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西方

发明西方

若说从美国西部到俄国东部这一大片北半球地区，在19世纪中叶几十年间，处于由某一强国支配的和平状态下，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毕竟，一下子就可想出六个不符之处。欧洲诸国间战争频频：英、法、奥斯曼帝国打俄国一国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将法国、皮埃蒙特-萨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那不勒斯、奥地利、普鲁士卷进其中的意大利统一战争（1859—1860年）和德意志统一战争（1866年），丹麦诸公国战争（1864年），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俄罗斯人与奥斯曼人之间（1877—1878年）、法国人与北非穆斯林人之间、英国人与埃及人之间（1882年），都爆发了欧洲边境战争。时间最长、死伤最惨重的战争，在美洲大陆开打，即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内战。战争虽多，死伤虽惨重，但这些战争中没有一个是将“大欧洲”诸国、诸社会全数卷入的总体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有三大强权参战，且差点把第四个强权（奥地利）卷入，但战场实际上局限于黑海和波罗的海。意大利、丹麦、德意志的统一战争，还有普法战争，都是为时不长而规模相对有限的战役，且未直接涉及的强权皆拒绝参战。1877年至1878年的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从开打到结束，都未引发欧洲列强兵戎相见。美国南北战争未有其他强权卷入，只有在北方联邦封锁“南部同盟”时差点招来英国的干预。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争的结果，都未引发争夺大陆霸权或半球霸权的大范围战争。在意大利、德国、美国，这些战争的主要影响，乃是摧毁地区间的藩篱，从而有助于建造内部更团结的民族国家。这些“西方战争”使卷入其中的士兵和平民死伤惨重，但其有限的规模，可能促使人们普遍相信：武装冲突乃是解决国际纷争、“建造民族国家”的可行方法，甚至可能是必要方法。但什么力量使欧洲人未走上互相毁灭的无限战争？毕竟，他们在1815年前曾投身这样的战争，而1914年后又重拾这样的战争，造成更惨重的伤亡。

最重要的影响，乃是1792年后横扫欧洲的大战留给一代人的记忆。由于战役和冲突不断发生，眼前的和平似乎永远不可能持久，再加上革命动乱与军事压迫的经验，战争所揭露的民族国家社会体制可怕的脆弱性，欧洲人普遍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印象，不再相信无力维持和平的“旧制度”，以及这时显得极端利己、机会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旧式外交手法。那表明联手对付看来会威胁整体和平的任何大国，乃是当务之急，也凸显了重建欧洲、使之恢复地缘政治稳定的重要性。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为保障该会议的协定而制定的“协调体制”，乃是时时以“绝不重蹈覆辙”来惕厉自己的政治家苦心孤诣的成果。[1]

为落实维也纳会议之协定而形成的组织化集体力量旋即瓦解，但“协调体制”的主要原则却维持了许久。那些原则严禁任何足以破坏欧洲五大强国之间均势的片面行为；奥、英、法、普、俄五大国，等于欧洲公共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如果要更动对欧洲小国的控制权，或变动欧洲王朝制帝国的版图，就必须得到维也纳会议与会五强的集体同意。当然，五大国之间出现纷争时，这项条款即形同具文：1859年法国和皮埃蒙特就利用五大国的不和来对付奥地利，俾斯麦也利用这点先后对付过奥地利和法国。但整体来讲，这一基本准则发挥了极强的约束力。就连一心想控制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两海峡，而常被贬为欧洲外交领域粗鲁无礼之恶熊的俄国，也尊重这项协调理念。俄国对巴尔干的外交作为，远不如英、法批评者口中常描述的那么投机冒进。[2]

