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洁
一1979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我们父母居住的里弄居民委员会派人到他们楼下的大门上贴喜报，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到三楼通知父亲，1958年他被戴上的右派帽子和1965年从安徽劳教农场回上海后被莫名其妙地戴上的反革命帽子都被摘掉了。对此，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也终于可以摆脱禁锢我们多年的沉重的精神负担。高兴之余我们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父亲的健康。其实，他心里明白，他去称过体重，当时他只有七十斤了。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因为他一心想要弥补失去的二十年时间。他希望他能够活到八十岁。可惜老天不如人意，只给了他四年的时间，他离开我们时还不到七十五岁。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和顽强的意志奋力翻译了一本美国著名科普作家克鲁伊夫的《微生物猎人传》和半本法国作家拉多的《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还为我们子女留下二十多万字的关于他生平的回忆录。
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只有大弟和大妹在上海工作，大妹结婚后自立门户，大弟虽然和父母住一起，但他在远郊区工作，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家，星期一天没亮就离开家。即便如此，他当年知道并且看过父亲的回忆录。因为他在以笔名“何和”写的《〈骆驼祥子〉出版史料》里大量引用了回忆录的内容。他应该是跟父亲交流最多、了解情况也最多的人。可惜当年信息沟通不发达，我们分散各地，主要给父母写信，兄弟姐妹之间却很少交流，他没有跟我们提起父亲的回忆录，很多情况随着他的去世永远消失了。另一方面，母亲可能不想回忆痛苦的岁月，并不愿意提起父亲的回忆录。我在父亲去世后曾经两次把母亲接到北京，但她从来没有告诉我父亲写了回忆录。上世纪90年代，我可能从大妹那里听说了，在一次到上海开会时问过母亲，她说，回忆录就在父亲写字台的抽屉里，如果我想看可以去拿。但当时我丈夫有病，我不敢在外多逗留，总是来去匆匆，也没想到是否可以拿到北京。1998年，母亲去世后，大家提起这本回忆录，哥哥说，他先拿去看一下。但我们忙于各自的事业和生活，没有想到写信问他。直到2007年，小弟陪我们三个姐姐去绍兴陶堰的老家寻根。路上，我问起回忆录的事情，小妹妹说她翻看过几页，太悲惨，看不下去。小弟说他可以去扫描，然后给大家每人打印一份。我觉得这办法很好，可惜他太忙，直到2010年去世还没有动手。回想起来，我们很对不起父亲的一片苦心。
感谢赵武平先生在2013年11月20日发电子邮件告诉在美国的我，嘉德于19日在北京公开拍卖鲁迅和陈独秀给我们父亲的信。这件事震醒了我们大家，因为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出卖过鲁迅和陈独秀以及其他名人给他的任何信件。它们都是在6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从我们家强行夺走的。早在1984年，大弟就写信给上海奉贤县委和县政府，列出了父亲在去世前告诉他被抢走的书信和手稿名目，其中就有鲁迅和陈独秀的来信。然而，1985年上海发还抄家物资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名人来信都没有发还。没有想到，三十年后，鲁迅和陈独秀致我们父亲的信居然出现在拍卖市场。于是，我们全家一致认为应该把事实真相告诉世人。大家推举我写文章，我也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觉得我们兄妹有必要先阅读父亲的回忆录，了解他跟鲁迅和陈独秀的交往情况。
