述为全局的一部分。
在所有时间和空间都适用的理解格栅
在他的自传中，斯蒂格利茨解释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注意到：
市场经济似乎被反复出现的失业时期所困扰，并使很大一部分人口陷入贫困。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公司（self-managed firm）的体系引起了我的兴趣……经济学似乎提供了分析这些替代性经济体系的工具。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替代性经济体系如何以及如何很好地处理信息收集、分析和传播的问题，以及如何根据不完全的信息作出决策。 18
同样，“经济学工具”可以用来分析非常不同的情况。比如，佃农分成制合同（可以）被认为是租赁合同+保险合同的组合，如果收成不好，地主会退还一部分租金，因此，土地所有者面临的“激励问题”与“现代企业面临的激励问题是同构的，例如在向管理者提供激励方面”。 19 在肯尼亚（或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之间的收获的分配问题类似（同构）于“现代企业”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
这种分析是普遍的，是通过结合不同类型的市场和合同的方式来应用的，适用于所有特定的情况。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组织可以解释为信贷、劳动力和土地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斯蒂格利茨简单的佃农分成制合同中， 20 合同包括分配份额、固定付款额和地块面积，还有，更一般地，最佳付款结构，而它是与可观测值、投入、过程和产出相关的。由于一个市场的情况会影响到其他市场，即信贷、劳动力和土地市场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我们不能按照标准的完全信息模型所假设的方式进行去中心化。因此，这一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农村组织的基础。 21
因此，“市场”成为斯蒂格利茨模型的一个基本要素。事实上，“市场”这个词对斯蒂格利茨而言有多种含义。例如，他写道：“重要的是要考虑市场的两个方面——雇主和雇员、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贷款人和借款人。”“市场”一词用来指两个人之间直接的双边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双方“达成了一个市场”。
这种关系通常有一个不确定的结果，因为有无数的方法来分享这种交换所产生的收益。为了抑制这种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模型假设存在“市场”，市场代表着社会其他成员所持有的“竞争压力”。这种假设能够抑制二元关系的不确定性，并证明均衡的存在。形式化模型中的情形几乎总是一样，“市场”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集中的组织形式，其中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所做的事是给定的，除了与他有直接双边关系的人（雇员、被保险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模型（例如一个信息不对称的考察雇主和雇员关系的模型）和完全竞争模型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而完全竞争模型的均衡总是可以作为一个基准。
失业和“偷懒”
斯蒂格利茨和卡尔·夏皮罗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作为工人纪律手段的均衡失业》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雇主和雇员的最佳行为导致了均衡失业”。 22 对这个模型进行更详细的研究，而不涉及数学上的细节（在这里没有任何兴趣），可以使我们了解它后来所起的作用。
在论文的开头，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解释了“研究结果背后的直觉”。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竞争范式下，所有工人都能拿到市场工资，而且没有失业，对工作偷懒的工人来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他被解雇了。然而，由于他可以立即被重新雇用，他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而受到惩罚。在监管不完善和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人们会选择偷懒。 23
因此，该模型的前提是，“如果工人按照他的工作习惯努力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偷懒，他将获得工资，并将保留他的工作，直到外部因素导致失业”。 24 市场在发挥作用，并且所有那些目标是以“竞争”工资（w）水平正常工作的工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就业是充分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
不幸的是，有些工人会“偷懒”。为了阻止他们偷懒，必须惩罚他们：当工人偷懒无法被有效地发现时，如果工人们知道，一旦偷懒被发现，他们将得到足够严重的惩罚，使偷懒变得不值得，那么他们就会付出努力。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的惩罚是解雇：被解雇的工人在找到另一份工作之前会在失业人群中待上一段时间。如果在职和失业的效用之差足够大，工人们就不会偷懒。
我们可以先在这里停一下。每个人都明白，被解雇所带来的麻烦越严重，工人就越不会去“偷懒”。但是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的优点，至少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是围绕这一观点建立了一个故事。正如他们所说：“这篇论文的一个关键贡献是，被解雇这种惩罚是内生的，因为它取决于均衡失业率。” 25
游戏的规则是要证明这个模型具有一个与理性行为相关联的均衡解。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设置一定数量的要素，使工人和企业能够确定将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感或最大利润的行为（即理性选择）。因此，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假定，“一个工人被抓住偷懒的概率是q”、“在处于失业状态时找到工作的概率是a”，“失业津贴”是明确而且被所有人熟知的。 26 用技术术语来说，它们是外生参数。
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每个工人计算他的效用期望：各种可能情况下所提供的效用的加权（根据它们的概率）总和。例如，如果失业津贴和工资之间的差距很小，工人更倾向于偷懒。相反，如果这个差距很大，他会被劝阻不要偷懒。该公司还将计算工人的预期收益，这取决于失业者的预期效用：“决定个体企业行为的关键市场变量是失业工人的预期效用。” 27