“协调体制”能发挥作用，源自自私心态：不只是害怕战争，还对地缘政治变动感到不安。英国领袖有时喜欢哗众取宠，谴责其欧洲邻邦的政治作为，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和匈牙利的镇压，就是其喜欢抨击的靶子之一。但即使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这样好战的大臣，通常都偏爱动口而非动手。[3]一种远比协调原则还要有力的关系，将奥、普、俄统合成未言明的保守联盟。这三国都统治了东欧大片地区，而且对那些地区的统治禁不起任何民族原则的检验。这三国全都有理由担心（特别是在1848年诸革命后），它们之中有任何一国垮掉，都会引爆一场全面的剧变，而在那剧变中，受征服的波兰（遭三国瓜分的波兰）将会第一个揭竿而起，发出最强烈的反抗怒火（1863年波兰人的反抗及时向它们提醒了这一点）。因此，俾斯麦（来自易北河东岸的普鲁士贵族地主）尽管好谈“铁血”，尽管以强权政治闻名于世，却不愿剧烈重组欧洲政治版图。他在1871年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谨慎保留了德意志邦联的旧邦和君主国，否定了将所有日耳曼人（包括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日耳曼人）统合成单一国家的“大德意志”理想。事实上，在1870年之前，维也纳体系的最大挑战者，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1851年称帝，阴谋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霸权地位者，就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但即使是法国人（特别是支持路易的农民），都无意发动革命战争，而他们出手干预的吊诡结果，不是如愿在意大利北部扶植出附庸国，而是出现一个纯意大利的地中海对手。十年后的1870年，以欧陆霸主自居的法国，在败给普鲁士大军的色当一役中，残酷地暴露了自己的外强中干。

因此若说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区”普遍处于和平状态，可能言过其实，但若断言那时期维持了广泛的地缘政治稳定（强权主导下的和平）则不无道理。那稳定带来几个重大结果。第一，英国的海上霸权虽从未稳如泰山，[4]但是“大欧洲”内部（特别是北大西洋）的航海路线，以及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航海路线，在这段时期始终保持畅通安全。[5]大陆与大陆间可靠而迅捷的往来，以欧洲为中心逐渐扩展的贸易，都与此大有关系。若非海上交通安全可靠，19世纪40年代起投入巨资打造新式汽船船队的现象便不可能出现。第二，欧陆诸国间细心维持的势力平衡，加上英国的海上武力，让北美、南美都不致受到外来干预，美国便得以在不必分心防御外敌的情况下埋头发展。这一天大的好处，使美国得以专心发展经济，自行解决时时可能使美利坚合众国分裂的内部激烈对立（1865年局势平定）。第三，欧洲的外交结构赋予俄、法、英（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世界性”三强）相当大的自由，允许它们去追求自己在欧陆以外的国家利益，同时又阻止它们走向帝国扩张的混战。1815年后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帝国被谨慎地保留下来，1842年后大部分欧洲国家在中国享有同等的贸易权利和领事权利（主要靠英国以武力取得），说明欧洲列强政府努力避免其在亚洲或“外围世界”的利益彼此激烈碰撞。第四，“大欧洲”的地缘政治稳定，有利于“有限度自由主义”（limited liberalism）这个原本少有人青睐的意识形态在起伏和质疑之中渐渐壮大。

“有限度自由主义”这个主张，似乎也在一群体制各异的国家里受到强烈青睐，从美国这样的人民民主政体，到公民权受限的议会制政府，到位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准神权统治沙皇专制政体。毋庸置疑，欧洲的政治思想家以宣传小册子发起意识形态战争，痛批（或颂扬）君主制、共和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诸多思想。以这时期欧洲为题的历史著作，生动描述了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在面对国王、皇帝、贵族、小农根深蒂固的保守心态时，其内心的沮丧。在1848年的失败革命中，自由派、激进派、民族主义团体，被有士兵、官员、神职人员支持的保守派敌人击败。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诸国（包括俄国），几乎都至少有了自由主义体制的雏形。

欧洲的自由主义源远流长，但能落实在现实政治里，得归功于1789年至1815年欧洲那几场政治大危机。该时期的剧变带来双重警讯，显示出即使是最强大的“旧制度”国家，都可能被由下往上涌现的运动推翻。旧式专制政体，抵挡不住人民掀起的动乱。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光靠思想单纯的“王位继承正统主义”（回归过去）是无法办到的。第二个警讯同样令人胆战心惊。法国的革命暴力遭到控制，是透过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办到的。拿破仑遗留的东西，有好有坏。拿破仑在建造国家时展现的非凡创意，受到后人赞佩，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两地。这些创意结晶包括法典，对称的行政体系，教育改革，整顿、改善国家的蓝图，还有最重要的，任人唯才的用人作风。但在欧洲其他地方，甚至在法国，拿破仑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却是野心骇人：铲除和扶植统治者、国家、制度时，手段一贯残酷。自封为皇帝的拿破仑如秋风扫落叶般消灭敌人、称霸欧陆。[6]“旧制度”欧洲如果难以抵御人民动乱，那么在面对“现代”专制政体时，似乎可说只能任其宰割。

