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欧洲”的边界地区

“大欧洲”的边界地区

“大欧洲”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上的特色，促使它在1830年后成为一个规模比先前几个世纪大得多的庞大扩张主义综合体。航海大发现成就非凡。欧洲人能闯入印度洋的贸易世界，是拜其强大的海陆军技术所赐。拿下前哥伦布时期美洲几个富产矿物的国家，则是大胆的劫掠行动带来的惊人回报。以奴隶、金银和蔗糖生产为基础建立的大西洋经济，则体现了大西洋欧洲在远距离贸易和长期信贷方面超前的发展，如何为欧洲经济增添一个可带来超高利润的附属经济区。但这对于欧洲人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欧亚其他地方的影响力，一直未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1750年后发生欧亚革命。在亚洲诸海域，欧洲人之前曾以“经商战士”的身份找到合适的栖身之所，在亚洲诸国的海岸线外以侵略性姿态巡航。在陆地上，欧洲人也连续猛攻奥斯曼、伊朗两帝国的大门。欧洲人的奴隶买卖对非洲商业和人口所带来的冲击，远及西非、安哥拉、刚果河流域的内陆地带，然而在几乎整个非洲地区，直接派驻的欧洲人少之又少。

在1750年后的动乱时期，欧洲扩张遭遇的许多地理限制和某些商业限制开始消失。欧洲人在印度、中国、太平洋乃至热带非洲，窥见了许多大好新机会。其中热带非洲是通过蒙哥·帕克（Mungo Park）的《西非游记》让英国人认识的。亚历山大·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横越今日加拿大，梅里韦泽·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在1803年至1806年完成从今日匹兹堡横越到太平洋沿岸的壮举，[1]德国伟大地理学家洪堡则横越了南美洲，这些行动使欧洲人对南北美洲不再只是熟悉其轮廓，而对其细部一无所知。求知热情滚滚而起，贪婪的憧憬倍增。但要到1830年后，欧洲人才开始强化他们对其他大陆的掌控，为拿下19世纪80年代时已似乎是他们囊中之物的全球霸权铺下坦途。

这样的大规模扩张，有三个主要的动力来源：文化、商业以及人口。如同第四章提到的，在欧亚革命时期大为勃兴的，不在于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好奇，反倒在于欧洲人用来搜集信息的工具，在于可以吸纳新知识的思想架构的组建。休谟、亚当·斯密、边沁、穆勒（其《印度史》于1817年问世）等人，针对社会进步、商业进步、文化进步提出看似言之有理的新普遍性进步模式，使人们不再怀疑欧洲人是否有能力（和权利）大幅改造他们所闯入或潜入的异质社会。18世纪下半叶，来到印度的早期英国征服者仍震慑于南亚次大陆文化的悠久性和复杂性。到了1800年后，这态度被强烈的自信所取代，英国征服者转而认定，印度的思想体系和那些体系所支持的社会习俗，都是堕落的或过时的，都应视情况予以忽视或根除。在新的求知热情的驱使下，欧洲人往往将非欧洲民族的观念批得一文不值，而在背后推动这种热情的乃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即使不是在欧洲历史上首次出现，至少也正处于彻底复兴的阵痛期：四处传教的基督教。

到了1830年，传教士已成为传播欧洲影响力的积极媒介，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媒介，但在某些方面，传教士又是充满矛盾的媒介。这时欧洲境内的传教事业，已因为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反弹心理，因为革命战争的恐怖经历，因为社会、经济急速变迁所唤起的道德不安（这在英国最为明显）而再度兴起。借由直接行动或透过传教会来拯救异教徒的福音使命，纾解了躁动不安的宗教焦虑。但在非洲内陆、中国沿海地区［郭士立（亦译郭实腊）是最早来此传播福音者之一］和偏远的新西兰，传教士既是宗教使节，也是欧洲的眼线。他们的信件、报告、援助请求、巡回募款、传教性“报纸”和宣传性自传，促使国内的意见化为行动：募更多款，催促政治人物干预，乃至吞并。一如在新西兰所见，其动机往往是要保护一群新皈依者或极有可能皈依者，以免他们受到堕落的欧洲人（贩卖兰姆酒或买春）的掠夺活动侵害或（一如在东非所见）遭到奴隶贩子的毒手。所有传教士暨宣传家中，成就最杰出者是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他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所享有的崇敬，说明了这种落实于具体行动的宗教狂热是如何打动人心的。

