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泰斯塔教授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讲
摘自纪念文集《从爱因斯坦到泰斯塔的宇宙》
经出版方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尊敬的国王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想借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发言的机会，向各位介绍一下导致新的宇宙图景产生的情况，这些情况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指出了人类的宇宙地位。我并非要用这些隆重的话语介绍自己的研究，而是把它们献给已逝的人，我们获得这一消息应该归功于他。我提到他，是因为发生了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在当代人看来，我的研究掩盖住了亚里斯蒂戴斯·阿切罗波罗斯的工作的光芒，因此科学史学家伯纳德·威登塔尔教授，一位看似称职的科学史专家，最近在他的著作《作为博弈和阴谋的世界》中写道，阿切罗波罗斯的主要作品《宇宙演化新论》根本不是科学假设，而是文学幻想，连作者本人都不相信其真实性。同样，哈兰·斯蒂明顿教授在《博弈论的新宇宙》中表示，如果没有阿尔弗雷德·泰斯塔的著作，阿切罗波罗斯的思想就只是松散的哲学概念，就好比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世界，精密科学从来都没有被认真对待过。
所以有些人说，我把创造者自己都没有认真对待的思想当真了；其他人则说，我把一种纠缠于非科学哲学思辨的思想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纯净水域。如此错误的判断需要做出解释，而我恰好能够给出这样的解释。阿切罗波罗斯的确是一位自然哲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或宇宙演化学家，而且他并不借助数学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宇宙演化的直观形象与我的形式化理论之间也确实存在不少差异。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阿切罗波罗斯可以在没有泰斯塔的情况下做得很好，而泰斯塔应将一切都归功于阿切罗波罗斯。这个差别并不算小。为了解释清楚这个差别，请各位一定耐心听我道来。
20世纪中叶，一批天文学家开始讨论所谓的宇宙文明问题，当时他们的研究对天文学来说完全是边缘化的。学术界将其视为几十个怪人的业余爱好，哪里都有不少这种怪人，科学界中也是如此。学术界并未积极反对寻找来自这些文明的信号，但同时也不承认这些文明的存在可能对我们观察到的宇宙造成影响。因此，如果哪位天体物理学家敢宣称脉冲星的辐射光谱或类星体能量学，抑或是星系核的某些现象与宇宙居民的故意活动有关，任何一个严肃的权威专家都不会认为这种声明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科学假设。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对这类问题充耳不闻，而理论物理学的冷漠程度更甚。当时各个科学领域大概遵循以下模式：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钟表的机制，那么了解它的齿轮和重锤上是否有细菌，对钟表机件的结构或运动来说毫无意义。细菌当然无法影响钟表的运动！当时人们正是这样认为的——智慧生命不能干扰宇宙机制的运动，因此研究这一机制时，应该完全忽略智慧生命可能存在于其中的可能性。
即使当时物理学界的某位巨擘相信宇宙学和物理学会发生大变革的观点，即发生一场与宇宙中智慧生物的存在有关的剧变，也只能在一个条件下：只有发现了宇宙文明，只有接收到他们的信号，并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有关自然法则的全新信息，那么，以这种方式——但只能是这种！——地球的科学世界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当时任何一位物理学界权威都不会相信，天体物理学革命能够在没有类似接触的条件下发生——甚至！——这种接触的匮乏，所谓“天体工程”的信号和征兆的完全缺失将要引发最伟大的物理学革命，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宇宙的看法。
然而，亚里斯蒂戴斯·阿切罗波罗斯在许多杰出学者尚在人世之时，便发表了他的《宇宙演化新论》。在我还是瑞士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生时，他的书就落到了我的手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在我读书的那座城市做专利局职员，并利用业余时间建立了相对论的基础。我能读到这本书是因为它被翻译成了英文，但翻译水平极差，此外，这本书还被出版社列入科幻小说系列，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这类小说。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原文因为翻译的原因几乎被缩减了一半。一定是这个版本的种种情况（阿切罗波罗斯对此无能为力）造成了那个判断，即在创作《宇宙演化新论》时，作者自己都没有认真对待其中的论点。