在这些条件下，“当每一家公司，考虑到其他公司的工资和就业水平，发现最好还是提供现有水平的工资而不是不同的工资时，就会出现均衡”。 28 如果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信息不“完全”，那应该是在不同公司之间，因为每家公司都知道别人定的价格，而且他们认为这些价格是给定的。 29 有了给定的价格和“拍卖者”，我们离“传统竞争范式”不远了，但我们离肯尼亚或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很远。
这些模型是如何使用的
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型（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型）扮演着寓言的角色，寓言应该阐释一个道理，帮助证明这种或那种经济政策的合理性。 30 在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关于失业的文章中，给出了几个后果和教训。第一个是“失业福利（和其他福利）增加了失业率”，这并非完全原创。这里唯一改变的是激励的类型。传统的激励被上升的偷懒激励所取代。在这两种情况下，失业都是由工人的行为造成的。 31
根据模型参数的值，人们可以对所采用的策略类型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例如，如果员工厌恶风险，这“可能为强制性最低福利水平提供了一个理由”。 32 在企业“可以选择监测强度”（“内生监测”）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对企业征税，因为社会在监测（监督）上节约资源所获得的收益“远超过减少失业的损失”。 33 同样，如果企业可以选择工人流动率（“内生流动”），那么国家也应该向企业征税，“因为工人流动率影响失业人群的就业率，因此它影响其他企业的‘不偷懒限制’”。 34
正如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所观察到的，根据“具体情况”，“政府有干预的余地，无论是失业津贴，还是监控和工人流动方面的税收或补贴，如果设计得当，这种干预可能会引起帕累托改进。” 35 政府有责任认识到这些情况，并选择用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杠杆：举例来说，它并不等同于降低失业津贴，或提高在监控或工人流动方面的税收。国家没有义务把自己限制在“帕累托改进”的情况下。因此，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观察到，在他们的模型中，对利润征税，并将所得款项用于加薪，会引发（均衡）失业率下降，从而增加全球收入。集体福利增加了，但是以牺牲私人所有者为代价的（因此没有“帕累托改进”）。这一政策具有再分配效应，一个国家必须认可（或不可）。
在肯尼亚或其他地方，关于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或者关于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关于贷款者和借款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每一次双边关系出现欺骗问题，都需要通过惩罚来限制。监控这种惩罚是有代价的。每一次，信息不对称都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或通过国家的税收或补贴制度的直接干预加以改善。将主体的异质性（例如，保险，可能处于“高”或“低”风险）纳入考虑，使我们能够区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等现象，这是保险公司所熟知的，这可能使资源的配置特别低效，并需要多种形式的“场外”干预。
斯蒂格利茨尤其以他对金融的分析和立场而闻名。金融的目的是风险共担，这些风险可以由不同的当事人进行不同的评估。因此，信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知情的人比不知情的人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36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还在于，比如由于有一系列破产的风险，那么整个体系各个部分能否存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遵守同样的法律，而这些法律的严格程度可能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场放松监管的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任内，并在20世纪90年代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期间抬头。学术界通过所谓的金融市场“有效”理论为其奠定了基础。有效市场理论的倡导者是尤金·法玛（Eugene Fama），他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 37 这一理论可以用现在经济学家中臭名昭著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市场，其价格在任何时候都能“充分反映”可用信息，那么它是“有效的”。 38
1980年，格罗斯曼和斯蒂格利茨在一篇名为《论信息有效市场的不可能性》（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的文章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作者从一个琐碎的观察开始：为了让价格反映信息（比如，一个公司的良好或不好的经营状况），必须至少有一个人在寻找这些信息。但是，由于这是昂贵的，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等待其他人进行搜索，并通过自己的行为（例如，通过买卖该公司的股票）来揭示信息。如果每个人都做同样的计算，就没有人会去寻找信息，价格就不会反映信息，资源配置就会效率低下。
经济学家将此称为“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因此，他们重视并尊重两位经济学家，他们玩了这个游戏，并提出了一个模型，其悖论源自他们自己的一个定理。这个模型用数学语言精确地表达了价格“将信息从知情者传递给不知情者”的观点。它特别假定“知情人士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信息对证券的价格进行了上调或下调”，并假定“价格体系公开了知情人士获得的信息”。然而，“一般来说，它做得并不完美”，均衡由此产生。格罗斯曼和斯蒂格利茨认为，这又相当“幸运”，因为如果信息能够通过价格完美地传递，均衡就不存在了。 39