就连传教士都借助商业变迁之力推动其传教事业，若非如此，他们的影响力会小得多，活动和资源也会少得多。事实上，郭士立或亨利·威廉斯（在新西兰）之类的传教士，乐于让传教与做生意相结合。郭士立布道时就兼卖鸦片。欧洲（特别是英国）商人及其工业供货商，要求进入一度封闭的非洲、亚洲、美洲市场，并向当地政府施压，若有必要，以武力强行进入。商人游说团体已在1813年和1833年先后打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中国由来已久的贸易垄断。商人的压力促使伦敦打了第一场鸦片战争（1840—1842年），然后，通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使中国首次真正对欧洲开放通商。靠着正在工业化的欧洲所生产的商品（特别是机器制造的纺织品），欧洲商人终于有了几乎无处不受欢迎的商品，因为便宜的棉布乃是几乎任何地方都有销路的消费品，甚至能与当地工匠竞争。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有“开放”的市场，让欧洲货在不受关税阻碍和不被官方禁止的情况下自由贩卖。欧洲商人最在意的是“自由贸易”，而非征服或政治统治。

这种商业优先的心理，有助于解释1830年后西方扩张的独特模式。欧洲人欲将市场“全球化”、欲贩卖自家制造品、欲载满船货返国的念头，在世界许多地方，创造出一种远远谈不上殖民统治的新型商业控制方式。商人及其所属政府，常借由与当地统治者或精英谈成对彼此有利或看来对彼此有利的协议，取得入境经商权。毕竟，商人也必须买进货物，才能贩卖货物。商人给控制当地之人带来的好处，乃是为其因当地土地充足且农产品便宜而无法在附近卖掉的农产品提供市场。原本只能经营自给自足经济的地主，只要愿意种欧洲人会买的作物，从此就可以当消费者，购买衣服、家具、铁制品、食品杂货（如茶或咖啡）、工具。在这种商业协议运作最顺畅的地区，例如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欧洲诸国几无动机策划征服行动。在当地人短期内无意合作而当地统治者又决心禁止或严格管制外贸的地方（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国），被利益驱使的商人们便会要求本国政府采取行动。但即使在中国（英国政府强行打开通商门户的地方），这种强行干预行动（在1840年至1842年和1856年至1860年的两场鸦片战争中）也只是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区开辟出一连串孤立的“条约口岸”。在这些地方，欧洲人享有自由贸易特权，但在19世纪70年代，想要深入中国内陆，仍然难似登天。

事实上，在西方以外的许多地区，欧洲商人不得不接受一种粗略而现成的分工。在欧洲商人无法进入内陆的地区（被本地商人逼赶，或因货币、信贷、销售的难题而无法进入），一如在中国和非洲内陆常见的，欧洲商人除了倚赖当地中间人，几无其他选择。欧洲商人待在沿岸的货栈里，或沿海航行（在西非常见的做法）。[2]在印度（1850年前殖民统治范围急速扩大的地区），细部做法有所不同，但模式类似。“代理行”（1835年时加尔各答有47所代理行）里的英国商人，专注于主要港口城市的进出口贸易，同时满足内陆地区寥寥可数的外国人的需求，但他们基本无意打入内地贸易或庞大的农业经济。商业失败的风险，几乎无一处不高。极端气候、不可靠的情报、易波动的货币、海难和政治动乱，皆增加了长距离贸易原本就有的一般风险，因此印度、中国境内欧洲商行的“阵亡率”甚高。这是商业开拓者发光发热而祸福难料的时代，他们航行于东方海域，寻找可满载而归的货物，这情景在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生花之笔下活灵活现。