恐怕在当今这个匆匆忙忙、瞬息万变的时代，除了科学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之外，没人会去捧读《宇宙演化新论》。受过教育的人知道作品的标题还听说过作者，仅此而已。这种人让自己错失了一次非凡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的，不仅有21年前阅读的《宇宙演化新论》的内容，还有随之而来的一切感受。那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从第一次把握作者的概念意图的那一刻起，从重写的宇宙—博弈思想与其看不见的、永远彼此陌生的博弈者一起浮现在读者的脑海中的那一刻起，一种印象便在读者心里挥之不去，即自己正在面对一些令人惊叹不已的新事物——同时认为它是一个剽窃来的复制品，被翻译成了自然科学的语言，最古老的神话的语言，构成人类历史不可渗透的基石的神话的语言。我认为，这种令人感到不快甚至折磨的印象，源于我们认为一切物理学和意志的综合对理性的头脑而言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肮脏的。因为所有远古的宇宙神话都是意志的投射。这些神话以庄严的口吻和人类失乐园式的天真语气，揭示了存在如何从被赋予各种化身和形式的创世元素的斗争中产生，揭示了世界如何从神与动物、神与灵或超人的爱恨交织中诞生，并带来了一种怀疑，认为冲突正是拟人论在宇宙奥秘空间的最纯粹投射，而把“物理学”带入“欲望”是作者使用的原型——这种怀疑再也无法消除。
很明显这样的《宇宙演化新论》就成了《宇宙演化旧论》，而试图用经验主义的语言对其进行解释就如同乱伦一般，试图把无权结合在统一关系中的概念和分类联系起来，是一种浅薄的无能的结果。这本书当时传到了几位杰出的思想家手中，在听到不止一个人说过之后，现在我才终于知道，人们是如何阅读这本书的：带着气愤，带着恼怒，轻蔑地耸着肩，可能没有一个人读到结尾。我们不应该对这种先入为主和这种偏见的惯性过于愤慨，因为有时候这件事看起来的确非常愚蠢：用陈述事实般枯燥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伪装成物质存在的蒙面神灵，同时还称自然法则是它们冲突的结果。结果我们瞬间被剥夺了一切，既被剥夺了信仰，其无上完美的超然存在，又被剥夺了科学，其可靠的、世俗的、客观的严肃性。最终我们一无所有——所有起始概念在两边都毫无用处，让人感觉遭到了野蛮的对待，在既非宗教又非科学的神秘活动中遭到劫掠。
我无法描述这本书在我头脑中造成的破坏。当然，学者的义务就是做科学上的怀疑论者，可以质疑科学的任何主张，但不能同时对所有主张表示怀疑！阿切罗波罗斯拒绝承认自己的伟大，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收效甚佳！他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国子民，无论是在物理学领域，还是在宇宙学领域，他都并不代表可靠的专业水准；最为登峰造极之处就是他没有任何前人——这在历史上可是闻所未闻，每一位思想家、每一位精神革命家都有一些导师，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这个希腊人自成一派，他的一生都证明了先驱必定承受孤独。
我未曾认识过他，也对他知之甚少。他从来不把如何糊口放在心上。33岁时已是哲学博士，写完了《宇宙演化新论》的初版，却无处可以发表。面对思想的失败、生活的失败，他淡然处之，在意识到一切都是徒劳之后，他很快就放弃了发表《宇宙演化新论》。凭借研究古代民族宇宙论比较的优秀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他留在本校担任门卫。他曾一边以非全日制形式学习数学，一边担任面包师助手，后来还做过司机。跟他接触过的人都没听他提起过《宇宙演化新论》的只言片语。他很神秘，好像对亲人和自己都冷若冰霜。正是这种讲述极其亵渎科学和信仰的东西时的冷酷，这种异端邪说，这种源于智力勇气的普遍亵渎，赶走了所有读者。我想他在接受英国出版商的提议时，就像流落在无人荒岛上，把装有求救信号的漂流瓶扔向大海一样；他想为自己的思想留下印记，因为他对其真实性确信无疑。
尽管糟糕的翻译和盲目的删节严重削弱其可读性，但《宇宙演化新论》仍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阿切罗波罗斯在书中推翻了一切，推翻了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和信仰建立起来的一切的一切。他创造了一片自己的沙漠，上面散落着破碎的概念碎片，这是为了从头开始，也就是重新建立宇宙。这种可怕的景象引起了防御性反应：必须承认作者要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要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他的学术头衔并不能让人信服。这样离他而去的人重获了精神上的平衡。我和其他所有《宇宙演化新论》的读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我做不到这样。没有彻底抛弃这本书——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的人，会茫然自失，永远无法摆脱它。中间状态或许存在，但这里肯定没有这种状态，如果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傻子，那就一定是天才。
同意这种诊断可并非易事！文字不停在读者眼中闪烁：不难发现冲突的母体，即博弈，是所有尚未完全抛弃摩尼教元素的宗教信仰的形式骨架——哪里有毫无此种痕迹的宗教呢？我的志向所在和职业身份都是数学家，是阿切罗波罗斯让我成为一名物理学家。我可以完全肯定，如果不是这个人，我与物理学的任何关联都将总是松散的、随机的。他使我发生了转变；我甚至可以在《宇宙演化新论》中指出让我转变的地方。那是这本书第六章的第17段，那一段讲述了牛顿之流、爱因斯坦之流、金斯之流、爱丁顿之流对数学可以把握自然法则的惊讶，惊讶于数学这一纯粹的精神逻辑工作的成果可以与宇宙相匹敌。这些伟人中的一些人，比如爱丁顿、金斯，认为造物主就是数学家，而且我们可以在其创造的作品中发现他们的这一特点。阿切罗波罗斯指出，理论物理学已经将这种着迷阶段抛诸脑后，因为人们注意到数学形式对世界的揭示要么太少，要么过犹不及。数学是宇宙结构的近似，永远不会一针见血、一箭中的，永远差之毫厘。我们认为这种事态是暂时的，他却回答说：物理学家未能创建统一场论，无法将宏观和微观现象结合起来，但这些将来会实现的。世界和数学会发生重合，并不是因为数学工具会经历进一步的重建，绝不是这样。当创造性工作结束时，就会发生重合，而这项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自然法则尚且不是它们“应有”的样子；它们会变得如此，不是因为数学的完善，而是因为宇宙的适当转变！