这一模型有助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间、自由放任主义支持者与更加干涉主义的“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辩论。论证的力量在于，斯蒂格利茨和格罗斯曼站在敌人，即20世纪80年代反凯恩斯主义者的领袖罗伯特·卢卡斯的立场上，仅仅通过增加一个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假设，即搜索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40 尽管“这个模型是最简单的一个模型，它把价格在信息从知情者传递给不知情者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达得非常清晰”，但由于它包含了大量数学运算，因此很难解读。主要结论就是一个表述极其模糊的定理，该定理表明，均衡证券价格是存在的，存在的条件是证券“不包含关于θ的信息”，这里θ是一个参数，其价值只有“知情者”才知道。 41 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来表达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
尽管这种批评强调了有效市场假说的不连贯性，但它仍然出现在教科书中，被众多学术刊物所讨论。尽管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它毫无意义，但它仍然是许多实证“检验”的对象。 42
斯蒂格利茨悖论
尽管斯蒂格利茨的诺贝尔演讲题目是《经济学中的信息经济学与范式变革》（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但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却很难看到范式的变化。这些著作都坚持了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并尊重其核心的“理性行为均衡”。尽管斯蒂格利茨发表了上述声明，但他似乎无法完全背离“纯粹竞争均衡”的基准。他似乎不害怕个人矛盾。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写道，阿罗-德布鲁模型不仅假设存在“一位拍卖者在市场达到出清水平之前一直在喊价”，而且假设“存在一整套市场……不仅今天的商品和服务在其中交易，而且未来的商品和服务也在其中交易”。 43 换句话说，拍卖者在经济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负责定价并集中市场主体的供给和需求。 44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斯蒂格利茨在几页后写道：“这些结果对经济理论和新古典主义（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所设想的去中心化的可行性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45 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没有提到拍卖者，也没有提到全套市场的假设。他甚至说：“竞争模型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得到的预测虽然不完美，但与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情况非常吻合。” 46 这本书的主要理论部分论述了“竞争模型”及其后果。同样，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第十二章中提出的“试探性建议”中，“关于竞争的核心重要性”是第一个。他的话总是受到阿罗-德布鲁模型及其“有效”均衡的影响。在斯蒂格利茨的众多公开言论中，与“垄断部门”及其“租金”的“竞争”这一主题反复出现。然而，他的目标不是要挑战与之相关的“竞争模型”和“市场效率”概念，而是要展示它们的“局限性”。正如他在最近（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所说：“那些指出市场局限性的人经常被攻击为反市场、反对资本主义或支持大政府的。那是对这一观点的错误描述……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些市场更好地运转，为了支持而不是破坏市场体系。” 47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蒂格利茨没有表现出任何独创性：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有“局限性”，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以尝试压制这些局限性或减轻其负面影响。的确，斯蒂格利茨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系统地研究了这些局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成为主流学界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作者之一。但与此同时，斯蒂格利茨是一种反叛者，他反复谴责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这就是他受欢迎的原因，或许也是他在一本关于伟大经济思想家的书中出现的原因——但这与他的学术著作相去甚远。
斯蒂格利茨强烈谴责银行和金融机构、大型制药公司以及从政界人士开始在各个层面采取行动的游说团体。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市场，而在于他所谓的“伪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回答”中看出。皮凯蒂是另一位对不平等持批评态度的人，尽管他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远没有那么乐观：
我们一直在观察的现象——即便财富在增加，但工资停滞且不平等加剧——并没有反映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而是反映了我所说的“伪资本主义”。问题可能不在于市场应该如何运作，而在于我们的政治体系。我们的政治体系未能确保市场的竞争性，并制定了维持扭曲市场的规则，在这种扭曲的市场中，（不幸的是）企业和富人可以剥削其他所有人……皮凯蒂对不平等程度将进一步加剧的预测并没有反映出经济的必然规律。 48
斯蒂格利茨坚信，如果市场受到监管，如果游戏规则是通过政治进程建立起来的，如果国家通过干预来控制不完善之处，资本主义应该会得出其他的整体结果，而不是像目前观察到的结果这样。与其他许多新古典主义同行不同，斯蒂格利茨支持明确的政治措施，以减少或控制不平等，不管是在全球化的层面还是在美国一国。例如，他最近说：
简单的变化——包括更高的资本收益和继承税、更大的支出、扩大受教育的机会、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限制高管薪酬的企业治理改革、控制银行利用社会其他部门能力的金融监管——将显著减少不平等，增加机会平等。如果我们制定正确的游戏规则，我们甚至有可能恢复20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快速且共同的经济增长。 49
尽管斯蒂格利茨积极参与公开辩论，并阐明了一些国际和国内经济问题，但他的理论论文揭示了一个模型的“不完善之处”，这个模型既不代表任何现有的经济，也不构成去中心化的市场经济所期待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