尽管风险如此之大，欧洲的贸易势力在1830年后的50年里，还是以稳健步伐逐渐深入亚非。在东亚，第一批大量涌入的商人落脚于香港。香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在中国侵占的土地，作为英国人在中国沿海安全栖身之地。受鸦片贸易的暴利吸引，到1860年，在香港设立的英国商行已有40多家。[3]此外还有来自孟买的帕西商人，以及少许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数量大增，欧洲人在中国大都市内部（或附近）建造带有公园、广场、银行和办公机构的欧式小镇，形成聚居区。这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真正的贸易中心，欧洲、美国的货物进入中国的主要港口。这时，欧、亚之间正快速形成一条大干道，上海就位于那干道的东端。干道沿线经过孟买、科伦坡、仰光（作为稻米、木材贸易中心正快速发展），穿过新加坡这个海上十字路口。新加坡城在1819年才创立，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人口已超过10万。[4]

1840年后，欧、亚之间出现大体上规律而快速的通信网络，反映了这种商业增长。那一年，英国铁行轮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简称P&O）取得伦敦、亚历山大之间邮务专营的皇家特许权。两年后，该公司获准在苏伊士、斯里兰卡、马德拉斯、加尔各答之间开展邮递业务；到了1845年，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扩及新加坡和中国。19世纪60、70年代，印度、中国透过电报与欧洲相连。但最大的改变来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该运河使前往印度的海上航程缩短了数星期，加速了人员、邮件的运送，打破了原本似乎将欧洲与“东方世界”隔开的障碍（既是有形的天然障碍，也是心理障碍）。约瑟夫·康拉德在1902年写道：“打穿苏伊士地峡，就像打掉水坝，让无数新的船只、人员与贸易方式不断涌入东方。”[5]由于进出欧洲更为方便了，商人对原本不在主航路沿线的地区产生了兴趣。原本只有阿拉伯独桅帆船往来的波斯湾和东非沿海地区，也开始吸引那些以孟买为贸易总部的英国商人。[6]一道新的商业前线已然开辟。

但这时仍无多少迹象显示，这些活跃的商业活动能够扩大欧洲人在亚非的统治范围。以英国人为先驱的欧洲人取得飞地、基地、要塞、贸易中心，例如亚丁、新加坡、西贡、香港、拉各斯（Lagos）或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斯。欧洲人的商业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从各种桥头堡向外辐射。他们与当地人签订条约（或强迫他们接受条约），禁止奴隶买卖或根除海盗。这些潜在的保护国会支持那些顺服的本土统治者，但结果往往并不明确或不如人意。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似乎没有哪个全面的帝国瓜分计划看起来能令人满意、有必要或是切实可行。主要的例外，出现在印度（这里的条件比较特殊）、接近俄国里海诸省的中亚部分地区、非洲的西北端与最南端，以及东南亚。在东南亚，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艰难地进入马来半岛、中南半岛，以及马来群岛的“外围诸岛”。这些“不确定的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新的全球环境中版图大增，开启了西方称霸世界的巅峰时期（直到1914年才结束）。