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源自对欧洲这段可怕历史的深刻反省。欲摆脱周而复始的战争、革命周期，就需要政治体制能使国家不管面对人民暴动，还是新当道的专制统治，都能屹立不摇。统治者的“合法性”必须予以强化，他们需要更多族群和利益集团的效忠，他们的仆人和官员必须受到制衡。而理想办法，就是受到代议机构的制衡。这就引出谁来代表谁的问题，最重要的，这引出政府对其公民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应管到何种程度的问题。自由主义对此的解答，乃是自由主义能获得青睐的关键，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

瑞士裔法国人贡斯当对此有高明而扼要的描述。他的政治著作激烈驳斥革命暴力和拿破仑式独裁。他认为一般人必然反抗对其私人生活和社交生活的干预，官方的独断行为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互信是所有社会关系、商业关系的依靠。他将行使公权力的（狭窄）适用领域，和以私人利益的自我调整为主的更广大领域（我们今日所谓的“公民社会”）区分开来。他认为，现代社会太复杂，无法仿照古代城邦的政治方式（先前包括卢梭在内的许多作家所呼吁的典范）来治理。差异、多元、地方观念，乃是稳定与自由的秘诀。第二，负有监督行政部门之责的立法机关成员，应遴选自最不可能助长独断权或最不可能受煽动家鼓惑的人。政治应是有产阶级的保障，而有产阶级将对“穷苦劳动者”施加正面（且富有见识）的影响。有产阶级是公共利益的真正保护者。第三，财产权和其他公民自由，必须受到明确严格的规范保护，暗示了编纂法律与设立执法机关的努力目标。[7]

贡斯当为其自由主义体制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理据：只有该体制能与社会进步并行不悖。各种独断专行的政府，迟早都会走上整肃异己之路。没有思想自由，任何社会都必然停滞不前，因为观念的表达和交流乃是各种领域进步的依靠。事实上，观念无法自由交流的话，政府本身会几乎不知何去何从。不管是贡斯当，还是追随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无意促成众声喧哗的观念混乱状态。他们真正在意的，乃是受过教育、观念开明的有产人士，在思想探求上享有自由。因为（他们大概如此认定）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政治民族，才是自由的捍卫者，才是改善方案的规划者。在他们的指导下，公民社会将不只自由，而且充满活力。

当然，围绕这些观念的论点多如牛毛。以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可靠吗？或者共和制是唯一安稳的代议政体？女人可以是政治民族的一部分，还是说她们的“体弱”是个关键障碍？是商业财富和工业财富使这些财富的拥有者占有政治优势，还是说政治优势只取决于有无地产？宗教是思想自由的敌人还是社会道德的最重要支柱？法律应体现“国家的习俗”（而成为历史探索的题材），还是（如同边沁的“功利主义”信徒所深信的）应使社会摆脱过去的“不散阴魂”的掌控？然后，有了使自由主义大为苦恼的质问（其他问题可能都不会如此让自由主义苦恼）：“民族”（共通的种族认同、语言认同，有时还包括宗教认同）的形成，是自由主义体制得以充分运作的基本前提吗？而如果对民族的追求与自由主义纲领的主要原则（思想自由、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相冲突，该怎么办？民族主义是高瞻远瞩的意识形态，还是落伍而愚昧的信条（除了在某些得天独厚的“先进”社会）？

