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者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始终是一个难以绕开，同时也充满吸引力的课题。在对两次大战进行研究时，一个经典的问题便是：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联盟为什么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答。最广为人知的回答便是巴黎和会的复仇色彩过于浓厚，对德国的过分削弱导致其国内经济与社会生活崩溃，从而为希特勒的上台创造了条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也有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源于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因此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必然服务于这一目的，对世界进行重新瓜分。这本身就孕育着新的矛盾与冲突，也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空间。“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则认为，在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文明的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实际上是反现代化的力量。在工业文明需要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时候，即将被现代化进程抛弃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旧中间阶层，希望能够阻止这一社会变革的发生甚至是回到过去，因此出现了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力量的角逐。
本书作者亚当·图兹则将视线转到“一战”后坐上世界第一把交椅的美国身上，关注美国在战后新秩序中所起到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已是共识。然而，不同于一些人认为美国当时的优势地位还很有限的看法，本书明确指出，美国在“一战”后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且这一优势地位也得到了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问题的根本在于，从战争时期开始，美国对战后新秩序及自身在其中的领导地位就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领导人无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大国。他们通常不会直接出面，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用潜在的手段来施加自己的影响。”“美国在用自己标榜的和平、进步和繁荣的国际主义精神来追求‘世界霸权’。”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美国不愿意采用强力手段，而是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己的自由主义理念，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
在本书作者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人类历史不可能再回到过去，这一点在战争当中就已经成为参战各国的共识。因此，与现代化理论的看法不同，本书作者认为，在战争结束后，即使是对现状不满的各国政治家，也并没有想要回到过去，而是在思考应该用一种怎样的新秩序来取代现状。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各主要国家都曾经或多或少寄希望于美国，而威尔逊总统给出的方案则是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国际联盟的构想。
很显然，无论是“十四点原则”，还是国际联盟，最后都没能按照威尔逊的预想实现。即使在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错位：在国际社会处处施加影响的美国却不在国际联盟之中，本书中称之为美国权力的“缺席存在”。尽管美国依然拥有实际领导力，但这种错位本身也说明威尔逊希望在美国国内与世界范围内推广自己政治理念的努力未能成功。其他各国，尤其是在战后国际新秩序中处于中下层的国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现状，这就使“一战”后建立起的国际秩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本书的前言和结论部分，作者都借用了斯坦利·霍夫曼的说法——“一条铁链上的囚犯”（a ‘chain gang’）——来描述这种不稳定性，每一个囚犯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位置，试图领导整条铁链，秩序随时有可能被打破。
如果结合中国自身的历史，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程度显然远不能与“二战”相比，但“一战”对于中国同样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巴黎和会及其引发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对于美国的影响，徐中约先生就曾指出，威尔逊的政治理念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十四点和平计划已使中国人着迷，许多人相信，久已期待的世界民主终于到来了，威尔逊要从破碎的旧世界中锻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然而巴黎和会的现实却给了中国沉痛一击，许多知识分子对威尔逊和美国感到极度失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开始转向社会主义。
总之，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两次大战间所发生的一切描绘出了一个新的画面，对当前的研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作者本人是著名的金融史学家，书中也提供了大量经济数据，使其论证更加具有科学性。但同时，作者也有一些看法存在偏见甚至是错误，例如，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等。为尊重原著的本来面貌，我们在翻译时基本还是保留了原文。
译者水平有限，翻译中难免有错漏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