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生活

甜蜜的生活

La Dolce Vita, 1960

有理论认为，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分列了人类的七宗大罪，场景包括罗马的七座山峰，时间跨越七个夜晚、七个黎明。我没有考证过这个说法，因为这样做只会把电影简化成字谜游戏。我宁可把这部影片看做一则警世寓言，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内心空虚的男人的故事。

1959年，费里尼在罗马的威尼托大街（Via Veneto）上拍摄了《甜蜜的生活》，这条大街以夜总会、路边咖啡馆和夜间游行而著称。影片男主角马赛罗是一位八卦专栏作家，专门记录破落贵族、二线影星、上了年纪的花花公子和商界女强人的“甜蜜的生活”。扮演这个角色的是马塞罗·马斯托依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如今斯人已去，回顾他的一生，不难发现马赛罗是他最有代表性的角色。演员马赛罗和片中人马赛罗融合在一起，塑造出一个英俊、倦怠、绝望的男人，他虽然梦想着有朝一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但却始终在一个个空虚的夜晚与孤独的黎明之间徘徊，无法自拔。

影片随着马赛罗追踪八卦、追踪女人，在一场接一场的视觉盛宴中穿梭跳跃。马赛罗在家里有一位未婚妻（玛加丽·诺尔[Magali Noel]饰），而她具有自杀倾向。他在夜总会里搭上了一位生活放荡的名媛（阿努克·艾梅[Anouk Aimee]饰），两人一起拜访了一个妓女居住的地下室。这一段并没有出现堕落的场面，仅以两人入睡结尾，我们始终无法确定马赛罗究竟有没有和任何人发生关系。

又是一个黎明。我们逐渐发现，这部影片就是由一连串的夜晚与黎明、下降与上升组成的。马赛罗下至地下夜总会，下至医院的停车场，下至妓女的陋室，下至古老的礼拜堂；他爬上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爬上教堂唱诗班的厢席，爬上他心目中的英雄、知识分子斯塔因（阿兰·坎尼[Alain Cuny]饰）的高层公寓，甚至乘机飞越罗马。

影片开头的著名场景与结尾遥相呼应。在开头，一架直升机吊着一尊基督像飞过罗马上空；而在结尾，海滩上的渔民们在渔网中发现了一头无名海兽。这里有两个基督教的象征：雕像虽然“美丽”但却是假的，怪鱼虽然“丑陋”但却是真的。这两段情节都表现了交流的失败。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时，机上的马赛罗正忙着打听三个日光浴美女的电话号码。在影片结尾，马赛罗隔着海湾看到了一个羞涩的姑娘，他在僻静的乡间写小说时曾见过她一面，尽管姑娘做出打字的动作来提醒他，他仍然没能想起她是谁，耸了耸肩便转身走开了。

除了开头和结尾，片中还有许多对称的场景，这些场景将神圣与世俗相对照，对两者都提出了质疑。在影片前半段，马赛罗去采访一位刚刚抵达罗马的影星（安妮塔·艾克伯格[Anita Ekberg]饰），被她那异常丰满的身材勾起了欲火。他跟着她登上圣彼得教堂的最高处，跟着她进入夜总会的最深处，跟着她在罗马的夜色中漫游，看她和野狗对嚎。天将破晓时，她蹚水下到许愿池中，他也跟着蹚了进去。在他的理想中，她是一切女性的化身，是唯一的女性，她永远遥不可及。

这一段可以与后面一群孩子宣称目睹圣母显灵的情节相对比。马赛罗赶到“圣母显灵”的现场，那里已经挤满了电视摄影机和虔诚的信徒。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人们把解决一切困难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然而，孩子们仅仅带着大批信徒兜圈子，就像艾克伯格引着马赛罗在罗马兜圈子一样。他们一会儿看到圣母在这里，一会儿看到圣母在那里，引得瘸子、瞎子踉踉跄跄地跟在他们身后，而他们的祖父则乘机讨要赏钱。最后，这场骚动又是在黎明时分筋疲力尽地收场。

