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的劳伦斯

阿拉伯的劳伦斯

Lawrence of Arabia, 1962

拍摄《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个大胆而疯狂的天才之举，哪怕仅仅有这么一个念头也足以令人咋舌。影片上映数年之后，影片主演之一奥马尔·沙里夫（Omar Sharif）说：“如果你是投资人，有人跑来对你说他想拍一部长达四个小时的电影，没有明星、没有女人、没有爱情故事、也没有多少动作场面，而且他想花一大笔钱在沙漠里拍摄——你会说什么？”

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首先来源于想象。《劳伦斯》的故事基础既不是狂暴的战争场面也不是廉价的煽情戏码，而是大卫·里恩（David Lean）的想象力。他的脑海中有这样一幅画面：茫茫沙漠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小点，逐渐变大，成了一个人。他首先要知道这幅画面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感受，才能确定这个计划是否有可能成功。

影片主角——性格古怪的英国军人兼作家T.E.劳伦斯在一次穿越沙漠的自杀式远征中历经了九死一生，眼看就要到达有水源的栖息地了，此时他忽然发现一个朋友落在了后面，于是立刻掉头回去救人。这段情节引出了下面的镜头：沙漠中闪着微光的热浪仿佛极不情愿地吐出了一个小点，那个小点越来越大，成了一个人的形状。镜头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渐渐看出了那个小小的轮廓。这一段在电视上看毫无效果，因为屏幕太小，什么也看不清。但在电影院里，面对着七十毫米胶片那咄咄逼人的清晰画面，我们不由自主地伸直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努力从滚滚热浪中分辨出最微小的细节，一瞬间，我们仿佛在某种程度上亲身体验到了沙漠的广阔与无情。

正是因为里恩能够在脑海中描绘出这组镜头，所以他才能预见为什么这部影片会获得成功。尽管《阿拉伯的劳伦斯》同时具备传记片与冒险片的元素，但却不是一部简单的传记片或冒险片。这部影片以沙漠为舞台，展示了一个性格乖僻、不甘平凡的男人光辉夺目的一生。不可否认，劳伦斯在1914至1917年英国对土耳其的战役中为把各个沙漠部族拉拢到英国一方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影片也暗示我们，劳伦斯出生入死不完全出于爱国精神，更是出于对英国传统社会的反抗，正是这种反抗情绪促使他选择了阿拉伯人那荒凉野蛮而又富于戏剧性的生活。除此之外，影片也暗示了他有受虐倾向。

T.E.劳伦斯恐怕是电影史上最古怪的史诗片英雄。为表现这个角色，里恩起用了一个古怪的演员——彼德·奥图（Peter O'Toole）。奥图的面孔很漂亮，身体却像竹竿一样又瘦又长，举止有些笨拙，说话的腔调介于自得其乐与傲慢无礼之间。他要扮演的角色很难处理，尽管许多人都相信劳伦斯是同性恋，但在1962年，一部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史诗大片（epic）是不能公开表现同性恋情节的。然而，里恩与剧本作者罗伯特·鲍特（Robert Bolt）并未轻易让步，他们没有把劳伦斯改写成一位司空见惯的动作片英雄，而是留下了大量的线索供有心人寻找。

里恩与鲍特充分发挥奥图独特的谈吐举止，创造了一个既疯狂又伟大的人物，远远不同于通常的军中英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阿拉伯人不顾死活地跟随他穿越沙漠。片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奥图身披一袭沙漠酋长穿的白袍，在截获的土耳其火车车顶上跳起了庆祝胜利的舞蹈，白衣随风飘扬，仿佛一组时尚大片。这古怪的一幕简直就是在彰显典型的男同性恋形象，而片中其他人物却对此视若无睹；同样，劳伦斯身边那两个来自沙漠的顽皮少年似乎也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

里恩、鲍特与奥图共同创造了一个在性取向与为人处世方面都不同于寻常的男人，但他们既没有给这个角色打上任何标签，也没有对他评头论足，仅仅展现了他的本来面目。这样一个男人能将四分五裂的沙漠部族联合在一起击败土耳其人吗？劳伦斯做到了。然而，影片表明劳伦斯的成功有一部分靠的是弄虚作假，一位美国记者（阿瑟·肯尼迪[Arthur Kennedy]饰）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位记者的原型显然是洛维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此人一手打造了劳伦斯的传奇故事，并将这个故事兜售给了英文媒体界。在影片中，美国记者承认自己在寻找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英雄，而劳伦斯十分乐意扮演这个角色，只有这样他才能完成他的事业，而一个普通的军中英雄太过渺小，配不上如此恢弘的画卷。