女士们、先生们，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大的异端邪说令我着迷。阿切罗波罗斯在这一章后面如是说：恰到好处，是因为宇宙的物理学是它的——也就是宇宙的——社会学的结果……要正确理解这句骇人听闻的话，我们必须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
在理性的历史中没有什么能与阿切罗波罗斯思想的孤独相比。如我之前所言，《宇宙演化新论》的理念虽然看似剽窃，却与所有形而上学体系决裂，脱离自然科学的所有方法。剽窃的印象其实是读者的问题：读者的思想惯性。我们下意识地认为整个物质世界严格遵循一种逻辑二分法：要么世界是由某人创造的（这时站在信仰的立场上，我们将这个“某人”称为绝对、上帝、第一精神），要么世界不是由任何人创造的，这也就是说，正如我们科学家看待世界一样——没有人创造了世界。阿切罗波罗斯说：有第三种可能[1]。世界不是由任何人创造的，却是被创造出来的——宇宙拥有一群创造者。
为什么阿切罗波罗斯前无古人呢？他的基本思想其实很简单，即使博弈论或冲突结构代数等学科还没出现，也有办法将其表述出来。在19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提出它的根本思路了。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做呢？我推测，这是因为科学在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自我解放的同时，患上了独特的概念过敏。科学与信仰在最初发生冲突之时，产生了人们熟知的可怕后果，教会至今仍为此感到羞愧，即使科学已经默默原谅了他们过去的迫害。最终，科学和信仰之间出现了一种谨慎的中立状态：双方尽量井水不犯河水。这种略为敏感、颇为紧张的共存的后果就是科学的盲目——明显错过了《宇宙演化新论》的思想所在之处。与这一思想紧密相关的概念是意向性，也就是与上帝的信仰不可分割的概念，因为这是它的基石。毕竟根据宗教的说法，上帝是通过意志和故意行为，也就是意向性行为创造的世界。科学则认为这一概念是可疑的，甚至应该被禁止。它成了科学的禁忌。在科学的领地里，人们不能提及只言片语，生怕犯下非理性偏差的死罪。这种恐惧不仅封住了学者的嘴，也封住了他们的大脑。
现在我们再次从头讲起。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沉默的宇宙之谜开始变得小有名气。公众广泛对此颇感兴趣。在第一次初步尝试获取太空信号（这些是德雷克在绿岸的工作）之后，还有其他项目出现——在苏联和美国都有开展。但是，宇宙在最精妙的电磁装置监听下依然顽固地保持着沉默，仅仅充满了恒星能量元素放射的噪声和噼啪声。宇宙在所有深渊里同时显露出一片死寂。没有来自“他者”的信号，同时也不见他们“天体工程学成就”的踪影，这让科学备受煎熬。生物学发现了有利于从无生命物质中诞生生命的自然条件，甚至成功在实验室中完成了生物创造。天文学已经发现了行星产生的频率，正如人们已经确知的那样，许多恒星都拥有行星系。因此科学界一致认为，生命是在宇宙的自然变化过程中诞生的，它的进化应该是宇宙的普遍现象，并且有机生物的思维将自然规律认作进化之树的顶端。
因此，科学描绘出宇宙拥有居民的景象，但同时观测到的事实始终与这些主张相互矛盾。理论上地球被大量的文明围绕着——虽然它们的间距是恒星级的，而根据实际观测，我们的周围却是一片死寂。这一问题的首批研究人员推测，两个宇宙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为50～100光年，后来这个假定的距离又增加到1000光年。在70年代，射电天文学已经发展完善到可以搜索来自数万光年之外的信号，但那里也只有太阳火焰的噪声。在17年的不断监测中，人们没有发现任何信号或任何迹象来支撑宇宙背后有一个理性意图的假设。
阿切罗波罗斯则说：事实一定正确，因为它们是认识的基础。会不会所有学科的所有理论都是错误的——有机化学、合成生化学、理论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行星学、天体物理学——统统是错的？不，不可能全都错了，也不可能错误至此。所以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或我们未观察到的）显然与理论毫不矛盾。我们需要的是对数据的集合和概括起来的理论集合的重新解释。他所做的正是这样的综合总结。
在20世纪，地球科学不得不多次更正宇宙的年龄和大小。变化的方向始终是一致的：无论是宇宙的年龄还是大小都被人们低估了。当阿切罗波罗斯着手写作《宇宙演化新论》时，宇宙的年龄和大小又被进一步修改，人们估计宇宙的存续时间至少为120亿年，其可见范围为100亿～120亿光年。而太阳系的年龄大约是50亿年，因此它不属于宇宙诞生的第一代恒星。第一代恒星产生的时间还要早得多，大约是在120亿年前。谜底就在第一代太阳出现和后几代太阳出现的时间间隔中。
结果，发生了一件既奇怪又好笑的事情。一个发展了数十亿年的文明（“第一代”文明就是要比地球文明老这么多！）是什么样子、做些什么、有什么目的，即使在荒诞不经的梦里，这些东西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没有人能够想象的事情，会让人感到非常不适，所以它就会被完全忽视。实际上任何研究宇宙灵生代问题的学者都未曾为如此久远的文明写下只言片语。最勇敢的那些人时不时会说，或许类星体、脉冲星是最强大的宇宙文明活动的表现。但简单的计算表明，地球如果按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要再过几千年才能让“天体工程学”活动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水平。然而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存续时间长出上百万倍的文明会做什么呢？研究这类问题的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这样的文明什么都不做，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