在世界许多地区（欧洲人与非洲人、亚洲人互动的区域，而非有意兼并的区域），“大欧洲”的边界模糊而不明确。传教士和商人的扩张，不管是为神还是为利，都得倚赖当地人的合作。但它们绝非欧洲扩张的唯一舞台或最重要舞台。一直到1880年及其后许久，欧洲最活跃的都是人口的扩张，即定居边界的扩张。这方面的扩张幅度惊人。1830年，美国的白人移民已拓殖到密西西比河。到了1880年，他们已征服或占领日后美国四十八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的几乎全境。在加拿大，移民已占领东部耕地，准备挺进大平原（后来拖了好久才付诸行动）。在澳大利亚，19世纪80年代时，大部分可供耕种或牧羊的地方已被225万名移民占据，只剩干燥、辽阔的内陆依然荒无人烟。在新西兰，欧洲人于1840年才开始拓殖，但到了1880年，除了北岛的毛利人据点外，大部分可用地都已被欧洲人占领。在上述地方，大量涌入的白人移民，赶走了他们遇到的任何住民：移走或赶走原住民，把他们圈入“保留区”，往往毁掉他们的生计，使他们只能依赖白人的施舍过活。1880年后，只剩四个区域可供欧洲人大规模殖民：加拿大大平原、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巴西南部的温带地区、西伯利亚。在第五个地区，也就是被全力打造成“白人家园”的南部非洲，白人能支配黑人族群，但人数太少，无法赶走黑人，或者说如果没有黑人提供劳力，白人就无法生活。在第六个地区，也就是非洲地中海沿岸，欧洲人的殖民地从始（1830年）至终（1962年）都是法国以武力留下后遗症的被冷落地区。

这规模宏大的扩张运动，永远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版图。到19世纪结束时，就连清醒的评论家，都可能推断未来是欧洲人的天下。据英国杰出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爵士（Sir Robert Giffen）的估算，1800年时“新”“旧”欧洲的人口已有1.7亿，到了1880年则是4亿。相比之下，除了印度，“欧洲人之外的人种一直停滞不前……文明的力量，碰上黑色、黄色人种的力量，已几乎是所向无敌”。[7]他认为，到了公元2000年，“欧洲人”会有15亿到20亿，中国人则只会有4亿。吉芬大大高估了“大欧洲”未来的人数，但当时其人口剧增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在1800年，除了在北美洲东部部分地区之外，欧洲人的领土大掠夺，其实只是一连串的领土主张，移民定居那些土地，仍只是脑海里的盘算而已。那么这种移民定居活动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又为什么、靠什么进展得这么快？

欧洲人口扩张的先决条件，乃是有许许多多欧洲人想离开家乡，并有这样做的自由。1880年之前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可轻易抵达大西洋诸港的欧洲地区，绝非偶然。但这不可能是唯一的理由，因为来自法国的移民，乃至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在19世纪末期之前少之又少。人之所以会想离开家乡，乃是因为预期在家乡生存困难，而海外有谋生机会。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之前，不列颠群岛一直是移民的主要来源，而且在1914年之前一直是最大来源。不列颠群岛也是最早受到工业主义带来的社会经济变革影响的欧洲地区。土地使用上的改变（例如将苏格兰收益微薄的耕地转为牧场）把人赶离家园，赶进城镇或赶往海外。在英格兰部分地区，古老乡村产业的没落带来类似影响。而在不列颠群岛，并没有（如法国那样）由农村构成的广大腹地，以吸纳这些失业者或未充分就业者。最悲惨的情况出现在爱尔兰，1845年后爆发的可怕饥荒，夺走约200万人的性命，迫使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其中有些人移到英国本土。这些人既已离开家园，来到英国城市后再移往美国（大部分人）或澳大利亚（一些人），也就较无眷恋。海上航路安全，没有阻止移民的法律规定。而且这时候的运输体系可将大批乘客运到港口，再以快速而低成本的方式将他们载到大西洋彼岸。

通过这种方式，工业主义的实体成果促使人迁徙，然后又帮助人迁徙。工业主义的社会影响、文化影响，也发挥了作用。被迫离乡的人，有许多先落脚于英国的城市。如果城市环境是另一种面貌，且更有安全保障，可能会有较多人留下。但实际上，城市里勃兴的是流动文化，那种文化靠移民经纪人、航运企业、移民会社、土地公司和虔诚宗教信徒的热烈鼓吹而兴盛不衰，且靠印刷品（工业主义的另一个结果）低成本地四处传播。这股肇因于贫穷与经济恐惧的移民冲动，因为移民可改善生活这个信念的加持，变得更加无法遏制。在一群移民“企业家”（移民成了门生意）的巧妙吹嘘下，人们对移民的向往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会里扎下了根。