《甜蜜的生活》的中心情节与斯塔因有关，这个人物象征着马赛罗所渴望的一切。斯坦因住在一套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寓里，主持一个由诗人、民谣歌手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沙龙，还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无可挑剔的孩子。马赛罗碰见他进教堂的那次，两人一起上楼坐在唱诗班的厢席里，斯坦因弹了一段巴赫，并鼓励马赛罗要对自己有信心，把书写完。随后就是斯坦因主持晚会及马赛罗带着打字机到一家乡下餐馆写作的情节（这一部分差不多正好在影片的中间位置）。然而后来出现的关于斯坦因的另一段情节却极其可怕，此时马赛罗才发现斯坦因安详平静的外表只不过是一系列谎言所塑造的假象。

提起这些段落，我们就不能不想到这部丰富的影片所包含的其他了不起的场景，例如黎明时分的弥撒、最后那场绝望的狂欢，当然还有关于马赛罗父亲（阿尼贝尔·宁奇[Annibale Ninchi]饰）的动人情节。马赛罗的父亲是个旅行推销员，一天晚上马赛罗和他一起出去消遣，两人在一家夜总会里看到一个面容悲哀的小丑（普利多[Polidor]饰）吹着小号把一只孤零零的气球引出了房间。马赛罗的父亲在香槟酒的鼓舞下向一个欠马赛罗人情的姑娘发起了大胆的进攻，不料当场发病倒地，在又一个黎明黯然离去。

这部影片显示了创作者的无限活力，此时的费里尼已经逐渐舍弃了《大路》等早期作品的新现实主义风格，正走向《朱丽叶与魔鬼》、《阿玛柯德》等后期作品那夸张华丽的视觉狂欢。三年之后，他又创作了自传式作品《八部半》，这部作品是《甜蜜的生活》的姊妹篇，但比后者更加圆熟：《八部半》的主人公已然是一位电影导演，但在《甜蜜的生活》中他只是一个追逐名利的年轻记者。

尼诺·罗塔创作的配乐与材料配合得天衣无缝，有时是爵士乐，有时是摇滚乐，有时又类似于宗教礼乐，端庄的旋律下潜伏着突兀的大号和手风琴，有时还穿插两段流行乐（例如《暴风雨》甚至《铃儿响叮当》）。片中的人物永远在运动，而罗塔为他们的行进与狂欢提供了音乐。

费里尼选用的演员各有特色，都与角色相契合。安妮塔·艾克伯格或许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女演员，但除了她本人之外谁也无法表现她的形象；演过一部泰山电影的莱克斯·巴克（Lex Barker）举止古怪，正适合扮演艾克伯格的酒鬼男友；阿兰·坎尼一向过度自信，他表现的斯坦因能使观众信服，因此他的结局才那么令人震惊。我们同样忘不了阿努克·艾梅墨镜下的淤青，忘不了实际而世故的阿德里亚娜·莫妮塔（Adriana Moneta）扮演的街头妓女，忘不了阿莱因·第戎（Alain Dijon）在夜总会里领头起哄的魔鬼般的形象，更忘不了永远的马斯托依安尼，他总是眯着眼睛，像是在忍耐头痛，又像是在忍耐灵魂深处的某种痛楚。他一向是个被动型的演员，而这里需要的正是这种品质：马赛罗虽然渴求幸福，但却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只能一夜又一夜漫无目的地寻找，努力取悦每一个人。他就像一个玩杂耍的，手里的球太多，抛球的技术却不够高明。

电影不会变，而看电影的人却会变。1960年我看《甜蜜的生活》时还是个少年，片中的“甜蜜生活”就代表了我所梦想的一切：罪恶、迷人的欧洲风情，还有愤世嫉俗的记者那多得令人倦怠的风流艳事。1970年前后重看这部影片时，我正过着和马赛罗相差无几的生活，芝加哥的北方大道虽然不是威尼托大街，但凌晨三点时这里的人们也一样兴致勃勃，而我也正处在马赛罗的年纪。

1980年前后我再看这部影片时，马赛罗还是那个年纪，而我却已经老了十岁，也戒了酒。我不再把他看做自己的榜样，而是看做一个受害者，他注定要以徒劳的方式寻找幸福，永无休止。到了1991年，当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一帧一帧地分析这部影片时，马赛罗看起来更年轻了。我一度崇拜过他，也一度否定过他，如今我却同情他、爱他。当我在马斯托依安尼去世之后再次重看这部影片时，我想的是费里尼和马赛罗抓住了一个偶然的感悟，把它变成了不朽之作。或许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甜蜜的生活，但这一点你必须亲自去发现。

（殷宴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