它们发生了什么？德国天文学家塞巴斯蒂安·冯·霍尔奈尔认为，它们全都自杀了。既然哪里都看不见它们，那或许真是如此！但阿切罗波罗斯说，不是这样的。哪里都看不见它们？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它们已经到处都是了。这并不是在说它们，而是它们的劳动成果。120亿年前，当时辽阔的空间还是一片死寂，第一批生命的种子就在其中萌发，出现在第一代恒星的行星上。可是亿万年后，宇宙的初始成果没再产生任何东西。如果我们将积极的智慧生物改造过的东西看作“人造的”，那我们周围的整个宇宙就也是人造的了。如此大胆的邪说立刻遭到了反对：我们当然知道“人造的”物体是什么样，它是从事工具性劳动的智慧生物制造的！航天器在哪里，巨星机器在哪里？简言之，应该围绕着我们、应该构成星空的生物们的强大技术在哪里？但这是思维惯性引起的错误，阿切罗波罗斯认为只有处于胚胎阶段的文明——比如地球文明——才需要工具性技术。一个拥有十亿年历史的文明不使用任何工具。它的工具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法则。物理学本身就是这种文明的“机器”！而且不是“成品机器”，没有这种东西。这个“机器”（当然与机械毫不相干）已经发展了数十亿年，它的构造虽然极其先进，但还未完工！
无耻的亵渎、惊人的反叛，直接使读者摒弃阿切罗波罗斯的书——肯定许多人都是如此。然而，这只是作者这个科学史上最大的异端离经叛道的第一步。
阿切罗波罗斯消灭了“自然”（自然的产物）和“人造”（技术的产物）之间的区别，甚至消除了规定法则和自然法则之间的绝对差异……他否认“将任意物体按照来源分为人造的和自然的”这一原则是世界的客观属性。他认为这一判断是思想的根本偏差，是由一种被他称为“概念视野的闭合”的效应引起的。
他说，人类观察自然，并向自然学习如何行动——人类仔细观察天体坠落、闪电、燃烧过程——自然永远是老师，而人类永远是学生。过了一段时间，人类开始模拟自己身体内的各种过程。生物学开始为他辅导，但即便如此，人类依然像穴居人一样，认为自然是各种解决方案的完美极限状态，认为有朝一日，总有一天，他能在行动的完美程度上追上自然，但这将会是道路的尽头。不可能更进一步了，因为这些作为原子、太阳、动物的身体、人类的大脑所存在的东西，在结构上是无法达到永恒的。因此，自然是“人造”重复和修正的一系列工作的极限。
阿切罗波罗斯说，这就是视野的错误，或者说是“概念视野的闭合”。“自然的完美”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错觉，就像铁轨在地平线上汇聚起来的画面一样。自然的一切都可以改变，当然，要拥有改变所需的知识。可以控制原子，然后改变原子的属性，但这时最好不要考虑，这些工作的“人造的”成果是否会比以前那些“自然的”“更完美”。它会依照行动各方的计划和意图完全成为另一个东西，会“更好”即“更完美”到完全按照思想的意图塑造。可是宇宙物质在完全重构之后，还能表现出什么“绝对优势”呢？可以有“各种自然”和“不同宇宙”，但成为现实的只有一种特定的变体，就是诞生了我们的那个变体，就是我们存在其中的那个变体；仅此而已。所谓的“自然法则”仅仅对“胚胎时期”的文明，比如对地球文明来说是不可侵犯的。在阿切罗波罗斯看来，这条道路是从发现自然法则的层次通往能够制定这种法则的层次。
这就是数十亿年来已经发生且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的宇宙不再是盲目产生和毁灭太阳或其系统的原始自然力的竞技场；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了。现在应无法区分宇宙中什么是“自然的”（原始的）、什么是“人造的”（加工的）。是谁完成了这些宇宙起源工作？是第一代文明。是怎样做到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知识太浅薄了。那么，我们从何能够、凭什么能够判断事实就是如此呢？
阿切罗波罗斯回答说，如果第一批文明从一开始就像宗教想象的宇宙造物主一样行动自由，那么我们确实永远无法辨别已经发生的转变现象。毕竟按宗教的说法，上帝是通过纯粹的意志行为完全自由地创造了世界。但理性的立场则不同，文明的出现受到孕育了它们的原始物质属性的限制，这些属性决定了它们接下来的行动，通过这些文明的行为方式，可以间接地认识到灵生代宇宙起源的起始条件是什么。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无论发生过什么，文明在改造宇宙的过程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如果不和它互相接触，就无法改变它。
阿切罗波罗斯使用了这样的观念模型：当我们把细菌菌落放进琼脂培养基时，可以立刻区分原始的（“自然的”）琼脂和这些菌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菌的生命过程会改变琼脂的环境，将一些物质引入其中，并吸收其他物质，从而改变基质的组成、酸度和浓度。而这些变化的结果——琼脂获得了新的化学机理——会导致新菌种的出现，这些新品种与亲代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它们只不过是“生化博弈”的产物，这种博弈同时发生在所有菌落和基质之间。如果早期的细菌没有改变环境，那些后期的菌种就不会出现，所以后期菌种是博弈本身的结果。同时，各个菌落之间不需要直接接触；它们只能通过渗透、扩散、基质中酸碱平衡的变化相互影响。可以看到，最初出现的博弈有消失的趋势——因为它正在被质量上全新的、最初不存在的博弈形式取代。只要用原始宇宙代替琼脂，用原始文明代替细菌，就能得到宇宙演化新论的简化形象。
从历史上累积的知识来看，我刚才所讲的东西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对任何假设进行思想实验，只要逻辑前后一致即可。因此，当我们接受宇宙博弈的观点时，就会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做到前后一致。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初始状态的，尤其是我们能否做出一些针对它的推断？我们能否推断出博弈的起始条件？阿切罗波罗斯认为这是可能的。原始宇宙必须具备特定的属性，才能让博弈在其中出现。比如它必须能够让第一批文明在其中出现，所以它不是物理上的混沌，而是服从某种规则。