但移民不是只有心、有梦想就能成事的，更何况单程船票也不便宜。许多移民是靠“打头阵移民”汇回的钱，支付远渡重洋的费用的。“连锁移民”（一如今日第三世界移民所实行的方式）是大量贫穷移民得以远赴他乡的唯一可行办法。但“连锁移民”也等于为特别受青睐的目的地和先行者的发达致富提供了保证。移入的社会若不肯接纳新来者，其经济若无法吸收新来者，1840年后那种规模的迁徙便不可能出现；移入地的经济环境若不理想，因贫穷而来的人，下场将是穷愁潦倒于异乡（更加缺乏安全保障的地方），移民链也将中断。一想到将有一大群穷人移来，压低工资，充塞劳力市场，“先住民”很快就会关上大门，不准新移民进入。那场大迁徙也将会戛然而止。

美国是大部分移民的落脚地，而美国非凡的经济发展过程说明了这场大迁徙为何得以出现。什么因素使美国如此吸引人？更贴切地说，什么因素使美国的经济有这么强的吸力？美国惊人的天然财富，显然是答案之一：未开发的辽阔沃土，广大的森林，蕴藏铁、煤、铅、银、金的矿产，深入内陆而可运出内陆产品的河道网。但美国能吸纳这么多移民的关键，不在于对这些天然财富的逐渐开发、利用，而在于这些天然财富投入市场经济时惊人的速度。美国人口能增长得如此快速，能吸纳这么多欧洲人进来而未出现更多的社会紧张迹象，关键就在于速度。美国的定居者增长（除借由移民，也借由自然增加）如此快速，“大欧洲”这个边境地区如此充满活力，归根结底（又）是工业主义（自外移进的美国工业主义）冲击所致。

我们可从几方面看到这冲击的作用。大规模的农业垦殖需要工具、社会组织、各式各样的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除非移民只想当个离群索居、无知、贫困且仅够温饱的农民。若要以合适的方式“按需定制”且将成本控制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就必须透过当地来满足这些需要。一如战斗部队需要庞大的“后方”提供补给、情报、指令，移民大军也需要附近有城市“后方”，提供农耕设备、市场情报、文化设施。没有这些东西，移民大军很快就会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美国往西开拓的过程，其令人注目的特色，与其说是西迁农民的人数之多，不如说是他们抵达之后城镇兴起之快。城镇规模的增长比城镇人口的增长还要快。[8]城镇吸引着那些具有生产技术的工匠移入。19世纪20、30年代，在这些新兴的美国西部城市里可以看到铸造车间、碾磨厂、冶炼厂，满足所在城镇腹地的需求，生意兴隆；蒸汽动力早早就出现在西部。1830年之前许久，便有数百台蒸汽机在西部制造，其中许多用于航行在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船。拥有工程技术和工业技术，铁路能够得到快速铺设，将工业时代的运输工具直接引进开发区边缘，也就不足为奇了。铁路与汽轮不只带进人潮，还把人带去寻找新机会，加速了工业化移居地所倚赖的人口流动。