作为一部长达216分钟、中场休息时间另计的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节奏从容，没有紧锣密鼓的情节。整部影片如同一篇行距宽松、字迹整洁的文章，一场场战役条理清晰，绝无逻辑混乱之嫌。在影片中，劳伦斯能够联合各个沙漠部落有如下原因：1，他显而易见是个外来者，因此他根本无法理解阿拉伯部族之间自古流传下来的世仇，更不会偏袒任何一方；2，他让阿拉伯人看到，与土耳其人开战对他们自己有利。劳伦斯先后联合了阿里酋长（奥马尔·沙里夫饰）、费萨尔亲王（亚利克·基尼斯[Alec Guinness]饰）、奥达·阿布·塔伊（安东尼·奎因饰）等沙漠部落首领，既是因为他能赢得对方的尊重，也是因为他能顺应对方的心思。鲍特把劳伦斯与阿拉伯人的对话写得很简洁，有时不过寥寥数语，听起来就像诗歌一样。

我注意到，人们提起《阿拉伯的劳伦斯》时很少谈到具体情节，他们往往两眼放光，仿佛在回忆一整段经历，但却无法付诸言辞。尽管《阿拉伯的劳伦斯》和里恩之前拍摄的《桂河大桥》（Bridge on the River Kwai，1957）、之后拍摄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7）一样，都属于传统叙事影片，但从本质上来说《劳伦斯》更加接近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爱森斯坦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1938）等视觉史诗片。《劳伦斯》是一幕壮观的景象、一次难忘的经历，它所表达的东西只能用眼睛去看、用身心去感受，却无法用语言述说。这部影片没有复杂的情节和大量的对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其魅力的来源；我们永远记得那一条条寂静、空旷的道路，记得划过沙漠上空的太阳，记得风在沙上吹起的错综复杂的波纹。

尽管《阿拉伯的劳伦斯》曾获196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但要不是电影修复专家罗伯特·A. 哈里斯（Robert A. Harris）和吉姆·平顿（Jim Painten）及时挽救，这部电影恐怕已经失落了。哈里斯与平顿在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劳伦斯》的原始负片，其中包括发行时剪掉的35分钟片段。他们把胶片从扭曲变形、锈迹斑斑的胶片盒里取出来重新整理好，并一帧一帧地修复了快要变成碎片的部分（哈里斯后来寄给我一个挤烂的胶片盒，证明好莱坞对其宝贵遗产是多么漫不经心）。

只有在影院看《阿拉伯的劳伦斯》才能充分欣赏弗雷迪·杨（Freddie Young）的摄影。尽管沙漠中高温灼人、风沙漫天，每一架摄影机里都灌进了沙子，但杨仍然拍出了令人震撼的画面。《阿拉伯的劳伦斯》是最后几部真正用70毫米胶片拍摄的影片之一，后来的70毫米电影往往是从35毫米负片放大而成的。在那个年代，里恩、库布里克、科波拉、塔可夫斯基、黑泽明和斯通等电影人普遍有一种冲破极限的渴求，他们往往会提出一个宏大的想法，并厚颜无耻地把这个想法强加给胆小的制片厂负责人。近年来，史诗片已经成了大成本B级片的同义词，但看了《阿拉伯的劳伦斯》你就会明白，“史诗片”这个词指的不是大成本、大制作，而是大想法、大视野。沃纳·赫尔佐格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耗资还不及《珍珠港》的餐饮费，但《阿基尔》是一部史诗片，而《珍珠港》不是。

《劳伦斯》于1989年重新发行了辉煌的70毫米胶片版，如今却又不得不挤在小小的影碟盒子里，就像一个高个子屈身于一间低矮的房间之中。你可以通过观看录像了解影片的大概情节并略略体会其伟大之处，但要真正感受里恩这部巨作就必须设法看到大银幕放映的70毫米胶片版。对于一个电影爱好者而言，这是一生中必做的几件事之一。

（殷宴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