然而，这些规则不必是普遍的，即不必是到处都相同的。原始宇宙在物理上可以是异质的，可以是各种形式的物理学的混合体，在每个地方都不相同，甚至在每个地方都是同样限定的（未被限定的物理规则下发生的过程，并不总以相同方式进行，尽管它们的起始条件可能类似）。阿切罗波罗斯假设原始宇宙在物理上是“拼凑的”，而文明只能在相距很远的几处地点出现。阿切罗波罗斯把原始宇宙在物理上的对应想象成蜂房；蜂房中的巢室相当于原始宇宙中暂时稳定的物理的区域，然而它又与相邻区域的物理不同。每一个在这种封闭中，在相互隔绝中发展的文明可能都会认为，自己在整个宇宙中是孤独的，而随着能量和知识的增长，它试图让周围的环境稳定，且影响的半径越来越大。在这种努力成功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文明会通过自己的“离心工作”开始接触到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不再只是周围时空的自然属性，而是其他文明的工作体现。 在他看来，博弈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初始阶段就这样结束了。文明之间并不直接接触，而仅仅总是一个文明建立的物理学在扩张的过程中遇到邻近文明的物理学。
这些物理学无法在没有碰撞的情况下相互穿越，因为它们并不相同；而它们并不相同，是因为每个独立出现的文明的存在起始条件也不相同。阿切罗波罗斯认为，各个文明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意识到，它们不再通过自己的工作渗透到完全中立的物质元素中，而是接触到被故意启动的行为领域——其他文明。这种情况逐渐被理解。这些一定没有同时发生的理解，开启了博弈的下个阶段，即第二阶段。为了让这一假设可信，阿切罗波罗斯在《宇宙演化新论》中给出了一系列幻想场景，描述主要法则各不相同的物理学在宇宙中相互冲突的时期，而它们冲突的前线喷发出巨大的火焰，在各种形式的湮灭和转化中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碰撞非常剧烈，它们的回声直到今天仍在宇宙中回荡——以所谓的残余（遗留）辐射的形式回荡，天体物理学在60年代发现了它们，并推测它们是宇宙在诞生节点爆炸时引起的冲击波。当时许多人认为这种爆炸创世模型是可信的。但亿万年之后这些文明都各自发现，他们不是在与自然元素对抗，而是不知不觉在与其他文明对抗。因为没有信息可以从一个物理领域发送到另一个领域，所以根本无法交流和缺乏与他人联系的事实，决定了他们后续的策略。
于是，每个文明都必须单独行动，延续之前的战术是毫无意义甚至是致命的。与其在正面冲突中浪费精力，不如团结起来，但没有任何初步协议。这种决定再次未能同时做出，最终导致博弈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目前仍在进行。实际上，宇宙中的全部灵生代群体都在进行团结和规范的博弈。这个群体里成员的行为，就像在暴风雨中向惊涛骇浪上倾倒橄榄油的船员；尽管他们没有就这一行为达成一致，但毕竟这对所有人都有利。每个博弈者都会依照极大极小策略行动：改变现有条件，使共同利益最大化并使损失最小化。所以，现在的宇宙是同质的、各向同性的（受到相同的法则支配，且没有特别挑选出的方向）。爱因斯坦在宇宙中发现的属性是单独决策的结果，但这些决策因为博弈者的情况相同而相同，博弈者最初的策略情况相同，而物理情况不必相同。博弈策略并不是从同种物理学中产生的。恰恰相反，正是同样的极大极小策略催生了唯一的物理学。宇宙造物，因之受益。
女士们、先生们，据我们所知，阿切罗波罗斯的观点符合现实的大致轮廓，尽管其中包含一系列简化和错误。阿切罗波罗斯假设相同类型的逻辑可能出现在不同的物理学中。如果在“宇宙巢室”A中诞生的文明A1与在“巢室”B中出现的文明B1拥有不同的逻辑，它们就不能都使用相同的策略，也不能将它们的物理学统一。于是他就假设不同的物理学可以引起唯一逻辑的产生——否则它便无法解释宇宙中发生了什么。这个直觉中有一定的道理，但事情远比他想象得复杂。我们从他那里继承了重构博弈策略的计划，以当前的物理学为出发点，通过“逆向操作”，我们试图了解是什么让物理学作为博弈者的决策出现的。不能把事件的进程想象成线性序列——原始宇宙决定了博弈，而博弈又决定了当前的物理学——为这项任务带来了阻碍。改变物理学的人也因此改变了自己，即在转换环境和自我转换之间建立了一个反馈机制。
博弈的主要危险导致参与者进行了一系列战术演习，他们必定是意识到这种危险了。他们努力实现转变，但不是普遍激进的转变——也就是为了避免相对主义，他们创造了层级物理学。层级物理学是“非完全的”：毫无疑问，即使物质在自己的原子层面不具备量子属性，力学依然不会受到干扰。这意味着现实的各个“层次”都拥有有限的主权，也就是说，特定层次并非必须保留所有法则，才能让下一层次出现在它之上。这意味着物理学可以“一点儿一点儿”改变，并不是一组法则的每一个改变都等于整个物理学在现象的所有层次上的改变。博弈者的这类困难，让阿切罗波罗斯所描绘的简单而美丽的博弈图景（三段式历史）不再可能实现。阿切罗波罗斯推测，在博弈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物理学的“相互碰撞”一定已经消灭了一些参与者，因为并非所有初始状态都被化简为一。毁灭处境不利的伙伴的意图完全不必引发其他博弈者的行为。谁生谁灭是由纯粹的偶然决定的，不同文明按照随机原则被赋予各种不同的环境。
阿切罗波罗斯认为，各种物理学在这些残酷“战斗”中碰撞，这些战斗最后的战火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其形式为释放出1063尔格左右能量的类星体，任何已知的物理进程在类星体占据的如此狭小的空间中都无法释放出这样的能量。他想，看着这些类星体，我们将目睹50亿～60亿年前，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发生的事情，因为光从类星体到达我们这里刚好要这么多时间。他的这些假设是错的。我们把类星体看作另一类现象。需要理解的是，阿切罗波罗斯当时没有数据能够让他修正这些观点。完全重构初始博弈策略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回溯到博弈者行动的地方——粗略地说，和今天差不多。如果博弈具有迫使策略发生根本改变的临界点，那么回溯就不能再退到第一个这样的临界点之后。因此，我们无法确知博弈发出的有关原始宇宙的任何信息。
