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记事起,我就一直想要成为一名黑帮成员。对我来说,成为一名黑帮成员,要比成为美国总统更棒。
亨利·希尔(Henry Hill)在马丁·斯科塞斯的《好家伙》的开场中如是说。这是一部讲述纽约黑帮交易与集团犯罪文化的电影。他对他自己故事的叙述——随后他的妻子也加入了进来,叙述了她自己的——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关键。这并不是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而是一部对某种生活方式追思的主观视角电影。“他们是一群蓝领伙计,”希尔的妻子解释道,“他们唯一能够挣到外快——真正的外快——的方式,就是出去找一些捷径。”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令人陶醉。“如果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只管拿,”亨利说,“如果某人胆敢抱怨第二次,我们就会把他们揍得满地找牙。相信我,他们就不会再抱怨了。”
在这部电影的尾声,亨利(雷·利奥塔[Ray Liotta]饰)依然怀念着往日时光。他已经一贫如洗,他的大部分朋友都死了,最好的朋友准备杀他,但是在受到联邦证人保护计划 [1] 保护之后,他依然喋喋不休。“我们曾经受到过像电影动作明星那样的对待,”他回想到,“如今,一切都不同了。我和他人一样无所事事,碌碌无为。”
特权阶层的不劳而获是《好家伙》的核心。电影开篇有一个场景,介绍了亨利的伙伴吉米·康维(Jimmy Conway,罗伯特·德尼罗饰),他以神采奕奕、庄重谦逊的形象出现在镜头之中。他的肢体语言在说:“请别鼓掌。”亨利的另一个同伴是汤米·德维托(Tommy DeVito,乔·佩西[Joe Pesci]饰),他因不懂适可而止、滥用权力而犯下了错误。他是电影史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棒的例子之一,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位正式的黑手党成员,当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已经为时已晚,他说了“哦,不”,随即便被子弹射中头部。他从没学会放下心来享受特权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他总是想要处处占得上风。
《好家伙》开篇的场景拍的是亨利·希尔,他为布鲁克林当地的犯罪团伙跑腿,这群暴徒将总部设在他家街道正对面的一个出租车库。(有一个镜头拍的是亨利透过窗户往外望,它反映了斯科塞斯在曼哈顿的小意大利[Little Italy]街区的童年回忆。接下来的一段场景使用了微妙的慢动作特写镜头,拍摄了匪徒的鞋、领带、头发、戒指和雪茄。)在一部因暴力的猝不及防突然出现而闻名的电影中,影片最令人感到震惊的一幕是亨利由于没有去上学,而被父亲扇了一巴掌。他由于青少年时期的职业选择,不得不在家“挨几顿揍”,亨利回忆道,但是这种代价是值得的。暴力犹如每一个场景之下的鼓点。
亨利对其新工作的喜爱是显而易见的。他卖掉了从汽车行李箱中偷来的香烟,烧了一个车场,有足够的小费可供在二十一点纸牌游戏中挥霍施舍。在这部电影最著名的一个镜头中,他带着他未来的妻子凯伦(Karen,洛南·布雷科[Lorraine Bracco]饰)去了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夜总会。在他们面前排着一条长队,但是他护送着她穿过马路,走下楼梯,经过服务通道,穿过厨房,然后走进表演大厅,他们的椅子当即就被摆在舞台的正前方。这个一气呵成的镜头持续了184秒,它不仅说明摄影师身怀绝技,而且还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显示出整个世界是如何看似毫不费力地展现在年轻的亨利·希尔面前的。
片中还有另一个非常长的镜头:亨利向我们介绍了他的黑帮同伴。亨利领着摄影机穿过了一个拥挤的俱乐部,叫出每一位角色的名字,这位角色或向摄影机点头示意,或对亨利说一番话。有时摄影机好像是在跟随亨利,但是在另一些时候,它好像是代表他本人的第一人称视角。有时他在和他们交谈,有时又是在向我们讲话。这种拍摄技法暗示着我们也身处这个故事之中。本片获得六项奥斯卡奖提名,摄像师迈克尔·包豪斯(Michael Ballhaus)并不位列其中。但是他是本片的核心创作者之一。他遵循着斯科塞斯的标志性风格,几乎没有让自己的镜头停下来过。镜头始终在运动着,哪怕很轻微。一个运动的镜头使我们成为积极的窥视者,而非消极的观察者。
