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喜爱和认可的需要可能会与坦露秘密的需要发生矛盾，毕竟，秘密暴露了一个人的弱点。在我前文的例子中，一位女性的前男友情场失意，他想找人谈谈这件事。这种倾诉的渴望太强烈了，因此尽管他很久以前就离开了她，他还是去找她了。为什么他觉得和朋友们谈论这些问题会让他感到不舒服？这一现象或许与许多接受过凯瑟琳·科勒·里斯曼采访的男性不告诉任何人他们离婚的事实有着同样的原因。里斯曼采访的一位男性告诉她：“我想每个人都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问题……我们总会努力自己解决。”这些男性和其他许多男性一样，都敏锐地意识到倾吐秘密可能会造成权力失衡。一方面，那些表现出软弱的人能感觉到他们把自己放在了低人一等的位置上。另一方面，他们泄露的信息可能会被用来对付他们。
女性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心理学家罗宾内特·肯尼迪（Robinette Kennedy）对克里特岛上一个村庄中的女性间的友谊进行了研究，她发现，这些女性敏锐地意识到了交换秘密可能导致恶意的流言。她让12位女生写下她们看重朋友的哪些品质，每个人都提到了“不泄露秘密”。肯尼迪发现，一些女性会因此而避免交友，但她们想念拥有朋友的时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女性与男性生活在不同的领域，而且必须扮演定义明确的角色，那么女性拥有一位同性朋友意味着她至少拥有一段可以展现真我并获得理解和接受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能让她倾吐真实情感的对象，她就会痛苦地感到被孤立。
埃德尔和埃克特的研究中的希腊妇女和美国女生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她们需要可以交谈的朋友，但是她们知道与朋友交谈是有风险的。女孩和成年女性比男孩和成年男性更愿意冒这个险，因为她们更在意友好感情的回报，不那么关注脆弱和失去独立性的可能性。男性则不太可能冒这个风险，因为对他们来说，防止脆弱性以及维护独立性是他们的重要目标，亲密感则没有那么重要。
许多男性讨厌妻子或女友向朋友披露他们的关系。对这些男性来说，把他们的私人关系告知他人是一种不忠诚的行为。我采访过的一位男性在这一点上有很多话可说。他表示在他看来，倾诉有关某段感情关系的细节——尤其是那些展现伴侣弱点的——纯粹是一种对信任的背叛。他鄙视任何为与朋友建立友情而做出这种牺牲的人。如此强烈的反应印证了研究希腊文化的人类学家吉尔·杜比什（Jill Dubisch）的论点——与非家庭成员谈论家庭事务是一种禁忌，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神圣界线，把真正属于家里的东西拿到了外面。
杜比什还指出了语言污染和性污染之间象征性的连接：将家庭的秘密告诉陌生人就相当于允许他们进入家中，这就如同一种“非法的性侵犯”。这种观点似乎说明了希腊寡妇们的困境，正如卡拉维里所录挽歌中的一句体现的：“屋内丧夫女，门外闲言语。”丧夫的女子被限制在房内，因为如果她踏出房门，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让她受到与性有关的八卦的指控。
说许多男性都不会为建立亲密关系而交换关于自己和他人生活的秘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通过交谈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和途径。如果说女性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途径——对个人生活的谈论对男性来说是一件令人恼火的事，那么为了找到男性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途径，我们可以检视他们的行为中让女性恼火的一个方面：早晨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