引发争辩的同时，自由主义纲领的主要理念，在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广泛散播到“大欧洲”各地。那并不表示那些理念得到一致的采用。代议制政体在英、法最为根深蒂固，但在英国，贵族仍享有特权（虽然那特权即将成为绝响），而在法国则爆发一次次革命性、拿破仑式的狂热活动。在德语国家普鲁士和奥地利，自由主义理念协助扫除了农奴制残余（1848年），使议会制政体，在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从1866年以及1870年至1871年两场战争中诞生的两个中欧大国）里牢牢确立。1860年新诞生的民族国家意大利（拥有民选议会、一套与宗教无关的观念和态度、王权受限的君主制），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希望。在自由主义批评者眼中，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新欧洲，似乎沉闷、自私，商业挂帅，物欲横流。托马斯·卡莱尔和马克思就痛批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劳工的无情。在抱持百分之百自由主义立场的其他作家眼中，“公众舆论”崛起成为影响民族形成的关键力量，可能会将个人置于流行偏见的重压之下。[8]巴塞尔贵族精英阶层的一员、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就为“旧欧洲”的消失感到遗憾，谴责新欧洲不事思考、拘泥细节、充满官僚习气的心态，以及其认定一切事物必然会不断进步的信念。[9]

在欧洲许多自由主义者眼中，俄国是幸福快乐故事里的异类，沙俄君主制的专制主张，不只在俄国是自由的敌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欧洲属地亦然，但即使俄国都未能免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贵族阶层里有派有权人士认为，反抗拿破仑的战争，暴露了专制政体的缺陷，显示将帝国建立在农民大众的忠诚这个牢固的基础上，乃是当务之急：在1812年的入侵灾难中，俄国就是靠农民大众的奉献，才得以保住其帝制政权的。他们所憧憬的政权，由来自贵族-绅士阶层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人士来治国理政，并由他们将广大受支配农奴打造成忠贞的民族。1825年“十二月党人”政变失败（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曾是贡斯当在巴黎的社交沙龙的成员之一，但为时不长），仓促的改革无缘实现，[10]新沙皇尼古拉一世随之建立长达30年的反动政权。十二月党人的支持者被流放西伯利亚，或退入以暗喻、寓言表达思想的文学怀抱中（这种文学将成为俄国的悠久传统）。对贵族阶级的审查、监视更为严密。凡是加入激进团体或革命团体的人，均遭严惩。1849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加入某社会主义团体而被判死刑，后来在紧要关头，减刑为流放囚禁于西伯利亚。但在政治表象底下，欲将俄罗斯人重新打造为具有自己民族文学、音乐、艺术的“民族”社群，以取代旧阶级社会（特色是受过教育者讲法语或德语，而俄语是小农的语言）的压力，却急速上升。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是普希金（1799—1837年），其著作典型反映了欲以欧洲理念构思俄罗斯，但又保有俄罗斯自身独特文化和特色的雄心。托尔斯泰的大作，186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原名《十二月党人》，其背后也怀有同样的雄心。[11]俄国于克里米亚战争中落败后，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去世）开始大举改革。

改革的重点在于废除农奴制（1861年2月下令废除）。落后使俄国付出1856年战败的代价，而农奴制就是其落后的象征。农奴得到自由，并获得主人庄园的土地，但土地属村社（mir）所共同拥有。设立地方自治机构（zemstvo）是改造乡村社会的一种手段，以让贵族阶级透过该机构在地方扮演“改善乡村生活”的活跃角色。司法改革带来“现代欧洲司法体系”。[12]陪审团制度得到引进，并设立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以将现代法律观念传播到乡间。[13]1863年颁布的《大学法》，使俄国教授得到与美国教授一样的自由。[14]审查规定放松了，对个人自由方面较严厉的限制也取消了；1865年后，甚至可在街上抽烟。许多俄国作家和艺术家以欧洲的方式，坚决保持自身传统的美学特点和道德优越感（英国人也有此习性）。尽管如此，在文学和音乐、自然科学、法律、政治理论方面，俄国与欧洲其他地方越来越接近。在斯拉夫派眼中，“西化派”在文化上向欧洲思想和欧洲作风“卑躬屈膝”的作为，乃是背离传统且不敬神的，即使如此，斯拉夫派仍然认为俄国是个基督教斯拉夫民族国家，且这国家的改革精英将会在精神上、宗教上支持农民大众。拜自由主义改革所赐，报纸广为发行，城市居民识字率提升（19世纪60年代圣彼得堡的识字率已超过55%），[15]俄罗斯文学百花齐放，俄国的文化威望急剧升高，俄国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思想交流大幅增加。