2014年，小弟妹把回忆录手稿交给了大妹。通过复印，我们四人都各有一份。不幸的是，在复印过程中丢失了几页。据大妹妹的记忆，丢失的那几页主要是关于父亲童年的回忆，如描述乡下小孩抓苍蝇、钓虾的情景，顺带指出冯雪峰在《鲁迅的故事》中的不实之处，还有父亲谈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以及深受陶堰士大夫历史遗迹的影响。十分可惜的是还丢失了一张他亲手绘制的故乡平面图。
与此同时，赵武平先生动员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祝淳翔先生收集我们父亲的文章，并且输入计算机。2014年5月，他把祝先生介绍给我们大家，我们也正式委托祝先生收集、录入并编辑父亲的文章。
从小到大，我没有看过父亲编过的杂志或书籍，他也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他的编辑生涯。我对他的了解停留在母亲的那个绝对——“《宇宙风》风行宇宙”——和一本他要我送我当时就读的中学图书馆的《怎样除烦恼》。现在捧读父亲的回忆录，追溯他——一个十四岁就走出家门到异乡去做学徒的贫家子弟——靠着坚忍不拔的努力和顽强的意志自学成才，二十多岁就得到邹韬奋先生的赏识和提拔，后来又跟林语堂合作，帮他编辑《论语》和《人世间》，甚至跟他合资创办《宇宙风》，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个知名编辑，我对他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我根据他的回忆录写了篇文章，介绍他和鲁迅的关系、他对鲁迅的看法以及我对嘉德拍卖鲁迅和陈独秀给我父亲的信的疑惑。承蒙朱又可先生大力协助，不仅把我的文章编辑成两篇主题更加鲜明的文章——《鲁迅与我父亲陶亢德》和《鲁迅致我父亲书信的流失与拍卖》——并且在2016年的8月29日和10月20日刊登在他负责的《南方周末》版面上。
朱先生在发表他为我编辑的第二篇文章时注明我是北大英语系退休教授。我本来觉得我的文章跟北大没有关系，没想到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了好处。首都师范大学的袁一丹副教授、北京出版社的高立志先生，还有宋希於先生都先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他们几位，还有上海的祝淳翔先生都喜欢民国时期的文学，帮助了我们重新了解我们的父亲和他的成就。袁一丹老师还介绍周作人先生的孙子周吉宜先生跟我认识，把他带到我家，同时带来我父亲写给他祖父的十多封信的复印件。这对我们家人是非常意外的惊喜。
袁老师很关心我们会如何处理父亲的回忆录，非常热心地介绍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旭东先生，认为他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出版父亲的回忆录和文存。说老实话，我们没有想过出版的事情，我们很怕旧事重提，带来新的难堪。然而，我读完回忆录，觉得父亲还是希望回忆录能够问世的。他在《我的后半生》里很直率地说：“我虽酷爱我的后半生这个篇名，却又担心写了出来没人要看，白费精力，浪费笔墨。”他在回忆编辑生涯时说：“《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纵有千错万不是，可也有它们的一定的业绩贡献。这些贡献影响之大，我在前半生是意想不到。例如humour一词的定译幽默，尽管当时有李青崖的据理力争拟译‘语妙’，钱玄同的戏译‘酉靺’，结果还是林译‘幽默’获得最后胜利，流通全国沿用迄今，如无大故，大概可以不朽了的。此外贡献了老舍和《骆驼祥子》、华君武、黄嘉音……”显然，他希望有人能够认同他的看法。父亲有出版回忆录的意愿，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哥哥和妹妹同意我的观点。
就在这个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宋希於先生在两个月前发到我已经废弃的邮箱的电子邮件。他说他是一个“文史研究者”。我以为他在北京某个研究所工作，既然知道我父亲，大概年纪不小。没想到第二年四月我们见面时，发现他是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他也建议我们出版父亲的回忆录。我忽然觉得，有这些年轻人的帮助，出版回忆录是很有可能的。