然而，当我们审视现在的宇宙时，会在其结构中发现博弈者所使用策略的主要原则。宇宙永远在膨胀；它具有临界速度，即光障；它的物理法则虽然是对称的，但并不是完美的对称；它的结构是“凝聚性的和层级性的”——由聚集成星团的恒星组成，这些恒星又形成星系，星系成群聚集在一起，最后所有这些星系群组成超星系。此外，宇宙拥有完全不对称的时间。这就是宇宙构造的基本特征。对于其中每一点，我们都能在宇宙起源博弈的结构中找到深刻的解释，博弈同时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它的一个主要原则必须是服从“沉默的宇宙”。那么为什么宇宙恰恰是这样安排的呢？博弈者知道，在恒星演化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行星和新的文明，所以他们要确保未来博弈者的这些候选者，也就是年轻的文明，不能打破博弈的平衡。所以宇宙才会膨胀：只有在这样的宇宙中，即使新的文明不断在其中出现，它们之间的距离仍然是一个常数。
如果膨胀中的宇宙没有内置屏障，限制远程行动速度，那么引起“阴谋”、让新的博弈者结成局部联盟的协议在这种宇宙中仍然可能发生。让我们想象一个宇宙，其物理学允许行为的传播速度与投入的能量成比例地增加。在这样的宇宙中，拥有比其他所有人都大了五倍的能量的人，可以用快五倍的速度得知他人的状态，并同样以这种优势对他们施加打击。在这样的宇宙中，出现了垄断控制其物理学和博弈中所有参与者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宇宙鼓励竞争，鼓励激烈的对抗，鼓励成长为强者。然而，想要在现实的宇宙中超越光速，需要无穷大的能量，换句话说，这个屏障根本无法突破。
因此，在现实的宇宙中积聚能量并不划算。时间流逝的不对称也是相似的理由。如果时间是可逆的，且如果通过足够的资源和能量投入能够实现逆转，那么我们又可以主宰其他参与者，因为有机会取消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所以，无论是不膨胀的宇宙，还是没有速度屏障的宇宙，还是时间可逆的宇宙，都不允许博弈完全稳定。重点在于规范地让其稳定：博弈者融入物质结构的运动就在于此。显然，通过确立的物理学战胜所有摄取和所有侵略，是一种比所有其他保护措施（例如通过规定的法则、威胁、监督、胁迫、限制、惩罚）更加稳妥、更加激进的手段。
结果，宇宙成了一块吸收板，吸收所有成长到博弈层次，能够完全参与其中的人。他们遇到了必须遵守的规则。博弈者废除了语义连接，因为他们进行交流时使用的方法可以防止违反博弈规则：物理学规定的统一本身就证明他们已经达成一致。博弈者废除了有效的语义连接，因为他们在彼此之间创造并维持了这种距离，让获得关于其他博弈者状态的重要战略信息所需的时间总是大于当前博弈战术的有效时间。因此，如果任何一个博弈者与相邻的博弈者“交谈”，他们得到的消息在接收的那一刻就已经过时。所以，宇宙中不可能出现任何对抗团体、策划阴谋、建立地方权力中心、联盟、相互勾结，等等。这就是博弈者不互相交谈的原因：他们自己废除了它。这是让博弈以及宇宙演化稳定的原则之一。这是对沉默的宇宙部分谜题的解释。我们不能偷听博弈者的对话，因为他们出于战略考量保持沉默。
阿切罗波罗斯猜到了这个状态。《宇宙演化新论》还预测到这一博弈景象可能引发的控诉，这证明了他的严谨。这些反对意见主要强调投入数十亿年的辛劳重建整个宇宙与重建的效果完全不成比例，而重建的目标是利用内置于宇宙中的物理学制服宇宙。怎么会呢——他想象出的批评家说——几十亿年的文化发展还不足以让如此长寿的社会自发地放弃一切形式的侵略，而宇宙和平必须靠专门为此改造的自然法则保障吗？所以，用超过数百万星系当量的能量来衡量的努力，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屏障和对军事活动的限制吗？他回答说：制服宇宙的物理类型必须在博弈时诞生，因为只有唯一一个策略可以使宇宙在物理上同质化；否则，浩瀚无边的宇宙就会被盲目的天灾的混沌吞噬。原始宇宙中的生存条件要比今天严酷得多，生命可以作为“规则的例外”在其中出现，并且随机出生，随机死亡。不断膨胀的超星系、它的不对称的时间流逝、它的结构层级——这一切都必须在最初就确定下来；这是为创作后续工作场地所需的最基本的秩序。
阿切罗波罗斯领悟到，既然这个转变阶段构成了存在的历史，博弈者面前应该有一些新的长期目标，他想要找到这些目标。可惜他失败了。在此，我们触碰到隐藏在他体系中的破绽。阿切罗波罗斯试图不通过重构博弈的形式结构来把握博弈，即不从逻辑上把握，而是通过将自己置于博弈者的位置上，即从心理上把握。然而，人类无法理解自己的心理，就像无法理解自己的道德准则一样。他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无法写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感受、博弈者的渴望，就像无法通过猜测“作为电子存在”的意义来构建物理学一样。
对我们来说，博弈者存在的内在性就像电子存在的内在性一样遥不可及。虽然电子是物质进程的死粒子，博弈者是一个智慧生物（大概和我们一样），但这无关紧要。我提到阿切罗波罗斯体系的破绽，是因为阿切罗波罗斯在《宇宙演化新论》中的某处明确宣称，无法通过反省重现博弈者的动机。他知道这一点，却还是屈服于塑造了他的那种思维方式，因为哲学家试图先理解，再概括；但我从一开始就明白，不能这样创造博弈的模型。理解的观点需要假定一个从外部观察整个博弈的视角，即从不存在且永远不会存在的观察者的视角。意向性行为完全不必等同于心理动机。博弈分析师不应该考虑博弈者的道德，就像研究战争期间前线运动的战略逻辑的战争史学家不需要考虑军事指挥官的个人道德一样。博弈的情形是一种决定性的结构，受到博弈状态和环境状态的制约，而不是各个博弈者表明的个别价值准则、意愿、欲望或规范的合量。他们参与相同的博弈完全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所有其他方面都相似！他们的相似性完全可以像是人与下棋的机器的相似性，所以完全不能排除，既存在非生物发育过程中产生的生物学意义上已经死亡的博弈者，又存在人工引发演化的合成产物的博弈者——但对这些性质的研究无权进入博弈论领域。
沉默的宇宙是阿切罗波罗斯最大的难题。他有两条法则众所周知。第一条法则是，任何低级文明都不能发现博弈者，因为他们不仅沉默，他们的行为在宇宙背景下也毫不突出，这是因为它就是那个背景。