当然，从许多标准来看，俄国仍是个极不自由的社会。俄国仍是专制官僚政治，给予人民的批评自由，给得快，撤得也快。但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代表沙皇认识到俄国若不想落于其他强权之后，不想放弃自彼得大帝以来就与罗曼诺夫王朝脱离不了关系的欧化大业，就得在一定程度上仿效欧洲自由主义者所颂扬的诸多自由形式。沙皇的改革观念和十二月党人的自由主义，再度表明了俄国的自我定位：以殖民、教化广大亚洲内陆——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谓的大主题——作为历史任务的欧洲国家。[16]因此，当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内施行“自由化”政策时，其军人和外交官同时往东亚黑龙江流域的帝国边境前进，深入泛里海中亚地区，就绝非偶然。在此，矛盾之处出现了。欧洲自由主义所揣想的有力社会远景，其进步观和对经济自由的强调，其在西方自由与东方“僵化一致性”之间所做的对比，鼓舞和促使俄国对欧洲的扩张做出贡献（很大的贡献）。但俄罗斯帝国的多民族特质、其社会团结的脆弱性、其薄弱的基础设施，时时在提醒该帝国的统治者：若没有独裁统治这个“钢骨架构”，庞大帝国可能一出现动乱迹象就会崩解。俄国似乎可以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模式之上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帝国，但不可能两者皆是。

美国是自由主义世界的西翼，一如俄国是其东翼。传统（暨美国）观点下的美国史，特别强调美国孤立于欧洲之外，与欧洲分道扬镳，形成其独特政治传统，形成美国“例外”。欧洲人困在自己的历史里，注定要在王朝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拼个你死我活，拼出个惨痛而动乱的结果。但美国可以自由创造自己的未来，可以追求自由，而没有“旧世界”不平等、对立的枷锁在身。这种观点下的历史，大部分只是殖民者迷思的浮夸翻版：在19世纪的大部分殖民社会里，在20世纪那些社会的大部分“民族主义”史学著作里，可以见到该迷思各种大同小异的版本。美国的历史其实平凡得多，它是“大欧洲”往西延伸的边陲。

当然，从意识形态来看，美国的确有某些独特之处。1789年至1815年欧洲的大动乱，给欧洲的自由主义留下无法磨灭的深刻影响，而美国宪法在此之前就已制定。美国对行政权的怀疑广为人知，而这主要得归功于18世纪英国的“在野派”（country party）传统，而非贡斯当的自由主义。在欧洲人眼中，拥有辽阔版图（即使在兼并得克萨斯和1846年至1848年的墨西哥战争使领土大增之前）、权力高度下放的美国，几乎谈不上是个国家。美国没有国家层级的外交政策，没有实力够格的陆海军（1815年至美国内战这段时期），还几乎没有政府。1783年后掌控北美洲将近一半地区的英国，不太担心自己的领地遭美国刻意攻击，反而担心当时的美国总统权力太弱，无力防止边境军阀对英国领地的劫掠。欧洲人也困惑、惊恐于美国的民粹主义：（对白人而言）十分普遍的选举权，以及公职（甚至法律官员或司法官员职务）民选的大趋势。英格兰激进人士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痛批美国社会流动性太强，让人漂浮无根，毫无地方感、传统感和历史感，最重要的是，（他认为）由于缺乏受过教育的有闲精英来指引方向，庸俗化便不可避免。“我看到一群没有古迹、没有历史、没有地方归属感……没有爱乡情怀、没有爱国心的人。”[17]19世纪30年代走访美国的托克维尔欣赏美国民主政治的惊人活力，但怀疑其民粹主义最终恐怕不利于其思想上的独立。[18]但美国民主最吊诡的特点，乃是其容忍黑奴存在。这是1863年废除奴隶制前，造成英、美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使大西洋彼岸更加怀疑美国民粹主义乃是欧洲自由主义粗糙、退化的翻版：粗暴、种族歧视、不稳定。英格兰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论道，美国西部就像是17世纪英国的蛮荒地区，靠刀枪来伸张正义。