这一成功故事（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的更深层因素，可在美国身为“大欧洲”的一部分所享有的有利环境中找到。美国没有来自外部的威胁（使分散的“创业”文化比限制重重的官僚体系经济更容易维持）[9]，殖民时代的跨大西洋贸易则给美国留下了遗产，这二者使旧东北地区成为与欧洲同等规模的商业区和工业区，在从大西洋欧洲最先进地区引进并重新分配技术与专门技工时极有效率（语言是原因之一）。因此，美国的西部不纯粹是“旧世界”的附庸。一如我们已了解的，它只需要少量的欧洲资本。它以本土技能、产量、制度的“附加价值”，提升其进口的货物和资本的价值。它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有力结合，而这结合是它成功的基础。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距离欧洲本土最远的“大欧洲”边境地区）可以看到同样的刺激因素在发挥作用，但规模小得多。这两地的天然资源不如美国丰富，两者都比美国离欧洲更远，而距离愈远，成本愈高。[10]它们没有美国在1800年以前所享有的先起跑的优势，反而更倚赖欧洲的帮助。但在其他方面，这两地的欧洲人用了同样的工业时代工具来改造环境，以便外来移民生存。他们引进动植物，锲而不舍地改变环境（往往用火），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有人就语带挖苦地说，一盒火柴是拓荒者最管用的工具。他们没有太调整自己，而是让环境适应欧洲的生活方式。若没有工业文明的器具（实体器具和知识工具），要在距“母国”如此遥远的地方，以保持殖民势头所需的规模，做如此大而快的改造，大概是不可能的。[11]

拓荒故事还有个至关重要的类似之处。边境地区通常是经济吃力地缓慢增长的地方，但也往往会吸引人们蜂拥而至：除了为土地，还为淘金。那是个投机热潮汇聚之地，其成因主要是一窝蜂的狂热心理，而非冷静的经济算计。这是以流动为特色的工业文化里的狂热倾向，而它产生了几个重要结果。争夺热潮不只改变了移民扩张的步伐，也改变了其方向，创造出预料之外的新前进路线。对人口的影响，有时非常惊人。黄金的发现，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口分别在19世纪50、60年代增长了一倍。在美国，往太平洋方向缓缓西迁的拓荒农民潮，在1849年加州中部河谷发现黄金后，变成滔滔洪流。旧金山作为“远西”的矿业第一大城，一下子繁荣起来。[12]旧金山在商业、金融、技术方面的影响力，很快就沿太平洋岸边向南北扩散，同时朝远及内华达、犹他、爱达荷的内陆扩散。[13]加州的新财富，加速了电报（1861年）和联合太平洋铁路（1869年）的降临。1858年在落基山脉（位于移民区边缘以西约1000公里处）发现黄金后，短短一年出头，就有10万人涌进科罗拉多。[14]1863年弗吉尼亚市发现黄金后，另一股淘金潮涌向北边的蒙大拿，一年涌进3万人。这造成的不只是经济上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忽略了对这些边区拓荒史影响重大的一个因素：原住民对流离失所或征服的反抗。19世纪80年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境内的原住民反抗力量，已大体上被无视（尽管不同地区有些微差异）。1876年，拉科塔族（Lakota）印第安人在小比格霍恩河大胜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率领的美军，一年后内兹佩尔塞族（Nez Perce）印第安人又在比格霍尔取得胜利，但都无法扭转大局。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原住民、新西兰毛利人的反抗，为何在40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就溃败得如此彻底？武器差距是原因之一，[15]但原住民也取得了先进火器，且运用有成，大败卡斯特军队就是一例。在美国平原上，环境的骤然改变（以获利为目的的猎人和现代步枪消灭了野牛群），摧毁了原住民生计与文化的大半基础。但白人推进的速度之快，才是击溃几乎所有地方之原住民势力的根本原因：原住民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政治重组、重新调度社会资源、形成较大的联盟或发展较有效的战术。西进热潮的重要影响就在于此。白人并非以稳定步伐推进，而是成群往前冲，方向飘忽不定。为了抢夺金银或“无主”土地，他们一下子就冲到极远的另一个地方。达科他淘金热引来的人潮，就把印第安人赶离他们依条约所占有的土地，从而引发以卡斯特的大败开场的双方对决。在其他地方，蜂拥而至的投机人潮不断从侧翼包抄原住民，或使他们遭遇绝无可能打赢的敌人——人数、组织、资源、装备、运输工具都带有工业主义标志的敌人。在温带拓殖地区，欧洲人在19世纪70年代时已赢定那场与时间的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