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一句。这是我孩提时代就知晓的一句宋词。知晓并且牢记不忘，就因为这其中的“蛙声一片”与我童年的记忆密切关联。读过我的小说的人，应该记得我曾经多次描写过蛙声，但不一定知道我对青蛙的恐惧。人们有理由对毒蛇猛兽产生畏惧之心，但对有益于人并任人捕食的青蛙似乎没理由害怕。但我确实怕极了青蛙。我一想到它们那鼓凸的眼睛和潮湿的皮肤便感到不寒而栗。为什么怕？我不知道。这也许就是我以《蛙》来做这部小说题目的原因之一吧。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一样，我确有一个姑姑，是一位从业多年的妇科医生。我们高密东北乡数千名婴儿，都是在她的帮助下来到人间。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婴儿，在未见天日之前，夭折在她的手下。小说中的姑姑，与生活中的姑姑，自然有巨大的差别。真实的姑姑，只是触发我创作灵感的一个原型。她如今生活在乡下，子孙满堂，过着平安宁静的生活。
二〇〇二年夏天我动笔写这部小说，当时的题目叫《蝌蚪丸》。这题目的灵感得之于一九五八年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只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从这条新闻中读出荒谬，但在当时，此法竟大为盛行。这情形与几十年后风靡大江南北的“打鸡血”、“喝红茶菌”十分相似。我沿着这条思路写了足有十五万字，但忽觉这写法无意中又在重复荒诞夸张之旧套路，况且，所用的结构方法（以一个剧作者在剧场中观看舞台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写话剧时的诸多回忆联想为经纬）也有过分刻意之嫌，因此，便将此稿放下，开始构思并创作《生死疲劳》。直到二〇〇七年，又重起炉灶写这部书，结构改为书信体，并易题为《蛙》。当然，我是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地讲述一个故事的，因此，小说的第五部分就成了一部可与正文部分相互补充的带有某些灵幻色彩的话剧，希望读者能从这两种文体的转换中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大陆的计划生育，实行三十年来，的确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在执行这“基本国策”的过程中，确也发生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尤其复杂，它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
近年来，关于独生子女政策是否继续执行的问题，已有相当激烈的争论。争鸣文章的作者有很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发表这些争鸣文章的，也都是主流媒体。互联网上有关这问题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由此可见，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万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集体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转化，随着数亿农民获得了流动和就业的自由，独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落实。农民们可以流动着生，偷着生，而富人和贪官们也以甘愿被罚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随意地超计划生育，满足他们传宗接代或继承亿万家产的愿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资微薄的小公务员，依然在遵守着“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一是不敢拿饭碗冒险，二是负担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费用，即便让他们生二胎也不敢生。
我的《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
在良心的指引下，选择能激发创作灵感的素材；在我的小说美学的指导下，决定小说的形式；在一种强烈的自我剖析的意识引导下，在揭示人物内心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内心袒露给读者。这是我在写《蛙》时遵循的并将在今后的创作中继续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
写完这部书后，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着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于北京平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