当然，民粹主义的缺陷，美国也有许多人注意到。“辉格党”政治人物谴责“杰克逊主义”的扩张心态不顾后果，不尊重与美洲原住民签订的条约，土地改革措施过于粗暴，敌视旧东北地区既有的商业、金融体制。[19]19世纪50年代，废奴主张的兴起，以及蓄奴州与反蓄奴州对西部控制权的争夺（两方的对立引爆堪萨斯边界战争），催生出标榜“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而大受欢迎的新意识形态。内战前夕，由林肯筹组的“共和党”联盟统一了东北、中西部地区，联合对抗南方，摧毁了杰克逊主义的残余势力。1865年北方打赢内战，美国的政治与欧洲的自由主义国家模式差异不再如此鲜明。联邦击垮蓄奴的南方，确立了旧东北地区（美国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及其大港口城市纽约在美国全国的龙头地位。华尔街银行业的兴起和托拉斯、卡特尔对金融的掌控，创造出一群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呼风唤雨的新商业巨子。财阀统治（贵族统治的新贵兄弟）降临了。1865年后的镀金年代[20]，美国政治的腐败，恶名昭彰。马克·吐温挖苦道：“我们拥有世上最昂贵的议员。”与此同时，工业雇用人数之多，大城市的急速增长，庞大劳动阶级的出现，“未被占用”之土地（在此之前是理论上能够纾解东岸工业化社会紧张的安全阀）边界的逼近，清楚表明美国虽仍不同于（更自由、更富裕、更安全的）欧洲，却面临与欧洲同样多，甚至类似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从美国人对欧洲列强帝国主义扩张的看法逐渐改变一事，就可看出这点。美国人的“反帝国主义”心态，源于殖民社群对帝国统治的普遍敌意，还有对遭第一大城纽约的商人、银行家、船东、供货商剥削的忧心。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南方对英国反蓄奴主张的痛恶，旧东北地区和英国对北美大陆商业霸权和金融霸权的激烈争夺，更加深这一心态。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旧东北地区已打赢那场争霸战，该地区的精英已开始出现帝国主义心态，社会的观念和态度已远比以往更支持英国社会的观念和态度。英美关系的“大修好”，已是万事俱备。

不容否认，1830年至1880年这50年间，美国人与俄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德国人与意大利人的政治态度差异很大。但这些差异必须从宏观角度来观照，以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虽然有种种源自本地传统和不同历史的差异，然而这时期引人注目的特色，乃是“大欧洲”各地区以稳定的步伐，朝某种“广义自由主义”逐渐趋同。这带来数个巨大好处。1815年后的19世纪欧洲，摆脱了17世纪时撕裂欧洲的激烈宗教争议、18世纪时好大喜功而频频引发冲突的王朝野心，也未遭20世纪时带来生灵涂炭、种族屠杀的意识形态战争缠身。意识形态的趋同（迟疑的、局部的、勉强的趋同），使“大欧洲”诸国（19世纪60年代时已涵盖北半球一半地区的“西方雏形”）得以走向与欧亚其他地方、“外围世界”截然不同的命运。这证明它们的进步观和积极进取（广义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观点）是正确的，并拉大了它们与亚洲“停滞不前诸国”的差异。最重要的是，这赋予施行扩张主义的“大欧洲”诸多社群一份几乎通用的“道路图”，可照此来解读、组织、合理化他们与欧洲以外民族的关系。“文明开化使命”（而非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的使命）这种自由主义信念，既打动了美国西部的拓荒人，也打动了俄罗斯帝国的官员（不管以如何粗暴的方式打动）。与欧洲扩张主义者过去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十字军式帝国主义、重商主义、王朝专制主义）不同，事实证明，广义自由主义至少极受部分被殖民者欣赏。它的价值观（似乎）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们在印度、中国、非洲、阿拉伯精英当中受欢迎的程度，几乎和受欧洲人欢迎的程度相当。在此，欧洲人的扩张势力呈现出令人吃惊而前所未有的第三面向。那使他们（也就是搞起意识形态政治，手法较高明的人）在西方以外的世界里寻找结盟对象时，有了一个灵活的新武器；那有助于欧洲人打开用其他威逼利诱手法都打不开的社会；那是（或者说后来在其愤怒的仇敌眼中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