阿切罗波罗斯的第二个法则说，博弈者不会向年轻文明发送带有关爱和支持性质的信息，因为他们无法明确这种信息的接收地址，而又不想以没有明确地址的方式将它们发送出去。想要发送带有接收地址的信息，首先需要了解接收者的状态，而恰恰是博弈的第一条法则为时空行动设置了屏障，给这件事造成了阻碍。正如我们所知，获取来的每一条信息（有关其他文明状态的信息）在被接收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完全过时的消息。建立起屏障之后，博弈者也让自己无法了解其他文明的状态。而发送没有明确地址的消息总是弊大于利。阿切罗波罗斯用他做过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拿了两叠纸，在一叠纸上列出60年代的最新科学发现，在另一叠纸上写下一个世纪内（1860—1960年）的万年历日期。然后，他一对一对地抽出纸片，纯粹凭运气把有关科学发现的信息和日期配对，这就是在模仿无地址发送消息。事实上，这种传播很少能给接收者带来积极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抵达的信息要么无法理解（1860年的相对论），要么无法使用（1878年的激光理论），要么完全有害（1939年的原子能理论）。因此，博弈者们保持沉默，因为根据阿切罗波罗斯的说法，他们祝福年轻的文明。
这种论证涉及伦理学，这让它不再可靠。文明在工具和科学上越发达，就必须在伦理上越完善——这样的论断立刻从外部被引入博弈论中。但宇宙演化博弈论不可以这样构建；要么博弈的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沉默的宇宙，要么博弈的存在本身需要受到质疑。特别补充的假设无法挽救其可信度。
阿切罗波罗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问题给他造成的困扰，远超他经历过的所有漠视。他又给“道德假设”加入了其他假设，但再多的弱假设，也无法取代一个强假设。说到这里，我必须要谈谈自己。作为阿切罗波罗斯的后继者，我都做了什么？我的理论来源于物理学，围绕着物理学——但它本身不属于物理学。当然，如果从这一理论得出的仅仅是我引入该理论的那个物理学，那它就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同义反复游戏了。
物理学家至今都像是一个观棋者，他已经知道每个棋子如何移动，但并不认为这些棋子会朝着某种目标移动。宇宙演化博弈的玩法与国际象棋不同：规则发生变化，所以落子规则、棋子和棋盘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的理论不是对自诞生以来一直进行着的整个博弈的重构，而只是对其最后部分的重构。我的理论，只是整体的一个片段，是基于对国际象棋的观察重新创造的后翼弃兵原则。熟悉后翼弃兵原则的人都知道，牺牲有价值的棋子是为了之后获得更有价值的东西，但不需要知道将死意味着最大的胜利。从我们掌握的物理学中，无法推导出一个连贯的博弈结构，甚至连其中的一部分也不可能。直到我循着阿切罗波罗斯的完美直觉，假设当前的物理学需要“补充”时，我才重新创建正在进行的博弈的方针。这一行为是极其异端的，因为科学的首要前提是世界的法则是“完备”和“已完成”的这一论断。而我却假设，当前的物理学是特定转换的道路上的过渡阶段。
所谓的“万能常数”根本就不是恒定的。比如玻尔兹曼常数，它并不是不变的。这意味着，尽管宇宙中任何初始秩序的最终状态都是无序，但混乱增加的速度可能会受到博弈者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似乎（这只是假设，而不是由理论得来的推论！）博弈者通过非常残酷的方式创造了时间不对称，好像有些匆匆忙忙（当然是在宇宙的尺度上看）。这种残酷在于它们让熵增的梯度非常陡峭。他们利用混乱增加的强烈倾向在宇宙中建立起唯一的秩序。虽然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从有序奔向无序，但这一景象在整体上却是同质的，服从一个原则，从而进入总体平稳的状态。
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微观世界的过程基本上是可逆的。这一理论催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如果地球科学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上投入的能量增加1019倍，那么作为对事物状态的发现的研究就会变成对这种状态的改变！我们不再是了解自然法则，而是会稍微改变自然法则。
这是一个敏感地带，是目前宇宙的物理学的阿喀琉斯之踵。目前微观世界是博弈者建设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让它变得不稳定，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它。我认为，他们将物理学某些已经确定的部分再次抛弃。他们做出修正，使用早已冻结的法则。所以他们保持沉默，也就是“战略沉默”。他们不告诉“旁人”自己正在做些什么，甚至不会告知他们博弈正在进行中。毕竟，知晓博弈的存在，会让整个物理学处于全新的视角下。博弈者通过保持沉默来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干预，并且一定会继续保持沉默，直至工作结束。这个沉默的宇宙会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但估计至少要一亿年。
所以，宇宙因为物理学的缘故，正处在十字路口。博弈者进行规模如此宏大的重建，目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理论仅仅表明玻尔兹曼常数将与其他常数一起减小，直至达到博弈者需要的某个特定值——但我们不知道其目的何在。就像已经理解后翼弃兵原则的观棋者一样，他大可不必理解这一步棋在整个棋局中的作用。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已经超出了我们知识的最后边界。近年来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假设让我们感到目不暇接。鲍曼教授的布鲁克林小组认为，博弈者想要关紧仍然“留在”物质中（基本粒子区域中）的“可逆现象的缝隙”。有些人声称，熵增梯度的减弱旨在让宇宙更好地适应生命现象，甚至博弈者的目的是让整个宇宙“灵生化”。这些假设在我看来都过于大胆，尤其是因为它们与人类中心论的某些想法类似。
整个宇宙正演变成“一个巨大的头脑”以实现“灵生化”的想法，是很多不同哲学学派和过去许多宗教信仰的中心思想。本·诺尔教授在《意向宇宙起源》中表示，离地球最近的几个博弈者（其中之一可能位于仙女座星云）并没有把自己的运动协调至最佳状态，因此地球仍处于“物理学振荡”区域。这意味着博弈论完全没有反映现阶段博弈者的战术，而只是反映了局部的战术和相当偶然的偏差。某位科普学者称，地球处在“冲突”区域中：两个相邻的博弈者通过“物理学定律的狡诈变化”进行了一场“游击战”，这也解释了玻尔兹曼常数的变化。