由尼古拉斯·派勒吉(Nicholas Pileggi)和斯科塞斯所写的剧本,改编自派勒吉所写的关于希尔的一本书《盗亦有道:一个“精明仔”的黑帮生涯》(Wiseguy:Life in a Mafia Family )。剧本可能同样也来自于斯科塞斯本人关于小意大利区的回忆。它讲述了一个由保罗·西塞罗(Paul Cicero,保罗·索维诺[Paul Sorvino]饰)领导的黑帮家族,此人从不在电话里面讲事情,不喜欢群体交流,不赞成毒品交易(因为判罚的代价太高了),当他命令亨利回到妻子所在的家中时,那口吻听起来像是一位教区牧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抛弃他的情妇,影片里的所有人好像都既有妻子又有情妇,都淹没于偷来的格调出奇低俗的物品中。
《好家伙》非同寻常地用大把时间来拍摄女性,这在黑帮电影中通常是看不到的。凯伦·希尔(Karen Hill)叙述了她自己的故事,她承认自己为亨利的权势和名声所吸引。在她告诉亨利那位住在她家对面的家伙企图袭击自己时,亨利用枪柄打了他,然后把枪交给她,让她藏起来。她告诉我们:“我知道有些女人,比如我最好的朋友们,会在男友把枪给她们,让她们藏起来的时候就马上和他分手。但是我不会。老实说这让我兴奋。”我们有理由相信《黑道家族》(The Sopranos ,1999—2007)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好家伙》中的旁白,尤其是其中凯伦的叙述。
隐藏在暴力之下的,是一个关于财富野心的故事。亨利和凯伦的家庭出身,使得他们不容易开上凯迪拉克,到拉斯维加斯度假,穿裘皮大衣。她为他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辩护:“它完全不像是犯罪。它更像是亨利正在经商,他和这些家伙们正忙于挣钱,而其他人则是光坐着等待别人的施舍。”
这个故事的弧线随着亨利在黑帮之中向上爬而上升,然后随着他被判有罪成为阶下囚而下降,最后背叛了组织。起初,黑帮好像一下子打开了他的生活,但是随后,在他开始售卖毒品之后,噩梦开始笼罩。影片开始阶段的场景赞美着他的权力和影响,镜头风格舒展自如,泰然自若。而在影片的最后,在一段聚焦于一天的疯狂场景中,影像风格变得仓促匆忙,支离破碎,他为家庭与犯罪任务在街区奔走着,同时一架直升飞机好像一直在他的头顶盘旋着。
除了上述手法外,斯科塞斯还将他的热情倾注在了素材上。这部电影就好像一位胸有成竹的说书人一样,有一股一往无前的冲劲。斯科塞斯的镜头宠爱着这群家伙,关注着他们鞋上的闪光和服装款式。在他们计划着盗窃著名的汉莎航空时,他让他们在一个紧凑的三人镜头中低声说话。他们低着头,紧紧靠在一起,因自己如此有种而激动不已。你可以看到对他们而言,盗窃是多么有乐趣的一件事。
用暴力来打断对话是这部电影的惯用技法。有时候是虚惊一场,例如在佩西那个著名的餐馆场景中,汤米想要知道亨利说他“有趣”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时刻则会突然涌现出非常黑帮文化的东西来:例如汤米朝一位小子的脚上开了一枪,随后杀了他;又比如一个人在酒吧中的玩笑话招致野蛮的殴打。这种渗入角色们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贯穿影片始终。汤米、亨利与吉米把车停在吉米母亲家的旁边,进去取一把刀,车的后备箱中装着一具尸体,在凌晨三点,母亲坚持要他们坐下来吃饭。
斯科塞斯在这部电影中似乎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华。这部电影在奥斯卡奖最佳影片评选中被《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 ,1990)所击败。但是在2002年11月由《视与听》杂志所发起的投票中,它被评为最近二十五年的最佳电影第四位(仅次于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1979],斯科塞斯的《愤怒的公牛》与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 ,1982])。这是一次对集团犯罪的控诉,但是它并不是事不关己、高高在上地站在道德立场上进行的控诉。它解释了对于一位小时候经常挨打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犯罪的吸引力有多大。他并不讨厌权力,而是羡慕它。亨利在电影开场向我们说话时的声调,就像是一位陷入热恋的小孩:“对我而言,这意味着成为一个满是无名小卒的街区的大人物。他们不像别人。我的意思是,他们随心所欲。他们把车并排停在一个消防栓前面,却从来不会被开罚单。在夏日,他们通宵达旦地玩着纸牌,也不会有人敢把警察叫过来。”
[1] 联邦证人保护计划(United States Federal 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美国联邦政府所实施的一项旨在保护证人出庭作证后不受到人身伤害(由作证引起)的政策。由于其执行办公室名马歇尔办公室,因而它被称为“马歇尔项目”。也由于受保护的证人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秘密更改身份隐居,从此从人间“一夜蒸发”,因此也被称为“蒸发密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