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年级男生来说，“有事可做”的意思就是有游戏可玩。例如，他们环顾自己所处的房间（多瓦尔教授的大学办公室），寻找游戏：
吉米：看，你知道那是什么游戏——那边那个是什么游戏？我们玩的——我们一年级玩过。
吉米：我们有什么游戏——这里有什么可玩的？
凯文：我不知道。
吉米：可能只有那个吧。那是个很傻的游戏，对吧？
凯文：不过看起来挺不错。
吉米：我等不及要玩点儿什么了。
因为找不到任何可以玩的游戏（或者觉得自己不能随便玩他们看到的那些游戏），他们试着去想他们还能做什么：
吉米：唔，如果你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就快做吧。
凯文：他回来了。你想做什么？
吉米：打球。
虽然吉米现在显然不能打球，但只是想想这件事还是没问题的。他想到外面去，和一群男孩跑来跑去，而不是坐在椅子上和一个朋友聊天。因为他们现在没法跑出去玩，他们就开始展望未来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凯文说：“你想哪天来我家玩吗？骑我的自行车？”
男孩们确实找到了“可以做的事情”，尽管这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吉米以一种假装不耐烦的语气要求凯文找点儿事来做，凯文答应了，提出一个两人都接受的建议：
吉米：你能找点儿事做吗？
凯文：拍蛋糕①。
吉米：［笑］ 喂，拍蛋糕。来吧，让我们玩拍蛋糕。来吧。
这些记录中的被试者给人的印象都是充满活力的孩子，仿佛所有孩子都是这样的。但在看过两个同龄女孩的录像带后，我改变了想法。二年级女生的情况看起来真是另一个世界。简和艾伦非常文静地坐着，大部分时间几乎近得脸贴脸。她们基本都坐在椅子前半部分，也都直视着对方的脸。只有在思索接下来该说什么时，她们才会平静地看向房间里的其他地方。她们不会想方设法去找事情做，似乎满足于自己已经有事情在做的现状：她们在交谈。
将这两份文字记录比对观察，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对话有多么不同：二年级男生的发言记录很多，但都简短、突然，每个男孩的发言很少超过一句；而二年级女孩对话的文字记录显示了大段的谈话，以至于一页纸上可能只有一到两个发言回合。这是因为女孩们都在把自己和其他人遇到的事情当成故事讲给对方。但是，这些并不是随便什么故事。它们是关于事故和灾祸、疾病和看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