有关博弈者“弱化”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假设目前正大行其道。因此，我认为A. 斯威仕院士的观点很有意思，他在《逻辑学和宇宙演化新论》中强调了物理学和逻辑学之间的关联的模糊性。斯威仕说，很可能熵的倾向减弱的宇宙会产生非常庞大的信息系统，这些系统会显得非常笨重。在几位年轻数学家的工作的基础上来看，这很有可能。他们认为，博弈者已经实现的物理变化可能导致了数学的变化，或者说得更清晰一些，导致形式科学中非矛盾系统的可构建性的转变。从这样的立场来看，哥德尔在其论文《有关系统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中提出的著名证明，揭示了系统数学中可以达到的完美极限，这一证明并非普遍有效，即“对于所有可能的宇宙”有效，但对当前状态下的宇宙来说确是重要的（甚至以前，比如5亿年前，哥德尔的证明也无法进行，因为那时数学系统的可构建性定律与现在不同）。
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充分理解所有现在那些对博弈的目的、博弈者的意图、他们坚持的主要价值观等做出各种各样假设的人的动机，但我同时也为这许多往往不假思索的假设的不准确性甚至误导性感到不安。现在有些人把宇宙想象成一套公寓，可以在短时间内按住户的喜好重新布置。绝不可以对物理定律、自然法则持有这种态度。现实转变的速度在我们的生命尺度上看非常缓慢。我还得补充一句，关于博弈者本身的性质完全不是由此而来，例如他们的长寿甚至不朽。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或许正如人们写的那样，博弈者根本就不是生物，不以生物学的方式出现；或许第一批文明的成员从远古时起就完全不再亲自参与博弈，而是将其交给某些巨大的自动机器——宇宙演化的舵手；或许很多开始博弈的原始文明已经不复存在，而他们的角色由自主运行系统填补，变成博弈伙伴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有可能，而我认为这种问题在一年后或一百年后都不会得到答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新知识。知识总是更多地揭示行动的局限性而非力量。今天一些理论家认为，如果博弈者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去掉海森堡不确定性关系强加给测量准确性的限制（约翰·科曼德博士认为不确定性关系是博弈者根据沉默的宇宙规则引入的战术演习，以保证如果本身不是博弈者，没人可以用不被欢迎的方式操纵物理）。即便不是这样，博弈者也无法去除物质法则的变化和思维活动之间的联系，因为它正是由物质构成的。可以将逻辑或元逻辑制定为“对所有可构建的宇宙”都有效——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并且今天已经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完全理解这一事态的博弈者遇到了麻烦，当然，这些麻烦远超我们的尺度和衡量标准！
如果意识到博弈者并非全知会使我们不安，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宇宙演化博弈的内在风险，那么这种反思也迅速让我们的生活状况更接近博弈者的状态——因为在宇宙中没有人是万能的。最高级的文明也是不见全貌的部分罢了。
罗纳德·舒尔在大胆猜测方面走得最远。他在《理性创造的宇宙：定律VS规则》中说：博弈者转化宇宙的程度越深，他们改变自己的程度就越大。这种变化导致了舒尔所说的“把记忆送上断头台”。的确，非常激进地改变自己的人，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毁掉了自己对过去的记忆——在这一操作之前的过去。舒尔说，博弈者们获得不断增长的宇宙转化能力的同时，正在亲手抹去宇宙演化至今一路走来的痕迹。创造性全能在极限处会造成追溯直觉的瘫痪。如果博弈者试图赋予宇宙理性摇篮的属性，则会为此降低熵定律的力量；10亿年后，他们失去了对自己和前人的记忆，会把宇宙带到斯威仕所说的状态。解除“熵制动”后，生物圈会出现爆发式增长，许多不成熟的文明会过早加入博弈，并导致其崩溃。是的，博弈的崩溃导致混乱……在亿万年后，一个新的博弈者集体从中出现……重新开始博弈。因此，根据舒尔的说法，博弈是循环进行的，所以关于“宇宙的开始”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图景非同寻常，却也令人难以置信。如果连我们都能预测到崩溃的惨烈，就更不用说博弈者能做出什么样的预测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已经提要钩玄地描绘出博弈的景象，博弈的参与者是相距数十亿秒差距且隐藏在星云中的智能体；我的简略是为了随后用大量含混不清、相互矛盾的猜测和不可能的假设混淆它。但这正是常见的认知模式。目前科学将宇宙视为博弈的重写本，拥有比任何一个博弈者所能触及的更深的记忆。这一记忆是自然法则的和谐融合，使宇宙保持运动的同质性。因此，我们现在看宇宙就像是在看一个经过数十亿年工作的领域，亿万年来不断堆积，朝着目标迈进——我们只能理解其中最微小、最接近的部分。这个景象是真的吗？有朝一日它会不会被下一个不同的模型取代——像我们的智慧体博弈模型一样，与史上出现的所有模型都大相径庭？我打算引用我的老师欧内斯特·阿仁斯教授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多年以前，在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拿着包含博弈概念的初稿向他征求意见，阿仁斯说：“理论？达到理论的程度了？或许这不是理论。人类竟然要去恒星？所以就算这不存在，或许它就是一个计划，或许有朝一日一切都会变成这样！”我想用我老师的这些并非完全怀疑的话来结束本次演讲。
谢谢大家！
[1] 原文为拉丁文，Tertium Datur。其否定形式tertium non datur，直译为“没有第三种可能”，即逻辑学中的排中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