2017年4月，我回到北京，跟袁老师、周吉宜先生和宋先生见了面就去上海，跟两个妹妹一起到了古籍出版社，见了张旭东先生。我们还邀请了祝淳翔先生一起去，请他介绍他收集编辑的陶亢德文存的情况。张先生很热情，对回忆录有兴趣，但觉得文存数量很大，审批可能有些困难。我回到北京，宋先生又来看我，告诉我他可以向中华书局的编辑朋友推荐我们父亲的回忆录。5月中旬，我和两个妹妹到西安跟哥哥谈回忆录出版问题。大家都认为，父亲在被补划右派后曾在上海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工作过一段时间，跟迁到北京的中华书局有一些渊源，如果中华书局愿意出版，应该把回忆录交给他们。5月24日，宋希於把李世文先生带到我家，商谈回忆录出版的事情。第二天晚上，我跟哥哥和妹妹们通话，再次肯定把回忆录交中华书局出版的决定。就在我把家人的决定告诉李先生后不久，我收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先生的信，他已经获得上级批准，希望在我返美前签好合同。我很不好意思地通知他，我们改变了主意和决定把回忆录交给中华书局的原因，希望他能够谅解。同时，我让小妹妹做了一份回忆录的目录，送给李先生。没想到，他工作效率也非常高，一个月内，走完回忆录的选题程序，并且获得批准。
我们兄妹觉得我们应该为回忆录做些事情，便表示我们自己把手稿输入计算机。没有想到，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几经波折，解放后那部分回忆录由哥哥和他的既懂拼音又懂计算机的女儿陶瑛完成。大妹夫范崇文负责输入有关解放前编辑生活的那部分回忆录。其实他也不懂汉语拼音，是用手写方式把回忆录文字写在手机上，再从手机不知用什么办法发到计算机，其艰难可想而知。
二我们在整理先父的回忆录时遇到一些问题。首先，他是先描述1949年以后的生活。然后回过头来写早年的事情。他在《我的后半生》的第一页右上角注明“1981.2.13起”，还说他“所以先写后半生，一则前半生的事情反正已经记不大清楚，再过一个时候也不会太模糊，倒是后半生虽近在眼前，由于记忆力差，也已经朦胧隐约了，再说，若不趁早写下，将有前后同归于尽之虞”。但是，我们仍然决定把他的回忆录按他人生的时序进行排列，因为他后半生的很多事情缘起于他的前半生，了解了他的前半生就更能理解后半生中发生在他身上的很多事情。
不过，父亲的写法也造成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事件的叙述出现了重复。我们曾经想过删节，但最后决定保持原样，因为不少重复回忆的事情说明它们的重要性，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们父亲的心态和思想。他多次谈到《骆驼祥子》的出版历史并且强调自己是这本小说的“催生婆”，其实是对老舍先生一再撇清跟他的关系，无视他在小说出版过程中的贡献的做法抒发不满。对丰子恺先生的回忆在细节上虽然稍有出入，但真实反映了他对丰子恺先生的敬仰之情和虽然精心策划出版他的《艺术漫谈》精装版但销量不如人意的歉疚。至于对徐訏先生的两段回忆，则不但传递了对故人的真情实意，也表达了自己无法回应老友思念之情的无奈心情。
其次，我们发现先父对故人旧友多采用真名实姓，但对身边熟悉的人却常常并不直呼其名。有的是因为发音的关系，例如他提到右邻7号“谈君”，其实他姓“谭”，两个字的发音是一样的。还有个别例子是因为记忆有误。例如，他提到隔壁也姓陶的人家，说他家长孙女叫“妙乎”。其实，这是三孙女的小名，长孙女只有大名，我们从来不知道她的小名。
然而，父亲把同事燕义权先生称为“老乌”，把楼下的袁先生改姓为“小方先生”，把我们兄弟姐妹口中的金先生说成“姓薛”，甚至把我和我丈夫写成“北京的朋友”，他这样做恐怕不是记忆问题，而是有意而为。我的猜测是他心有余悸，怕给自己也怕给别人惹麻烦。我们的做法是保留原样，但加注说明真实情况。另外，由于在复印时丢失了几页，有几篇稿子前后内容或语气无法连接，只好作为残稿，附录于相关内容之后（即《故乡》《关于〈骆驼祥子〉》《贫贱江头自浣纱——纪念丰子恺和徐訏》三篇）。
我们家人特别感激宋希於先生，他为这本回忆录做了很多注释，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介绍一些人物的身世，甚至一些地名的由来，并根据回忆录的内容加了一些小标题，对回忆录的内容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恐怕还是要由读者做出评价。我们的唯一愿望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本回忆录对我们的父亲有所了解，能够对他一生的功过、他的是非成败做出自己的评价。